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衞·格雷伯談“黃背心”運動：我們腳下的大地已經偏移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澎湃思想市場”

左派和右派的知識分子堅持認為，“黃背心”運動是“反意識形態的”，他們根本無法理解對於橫向擴展的社會運動，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的確是存在的（過去激進的社會運動中，理論的統一比實踐的統一多得多）。這些新的運動不需要知識分子用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背書，他們已經擁有了一種：拒絕知識先鋒，擁抱多樣性和橫向擴展的民主本身。

文｜大衞·格雷伯

譯｜曾嘉慧

如果真正革命性時刻的特徵是傳統描述方式和分類的失效，那法國評論家，甚至更多的全球評論家，在面對現在正迅速接近高潮的“黃背心”運動時所表現出來的混亂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説明我們生活在革命年代。這種混亂和懷疑，是過去50年，特別是自2008年以來，我們對權力、勞工和反權力的運動的系列鉅變理解無能的結果。其中，知識分子們在理解這些變化上做得尤其糟糕。

首先，我要就這種混亂的來源提出兩個觀點：

1. 在金融化的經濟體系中，只有那些最接近“造錢”的人（基本上是投資者和專業管理階層）才有資格説普世主義。 任何基於特定需要和利益的政治主張，往往被視為身份政治的表現，基於這個邏輯，“黃背心”運動的社會基礎被想象為法西斯主義原型的。

2.

2011年以來，參加大型民主運動意味着什麼的前提，在世界範圍內都發生了根本轉變。過去的“垂直”或先鋒隊組織模式已迅速讓位於一種橫向（horizontal）的風格，其中民主、平等的實踐和意識形態最終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 無法理解這一點的人就會錯認為像“黃背心”那樣的運動是反意識形態的，甚至是虛無主義的。

讓我為這些判斷提供一些背景知識。

1971年，美國單方面拋棄金本位以來，資本主義的本質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大多數企業的利潤現在不再來自生產或營銷，而是來自操縱信貸、債務和“受監管的租金”。隨着政府和金融官僚機構的緊密交織，我們現在越來越難以分辨財富和權力，尤其是“造錢”的權力（即信貸）和財富的區別，它們實質上正在變成同一件事。（這也是我們佔領華爾街的時候談到的那“1％”的人羣——那些有能力將財富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將政治影響力轉化為財富的人。）儘管如此，政客和媒體評論員們都在否認這個新的現實，例如，在公共討論中，人們仍在談税收政策，好像它還是一種政府籌措收入的主要方式，實際上，它越來越變成服務於其他目的手段——（1）確保信貸創造方式永遠不會被民主化（因為只有官方批准的信貸才能接受以税償付），（2）將經濟權力從一個社會部門分配到另一個社會部門。

2008年以來，各國政府一直在向該制度不斷注資，由於臭名昭著的坎蒂隆效應（編注：坎蒂隆效應是指貨幣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同影響取決於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

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那些已擁有金融資產的人和他們屬於管理階層的專家盟友藉此瘋狂積累了大量財富。在法國，這些人正是馬克龍主義者。這個階級認為自己是普世主義的化身，他們對“普世主義”的信仰根植於市場，根本上説，根植於所謂的“政治中心”中佔統治地位的官僚主義和市場的殘酷結合。在這個新的中間路線的現實中，因為在經濟上無力負擔，工人階級被逐漸剝奪了參與普世主義的可能性。例如，愛護地球並採取行動的能力，現在是“造錢”和租金管理分配的一種意外結果，因為它以不需要因生計而掙扎為前提。任何被迫只考慮自己或家人的緊迫物質需求的人僅被視為主張某種特定的身份政治；儘管某些身份可能確實顯現出高人一等的樣子，但“白人工人階級”只被視為一種種族主義（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工人階級的一員）。美國也在發生同樣的事情，自由派評論員設法辯稱，如果阿巴拉契亞煤礦工人投票支持猶太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它就是某種種族主義的表達，就像那些堅持認為“黃背心”運動是法西斯主義的人一樣，即使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這些都是可怖的反民主的本能。

為了理解“黃背心”運動，這種突然出現、甚至帶有暴動政治的色彩、如野火般蔓延的真正民主實踐，我認為我們還需要考慮兩個很少被注意到的因素。

當地時間2018年12月8日，法國巴黎，法國“黃馬甲”抗議政府提高油價的示威遊行持續延燒。 視覺中國 圖

首先，金融化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新的階級矩陣，其中最重要的是技術管理者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對立面，技術管理者中越來越多的人被僱傭在純粹發明出來的“狗屎工作”中，這些工作是新自由主義再分配製度的一部分，而工人階級則最好被理解成“護理階級”(caring

classes)，比起過去的“生產者”，他們現在更多承擔了那些培育、照料、維持和存續的工作。數字化雖然使工業生產更有效率，但它也使得衞生，教育和其他護理部門的工作效率變低，這種情況加上新自由主義下資源向管理階層大規模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福利國家的削減）意味着，幾乎在所有地方，教師、護士、家庭護工、急救護理人員和其他“護理階級”的成員站在了勞工戰線的最前沿。上週巴黎救護車人員和警察之間的衝突可被視為這一新力量佈局的生動象徵。可惜，公共討論還是沒有趕上現實，隨着時間推移，我們將不得不開始問自己一些全新的問題，不再問什麼形式的工作將被自動化，而是去問，比如，我們實際上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我們還願意維持一個“你為他人做得越多，你就被支付得就越少”的制度多長時間。

其次，2011年的一系列事件，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標誌着政治常識的根本斷裂。判斷一場全球性革命正在到來的基準之一是，不久之前還被認為是瘋狂的想法突然成為了政治生活的前提。例如，“佔領”的無領袖、橫向和直接民主結構曾被普遍嘲諷為愚蠢、異想天開和不切實際，運動一被壓制，就公告天下這是其“失敗”的原因。這些特徵看起來似乎是有點異國情調，對無政府主義傳統、激進女權主義，甚至某些本土靈性（indigenous

spirituality）都有所借鑑。但現在，從波斯尼亞到智利，然後到庫爾德斯坦，它已成為各地民主組織的默認模式。如果再次出現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佔領”就是可以馬上借鑑的形式。在法國，“不眠之夜”可能是第一個大規模採取這種橫向政治機制的運動，來自農村和小城鎮的工人、個體經營者們都自發地採用了這種模式的變體來抗議，這恰好説明了我們正在面臨一種多麼全新的關於民主本質的常識。

似乎唯一無法把握這一新現實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羣體了。就像在“不眠之夜”期間一樣，“黃背心”運動中許多自詡“領袖”的人似乎不能或不願意接受“橫向擴展的組織也是一種組織”這樣的觀點，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拒絕自上而下的統治結構”和“全面混亂”之間的區別。看看現在，左派和右派的知識分子堅持認為，“黃背心”運動是“反意識形態的”，他們根本無法理解對於橫向擴展的社會運動，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的確是存在的（過去激進的社會運動中，理論的統一比實踐的統一多得多）。這些新的運動不需要知識分子用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背書，他們已經擁有了一種：拒絕知識先鋒，擁抱多樣性和橫向擴展的民主本身。

當然，知識分子在這些新運動中還是有工作可做的，但他們必須少談，多聽。

無論下一部戲如何上演，這嶄新的現實——我們談到的金錢和權力的關係，對民主本質的全新理解，它們都不會很快消失。請注意，我們腳下的大地已經偏移，現在，我們都需要好好想想我們要站在哪邊，是金融權貴提供的蒼白的普世主義，還是那些在日常行動中照顧我們，撐起社會的人們。

大衞·格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