聯盟五隻眼，封禁華為搞策反_風聞

捲入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暴風眼中的華為，絕非是挑戰美國技術壟斷這麼簡單，華為的產業攻堅在顛覆一個“舊秩序”，這把利劍已經戳到“五眼”國家的胸前了。

五眼聯盟，是對英文Five Eyes的直接翻譯。字面上看，這個詞像是描述一種怪物，讓密集恐懼症渾身難受的五眼怪。不過這個信息全球化的時代，的確有一隻五眼怪隱藏在通信網絡的各個角落，實時監控着全世界的信息交流，這隻五眼怪的背後，是共同造就這個怪物的五個英語國家：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

這個由英語國家構成的情報網絡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戰期間，1941年美國捲入二戰前，英美兩國於8月份發表了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這份《憲章》囊括了英美兩國面臨納粹戰爭威脅時提出的關於戰後國際秩序的若干原則，包括兩國不謀求違揹人民意願領土擴張，尊重人民自覺，減少貿易壁壘，加強全球合作和社會福祉，致力於全球自由與海洋自由，解除戰爭國家武裝和裁軍等。表面看起來是英美基於相同價值觀念而對外宣佈的基本政治原則，但其背後是羅斯福與丘吉爾在迫近的戰爭壓力面前加強的合作意願，而《憲章》背後還有一份英美就情報工作達成的非正式協議，根據這份協議，英美情報機構開始針對戰爭局勢而互通有無。

這個非正式的秘密情報合作協議在1943年得以更新，形成了一份長達十頁的合作協議，並冠名為《英美通信情報協議》，簡稱BRUSA，根據協議，美國戰爭部與英國情報機構政府密碼學校（後來的政府通信總部）搭建其兩國情報合作的基礎框架和共同規則，並展開人員互換和機密情報共享等合作。

      到了1946年，在冷戰的新形勢下，英美兩國再次更新情報合作協議，基於BRUSA重新簽署《英美協議》，簡稱UKUSA，除了在原有基礎上構建聯通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之間的情報網之外，這份協議還擴展為多邊協議，將其他英語國家和歐洲盟國囊括進來，形成英美澳加新五國情報聯盟，也就是“五眼聯盟”。同時挪威、丹麥、德國等盟國也參與其中，但這些非英語國家的情報級別卻低於英語國家。雖然這個聯盟由來已久，但《英美協議》的全文直到2010年才完整的公之於眾。有趣的是，雖然協議原則上規定情報共享不應因國家利益而具有偏見性，但美國經常對英聯邦國家封鎖情報。

在冷戰期間，“五眼聯盟”的情報工作主要針對蘇聯、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幾十年情報戰中，英美為監控蘇聯與東歐的軍事外交通信建立了一個秘密監控網絡，稱為“ECHELON”。在地球的另一端，為配合美國打越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加入到美國的情報站中，而英國則依託香港展開針對北越的監控行動。

20世紀末，有關ECHELON監控網絡的相關信息逐漸被披露出來，據説這是一個覆蓋全球的通信監控網絡，可以監控所有私人和商業通信，包括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和其他信息傳輸渠道。ECHELON通過監聽和攔截通信中繼渠道中的信息信息來實現無孔不入的信息監控，包括通信衞星和公共通信基站都是ECHELON網絡的信息節點。細分起來，“五眼聯盟”有兩套信息蒐集系統，PRISM和Upstream collection，前者是通過谷歌、蘋果、微軟這些大型科技公司對用户的信息進行採集，而後者正如其名，從通信渠道的上游（Upstream）進行信息採集，比如民用光纖電纜和各種通信基建。也就是説，全球電信通信和互聯網信息理論上講都可以被“五眼聯盟”調取和監控，喬治奧威爾那句經典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其實早就被拿着這句話批判蘇聯和中國的英語國家實現了。

不過在官方表述中，ECHELON是個不存在的東西。這玩意之所以被大眾所知曉，是因為一個名為Margaret Newsham的美國國安局前僱員在1988年把這個系統的傳聞捅了出去。她説她在1974年到1984年十年間，受僱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為這個系統做軟件支持，曾分別駐紮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和英國曼維斯山，ECHELON本身就是個計算機網絡監控系統。大致情節與斯諾登爆料美國稜鏡計劃類似。Newsham不是第一個披露者，也不是最後一個，從1972年開始，陸續有人披露ECHELON的一些信息。對此，英國《衞報》曾總結到：一個全球電子間諜站網絡，能竊聽電話、傳真和電腦。它甚至能追蹤銀行賬户。這些信息存儲在ECHELON的電腦中，其可以存儲數以萬計的個人信息記錄。然而在官方表述中，ECHELON不存在。

早在1972年，一個名為Perry Fellwock的美國國安局前分析師首先披露了ECHELON的信息，他説這是一個全球監聽網絡，而且他在裏面工作過。不過Fellwock同時披露了好多其他秘密情報，比如以色列攻擊美國海軍自由號事件是雙方共同謀劃的，CIA和NSA大規模捲入毒品交易和人口販賣，還有CIA特工曾指揮國軍突擊隊潛入大陸攻擊村落。

1982年，一個名為James Bamford的調查記者出版了一本名為《迷宮》的紀實報告，深入觀察美國國安局的工作，書中提到過一個名為“夏洛克”的情報監聽網絡，而“夏洛克”其實就是ECHELON在1975年前使用的一個暱稱。

1988年，除了Newsham的指證，調查記者Duncan Campbell發表了一篇名為《隔牆有耳》（Somebody’s Listening）的文章，詳細描述了ECHELON網絡及其對私人通信的信息監控和採集過程。“五眼國家”的全球信息監控系統輪廓初現。

1996年，一個名為Nicky Hager的新西蘭調查記者撰寫了一本名為《秘密權力：新西蘭在國際間諜網絡中的角色》的書，再次披露這個全球間諜網絡的存在。兩年後，Hager的這本書還被歐洲議會應用到報告《科技的政治操控評估》中。

在各路記者和知情人士的以身犯險和輪番曝光之後，終於在1999年，澳大利亞政府承認《英美協議》確有其實。2000年，美國前CIA負責人James Woolsey承認美國情報機構在用竊聽系統和關鍵詞搜索監控歐洲商務。這一信息引發了歐洲議會在之後一年中對ECHELON監控網絡的調查。

不過，整個ECHELON的坐實，這是在斯諾登爆料之後，而且據其披露，ECHELON還只是系統的一部分，整個傘系統名為FROSTING，ECHELON是子系統之一，另一個子系統叫TRANSIENT，負責監控蘇聯衞星通信。

信息監控還只是“五眼聯盟”搞事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比較“禮貌”的業務，政變、暗殺、綁票、策反等等，在CIA的帶領下，“五眼聯盟”的情報業務包羅萬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英美就聯手策劃了伊朗政變，六十年代，又策劃了智利政變。在1989年東方古國春夏之交事件中，還策劃了“黃鳥行動”，試圖從監獄裏劫走被抓的搞事領袖。

在911恐怖襲擊之後，藉着反恐戰爭的由頭，“五眼聯盟”大幅度整備和加強其監控網絡。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五眼聯盟”甚至監聽了聯合國武器調查員的通信，美國國安局甚至計劃通過監聽聯合國委派的六個調查國以向其施壓，逼迫他們投票贊成美國對伊拉克動武。英美還和卡扎菲做過私下裏的py交易，以提供利比亞異議人士情報為條件，讓利比亞成為一個非常規引渡的基地，所謂非常規引渡，可以簡單理解為綁票。

2013年，根據斯諾登的披露，“五眼聯盟”至少有五個監控系統：PRISM、XKeyscore、Tempora、MUSCULAR、STATEROOM。

回過頭來看中國與華為，作為“五眼聯盟”的重點關照對象，中國處於國家安全採取了很多防禦性措施，比如網絡防火牆。但這些舉措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畢竟躲在家裏不出來，外面的敵人也不會自己走。要突破“五眼聯盟”在互聯網和通信上的封鎖和堵截，只能自力更生，於是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對相關產業的大規模資源投入，然後有了BAT和華為、中興這樣的互聯網及通信設備企業。不過BAT這樣的互聯網企業只是表皮，主要來解決個人和商務數據通信的軟件工具有無問題。真正能要“五眼聯盟”命的則是中國在通信基建上的崛起，尤其是華為在5G領域對歐美通信業的衝擊。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一旦未來全球通信網絡被中國企業接管，那麼對於“五眼聯盟”來説，無疑是滅頂之災，之前搭建的全球監控系統幾乎都要被華為的設備“革命”了，而美國之所以在伊朗問題上如此拼命，也是擔心一旦華為通信網絡為伊朗帶來情報戰上的區域拒止能力，“五眼聯盟”便很難再將手伸向伊朗國內，對於中國，也是同理。

如今，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輪番跳出來封殺華為，基本屬於狗急跳牆，這説明華為的全球產業輸出和技術革新確實在威脅着“五眼聯盟”的情報監控系統，於是乎什麼下三濫的手段都亮了出來。但對於中國而言，無論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還是國家安全的潛在需要，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這條路都要繼續走下去。而且我們也不必恐懼，“五眼聯盟”的種種行為，於其表面上的人權道義自相矛盾，正因為見不得人，才隱藏了這麼多年，無論是什麼樣的陰謀詭計，這種站在人道主義與國際法對立面上的卑劣行徑不僅難得人心，也會讓這些國家自絕於人類社會。中國為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發起的一切反擊，都有理有據、合理合法。

毛主席的人民既然站了起來，就絕不可能再對強權低頭，畢竟“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最後，還有一個和“五眼聯盟”一起跳出來封殺華為的國家——日本，在對華問題上日本有些自己的考量，但是經常自吹自擂美日同盟的日本和“五眼聯盟”有什麼關係呢？考證到現在，也只能表示攤手：應該沒有什麼實質性關係。日本雖然是美國盟友，但大部分時間與中國等國一樣都是被監控國家，而且還要給美國打工，幫着美國監控中國，封殺華為與否都涉及不到自身的核心利益，興許不封還好一點，至少日本人民可以在飽受蘋果霸王條款之餘多一些選擇。然，日本政府不這麼想，在愈演愈烈的地緣政治鬥爭中，日本首先考慮的不是本國人，而是駐日美軍的信息安全問題，也可以説，這是一條狗對鏈子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