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丨向西方尋求真理,不等同於西方是真理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203-2018-12-12 07:39
毛澤東説過一句話,他表彰先進的中國人,他指的是嚴復、康有為,這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人,這個命題很有意思,向西方尋求真理,不等同於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個條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們要向世界尋求這個真理和答案,我們尋找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新的時代賦予的任務,就像那個時代人們必須向西方學習,從那尋找真理,現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學習,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廣闊的世界觀和知識條件。
“從晚清開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20世紀的辛亥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到改革,到今天“一帶一路”所有的變化,我們可以改一個概念,原來是邊緣中心,過去在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重新塑造世界的關係,使得我們有一個可能性,重新理解東西方的關係。”12月10日,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雙聘教授汪暉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全球治理挑戰與中國角色”上如此表示。
汪暉表示,19世紀以來,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很大程度是在東西關係當中,西方是中國的鏡子,西方也是中國的鏡像。我們對周邊世界是無知的,不説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連自己的周邊,我們連中亞,我們連東南亞,我們連南亞,我們的理解都是不夠的。
以下為汪暉發言實錄:
汪
暉:謝謝董強教授,謝謝財經論壇邀請我參加論壇,很高興以經濟為主的論壇當中有一個文化論壇,我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向分享我的想法。我們的論壇主題關於東西方文化融合與本土化,先從兩個基本的看法出發,第一個,從19世紀以來,由於在東亞地區主要是鴉片戰爭以後發生了重要的逆轉,東西關係發生重大的逆轉,這次的變化一直延續在20世紀,導致了整個中國文化的基本語彙和麪貌發生了變化,我引用一位美國著名漢學家的説法,他説有兩個階段,一是語彙的變化,二是語言的變化。語彙的變化,包括中國文化裏影響最大的,比如佛教進入中國,這是非常大的,但是這個變化即便這麼巨大,也沒有達到19世紀到20世紀改變整個思維和語言等等,國家的形態等等,這是一個語言的變化,因為這個原因,由於在這個變化當中,西方處在強勢的影響之下,因此東西問題一直成為19世紀以來反覆出現的一個基本話題。
針對這個話題,我們今天可以思考的問題,對於這個挑戰,我們到底怎麼界定,一般來説,我們只是在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之下,由於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大的歷史變遷,走到了今天這一步,我們可以回過頭重新描述語言的變化,我們逐漸發現語言的變化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文化內部的變化,可以説19世紀到20世紀,在歐洲也許更早追溯到16世紀以後,整個世界性的語言變化不僅僅發生在中國。促進這個變化的要素不僅僅是西方對其他地區的影響,也包括它的反作用,儘管在當時強勢很清楚,從晚清開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20世紀的辛亥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到改革,到了今天“一帶一路”所有的變化,有位美國學者説了,我問了他,今天的概念不是完全後殖民了,他説對,我們可以改一個概念,原來是邊緣中心,過去在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重新塑造世界的關係,使得我們有一個可能性,重新理解東西方的關係,因為西方的概念,西方人説什麼是西方,沒有這樣的總體西方,總體西方描述的是19、20世紀獨特的歷史形式,真正進入西方,多樣性是非常多的,比如中東歐國家,不但是非洲、拉丁美洲,連歐洲內部由於中國的介入而發生重大的變化,這是一個重大的相互影響關係。
在相互影響關係當中,什麼東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除了20世紀的變遷運動當中,在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從戰後逐漸發展到今天,這也不是我的發明,有兩位歐洲的哲學家,他們曾經提過,在戰後提過一個問題,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由16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西方的海洋時代完成了,海洋正在內海化,海洋和內陸的分際越來越小了,我們講“一帶一路”、經濟帶、絲綢之路,這兩個概念,包括歐亞大陸橋、幾大經濟走廊,路帶廊橋的概念意味着16世紀以來的海洋時代的進程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80年代講藍色文明的象徵性完全是在那個歷史裏的,這個終結是世界性的。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完成,不是海洋時代的終結,而是海洋時代的完成,使得跟內陸的分解逐漸變化,有了今天的交通、高科技的變化,使得整個世界一體化的過程非常之強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我們重新自我認知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19世紀以來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很大程度是在東西關係當中,西方是中國的鏡子,西方也是中國的鏡像,現代化的所有理解都從這裏來,不僅僅是“一帶一路”提出的問題,我們跟周邊世界,我們跟非洲、拉丁美洲等所有世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在大學工作,我們對這些世界是無知的,不説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連自己的周邊,我們連中亞,我們連東南亞,我們連南亞,我們的理解都是不夠的。不但不夠,我們再回頭自我理解,因為中國文明一定程度上跨文明的文明,因為有佛教,儒家是我們的政治文明,有佛教,伊斯蘭文明也是內在於中國文明的文明,蒙古文明也是內在於中國的文明,不僅僅是外部。這樣一來的話,我們發現在我們的教育和文化、思想討論裏,這些部分的缺失也是我們理解世界的缺失,在這個意義上,在19世紀以來形成的東西二元論的框架確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調整,這是一個時代性的任務,在今天必須有一個新的變化。
最後一句話,毛澤東説過一句話,他表彰先進的中國人,他指的是嚴復、康有為,這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人,這個命題很有意思,向西方尋求真理,不等同於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個條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們要向世界尋求這個真理和答案,我們尋找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新的時代賦予的任務,就像那個時代人們必須向西方學習,從那尋找真理,現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學習,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廣闊的世界觀和知識條件,這個部分我在自己在大學裏工作,這個部分是目前最缺失的部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