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真正主導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共，還是莫斯科？_風聞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華清池槍聲大作，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發動兵諫，將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幾十名國民政府軍政要員扣押，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該事件之後的發展各位都已耳熟能詳：經過多方努力，事件最終和平解決。蔣介石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長達十年的內戰結束，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

但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獨立制定的方針？還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令？近日翻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一書，其中關於這個問題的敍述，頗值得回味。

除此之外，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關於“西安事變”時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所持態度的敍述，在關於該問題的研究中也常被提及，在此也一併放上。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雖從蘇聯報刊的反應中對共產國際解決事變的態度已有所瞭解，但不贊成蘇聯關於西安事變是親日派的陰謀這種估計。**12月16日，共產國際zong書記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但因電碼錯亂完全不能譯出。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重新拍發電報。**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獨立自主地制定出來的。（第444頁）

《我的回憶》，張國燾著，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1936年12月12日近午，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裏，我們閲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説：“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説：“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論温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麼別的話好説，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説。”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作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一直在那裏狂笑的毛澤東也接着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我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的説：“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樣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於是我們一面繼續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第330頁）

莫斯科的回電於13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字紙的長電，內容分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的；……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和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説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做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第333頁）

很顯然，上述兩種敍述都未否認共產國際面對“西安事變”所持的和平解決方針，因此核心問題就在於：共產國際的這種態度，對中國共產黨的最終決策究竟產生了多大程度影響？而這也就成為了復原整個“西安事變”歷史真相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