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荒謬現狀的幾個代表性典型_風聞

史學界荒謬現狀的幾個代表性典型

一

當代史學界，只有鄒衡老師，堪稱實打實的真學者，可惜已經去世十多年了。

鄒衡孤軍奮戰，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被國內外不得不接受。除了別有用心的無賴。

鄒衡老師生前主張河北中部和南部是先商文化起源地，但一直沒有確切的實物來印證，現在被考古發掘所證實。

二

中情局一直插手文藝呀學術呀，意識形態呀，西方資本主義情報機構都在渾水摸魚的參與。

比如，歐美一些可疑的低劣帶引號的歷史“學者”，利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既得利益階級社會起源了文明的失誤，順杆爬，胡説八道——“文明”是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貧富不均的發生。

關於歷史的科學標準，被搞得亂七八糟，而且完全用來破壞世界各地的人類歷史學。還編造和邏輯顛倒的鼓搗基因論對歷史學人類學搗亂。對中國就進行這樣的干擾，而且可以確定，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壞亞洲歷史學，特別是中國歷史學。

這些明擺着的反科學的胡説八道為什麼沒有進行科學批判？而且竟然接受這些胡説八道。

三

杜金鵬，山東萊州市人，1982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杜金鵬有一段話，聽起來會讓人以為二里頭文化夏朝與之前的歷史沒有關係似的，比那個許宏類似觀點還荒謬離譜。現在查不到了，怎麼回事呀？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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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帝本紀》明確指出——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女媧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今河南省地區繁榮興旺，一直到黃帝時代，在這裏留下很多遺址和傳説。

夏商周斷代工程，搞得如此水準，又是怎麼回事？

杜金鵬：“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麼，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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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倒置，邏輯荒唐透頂。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龍，是屬於“中國的龍”呢，還是除此之外別的都不是中國龍呢？這是在隨便一説呀、大條大意了呀的嗎

僅僅是查海遺址和西水坡遺址，就已經證明龍的來歷是完全清楚的。用幾千年前的政治觀念，生搬硬套到今天的時代，這是幹什麼？別的龍就不是中國龍嗎？華夏和龍，都是中華自古以來的認同，是夏朝為了自身的合法性所必須承認的，並不是夏朝統治階級發明的。

而且恰恰證明，中華自古以來就已經掌握東亞大地，否則怎麼給“中國”下的定義？豈能本末倒置因果顛倒。

在百度百科 的 二里頭文化 條目裏，有別有用心搞笑的。

最近更新：鬼知起什麼名好（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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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這個“鬼知起什麼名好”進行了掩飾，沒有確定。但是表面不敢太明目張膽的否認夏朝之前的龍來歷，卻拐彎抹角的更放肆的胡説八道。

也説查海遺址和西水坡遺址的龍更早，也説二里頭遺址的龍有一定的繼承關係。接着就完全是謬論了————但作為文明時代的龍形，則以二里頭最早，所以杜金鵬説，“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係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裏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至於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繫”。

四

許宏，遼寧 漢族，1984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助教、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頭工作隊隊長。

許宏：“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這本身已經非常有意義，其重要性不在於它是否為夏都。在整個東亞大陸從沒有中心、沒有核心文化過渡到出現一個高度發達的核心文化，二里頭正好處於這一節點上。二里頭的價值不在於最早也不在於最大，而是在這個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轉折點上。這裏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國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幹道網、中國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室建築羣、中國最早的車轍、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作坊區、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羣等。從考古學本位看，這些已足夠了，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並不妨礙我們對二里頭遺址在中國文明史上所具有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的認識。”

但二里頭作為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除了直接控制的地盤，它還間接控制着大片土地。跟之前的古國、邦國相比，二里頭王朝是一種複雜的國家形式，是一個國家羣，是鬆散的聯盟，二里頭是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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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胡言。等於完全推翻完全否定完全歪曲中華歷史記錄。

中華自華胥以來的歷史記錄，形成的文化文明發展，大量考古發掘已經確切無疑不容置疑，豈能明目張膽的歪曲。

中國上古時期，至少伏羲-太昊時代已經形成血緣認同、歷史認同、政治認同，神農時代進一步發展。中央政權在黃帝合符釜山時已經形成高度的秩序權威。

絕不允許用既得利益階級社會的歷史取代中國歷史。用二里頭夏朝歷史偷樑換柱的歪曲和否認中華歷史，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新把戲。

大城市的興起，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所致，直到現在也是這樣。既得利益階級社會利用了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組織性秩序性需要，結果帶來生產力的異化，導致生產關係社會關係完全不合理。恰恰是夏朝開始，出現了一次次的大破壞大災難大戰亂。

五

某電視頻道有一個“學者説書”，不知道是不是真“學者説書”。有一個叫“楊鵬”的，一個叫“李亞平”的，很頻繁的出現，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學者，總是信口雌黃。

有一次這兩個竟然大放厥詞，説什麼司馬遷在史記中編造炎黃子孫的觀念，有封建社會的目的，楚帛書説楚國人和黃帝沒關係，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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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一派胡言。

歷史上最早舉行黃帝祭祀始於秦靈公三年（前422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專祭黃帝”。贏姓也來自黃帝族，所以祭祀黃帝。這是司馬遷沒出生之前就去編造的嗎？

事實上，司馬遷是十分嚴謹的，司馬遷根據客觀可靠的材料進行了記錄。楊鵬吹捧孔丘，卻污衊偉大人格的司馬遷，抹黑高風亮節的司馬遷，這是嚴重的黑白顛倒，十分惡劣。

司馬遷説的十分明確，各家學者都談論三皇五帝，自古以來的典籍明確記載這些歷史，可信的，司馬遷才收入著作。不可信的，司馬遷沒有采納和寫作。特別是，司馬遷走遍了五湖四海，完全以客觀的調查研究進行歷史寫作。司馬遷恰恰沒有輕易的記載炎黃，比如宋朝胡三省指出顓頊在遼河流域。

恰恰是中華自古以來就是同根共祖，而各個時期的王朝為了統治的需要，才把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都屬於華胥炎黃崑崙，改為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都是既得利益階級社會王朝所有。

中華自古以來的各個典籍，關於中華天下的歷史記載數不勝數，豈能是司馬遷所能編造？

屈原《離騷》的第一句，就説自己是顓頊後裔，楚帛書中的帝允最有可能是顓頊在長江流域分支。

附：

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

來源：文行先生 時間：2018-02-06

許宏：中國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

因為看了這段視頻，不得不發，不得不對許宏進行批判。

1.許宏先生説，考古學面臨一個轉型：從民族主義考古學轉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學。

我就質問，“面向世界”？哪個世界？民族主義用的這麼理直氣壯，“面向西方”為什麼總是這麼“遮遮掩掩”？

“西方”能代表“世界”嗎？

要明確中西方史學傳統的不同，西方古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古代世界的歷史只有中國有。西方是因為沒有史記傳統，才不得不轉向以依靠“考古學”為準。

説到這裏，我就想提出一個我的觀點，即：

考古發現只是發現古代的遺址墓葬、瓶瓶罐罐、動植物遺存等而已。怎麼“透物見人”？怎麼解釋？以什麼來解釋呢？這涉及解釋理論的問題。從目前看，主要有三種解釋方式：其一、歷史學模式，有歷史記載當然以歷史記載來解釋最為靠譜，當然成為首選的解釋模式；其二、社會人類學模式，沒有歷史記載，退而求其次，以社會人類學理論來解釋；其三、瞎編模式，上述兩種模式都沒有，才可以瞎猜、瞎編、講故事，就像倫福儒一樣圍繞一個大理石雕像翻來覆去講，或者以當代人的觀念來解釋或選取某一已知年代的歷史模式來解釋，通俗講，就是穿越、“關公戰秦瓊”。

2.關於“中國”。許宏先生認為中國不能無限制上溯。這裏面有兩層含義。

其一、“中國”概念的外延問題，比如他不願意把良渚稱為中華文明，而稱之為東亞文明，還質問良渚文明因素是否有傳承下來，可作為考古學家的許宏，竟然熟視無睹、裝聾作啞！其實，良渚的傳承因素是非常明顯的。

在許宏看來，今天的中國不是“中國”，只有中原的中國才是中國。許宏眼中的中國只有河南、晉南、陝西。因此，對把滿清列為中國感到不可思議。中國的概念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可是，許宏就是不願意改變，依然死死把中國釘在何尊的“中國”。其實，這已經超出考古學家的範疇，已經超出許宏的知識和能力之外。他需要的是學習，而不是質疑。許宏曾經留學日本一年，已經被日本的“滿鮮史觀”洗腦了！

其二、“中國”觀念的內涵，許宏認為只有二里頭才是廣域王權國家，再往上溯就不是了，而是滿天星斗。這裏面的問題是，一、滿天星斗的概括是否符合史實，須知，考古學文化範圍不等於國家疆域範圍。二、良渚古城是否是滿天星斗中最耀眼的一顆？抑或良渚古城壓根兒就不是星斗，而是月亮，彼時，其他遺址都屬於星星。

比如陶寺文化雖然範圍僅限於晉南，並不能因此作出陶寺古城的政治版圖僅限於晉南，因為考古學文化範圍不等於政治版圖範圍。

3.關於夏年代，許宏先生不分清文獻的可信度，渾水摸魚，誇大夏年代的不確定性，這是考古學家的先天不足。從許宏先生的“成見”看，其疑古之深、之重比之顧頡剛，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於夏，許宏先生説，夏根本不能證實或證偽。這句話，必須加一個定語，即從嚴密苛刻的邏輯要求看，考古學不能對夏進行證實或證偽。

許宏先生對夏的考證之苛刻，恐怕連理科生也不禁惶恐。按照許宏先生的邏輯，微觀世界和超微觀世界是不存在的。比如微觀世界，我們可以藉助儀器感知到、測量到，從直覺上認為它存在，但我們的眼睛看不到，比如説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説很遠的一百億光年以外的星球。超微觀世界，我們只能理論推測，用實驗驗證，但是從來不知道它是什麼，包括量子、光子。

許宏先生對夏的考證之苛刻，恐怕連法官都會為之驚恐。按照許宏先生的邏輯，只要命案現場的刀或槍上沒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紋或者沒有兇器，法官就不能對任何犯罪嫌疑人定罪判刑。

所以，我暗自揣度，除非許宏先生對夏“仇恨至深”，否則，難以想象會如此苛刻，超出正常科學限度。

4.許宏秉承考古學本位，處處刁難夏朝，可是，對段清波以歷史本位猜測的所謂秦朝政治制度從波斯帝國而來的西來説卻趨之若鶩。不但如此，還對二里頭的駕馭管理能力感到“無中生有”，也極不嚴謹地想附會成“西來説”。同時，許宏先生對青銅文明西來説這種極不嚴謹的學説卻也趨之若鶩，屢屢宣揚青銅文明西來説。

許宏先生何以會對內對外採取如此截然相反的“雙重標準”呢？

在看到這段視頻之前，我確實滿腹狐疑，現在我終於明白，原來許宏立場在先。

5.許宏總是拿着二里頭的青銅來説事，誇大青銅對中國的影響，殊不知，有青銅的二里頭文化不是照樣被沒有青銅的下七垣文化幹掉？

之所以許宏會犯這樣的毛病，是因為其知識面太過狹窄，本身知識理論素養太低，又不想受制於國內歷史學界，聽不見李學勤等人的意見，一味崇洋媚外。結果，脱離文明內涵而而奢談文明標準，沒有任何主見，一會兒鸚鵡學舌於西方的“三標準”，一會兒又東施效顰於日本提出的“青銅”，結果，把自己搞暈了！

我記得，李學勤先生在1991年《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已經指出文明起源年代大約在龍山時代。李學勤指出，“階級和國家是文明產生的根本標誌。”可見，李學勤先生是緊扣文明內涵的，是有遠見的。

現在良渚文明已經為國際考古界承認，不知道許宏為何還要抱着青銅説事？許宏説青銅是高科技，難道玉石工業就不是高科技？

許宏先生立場先行，迂腐也！

説實在的，許宏先生除了考古學，真的很無知，可又喜歡大放厥詞。許宏無視周圍那麼多官科歷史大家，卻偏偏師從不入流的民科蘇三，實在是太遺憾了！

6.許宏先生認為，沒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樣證據，夏朝根本不可能得到證實和證偽。就命案現場的刀上沒有嫌疑人的指紋，就無從對犯罪嫌疑人定罪判刑。殊不知，只要形成證據鏈，法官就能定罪判刑。同樣，可以通過文獻學、歷史學、民俗學、地方民族誌、地名方言等證據鏈就能釐定某一遺址的族屬、王朝。當年徐旭生先生依據文獻記載找到二里頭，安金槐根據文獻記載找到王城崗古城，這些都證明了中國文獻記載具有相當的史實性。可是，許宏先生囿於立場和偏見，熟視無睹，裝聾作啞，不知反省，依然故我。

7.鑑於許宏先生的立場和偏見，就算有實證，許宏先生也不會説的，這是完全可能的。我懷疑，這些年，許宏是否忽略或無視或譭棄關於夏朝的證據？ 強烈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把許宏調離二里頭遺址，如果不調離，以許宏先生的立場和偏見，夏朝不可能得到實證，因為要發現夏朝，必須具有真心相信夏朝存在的那種敏鋭感。沒有這種敏鋭感，夏朝的證據流失完全是可能的。讓許宏先生講得，要想得到，才能挖得到。許宏根本不相信夏朝能證實，如何能證實？切切！

本文鏈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22757.html

為什麼夏朝被説不存在？有內鬼！文行先生

二里頭和夏朝問題是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前沿問題，貌似具有巨大的爭議。

經過較長時間的跟蹤研究，我認為，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不是資料問題，而是邏輯和常識問題（深層次是史觀問題，而史觀的背後是政治）。

為什麼這麼説？

正像拙文（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所説，許宏先生是立場和偏見先行（可能受拙文影響，《三聯生活週刊》在“尋找夏朝”專欄的篇首和篇首就直指立場問題），利用其二里頭隊長這個職位的權威，故意把水攪渾，玩弄學界於股掌之中，導致很多問題陷入“邏輯混亂”。

許宏的不少説法貌似非常嚴謹，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學者，甚至覺得，他是中國學界的“瀕危動物”，唯一“珍寶”，唯一的“良知”，唯一的“真正”的學者。

許宏關於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的“嚴謹”言論確實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如果不去深究，不進行邏輯思辨，就難以揭穿其“貌似非常嚴謹”的背後是什麼？

就當前中國學界關於二里頭和夏朝的“漩渦”，只要駁倒許宏，對於“二里頭是夏都”就具有一定的反證作用。

本文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駁論，揭穿許宏的伎倆；第二部分是立論，正面論述，一方面關於夏朝，一方面關於二里頭，理清二者的關係。

第一部分

許宏在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的言論看似非常嚴謹的，實則在玩弄“雙重標準”。只要認識到並揭露其屢屢玩弄“雙重標準”，許宏貌似的嚴謹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許宏玩弄“雙重標準”

1.許宏在“二里頭是夏都的問題”與“中華文明西來説”上玩弄“雙重標準”。

許宏在“二里頭是夏都”的問題上極度苛刻，但是，在“中華文明西來説”的問題上卻極不嚴謹，乃至不惜牽強附會，這在拙文（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中已經有所揭露，在最新的2018年《三聯生活週刊》第23期中也有所披露。

當今世界的學術潮流是研究跨文化交流，許宏卻依然沉浸在早已進入歷史垃圾桶的“中華文明西來説”，抱殘守缺，連許宏的尊師——不入流的民科蘇三都已經不玩“中華文明西來説”了，而許宏孤陋寡聞，卻還趨之若鶩，可見，許宏的知識結構以及知識更新太落後了，真是“尋章摘句老鵰蟲”，甚至為此説出“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史”。嗚呼悲哉！許宏之無知和狹隘，我深感錐心之痛，希望許宏能夠多讀一讀世界體系理論的相關書籍，多加學習，開拓視野，少發狂悖之言。

2.許宏在考古學文化和族屬的對應上玩弄“雙重標準”。

許宏對二里頭與夏都的對應要求有文字，可許宏有沒有要求西方人把雅利安人與馬、馬車、青銅等進行對應時要有文字嗎？特洛伊遺址與文獻中記載的特洛伊古城對應時有沒有文字？雅典衞城遺址和文獻記載中的雅典衞城對應時要有文字？

為什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不行！

3.許宏在二里頭文化的解釋模式上玩弄“雙重標準”。

我在拙文（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中提到，考古發現只是發現古代的遺址墓葬、瓶瓶罐罐、動植物遺存等而已。怎麼解釋？以什麼來解釋呢？怎麼“透物見人”？如何避免“透物見鬼”、“鬼話連篇”？這涉及解釋理論的問題。從目前看，主要有三種解釋方式：首選、歷史學模式，次選、社會人類學模式，末選、瞎編模式，即講故事。

具體到二里頭遺址的解釋，一種是“二里頭是夏都”，另一種是許宏的“最早中國説”。為什麼許宏對歷史解釋模式如此苛刻而吹毛求疵而對自己講的故事卻如此寬縱？許宏對我憑什麼不相信歷史解釋模式而相信你許宏的瞎編模式、講故事？

二者權衡，哪個更嚴謹？哪個更靠譜？

4.許宏在面對《三聯生活週刊》記者的質問時玩弄“雙重標準”。

面對《三聯生活週刊》針對解釋模式上秉持不同標準的質問（對“二里頭是夏都”的要求極為嚴謹苛刻，可是，對他的“最早中國説”卻極為寬縱），許宏再次玩弄起“雙重標準”。

許宏先以“求真”否定掉“二里頭是夏都”，再以“多元”（百花齊放）否定“求真”來為自己講的故事辯解，簡直是強詞奪理（詳見《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3期第53頁）。還砌詞狡辯“假説”和“推論”，把天下人當傻子嗎？！

我想説，在“百花齊放”中，許宏的“花”會最早死掉（許宏説二里頭是廣域王權國家，那陶寺古城是不是“廣域共和制國家”？），只有“二里頭是夏都”這朵花才永不凋謝。

5.許宏在對文獻的信疑上玩弄“雙重標準”。

我們知道，許宏對文獻記載夏朝的疑古之重比之顧頡剛，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在説到二里頭的碳14測年為1750-1500BC年與文獻本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商分界為1600BC時，卻對文獻本位的1600BC表現出深信不疑，把1600BC絕對化、精確化，並以此把二里頭遺址一分為二：一半為夏，一半為商。

此舉可謂極盡許宏玩弄“雙重標準”和扮演攪屎棍之卑劣醜態。

難道這些不是流氓行徑嗎？

學術在許宏眼裏到底是尋找真理的途徑，還是掩飾其立場和偏見的遮羞布？

我想，經過上述剖析，自有公論。

二、許宏千方百計阻撓“二里頭是夏都”

二里頭遺址到底是不是夏都？如何證明二里頭是夏都？目前看，有三種方法：其一、文字資料，這當然是首選的方法，其二、證據鏈，大量證據鏈鎖定之，使得其只能是夏都，其三、邏輯推演。

數學題的解題方法是有多種的，不能要求只有某一種方法是正確的，其他方法都是錯誤的。俗話説，辦法總比問題多。可是，在許宏看來，辦法只能有一種，那就是文字。怎麼可以有如此偏執變態霸道的説辭？怎麼可以如此荒唐和荒誕呢？這不是科學的態度，這是耍流氓。

根據《三聯生活週刊》（2018，23）第49頁，如圖

既然大家都意識到文字資料可能永遠找不到（那還要求文字，豈非耍流氓），就應該換第二種方法，以證據鏈來證明二里頭是什麼，努力工作，查詢文獻，而不是整天到處宣揚什麼沒有文字就不能證明二里頭是夏都。

比如堯舜之都的陶寺遺址中大墓有隨葬組合：鼉鼓、特磬、龍盤，還有天文觀象台等大量證據。這就是證據鏈的意義。

而實際上，二里頭一墓葬中出現綠松石龍形器和銅鈴的組合，與《詩經》中記述周王祭祀宗廟時有“龍旗陽陽，和鈴央央”頗為契合。 這説明什麼？這是否印證了周人宗夏的歷史淵源？像這種證據鏈式的資料，作為二里頭隊長應該提出來（他就是不提），同時大量查閲文獻資料，看看是否還能發現更多的其他證據鏈式的資料（否則，就是瀆職）。但從目前看，真的非常遺憾，可能有些證據鏈永遠徹底地消失了！

因此，許宏不但耍流氓，還嚴重不作為。因為二里頭隊長許宏的不作為，第二種方法所需要的證據鏈可能已經都流失得差不多了，永遠無法彌補。

我們試想一下，以許宏懷疑陶寺天文觀象台的心態，如果讓許宏去主持陶寺遺址的發掘，觀象台是否會被發現？是否會從此永遠徹底消失？我看完全有可能，而且極有可能。

現在似乎只能寄望於第三種方法，即邏輯推演。但許宏不但阻礙證據鏈的蒐集，還扮演着攪屎棍的角色，總是故意誇大二里頭遺址各期的變化，比如白陶變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銅器出現、絕對化和精確化“1600BC”等，干擾邏輯推演以證明二里頭是夏都的努力，以其立場和偏見，以其一人之力，玩弄整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於鼓掌之中，如此戲謔，實在可惡！

第二部分

因為本文旨在根據邏輯和常識進行分析，那麼，在進行邏輯分析之前，需要對一些概念（概念是邏輯分析的第一步）進行理清。

考古上發現的文字資料，這屬於考古學範疇，還是屬於歷史學範疇？

殷墟發現文字資料，從而印證文獻記載上的商朝的存在，這是屬於考古學印證商朝，還是屬於地下的歷史文獻印證了傳世的歷史文獻？

從現代考古學的概念看，主要指的是田野考古學，是利用地層學、類型學、田野發掘技術和高技術手段等對古代遺蹟和遺物進行揭示和研究。

因此，從整體上和理論上而言，考古發現的地下文字文獻資料不屬於考古學的範疇，而應屬於歷史學範疇。

如果把文字資料從考古發現中剝離，那麼，考古學還剩下什麼？這樣的考古學能不能實證、印證文獻記載上的歷史現象呢？這樣的考古學是否具備實證、印證文獻歷史的資格？

經過上述梳理，我們就會發生疑問，在二里頭和夏朝的問題上，二里頭能實證夏朝嗎？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體系，不依賴於考古、上帝、科技進步等而存在。考古能證明最好（當然可以給文獻加分），考古不能證明不影響夏朝的存在。相反，考古發現需要解釋。具體到在二里頭文化和夏朝的關係上，需要解釋的是二里頭，而不是夏朝。這個邏輯關係要搞清楚。

因此，《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3期的封面故事題為“尋找夏朝”實際上並不恰當，題為“破解二里頭”更為合適。

一、文獻中的夏朝存在的邏輯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體系，這方面有歷史學家的大量論證，我不再贅述。我想從邏輯的角度來論證為什麼夏朝的記載是可信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曆代的歷史都是後朝書寫前朝，周朝書寫夏朝的歷史，只是跨越了商朝一代，並不算不靠譜。根據專家考證，晚商和西周是有竹簡的，只是因為年代久遠和犬戎火燒鎬京等消失了。

為什麼我們可以相信周朝書寫的夏朝歷史呢？

這涉及到關於五帝夏商的記載的可信度的邏輯問題。也就是説，我們之所以相信“二十四史”，是相信其形成邏輯，即後朝修前朝的歷史。那麼，五帝夏商的記載，其邏輯是什麼呢？我們憑什麼相信？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就難以從根本上確立相信的基礎。除了上述的跨代修史不無不可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邏輯，即：祖先崇拜。

根據摩爾根和塞維斯的理論，人類社會發展演進序列為：矇昧社會、野蠻社會、酋邦社會、國家社會。其中的“酋邦”，是美國學者塞維斯對於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稱謂。

在酋邦社會里，某個成員的地位階等取決於其與始祖關係的遠近決定的，宗法等級決定政治等級、社會等級，涉及到每個成員極大的切身利益，因此人們對祖先世系的記憶和久遠就要非常清楚，否則，社會秩序就會紛亂。在酋邦社會，人們崇拜的神祗往往就是祖先，“神即祖先，祖先即神”，按照中國傳統的説法，這叫“以祖配天”。

據陳建華等課題組成員到我國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深入的實地田野調研發現，在雲南、貴州等地的彝族、苗族、白族、佤族、哈尼族等少數民族當中，幾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家譜，不過只是口述家譜。一般的家族成員都能背誦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年長者可以背五六十代甚至更多。兒童從記事起，就開始背譜。

也就是説，酋邦社會的祖先崇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追溯文明歷史的工具，類似“文字記載”、“Y染色體譜系樹”的方式。而記憶祖先世系和口述家譜就是酋邦社會的遺產。

我們知道，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敬祖，“以祖配天”，具有濃重的宗法制觀念，對祖先世系具有清楚的記憶，這是中國國家之前酋邦社會傳給後世如五帝夏商周朝的遺產。

既然殷墟發掘和甲骨文證實《史記》記錄的商王族世系，那麼，《史記》記錄的夏王族世系與先商世襲大致同期，憑什麼商王族可以溯源到契而夏王族不能溯源到夏禹？因為其邏輯都是基於酋邦社會的祖先崇拜，都是基於社會秩序和宗法觀念對清晰的祖先世系的需求。根據上述邏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等後裔，都是可以上溯的，具有可信度。

這從《論語》的相關記載也可以得到印證。《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這句話的意思是：復興滅亡的王朝，承繼絕祀的世族，提拔卑微的庶人，如此天下自然歸於一統。

復興滅亡的王朝，比如分封滅亡的夏、商王族，比如把夏后氏的後裔分封為杞國等，把商王族後裔分封為宋國。

承繼絕祀的世族，比如把顓頊的後裔分封在邾國，虞舜的後裔分封為陳國，伯益的後裔分封為徐國。

也就是説，西周初年，人們對彼此的族屬和祖先世系知道得都很清楚，如此才有可能進行分封，關乎如此之大的利益，誰能忘記自己祖先的世系呢？

這就證明了在東周時期，人們都還有極為濃厚的宗法觀念，還有清晰的族屬祖先世系，並且對於祖先世系攸關分封等重大利益還耳熟能詳，否則，《論語》也就不會有此説法。

英國考古學家傑西卡·羅森就中國用青銅製造禮器説道：“這是因為你們對祖先的態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奉祖先。正因為蒸煮的傳統，早在青銅器時代之前，你們已經開發了非常複雜的技術與儀式，為死去的祖先提供食物和美酒。所以，當青銅這樣一種珍貴的技術出現時，你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製造青銅禮器，祭祀祖先。”

不把握祖先崇拜攸關切身之重大利益這一點，就難以深刻理解和領會中國文獻記載可信的邏輯體系，就會陷入西化的説辭（夏朝是周人建構出來的），就會陷入以後世的觀念去理解遠古的歷史（後朝寫前朝），造成穿越，造成“關公戰秦瓊”，造成“異域幻象”。這一點要切實避免。

至於為什麼會發生像顧頡剛説的“層累”的情況？實際上，歐美文明也是這樣。歐美文明在18世紀崛起開始，不斷地溯源：古羅馬、古希臘、邁錫尼、米諾斯、人類起源、物種起源、宇宙起源等。

這是人類各個文明發展的基本歷程，這才是“層累”的本質。每個文明發達之後，都面臨一系列問題：我是誰？源自何處？歷經怎樣的過程？人是怎麼形成的？天地是怎麼形成的？……

這一系列逼問就要拷問時人的歷史記憶、記載，然後形成體系：三皇五帝夏商周，米諾斯-邁錫尼-古希臘-古羅馬。

所以，“層累”的本質是一個輝煌文明的溯源而已，這種溯源言説有自，並非偽作。

當然，西方古史的形成邏輯與中國的不一樣，中國古史形成的基本邏輯是祖先崇拜，西方古史形成的基本邏輯是神學史觀和麪對中國歷史編年的壓力。

中國文獻關於五帝的記載，我相信，敏鋭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已經感覺到良渚古城和石家河古城的地望和廢棄以及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地望和興起，與文獻記載的炎黃打敗蚩尤、禹徵三苗的高度契合關係（關於這一點，詳見拙文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歷史輪廓）。敏鋭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已經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古史文獻的高度可信。

我們要緊緊把握我國早期文獻記載中的歷史記憶的基礎邏輯，即祖先崇拜，就能“咬定青山不放鬆”，對自己古史形成充滿自信，擺脱自卑，擺脱近代以來的失魂落魄和“河觴”氾濫，擺脱疑鄰盜斧的心態，避免身堅志殘，避免思想和思維處於被西方殖民的狀態。

二、二里頭文化是夏都的邏輯

如上所説，被剝離了文字資料的考古發現，是否具備實證文獻歷史的資格。就二里頭來講，實際上，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它陷入了自身的困境：它是什麼？它需要解釋，而不是它去解釋別的。

關於對二里頭的解釋，我們把它們都擺出來，從目前看，主要有三種：

1.二里頭是夏都

2.二里頭為半夏半商

3.最早中國説

關於許宏個人瞎編而講的故事——最早中國説，上文已經闡述，不再贅述。

這裏着重説明一下前兩種，這需要搞清楚下面三點：

1.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的面貌性質。

2.二里頭的碳14測年數據。

3.“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商分界1600BC。

考古學的致命武器是地層學和類型學，分析識別考古學文化，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從目前看，考古界的基本共識是，二里頭和二里崗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而不是同一考古學文化的不同分期。

王巍説：“我要説明，二里頭遺址的宮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確認的商代都城建築方向卻是北偏東。兩者的方向很不一樣，説明二里頭與商的宮室制度有明顯不同，這點從考古上應該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從考古學文化面貌，二里頭整體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樣的。考古學應該從考古的資料出發來辨識不同的族屬和集團，這就是考古學家目前能夠得出來的認識。”

從王巍的發言看，根據宮殿朝向、城牆興廢、陶器組合變化等（切不可被白陶變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銅器出現等干擾，要分清考古學因素的“輕重緩急”）考古學理論，基本上可以釐定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面貌以及族屬變化，是能夠做到的，在這一點上考古學還是具有相對的確定性。無論如何，如果分不清考古學上的“輕重緩急”因素而不能“辨識”二里頭和二里崗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這是考古學的失敗，説明考古學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

分析“城市建設異動是不是王朝更替”，不能拋棄一切文獻而純粹地分析，這裏提出“王朝更替”不是憑空提出的，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在進行“城市建設異動”的邏輯分析時最簡單、最直接、最純粹、最自然的邏輯聯想，絲毫不嫌生硬，二里頭不是在月亮上，二里頭在中國，二里頭在河南的伊洛。

根據二里頭的碳14測年數據：

1980年：BC1900-1500

2000年：BC1880-1530

2005年：BC1750-1520

2007年：BC1710-1530

根據文獻本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朝的年代數據為2070 - 1600BC，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個數字是精確的、絕對的。下圖為宋健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啓動儀式上的講話的最後一段（詳見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這裏面，文獻年代和碳14測年的數據都是約數，較為模糊，切不可把這些數據絕對化、精確化。我想説的是，這不是矛盾，恰恰相反，這是契合，非常契合。切不可把1600BC精確化、絕對化而把二里頭文化分期橫刀截斷，從而得出“二里頭為半夏半商”的解釋，文科生要竭力避免犯這個錯誤（不該犯的）。

在相對確定清晰的二里頭和二里崗的考古學文化，與模糊的碳14測年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年代之間，怎麼抉擇？顯然，應該以清晰和確定性的一方去釐定模糊的一方，而不是被模糊的一方攪擾而自毀確定性的一方。

這一點在邏輯分析上一定要注意。

因此，根據上述一番邏輯分析，就能快刀斬亂麻，理清思路，就可以排除掉“二里頭為半夏半商”的解釋。

關於二里頭是夏都的解釋論證，學界有很多，我就不贅述。

後記

綜上所述，許宏囿於立場和偏見，玩弄大家於股掌之間，貌似嚴謹，實則另有所圖（倡導中華文明西來説、中國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許宏在視頻節目中屢屢自稱學者、學術，實際上，這叫欲蓋彌彰，學術只不過是他的遮羞布罷了。

近代以來，中國人失魂落魄，“河觴”氾濫，很多人痛恨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精美分子、精日分子、精阿分子多如牛毛，不斷進行各種自卑、自辱、自虐、自毀，嗚呼悲哉！考古界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我希望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不要被許宏一個人牽着鼻子走而玩弄於股掌之間，不能遷就於許宏個人的立場和偏見，看清許宏的意圖，看清許宏屁股坐哪兒，看清許宏究竟代表的是誰？（下圖截屏自《三聯生活週刊》2018，23期，第49頁）

堯舜之都幾乎找到了（參閲夏朝雖未明朗，但“堯舜之都”已經明確了！），夏都卻還在撲朔迷離，誰的責任？找一個不相信夏朝的人去發掘二里頭，能否具備尋找夏都所必備的熱情和敏鋭感？就像找一個根本不相信有冤情的警官去破案，能發現蛛絲馬跡嗎？

許宏內心有沒有定見？“最早中國説”，還説不排除是“二里頭是商城”，還認為“二里頭是夏都”為假説，儼然活脱出一條泥鰍，可謂八面玲瓏。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許宏根本沒有把“二里頭”放在心上（如下圖《琅琊榜》林殊心屬靖王而玩弄譽王一樣，可惜的是譽王已經看出來，很多中國人還矇在鼓裏），他早已心有所屬——中華文明西來説、中國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這樣的中國配有夏朝嗎？一旦有了夏朝，他心中那個“所屬”豈不失去了生根之地？豈不從此成為孤魂野鬼而四海漂零？

在許宏的心裏，“中華文明西來説”“中國古史是胡化史”是其心目中的“理想”，美式人類學的考古學理論是其堂而皇之的“旗幟”、是拿得上台面的，“二里頭遺址”是其實現“理想”的平台或工具，而攪黃“二里頭是夏都”是其一切行為的出發點。

這就是所有問題的邏輯所在。

希望國家有關部門速將許宏調離二里頭遺址，這無關“文革”，無關考古學或歷史學，只關乎常識。不妨把他調去6000年以上的遺址當隊長，讓他好好去研究“他的”考古學，成人之美嘛！

最後我也來講一個故事：

有一天，我找家裏長輩查了一下我的族譜，發現我十八代祖宗叫“xxx”，長輩告訴我這個族譜已經流傳千年了。

這時候，一個洋鬼子進來，告訴我，這族譜是假的。看着好像洋鬼子有學問的樣子，我問道：“為什麼？”

洋鬼子説，“這個族譜只是現在的，你看，紙張還是新的。怎麼可能有千年呢？”

我一聽，好像有道理。

洋鬼子又説，“就算這個族譜是真的，有沒有可能抄錯了？”

“還有，有沒有可能抄錯了，缺了一代，就隨便造了一個名字？”

我一聽，“咦！有道理！我確實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咦！洋鬼子怎麼這麼聰明！”

洋鬼子繼續説，“根據我們的科學研究，你的祖宗是從西亞來的。我們的科學很發達，不會錯的。我們發明了碳14測年，很厲害的！我們發明了考古學，也很厲害！”

我回頭問長輩，“您們真的搞錯了我的祖宗嗎？”

長輩們也説，“這紙張確實很新，確實沒有千年，中間應該有重抄過，是不是抄錯，我也不知道。”

那怎麼辦？我該相信洋鬼子的？還是該相信族譜記載？

洋鬼子説的那些，我真的沒有辦法反駁。

洋鬼子的科技那麼厲害！會搞錯嗎？

我該怎麼辦？

我該相信哪個？

洋鬼子看着我狐疑的樣子説，“你們沒有辦法證明這些，我們是不會承認你們這個族譜的！”

我們家族有一個老人聽了洋鬼子的説辭後，覺得蠻有道理的，經常公開表達了疑問。

洋鬼子知道後，經常資助這個老人去美國學習“先進知識”，全程免費，老人很高興。

老人從美國回來後，到處説美國社會多麼先進，科技如何發達，並根據其學到的“先進知識”，矢口否認族譜的可信度，説，“我們的族譜這種形式太老土了，一點兒也不先進，要跟世界接軌，云云。”

結果，搞得全村人都人心惶惶的。

後來，洋鬼子又資助了一些年輕的族人經常去美國“留學”，這些人回來後也矢口否認族譜的可信度。

結果，慢慢地，族人就把族譜束之高閣了！有些人還把自己的祖先頁給撕掉或塗改了，把自己祖先改成了“西亞人”。

有些人卻拒絕相信洋鬼子的話，結果，被那些“去過美國”的族人嘲笑“老土”、“太狹隘”、“跟不上世界潮流”、“太地方主義”、“太家族主義”、“太閉塞”。

後來，有些族人找到明朝的族譜，那些留過洋的族人説是偽造的。結果，用碳14一測，確實是明朝的。

留過洋的族人又説，肯定是用明朝的紙張偽造的。又用碳14測一下墨跡，發現也是明朝的。

留過洋的族人又説，肯定是用明朝的墨跡重新抄在明朝的紙張上面的。

…

於是，族人整天都在吵架。

至於祖先的精神以及祖先的事蹟，已經沒有人去管，甚至留過洋的族人還把先祖中最具有開拓精神的一個祖先給否定了。

漸漸地，關於祖先唯一的事情只剩下一個詞：真假。

族人的吵架繼續着……

無休無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