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司馬遷為什麼説匈奴是夏朝遺民？_風聞

問題如下：

司馬遷為什麼説匈奴是夏朝遺民？

漢武帝時的漢匈之戰是同族戰爭嗎？

回答如下：

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能是匈奴人自稱的，而漢匈之戰是否是同族戰爭，則屬於典型的當代中國式“民族觀念邏輯”。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這個記載，必須強調的是，《史記》中如此寫，《漢書》也是如此寫，兩者並沒有區別。

在司馬遷的時代，長期的漢匈交往，讓漢朝的長安城裏早就有不少匈奴降人，甚至漢武帝的宮廷裏也有匈奴貴族，司馬遷當然是見過匈奴人的，而到東漢初年，《漢書》的作者班固還曾親自參加對匈奴的戰爭，他也沒少見過匈奴人。

這兩位相隔數百年的歷史學家都在“匈奴”的列傳中如此書寫，只能理解為這個説法是當時匈奴人的共識，或者約定一致告訴漢朝人的答案。

今天網上很多人指摘司馬遷在《史記》中如何有感情成分、如何不客觀，其實往往是信口胡説，相對站得住腳的，不過是暗室之語司馬遷如何得聞，又為什麼能寫得繪聲繪色。

其實，解釋起來並不難，在當時意義上的“暗室之語”，旁邊未必沒有奴婢、侍妾，只是在當時的社會觀念看來，此等人未必可以視為“人”，也大可不必迴避，而正是這些人的記憶和講述，為司馬遷提供了寫作的素材。

就《史記》本身而言，沒有人敢説它的記載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司馬遷本人也不行，這也是歷史學本身的遺憾，即只能儘自己所能地接近事實，而不可能真的“復刻”事實，這個“儘自己所能”，從《史記》中可以與考古發現對照的文本來看，已經做到了，至於“盡善盡美”，則無異於苛責古人。

至於什麼《史記》中屢次出現“四十六日”之類的質疑，基本上就拿着《山海經》討論UFO差不多，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廢話，與其説是“質疑”，不如説是小孩子“抖機靈”。

就《史記》和《漢書》對於匈奴人的記載而言，相隔100多年，漢匈之間交往頻頻，後來者班固並未否定司馬遷的説法，而是照錄，無疑説明他的時代並未掌握更多的信息。

當然，也有人説，《漢書》很多篇章就是照抄《史記》的，這話不錯，問題是為何如此？

答案很簡單，就是班固認為，《史記》的記載非常準確精當，不必狗尾續貂，而真正他所新增的信息，其實仍是看得出來的，比如：

（匈奴）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漢書·匈奴傳》）

《漢書》比《史記》少了一個字，姓，因為他們都記錄着：

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那麼，司馬遷説的是誰“無姓”呢？

結合上下文，應該是匈奴單于家族，他並不確定其“姓氏”。

而到了班固的時代，《漢書·匈奴傳》就寫明瞭：

**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信息的增量非常明顯。

要知道，漢朝並不搞“民族大團結”，看待民族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用不着給匈奴人編造一個無從稽考的共同祖先，編出來了，人家認不認還兩説。

舉例來説，李廣利徵大宛，就提到城中有“秦人”，匈奴人同樣稱脱離漢朝統治的“漢人”為“秦人”，這裏都是以是否接受“漢”的統治作為區分的標準，而且，這種標準還是南北共識，即並不以血統源流做“人”的標準。

而在漢朝人的概念裏，漢匈戰爭也從來不是什麼同族戰爭，而是對“蠻夷”的征伐，其目標也不是消滅，**而是漢武帝要求的“四夷賓服”，**也就是朝貢、臣服，在這一點上，匈奴人的祖宗是夏朝王子，還是堯舜禹湯，根本無所謂。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當時的匈奴人王族均自稱淳維之後，單于則乾脆稱匈奴語的天之子，在和漢朝的交往中，更是自認為“引弓之民”的共主，就是遊牧人的天子，而漢朝皇帝則是定居之民的天子。

不過王族的“自稱”，並不代表匈奴全族都是夏朝王子淳維之後，其附屬的部落，本身可能叫鮮卑、叫烏孫、叫丁零，**各自有各自的祖宗、各有各的人種，**只是在匈奴本部強大時，臣服於它，並自稱為“匈奴”，實際上是政權名與族名的統一。

當匈奴本部衰弱時，他們或許會自行立旗，打出自己的名號，比如鮮卑，也有可能會臣服強者，比如匈奴西遷後，遺留在草原上的十餘萬落匈奴，看到鮮卑崛起後，乾脆自號為鮮卑，日後的鮮卑宇文氏，即出自於此。

事實上，歷史上的草原“行國”，大多數都是此類情況（遠遁或被屠滅者除外），僅僅是一羣部落的聚合體，靠着核心部落的武力威信維繫，一旦衰弱，就是一次“城頭變幻大王旗”，而草原上生活的人們，其實並沒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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