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韓（非）子所言的“法、術、勢”？_風聞

    首先，對韓（非）子所言的“法”，不管後世這“法”的內容如何變，但有兩點是不變的，那就是“法”的公開與懲罰（“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所謂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佈，賞罰制度深入民心，對於謹慎守法的人給予獎賞，而對於觸犯法令的人進行懲罰”——韓非子語）。但是，對“術”有些事情就有點讓人鬧不明白了，什麼鬧不明白？按韓（非）子的説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所謂術，就是依據才能授予官職，按照名位責求實際功效，掌握生殺大權，考核羣臣的能力”）。那從這韓（非）子的論述來看，這“術”看起來一方面根植於“法”，是“法”產生出來的結果（“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顯然標準就是“法”）。可要真的僅僅是這麼簡單的話，那直接講“法”不就得了！又何止於一定要一個“術”字。而且，從韓（非）子的另一些論述來分析，則這“法”和“術”又不像剛才所言的那樣互為表裏（“術”根植於“法”，是“法”產生出來的結果），反而有些相互排斥（“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是編寫成文，設置在官府裏，進而公佈到民眾中去的。術是藏在君主胸中，用來對付各種各樣事情而暗中駕馭羣臣的。所以法越公開越好，術卻不該表露出來”），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對此，我説，其實，在韓（非）子的《內儲説上七術》中列舉的“七術”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們這個問題：

   “主之所用也七術……七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君王用來控制臣子的方法有七種，稱為七術……七術：一是從各個方面參驗、觀察；二是必須懲罰以顯示君王的威嚴；三是對盡力效忠的一定兑現獎賞；四是逐一聽取意見，督促他們行動；五是傳出可疑的詔令，詭詐地驅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實反而詢問臣子；七是故意説反話，做逆理的事來刺探臣子。這七種方法是君王所使用的”）。

   諸位可以看到，“七術”中的前“四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中的“眾端參觀、必罰明威、信賞盡能”三點——其實，就是依靠“法”、使用“法”，產生出來的結果——表現得最清楚，“一聽責下”雖顯得有些模糊，但看起來也有“（將“眾端參觀、必罰明威、信賞盡能”於）收尾（“一聽責下”上）”的意思，故多少還是與“法”有些聯繫的。而後“三術”（“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則很明顯就是韓（非）子所謂的“術不欲見”的“純術”系列了。

    其次，如若有人説，韓（非）子在思考“法、術、勢”這三者的時候，是在“打電玩，通關”的話，那我是信的，為什麼？因為，相較於“法”的好理解，“術”的“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唯有“勢”，是一個怎麼琢磨也琢磨不透的一個存在，或者説得更明白些，韓（非）子寫在《韓非子》這本書中寫得關於“勢”的解讀，根本不足以解釋“到底什麼是‘勢’”，我為什麼這麼?這從，韓（非）子在《難勢》中的一句“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所謂權勢，名稱只有一個，但含義卻是變化無窮的。權勢一定要出於自然，那就用不着討論它了。我要談的權勢，是人為設立的”）就能看得出來（既然都“人之所設”了——那“名一而變無數”也並不奇怪，那怎麼還“勢必於自然”呢？有人會説，韓非子的意思是“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但起碼韓非子也覺得“勢”有一部分來自於“自然”，那既然有一部分的“勢”都來自於“自然”了，那“人之所設”又是怎麼回事呢？）。自然，韓（非）子在《五蠹》中的一段長話，將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清楚：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説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説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況且人們一向就屈服於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聖人，他修養身心，宣揚儒道，周遊列國，可是天下讚賞他的仁、頌揚他的義並肯為他效勞的人才七十來個。可見看重仁的人少，能行義的人實在難得。所以天下這麼大，願意為他效勞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導仁義的只有孔子一個。魯哀公是個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統治魯國，國內的人沒有敢於不服從的。民眾總是屈服於權勢，權勢也確實容易使人服從；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魯哀公卻成了君主。孔子並不是服從於魯哀公的仁義，而是屈服於他的權勢。因此，要講仁義，孔子就不會屈服於哀公；要講權勢，哀公卻可以使孔子俯首稱臣。現在的學者們遊説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勝的權勢，而致力於宣揚施行仁義就可以統治天下；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樣，要求天下民眾都像孔子門徒。這在事實上是肯定辦不到的”。

    諸位可以看到，韓（非）子的這段話（以我們現在人的理解）雜糅了從“one man one vote”（“仲尼……為服役者七十人”）到君主制（“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在到……等多種説法。的確，是“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所謂權勢，名稱只有一個，但含義卻是變化無窮的。權勢一定要出於自然，那就用不着討論它了。我要談的權勢，是人為設立的”）了，但到底什麼是“勢”，韓（非）子其實還是沒有説明白。不過，我後來在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找到了一段話，才將韓（非）子在《難勢》中的一句“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所謂權勢，名稱只有一個，但含義卻是變化無窮的。權勢一定要出於自然，那就用不着討論它了。我要談的權勢，是人為設立的”）徹底（真可以説是另類——不是“中體西用”——的“土洋結合”）弄明白了（恩格斯這段話如下）：

       “[……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須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憑藉這種法律，他們享有了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於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72頁）

    換句話説，韓（非）子所言的“勢”與“自然”的部分來自於“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而“名一而變無數者”的“勢”的部分則來自於“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所以，雖然韓（非）子所言的“勢”有些混亂，但考慮到韓（非）子當時的身份（“韓之諸公子”——史遷語），則這混亂也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