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丨向西方尋求真理，不等同於西方是真理_風聞

毛澤東説過一句話，他表彰先進的中國人，他指的是嚴復、康有為，這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人，這個命題很有意思，向西方尋求真理，不等同於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個條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們要向世界尋求這個真理和答案，我們尋找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新的時代賦予的任務，就像那個時代人們必須向西方學習，從那尋找真理，現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學習，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廣闊的世界觀和知識條件。

“從晚清開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20世紀的辛亥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到改革，到今天“一帶一路”所有的變化，我們可以改一個概念，原來是邊緣中心，過去在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重新塑造世界的關係，使得我們有一個可能性，重新理解東西方的關係。”12月10日，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雙聘教授汪暉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全球治理挑戰與中國角色”上如此表示。

汪暉表示，19世紀以來，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很大程度是在東西關係當中，西方是中國的鏡子，西方也是中國的鏡像。我們對周邊世界是無知的，不説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連自己的周邊，我們連中亞，我們連東南亞，我們連南亞，我們的理解都是不夠的。

以下為汪暉發言實錄： 

汪

暉：謝謝董強教授，謝謝財經論壇邀請我參加論壇，很高興以經濟為主的論壇當中有一個文化論壇，我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向分享我的想法。我們的論壇主題關於東西方文化融合與本土化，先從兩個基本的看法出發，第一個，從19世紀以來，由於在東亞地區主要是鴉片戰爭以後發生了重要的逆轉，東西關係發生重大的逆轉，這次的變化一直延續在20世紀，導致了整個中國文化的基本語彙和麪貌發生了變化，我引用一位美國著名漢學家的説法，他説有兩個階段，一是語彙的變化，二是語言的變化。語彙的變化，包括中國文化裏影響最大的，比如佛教進入中國，這是非常大的，但是這個變化即便這麼巨大，也沒有達到19世紀到20世紀改變整個思維和語言等等，國家的形態等等，這是一個語言的變化，因為這個原因，由於在這個變化當中，西方處在強勢的影響之下，因此東西問題一直成為19世紀以來反覆出現的一個基本話題。

針對這個話題，我們今天可以思考的問題，對於這個挑戰，我們到底怎麼界定，一般來説，我們只是在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之下，由於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大的歷史變遷，走到了今天這一步，我們可以回過頭重新描述語言的變化，我們逐漸發現語言的變化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文化內部的變化，可以説19世紀到20世紀，在歐洲也許更早追溯到16世紀以後，整個世界性的語言變化不僅僅發生在中國。促進這個變化的要素不僅僅是西方對其他地區的影響，也包括它的反作用，儘管在當時強勢很清楚，從晚清開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20世紀的辛亥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到改革，到了今天“一帶一路”所有的變化，有位美國學者説了，我問了他，今天的概念不是完全後殖民了，他説對，我們可以改一個概念，原來是邊緣中心，過去在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重新塑造世界的關係，使得我們有一個可能性，重新理解東西方的關係，因為西方的概念，西方人説什麼是西方，沒有這樣的總體西方，總體西方描述的是19、20世紀獨特的歷史形式，真正進入西方，多樣性是非常多的，比如中東歐國家，不但是非洲、拉丁美洲，連歐洲內部由於中國的介入而發生重大的變化，這是一個重大的相互影響關係。

在相互影響關係當中，什麼東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除了20世紀的變遷運動當中，在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從戰後逐漸發展到今天，這也不是我的發明，有兩位歐洲的哲學家，他們曾經提過，在戰後提過一個問題，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由16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西方的海洋時代完成了，海洋正在內海化，海洋和內陸的分際越來越小了，我們講“一帶一路”、經濟帶、絲綢之路，這兩個概念，包括歐亞大陸橋、幾大經濟走廊，路帶廊橋的概念意味着16世紀以來的海洋時代的進程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80年代講藍色文明的象徵性完全是在那個歷史裏的，這個終結是世界性的。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完成，不是海洋時代的終結，而是海洋時代的完成，使得跟內陸的分解逐漸變化，有了今天的交通、高科技的變化，使得整個世界一體化的過程非常之強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我們重新自我認知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19世紀以來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很大程度是在東西關係當中，西方是中國的鏡子，西方也是中國的鏡像，現代化的所有理解都從這裏來，不僅僅是“一帶一路”提出的問題，我們跟周邊世界，我們跟非洲、拉丁美洲等所有世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在大學工作，我們對這些世界是無知的，不説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連自己的周邊，我們連中亞，我們連東南亞，我們連南亞，我們的理解都是不夠的。不但不夠，我們再回頭自我理解，因為中國文明一定程度上跨文明的文明，因為有佛教，儒家是我們的政治文明，有佛教，伊斯蘭文明也是內在於中國文明的文明，蒙古文明也是內在於中國的文明，不僅僅是外部。這樣一來的話，我們發現在我們的教育和文化、思想討論裏，這些部分的缺失也是我們理解世界的缺失，在這個意義上，在19世紀以來形成的東西二元論的框架確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調整，這是一個時代性的任務，在今天必須有一個新的變化。

 最後一句話，毛澤東説過一句話，他表彰先進的中國人，他指的是嚴復、康有為，這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人，這個命題很有意思，向西方尋求真理，不等同於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個條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們要向世界尋求這個真理和答案，我們尋找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新的時代賦予的任務，就像那個時代人們必須向西方學習，從那尋找真理，現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學習，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廣闊的世界觀和知識條件，這個部分我在自己在大學裏工作，這個部分是目前最缺失的部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