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中國的崛起不在於“賢能政治”_風聞

        清華大學倫理學、政治哲學教授貝淡寧先生，曾經在一次訪談中，把中國崛起的原因歸結為與西方政治模式不同的“賢能政治”模式——見《貝淡寧：在一個西方學者眼中，中國模式魅力何在？》

        作為一個西方人，能夠從中國的實際現象出發，而不是隻從西方意識形態要求出發，對中國的社會現象作出與西方人普遍的觀點不一致的評判，應該説是值得讚賞的。

        特別是他的不以西方意識形態的教條為標準，而以社會的實際效果作為衡量政治模式的標準的思維方法，是人們理性思考問題的必要條件。而偏偏今天中國論壇上，這種理性思考的方式很少為人們所運用。我們看到，充斥論壇的都是依據某種教條評判社會現象的聲音。

        雖然，因為上述原因，貝淡寧先生是我敬重的學者之一，但我又認為他把中國崛起的原因，歸結為“賢能政治”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社會進步靠的不是任何的一種政治模式，更不是靠統治者的“賢明”。

        當客觀環境與規律決定社會必須走彎路的時候，“賢明”的統治者也無力迴天；當客觀環境與規律適合社會進步的時候，即使是小孩子當皇帝，也可能把國家治理好。在這個問題上，鼓吹西方政治模式的人們説對了一句話：制度好了，就不怕社會不會好。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制度才是好的。

        今天中國的崛起，原因不在於統治者的“賢明”，而在於政治模式與客觀環境與客觀規律的要求一致。在這樣的模式下，政治家們不需要為了爭取上位而討好特殊的利益羣體。而這正是西方選舉政治模式的特別缺陷。        西方政治模式的問題，不在於沒有“賢明”的統治者，而在於任何人要上位，都必須獲得選民的支持。而選民在政黨之間為爭取選票，而競相用利益關係刺激情緒的活動中，必然被眼前的利益要求所迷惑。

        這樣選出來的統治者，當然不可能較好地遵循客觀規律要求，治理社會。而中國的政治家們不需要揹負這樣的負擔，就可以更好地在治理社會的過程中，遵循客觀規律的要求。

        而社會的進步所需要的，正是對於客觀規律的遵循，而不是不靠譜的民意。顯然，這與統治者的“賢明”與否無關。

        所以，中國的崛起，不是因為統治者比較“賢明”，而是因為中國的統治者可以在沒有過重的——當然不可能完全沒有——民意負擔的狀態下，更好一些地適應客觀規律的要求，去治理社會。

        貝淡寧先生在訪談中還説：

        【中國的環境污染部分就可歸因於眼光短淺、以GDP增長來衡量官員政績並決定其升遷這一事實。當政府把全副精力撲在消滅貧困上時，GDP增長的確是一個恰當的間接衡量值，而以此來評定政績也不無道理。但當一個國家面對着一系列更為多樣化的挑戰時，這種評定方式就無道理可言了】。

        這段話如果是符合事實的，就證明”賢明政治“在邏輯上是不通的。

        因為這證明了，在中國的政治模式下，選拔出來的統治者並不見得”賢明“。因此，在確保統治者”賢明“的角度上，中國的現行政治模式與西方政治模式沒有區別——都不見得能夠保證統治者的”賢明“。這裏，貝淡寧先生的言論是出現自相矛盾的現象了。

        而事實上，貝淡寧在這裏説的話，是違背了客觀事實與規律要求的。因為中國過去一段時期的”過分“追求GDP、忽視環境保護的原因，不在於統治者的【眼光短淺】，而在於客觀經濟規律的限制：        當經濟規模偏小，社會就業問題嚴重的時候，同時也是生產力水平偏低，經濟附加值空間偏小的條件下，社會為了首先解決人民的就業與必要生活水平問題，是沒有能力顧及到環境保護問題的。

        這也是歷史上，各個主要工業國家，都曾經出現過嚴重環境污染現象的共同原因。這與統治者的眼光長遠與短淺、也就是所謂”賢明“與否沒有關係。

        最後，貝淡寧先生還是以為，”民主“就是要讓人民的政治權利平等，至於經濟權利就不在”民主“的應有內容之中。這證明貝淡寧先生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擺脱西方意識形態的束縛。        關鍵原因在於，他沒有懂得，人類社會內部的一切爭執，都來源於對短缺資源的爭奪。如果經濟權利平等了，人們是不會在意政治權利問題的。

        而實現經濟權利平等的唯一可行途徑，就是生產力的不斷進步，直至人類所需要資源的無限充沛。因此，能否適應生產力進步的要求，才是評判政治模式好壞的唯一標準。

        今天中國的現行政治模式下，實現了生產力進步基礎上的經濟奇蹟。所以，我們應該對今天中國的政治模式從總體上予以肯定。在這一點上，貝淡寧先生是比較理性的學者之一。

         中國今天的崛起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但是西方和崇拜西方價值觀的人們，卻因為中國的模式獨特，認為不可思議，總認為並且希望這個進程應該會中斷。他們不知道，中國崛起是歷史的規律決定的。任何人都沒有能力人為地實現這個進程，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讓這個進程中斷。

        社會進步的基礎在於經濟的順利成長。經濟的順利成長，必須在生產力進步的基礎之上。        古代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一直居於世界前列。早在唐朝後期，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具備了進入市場經濟的條件。到宋朝時期，江南的外貿經濟開始興起，市場經濟的萌芽已經出現。

        之所以沒有能夠及時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原因在於中國不利的政治與軍事地理環境。也就是説，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的踟躕不前，是因為客觀環境決定的。

        中國古代繁榮的農業文明不斷引起北方遊牧民族的覬覦與入侵。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戰爭不斷破壞着中國北方的生產力，使之只能在破壞與重建循環中掙扎。

        為了抵抗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古代中國的軍事政治中心必須設置在北方。

        同時，為了防止南方的勢力太大導致國家分裂，又必須控制南方經濟的發展。於是南方的市場經濟萌芽就在中央政權的控制下不得成長。

        英國為什麼市場經濟得以順利成長，使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強國？就因為它與歐洲大陸之間隔着海峽，生產力沒有被歐洲大陸的各國混戰破壞。

        美國之所以獨立以後能夠迅速發展起來，也因為它作為現代歐洲人建立的國家，周邊沒有一個強鄰可以與他戰爭。自從獨立以來，本土就不曾經受過外來的戰火。就是説，他們的領先崛起，是因為客觀地理環境決定的。

        進入近代時期，西方的先進文明用炮艦打開了亞洲的封閉之門。而西方的先進文明破壞了原來落後的生產力，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力。

        如果這時候中國能夠像日本一樣進行改革，讓市場經濟成長起來，中國的崛起會早很多年。可是這個時候，面臨着歷史機遇的中國精英階層，卻處於嚴重分裂狀態。原因還是因為過去的政治軍事地理環境造成的惡果。

        因為這時的中國被滿洲人以強盜的身份佔據着。如果改革，勢必要以漢人為主體執掌政權。而滿洲貴族因為害怕改革會導致自己權利的完全喪失——事實證明這個擔心完全正確——而不願意改革，竟有“寧贈友邦勿與家奴” 之説。

        説明當時中國精英階層內部的民族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此改革不斷被拖延，導致漢人中的一部分精英們忍無可忍，發起了暴力革命。革命的結果，是國家的統一被打破。不同地區的軍閥相互爭奪。內亂一直延續到1949年。

        對清朝的暴力革命雖然導致了國家的分裂，但終於結束了國內精英階層中的民族矛盾問題。剩下的就是哪一個精英集團有能力結束中華民族的分裂局面了。歷史讓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這個任務，奠定了中國崛起最基本的基礎，那就是國家統一和獨立自主的政治局面。        儘管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的前面三十年尤其是建國初期，仍然面臨着嚴重的外部戰爭威脅，和不可避免的軍事權力結構導致的落後政治方式，導致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依然很黑暗，但是由於精英階層裏面沒有了民族矛盾的破壞因素，終於能夠在合適的時候進行了關鍵性的改革。

        於是中國不可避免、也無可阻擋的的走上了現代化振興之路。

        今天的中國國力已然強大，史無前例地沒有了外部的嚴重軍事威脅，更不會因為戰爭導致生產力的破壞。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必然會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作出任何必要的改革。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前蘇聯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領導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實力正強，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卻正被史無前例的“停滯膨脹”所嚴重困擾。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裏，中國政府都能夠毅然擺脱計劃經濟體制，走上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康莊大道，今天的中國還可能遇到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嗎？

        有人會拿今天的中國與前蘇聯比較。説前蘇聯不是也一度蓬勃旺盛嗎？還不是説崩潰就崩潰了？可是要知道今天的中國是融入了世界市場的市場經濟體。不是那個時候的計劃經濟國家。        今天的中國人民，都在為獲得財富而積極工作。經濟自由給了他們巨大的創造動力。同時，對於世界的開放，讓國際資本可以隨時進來填補各種空缺。

        這樣的環境下，任何一個經濟問題都會成為財富機會。所以在人們看到了大量問題的同時，中國經濟始終令人無法相信地快速增長着。作為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中國整體總的充滿活力。這與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的前蘇聯是完全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於生產力進步。

        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當今頂端，要繼續進步就得靠難度很大的科技創新。而他們因為生產力水平已經很高，勞動生產率無法繼續快速提高，而在高經濟水平下上升了的勞動力價格又很難降低，決定了他們的市場競爭優勢必然逐漸消失。因此後起國家趕超他們是必然的經濟規律現象。

        中國就是這其中的佼佼者。

        中國今天所處的經濟成長階段，決定了中國既有着相對於發達國家還很大的科技更新空間，又有着相對於比如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強大的工業能力——這就是林毅夫所謂的“後發優勢”，使得中國可以在快速消化先進科技的同時，保持較低成本的經濟競爭優勢。

        這個競爭優勢至少可以一直保持到中國經濟水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時候。而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因素，那時候中國一定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等中國成為了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世界價值觀領域的話語權必然會轉移到中國來。那時候中國人的自信心將不再受到打擊，中國的政治穩定係數會大為增加。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中國的經濟完全趕上發達國家乃至於超越他們，不完全是順理成章的嗎？        中國古代時期的強盛與衰落是客觀環境決定的，不在於政治制度錯誤，更不在於統治者是否擁有或者缺乏智慧。 

         今天中國的崛起，也因為客觀環境的改變，而不是因為政治制度——現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因為客觀環境與客觀規律決定的——的不同；更不是決定於統治者的品德與智慧。

        客觀環境和規律決定了，中國一定會繼續振興，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這與任何人、任何政治體制無關。相反，政治體制和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的人，都只能適應這個環境和規律決定下的現在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