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與“國家” 現代中國建構統一國家語言的困境_風聞

這次研討會在法國巴黎召開，這讓我想起讓一皮埃爾·裏烏（Jean-Pierre Rioux）和讓一弗朗索瓦·西里內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編四卷本《法國文化史》中的一段論述。在這部書第一卷第二章的一開頭，作者追問：“（法國的）人們究竟在哪個時代停止了講拉丁語？”這一有關語言史的問題引出了重要的文化史話題。按照這部文化史的敍述，正是因為法語取代拉丁語，知識階層取代貴族階層，用法語表達的新文化（如説唱、演出、文學）改變了中世紀的舊傳統，才奠定了法國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

但是，在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國家意識和國民認同的建設過程中，如何建立“中國語”（國語），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問題。簡單地説，就是大清帝國作為國家標準語言“國語”（或“清語”）的滿語，隨着大清帝國被中華民國所取代，漢語成了“國語”的基礎。可是，由於取代大清帝國的中華民國仍然延續着“五族共和”的國家形態，除了大多數漢族中國人使用的漢語與漸漸衰落的滿語之外，至少還存在藏、蒙、回、苗等“近百種少數民族語言……分屬漢藏、阿爾泰、南亞、南島、印歐5大語系”，因此，僅僅以漢語為基礎，規定“國語”，就產生了很多矛盾。這些矛盾歸納起來，就是：

第一，在各種漢語方言中，以什麼地方性語言作為這個新的現代“國家”統一語言的基礎？

第二，漢語之外，其他各民族的語言應當如何處理？如果他們也是“國民”，他們必須使用漢語為基礎的“國語”嗎？

第三，如何解決由於政府規定某民族語言為“國語”，因而造成的不同語言族羣的敵意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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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當時學界對於如何處理中國不同民族語言問題的論述既不明確也不很多，可是，由於晚清民初學界普遍承認，語言、血緣、風俗、歷史等，是界定民族的要素。所以，當人們要把各個不同族羣納入“中華民族”，使之與“現代中國”相配適的時候，這個“中華民族”如何能有一個共同語言，便成為一個棘手的難題。

或許從一開始，以漢族學者為主的中國主流學界就沒在這一方面過多深思。他們一方面自覺地接受“五族共和”成為一大“中華民族”，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以漢語為統一“國語”之基礎。這裏以文化領袖之一的蔡元培（1868-1940）民國十九年（1930）題為《三民主義與國語》一次演説為例。蔡元培指出，“（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和國語關係最多”。

儘管他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也意識到中國內部有不同民族，也舉出若干例子來説，外國也未必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但是，他又強調中國漢族人口最多，“其餘四族（滿蒙回藏）甚少，不甚顯著”，甚至説“滿蒙藏本是藩屬，回族散佈各地，更不顯著，滿族自經辛亥革命以來，並且都改了漢姓”，所以，他仍然建議以漢語為國語基礎，“從民族學統上看，統一國語很為重要”。今天來看，他的説法中顯然有漢族中心主義的意味。

不過，儘管當時中國學界沒有想好如何處理“異族殊語”問題，但當時人們又始終在努力為新的統一國家，設計新的統一語言，這統一語言就是民國肇建以來以漢語為基礎的所謂“國語”。

我們不妨看當時對國語運動最熱心的語言學家黎錦熙（1890-1978）對“國語運動”的描述。他曾經回憶説，新的國語建設過程，理念上應該包括“以世界語為國語”、“漢語用羅馬字母拼音”、“注音字母獨用”、“注音書報之推行”、“新聞學之提倡”、“小學改用語體文”、“國民一二年級先改”等從遠到近的七項。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麼，新的“國語”並不是用“漢字”書寫的“漢語”，而是以羅馬字或注音符號書寫的“拼音漢語”即新的國語（儘管這還是以漢語為語音基礎，但不同民族在辨識文字上至少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但事實上，能夠兼容殊族異語的“國語”還只能是想象或理想。

其實，他們也曾經對這一問題有所考慮，黎錦熙曾在《國語週刊》創刊號的“發刊辭”上層説，最廣義的“國語”，應該包括“屬於本國的異族語（如蒙回藏語）和曾經受過漢文漢語影響的他國語（如朝鮮日本語）”。不過，由於實際上無法找到一個可以通約以上各種語言的統一方案，所以，他退一步説，“廣義的國語”，只是漢語以及屬於漢語的方言，而實際上可以做到的，則更只是“不廣不狹義”的國語，即以漢語為基礎的“統一全國的標準語”，並不包括其他族羣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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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國語運動是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同步開始的。中華民國剛剛建立的民國元年（1912），就有了“讀音統一會”，據説，當時各省派代表兩人至中央開會，“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只是由於這一事情並非當務之急，而且各個地方往往不同意，所以這一方案暫時擱置下來。

接下來，民國五年（1916）黎錦熙等人開始創立“國語研究會”，第二年（1917），以蔡元培為會長的“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所”宣告成立，試圖通過教育部“改國民學校國文為國語”。黎錦熙指出，這是與新的國家需要新的國民分不開的，他説，如果大多數國民不能通文字語言，對國家政治一無所知，那麼，就會出現帝國時代一樣的，一兩個人操縱政治的結果，現在，中華民國成為共和制度國家，如果“不圖其本，一任大多數國民聾盲如故，則‘民意’二字，又將為少數人所僭奪，眞正之共和制度，亦終不可得而見”。

這裏需要提及歐洲歷史的影響和胡適等新文化運動推手的作用。在晚清民初即被張灝稱為“轉型時代”，歐洲近代的歷史過程曾經是中國追尋“文明”和“富強”的必經之路，歐洲走出中世紀過程中的“文藝復興”與“民族國家”，成為中國亦步亦趨的樣板。文藝復興時期民族國家建立中國家共同語言的推動作用，被很多學者注意。其中，最為重要的應該就是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和“五四新文化推手”的胡適。

1917年，胡適在美國留學回國途中，曾有仔細閲讀了薛謝爾（Edith Helen Sichel）有關歐洲文藝復興的著作The Renaissance，在日記中詳細抄錄其中的若干原文，並且做了一些重要的批註，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這部著作的內容，歸納為“述歐洲各國國語之興起”。

從胡適日記的摘錄以及後來形諸文字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顯然注意到，歐洲文藝復興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結果，是改變了中世紀文字著作都用拉丁文的傳統，在“俗語”基礎上形成了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的“國語”，而形成“國語”則對形成這些現代“國家”非常重要。所以，他把拉丁文與文言並列，而把意大利語、法語等等現代國家語言（國語）和中國宋代的語錄、元代的小説以及民眾口語相提並論，認為這就是普及國民文化，提升國民意識，形成現代國家的重要因素。

​顯然，思想家和語言學家都已經把這種叫做“國語”的統一語言建設，提升到了對新國家和新國民的啓蒙意義上，根據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統一國家必須有統一語言，這種統一語言又應當建立於民眾日常語言基礎上。

因此，“國語統一”運動就和“言文一致”運動相連接。到了民國八年（1919），劉半農、周作人、胡適、錢玄同、馬裕藻、朱希祖等人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案》，提出把“國文讀本”改作“國語讀本”，建議學校教育不再用文言，而是用“國語”。這一年，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語言問題便引起各方的重視，在巨大的衝擊之下，終於改變了社會“麻木不仁之症”，同時，政府也開始重視國語，教育部成立了“國語統一籌備會”；1921年，教材與法令都改用語體文，黎錦熙説，“國語運動之發生，新文化運動之前，而其運動之成功，則新文化運動之加社會以刺激，實是莫大之助力”。

一個在舊帝國基礎上重建的新國家，雖然不像過去改朝換代需要“改正朔，易服色”作為萬象更新的政治象徵，但是，按照這個新時代來自西洋的理論和東洋的經驗，新的現代民族國家要素之一，就是要有與統一民族國家相匹配的語言，就像本文開頭所引《法國文化史》所説的那樣，近代法蘭西國家是在法語基礎上形成認同的，因此，一個國家當然要有一個國語——儘管事實上，法國人講法語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正如科林·瓊斯（Colin Jones）所説，過去法國國內語言並不統一，南方有奧克語和北方有奧依語，“十九世紀中期，在法國有四分之一的法國人並不講法語，而且還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太懂法語”——但是，逐漸建立統一語言始終是建設統一國家的目標。

這個道理，晚清的吳汝綸就明白，他在訪問日本時，一個日本大學校長就告訴他，“凡國家之所以成立，以統一為第一要義”，而這個“統一”就包含了精神、制度以及“國語”。所以在晚清，統一語言就逐漸成為共識，就連清廷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頒佈指令，要求語言一致，以期“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

在中國，僅僅是漢語，各個地方的方言差別就很大，在傳統帝國時期，為了溝通不得不有“官話”，即在官方通行的互相懂得的語言，民國肇建，對於“重建國家”很有熱情的“國語”呼聲就更高，人們把它與“啓蒙”和“救亡”連接起來，像1925年發刊的《國語週刊》上，錢玄同就非常熱烈地説，“國語運動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聖藥，因為有了國語，全國人民才能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們的情感思想才能夠表達”。

他覺得，在英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下的中國，“禍至之無日”，要完成新的國家，要喚起民眾，不能沒有共同語言。

毫無疑問，在那個時代要求使用不兼容異族殊語的“國語”，確實隱含着漢族中心主義的意味，也確實是在為了國家的同一性壓抑民族的多樣性，不過，這是中國這個特殊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遺產，也就是繼承了大清帝國疆域與民族的現代中國無可奈何的困境，當時的語言學界大概無法解決這一難題。由於漢族的人口最多，學者們的漢族身份，漢文化的歷史影響，使得很多學者在使用“國語”這一概念來重建統一國家的統一語言時，只是重視解決漢族語言的方言問題，卻沒有重視到其他民族的異言殊語。

但是，這畢竟仍然是為了這個“統一國家”的努力，不妨看一個小插曲。眾所周知，在統一國語的推廣上，文學之外，電影與廣播相當重要。1936年，設在南京的中央電影審查委員會宣佈，為了推廣國語，各地不得製作方言電影，並且明令兩廣地區禁演粵語電影；也是在同一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播音教育委員會，趙元任為新成立的中央廣播電台撰寫《廣播須知》，就是以漢語為基礎的“國語”為標準語的。

有意思的是，這個新成立的國家廣播電台最先播放的專題節目，就是敍述“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的兩部著作，即孫本文（1891-1979）的《我國民族的特性與其他民族之比較》和邵元衝（1890-1936）的《中華民國開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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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説到，雖然在“國語”問題上，當時學界確實有漢族中心主義立場，但是，當時的中國學界領袖們，也並沒有完全忽略邊疆和異族。

作為促進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國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1896-1950）曾特別指出，“方言”與“異族語言”的研究極為重要。按照他的設想，首先，是收集最可寶貴的民族、語言和歷史資料，其次，是在民族的歷史、風俗和語言問題研究領域，要與西洋和東洋學者爭勝，再次，則是不接受中國只是本部十八省的觀念，要全面和完整地把握“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以各個民族的普遍認識，形成一個“中華民族”。

所以，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他也提出不僅要研究漢語，還要研究“西南語”和“中亞細亞語”，而在專門為語言研究問題而撰寫的《本所對於語言學工作的範圍與旨趣》中，他一方面對要從德國人那裏瞭解新疆一代的東突厥方言，感到極為鬱悶和羞愧，對不能掌握中亞語言而不能與德國法國學者較量“識大宛而辯大夏，考于闐而跡疏勒”感到憤怒和痛心，他説，“如果印度支那語系的一行學問也被歐洲人佔了先去，乃真是中國人的恥辱”。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亞語言中的梵文、吐火羅文之外，突厥、蒙古、滿洲語言，仍是中國境內活的民族語言，西南除緬甸、暹羅之外，西藏和雲貴川的非漢族，也是與“漢語的同族……這些語言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都和中國又不少的關係”。

特別是在抗日戰爭（1937-1945）期間，國民政府丟失了漢族中國的主要核心區域，退到過去的邊緣即所謂“邊疆”，在這樣的國家與民族危機影響下，中國學界在1930-1940年代，雖然一方面仍在推廣國語配合統一國家認同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則努力開始對各種方言特別是異族殊語進行採集，以強化大一統國家的內部認知和整合。因此，漢藏、藏緬、苗瑤、壯侗、突厥、蒙古、滿語的研究（但不是使用），在那個國難深重的時代，反而開始興盛起來。

不過，國語運動並沒有終止。只是由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倫陷，1932年“滿洲國”成立，1933年7月在日本策動下蒙古召開“自治會議”，11月“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新疆成立，緊接着是1935年所謂“華北自治運動”的出現，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使得中國陷入國土分裂的空前危機之中，“國語”問題才逐漸被邊緣化，而發掘、保存和認識異族殊語的熱情則逐漸高漲。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絕不意味着為了統一“國家”，建設統一“國語”的努力從此終止。

一旦民族危機結束，政府可以騰出手來，有機會在統一語言問題上加以關注的時候，建設國家統一語言，強化國家國民意識的努力仍將繼續。因此，我們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了“去日本殖民”，強調與塑造中華民國的國民認同，光復後的台灣就有“國語”推行（1946-1948），而大陸則將“國語”改稱“普通話”，更強調文化普及，則由政府頒佈政令加以強力推廣（1950年代），[22]大概都可以看作是這一“國家意志”的體現。

結語

但是，無論是民國初年（1912）的統一讀音、1920年代的“國語運動”，還是1940-1950年代的“國語”或“普通話”的推廣，從根本上説，它仍然沒有解決前面提到的深層問題，即以“漢語”為基礎的“國語”，如何能夠也成為使用其他語言的其他族羣也認同的共同語言？這個問題，就像現代中國如何建構多民族的國家意識和國民認同一樣，仍然是棘手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