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駁對918蔣介石不抵抗的掩蓋_風聞

2018年12月11日，觀察者網風聞貼出了不鏽貓名為《張學良真如電視劇，少帥》中那麼不堪嗎？》的帖子。帖子講述了張學良和蔣介石在九一八事件中的情況。帖子指責張學良不抵抗，卻不指責蔣介石不抵抗，反而説的蔣介石要抵抗日本似的。例如帖子説：九一八事件“老蔣得知後也顧不得“剿匪”了，趕緊停止第三次圍剿”。明明是紅軍擊敗了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文章作者卻要説是蔣介石要回去抗日而停止第三次圍剿的。

又例如帖子説，“9.22日返回南京發表講話: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衞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 。但是帖子中蔣介石的這話出自何處，帖子卻不能夠引出來。總之，文章要説的蔣介石積極抵抗日本似的，卻拿不出證據或者是完全違反歷史事實。。

百家號有一篇名為《勿忘國恥，九·一八事變，敵我力量數十倍懸殊可為何敗走東北？》的文章，文章説：“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根據瞭解在9.18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説：“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蔣介石的致電和他在石家莊對張學良的談話，都充分證明了蔣介石事先就確定了的不抵抗方針。當然不鏽貓可能質疑蔣介石的這一個致電和在石家莊對張學良的談話的真實性，硬要説蔣介石要積極抵抗日本。那麼請問：9.18之後蔣介石發出個抵抗日本的命令嗎？你拿得出這方面的證據嗎？而且918之前，蔣介石在石家莊對張學良説：“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 ，與918之後，蔣介石政府主要在國際聯盟提請國際聯盟關注日本入侵的實際行動，完全相吻合。

下面的《批駁對918蔣介石不抵抗的掩蓋》，比較詳細的揭露了918事件蔣介石的不抵抗。

批駁對918蔣介石不抵抗的掩蓋

葉勁松

今年將是9.18亊件爆發80週年。9.18亊件爆發80週年日臨近時，亊件爆發原因及爆發後各政治勢力是何行為等，必將不少文章講述的重點。面對日本侵略，蔣介石政府不予抵抗已是眾所周知的亊實。但是，最近10餘年來，一些人力圖顛覆這段歷史。例如，《南方週末》刊登趙暉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張學良和蔣介石》（以下簡稱南文），《炎黃春秋》的《張學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與蔣介石無關》（以下簡稱炎文）等，都想説明，面對日本侵略，不抵抗的是張學良。這些文章的目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即：面對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不是蔣介石。

例如，南文的第二個小標題“不抵抗主義誰之過” 下，就公開説：“考察蔣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行蹤，就可以發現所謂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説法站不住腳” 。南文意思説，9.18亊件爆發前後，蔣介石未曾下令不抵抗，下令不抵抗的是張學良。

南文等為蔣辯護的方法，就是對許多歷史資料和事實採取迴避的態度，想以此掩蓋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事實。

為蔣介石辯護的南文也説，9.18亊件爆發前，日軍就在東北多次尋釁，使“東北形勢趨於緊張”。對此情況，國民黨政府不會不知道。而當時未在政府任職（9.18後，曾擔任過蔣介石政府駐法英美大使和外交部長等職）的顧維釣，在北戴河避暑時僅通過報紙也知道“東北形勢趨於緊張”。 顧維釣説：“1931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時，對於日本情況感到非常不安。我並沒有什麼特別情報，但報紙上發表的東西已把滿洲局勢的發展充分告訴了我……7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來自日本的新聞報道，談到有關日本政府，特別是軍事當局的部署，相當激盪人心……我怕很可能日本人這次要採取軍事行動”（《顧維鈞回憶錄1》，中華書局1983年版412頁）。

顧維鈞“沒有什麼特別情報，但報紙上發表的東西已把滿洲局勢的發展充分”告訴他。而蔣介石政府有更多信息渠道知道東北局勢發展。甚至為蔣介石辯護的南文也講：1931年3月，“國民政府情報機關發現日本在遼寧撫順……越界採煤，……隨後，又發生關東軍“事先不通知即進行軍事演習”事件，日本還陸續向南滿輸送大批兵員與軍火，東北形勢趨於緊張”等等。因此，不説東北地方政府的情況彙報，僅憑几個月來“國民政府情報機關”情報，蔣介石政府也知道遠比顧維鈞更為詳密的東北局勢狀況。那麼，知道“東北形勢趨於緊張”， 蔣介石政府不可能不發出如何應對“很可能日本人這次要採取軍事行動”這種極端情況的指示。

既然南文和炎文都想説，面對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不是蔣介石，他們就應拿出9.18亊件爆發前幾個月裏蔣介石政府曾發出的進行抵抗的指令（或定下過進行抵抗的行動方針基調）的證據。不過，炎文、南文都未能拿出蔣介石政府曾發出的進行抵抗的指令或行動方針基調。

但是，即使是為蔣辯護，硬説“所謂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説法站不住腳”的南文，也不得不承認，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就定下了不抵抗的應對方針基調。南文説：“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在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鎮（今屬吉林省德惠縣）當地中國農民與朝鮮僑民就農田引水問題發生爭執，日本武裝警察捲入糾紛，竟使用機槍掃射中國百姓。日方還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鮮各地煽動排華情緒，製造了多起排華慘案。圍繞萬寶山事件，中日展開交涉。張學良認為：“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衝突。”（7月6日致東北政務委員會電），主張“隱忍自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同意張的處置意見，蔣在7月12日致電張學良，稱‘此非對日作戰之時’”。而南文所説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同意張的“宜亟力避衝突”處置意見，以及“蔣在7月12日致電張學良，稱‘此非對日作戰之時’”，難道不是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就定下的不抵抗的應對方針基調？這不是扇向南文否認九一八”事變前後蔣介石不抵抗的文章基調的耳光嗎？

9.18亊件後不久就被蔣介石任命為外交部長的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談到9.18亊件後全國發生的反對蔣介石政府對日不抵抗態度的浪潮，並迫使蔣介石在12月下台之事時説：“那幾個月是大動盪、甚至混亂的時期。這自然導致蔣介石政府的倒台。委員長（即蔣介石——筆者注）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顧維鈞回憶錄1》第424、425頁）。

顧維鈞這段話也表明，“瀋陽事件之前” （即9.18亊件前），根據所掌握的情況，蔣介石政府至少“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 過怎麼樣應對可能發生的“日本侵略” 。而且在涉及如何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日本侵略時，張學良的東北集團提出“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而蔣介石卻不認同，蔣“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因此，事變前張學良主張抵抗，而蔣介石反對抵抗的態度區別，不是由顧維鈞這段談論所表現出來了嗎？蔣介石反對抵抗而寄希望於“必須對日談判” 的態度，不正是蔣介石的應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基調嗎？這種不抵抗政策基調，不應該對9.18亊件及其後的不抵抗實踐負責嗎？

另外，張學良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再加上張的根基就在東北，如東北一丟失，他將失去其軍事、政治勢力所依賴的經濟力量，也將失去其容身的地盤而成為一流浪於關內的流浪者。因此，從張與日的仇恨，以及張的利益要求來看，張都不願在日軍對其進攻時，不抵抗就將東北讓與日本（雖然張可能會在一些還未發展為日軍進攻東北軍的具體事件上想忍一忍，不想把事情鬧大）。因此，顧維鈞關於張學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的説法，比南文等關於張不想抵抗的説法，更符合張的利益要求。

還有，張學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不僅是張學良要“直接抵抗日本侵略” 。還表明張“要求”蔣介石政府採取“ 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而蔣介石則以“必須對日談判” 來回應張，實際上就是蔣介石拒絕採取“ 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實際上，“九一八”事變爆發前蔣介石要求不抵抗日本侵略的證據，除以上南文講的和顧維鈞所講之外，我國曆史書中有很多，我不想一一例舉，我這兒就以為蔣辯護的南文，以及蔣介石任命的蔣介石政府外交部長的話為證據，來批駁南文等關於9·18的不抵抗與蔣介石無關的論調。

實際上，退一萬步來講，即使以上“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就定下不抵抗的應對方針基調不存在（當然，實際上是存在的），南文等為蔣辯護的論點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如果真是地方長官張學良違反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擅自下達不抵抗命令，作為當時中央政府的蔣介石政府應公開斥責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並立刻下令當地軍隊和民眾武裝抵抗日本侵略。另外，如果是蔣介石政府當時情報不靈未能預見到日本會發動侵略，從而未能事先向東北地方當局下達日本軍如發動進攻應給以抵抗的命令，當張學良不請示中央政府就擅自下達不抵抗命令時，蔣介石政府如覺得張學良不抵抗命令不對，同樣應公開斥責張學良不請示中央政府就擅發不抵抗命令的作法，並立刻下令當地軍隊和民眾武裝抵抗日本侵略。

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蔣介石政府當時曾公開斥責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也沒有任何證據資料證明蔣介石政府當時曾立刻下令當地軍隊和民眾武裝抵抗日本侵略。而這足以證明，即使當時是張學良下令不抵抗，當時的不抵抗狀況也是符合蔣介石政府要求的，因而蔣介石對不抵抗是不反對的、是放縱的。

因此，根據蔣介石政府未曾有公開斥責張學良並立刻下令當地軍隊和民眾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等方面表現，也可邏輯推理出不抵抗是符合蔣介石政府要求的。實際上，根據9·18後蔣介石政府面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方面資料，也能看出蔣介石政府要求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歷史事實。

9.18亊件發生的消息傳出，全國廣大民眾紛紛要求政府武裝抵抗日本侵略。但在日本大舉進攻瀋陽後，蔣介石政府不是順應全國廣大民眾強烈要求，命令軍隊和民眾武裝抵抗日本侵略，而是要求全國廣大民眾冷靜對待日本侵略。9月21日，就日本大舉侵略，蔣介石政府代表“正式向國聯遞交聲明書”，“9月22日 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説，演説宣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23日，南京政府就9.18亊變發表《告全國軍民書》……‘現在政府，既以此次案件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 （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創立三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246頁）。

蔣介石政府以號召人民等待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有點類似於現在的聯合國那樣的國際組織）和美國為中國“主持正義” 為理由，“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 “暫取逆來順受態度”，實際上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不抵抗的要求。蔣介石政府要求“中國人民‘安靜’ ，‘等待’ ‘人道的’ 國際聯盟和‘愛好和平的’ 美國援助”〔賽沃斯奇雅諾夫《美國在遠東戰爭策源地形成中的積極作用》（以下簡稱《美》）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 第77頁〕。蔣介石政府就是以這種要求中國軍民“對日軍避免衝突”， “暫取逆來順受態度” 的號召，來應對全國廣大民眾要求政府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呼聲。

“國民黨人向人民發出這樣的號召，目的是在引誘中國勞動羣眾離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國東北軍政大學的教師們在‘中國近代政治簡史’一書中公正地寫道：他們‘不過是藉口國聯解決，以掩蓋其賣國行為，搪塞國人的責難而已’” （《美》第77、78頁。轉引自《中國近代政治簡史》新華書店１９４９年版第７０頁）。蔣介石政府以要求“中國人民‘安靜’ ，‘等待’” 的號召，來“引誘中國勞動羣眾離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 的行為，這不是蔣介石政府不抵抗的證據嗎？ 難道説這還能成為蔣介石政府要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證據?

國民黨政府向國聯呼籲，請其為中國“主持正義”時，還特加“説明：它自始就‘拒絕’ 採取任何敵對的舉動。它甚至於‘嚴令他的軍隊不管日軍在越來越多的地區進行挑釁的事實，對繼續進攻的日軍絕對不抵抗’ ❷”（《美》第78頁。❷轉引自《關於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文件彙編》第２２頁）。蔣介石政府的這種講述，可能是向國聯（以及操控國聯的西方國家）表明，面對日本軍事侵略時，蔣介石政府採取了“對繼續進攻的日軍絕對不抵抗” 來防止事態擴大、阻止緊張局勢加劇的“值得誇獎的做法” 。無論擁蔣者們怎麼樣為蔣介石辯護，蔣介石政府想博得國聯和西方國家誇獎的文件中關於“嚴令他的軍隊……對繼續進攻的日軍絕對不抵抗” 的講述，難道不是證明放棄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命令是出自蔣介石政府的證據嗎? 到底是《南方週末》文章説“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説法站不住腳” ，還是《南方週末》文章説法站不住腳，這不是很明顯嗎?

蔣介石政府要人民等待國聯來制止日本侵略，但是，由帝國主義國家所操控的國聯，是不願意採取有力措施來制止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的日本的侵略的（這為其後的歷史實踐所證明）。為此，國聯採取大事化小的手法，首先將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問題性質淡化，説這事不是國家間侵略與被侵略，而是日本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日軍一分支部隊（關東軍）與中國地方上發生衝突的“地方事件”（而我國網上現在還有不少帖子在散佈類似説法，説9.18亊件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央軍事機關不知曉的情況下，作為鷹派的關東軍擅自發動的）。“國際聯盟廣泛地採用日本帝國主義的説法，企圖將滿洲事件當作‘地方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聯理事會於㋈21日開始討論日本人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問題。理事會形式上聽完了中日兩國代表的發言後，便決定通電中日兩國政府，建議停止敵對行動和相機召回自己的軍隊……這樣的決議把日本軍隊撤出中國東北的問題交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自行處理，掩蓋了帝國主義的侵略” （《美》第78、79頁）。國聯“理事會授權給主席西班牙外長勒樂，對中日兩國政府提出了內容相同的‘緊急警告’ ，勸告雙方避免事態擴大，並立即由兩國協商撤兵”（ 《中國共產黨創業三十年》第246頁）。國聯決議實際是把被侵略國中國，與侵略國日本相提並論，同等對待。

國聯決議以“相機召回自己的軍隊” 這種形式，把日本軍隊撤出中國東北的問題交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自行處理情況下，“對中日兩國政府提出了內容相同的‘緊急警告’”，“建議停止敵對行動” ，實際上是要求中國放棄武裝抵抗日本侵略，放棄武力收回被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這表明，西方國家操控的國聯，根本無意制止日本侵略。可以這樣説，蔣介石政府的對日不抵抗，是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對日綏靖主義一致的，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停止敵對行動” 的不抵抗要求一致的。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講，蔣介石政府的對日不抵抗是“與國際接軌” 的結果，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對日綏靖主義接軌的結果。因此，蔣介石政府的對日不抵抗，實際是蔣介石政府對日綏靖主義表現。

西方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政府的對日綏靖主義，是因為西方國家政府和蔣介石政府，作為各國剝削階級利益的維護者，都寄希望日本佔領東北的戰爭行為，是日本軍隊對蘇聯作戰總計劃的最重要的部分。希望日本佔領瀋陽附近後，能北進向蘇聯進攻。西方的行為實際上是鼓勵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

因此，“10月12日蔣介石在南京發表談話。談話説，日軍雖在東北不斷擴大侵略，我國仍要鎮靜持重，擁護公理以抗禦強權。‘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犧牲的精神去擁護’” （ 《中國共產黨創業三十年》第247頁）。日軍在東北不斷擴大侵略時（當時日軍主要是向東北的北面進攻），蔣介石不號召全國軍民抵抗，不派軍隊從遼寧西部攻擊北進的日軍後方以支援在黑龍江等地抵抗的軍民。卻要全國軍民“鎮靜持重，擁護公理”， 並“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 。這難道不是蔣介石不抵抗的證據？這難道是南文所説“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説法站不住腳” 的證據。

但是，蔣介石要全國軍民“鎮靜持重，擁護公理以抗禦強權。‘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 實際上是放任日本在中國東北擴大侵略。當日軍在11月中旬結束時佔領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後，日軍調轉矛頭，進攻遠離蘇聯卻靠近關內的錦州所在的遼西地區。面對這種情況，蔣介石政府仍然不肯採取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而是企圖藉助對日本實行綏靖主義政策的西方帝國主義來擋住日軍的繼續侵略。

“11月25日，國民黨政府曾上書國聯，請求‘立即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中日兩國軍隊現在的所在地之間建立中立區：這個地區應由在理事會管轄下的英法意及其他中立國的軍隊佔領’ ❸” （《美》第98頁。❸轉引自“國際聯盟” 官方雜誌，1931年11月，第2558頁）。蔣介石政府請求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軍隊在華“建立中立區” ， 以隔開中日兩國軍隊。這再次證明9.18亊件後蔣介石政府無意進行反對日本侵略的抗日戰爭。

到1931年12月初，國民黨政府為使日本同意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軍隊在華“建立中立區” ，以隔開中日兩國軍隊的方案，同意把更多的中國領土讓給日本佔領，以使隔開中日兩國軍隊的“中立區” 靠近關內外交界處。“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説：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 ❹。1931年12月5日，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對記者聲明説：南京政府同意外國軍隊在各國領事的監督下駐守‘中立區’”（ 《美》第101頁，轉引自“國際聯盟” 官方雜誌，1931年12月，第2345頁）。

國民黨政府願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 ，這意味着，9.18亊件爆發約兩個半月時，蔣介石政府仍然是無意採取武裝抵抗日本侵略來保衞領土，也無意武裝收復被日本侵佔的領土，反而願意把更多的中國領土讓給日本佔領，以設立一個使日本不能再進攻，中國也不用武裝抵抗日本、也不能收復失地的隔離的“中立區”。如果日本人要進攻某地區，我們能不抵抗，而是退出這地區並設這地區為“中立區”來阻擋日本人的侵略行嗎？這就是國民黨政府的抵抗？國民黨政府願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 ，難道不是蔣介石政府在東北不抵抗的表現嗎？

此時已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的顧維鈞，是這樣為蔣介石政府將軍隊撤出辯解的，他説：“我的計劃是要求日本停止前進，並開始談判。在談判得有結果前，使日本當局正要佔領的錦州暫時中立化，在要求日本軍隊不進入錦州時，中國軍隊亦離開錦州，停駐城外，以避免出現導致嚴重敵對行動的衝突。政府批准了這個計劃，但這計劃顯然是不得人心的” （《顧維鈞回憶錄1》422）。顧維鈞這話也暴露出，日本侵佔幾乎整個東北時，國民黨政府不是想法組織全國的武裝抵抗，而是熱衷於與日本談判。國民黨政府為表示與日本談判“誠意”“ 以避免出現導致嚴重敵對行動的衝突”，還主動後退來向日本示好。日本幾乎侵佔整個東北時，蔣介石政府還實施的是以撤退來“避免出現導致嚴重敵對行動的衝突”的不抵抗政策，其政策“顯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成必然。

蔣介石政府設立“中立區” 的“建議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12月3日，旅歐華僑救國總會致電《大公報》轉告全國同胞：國聯助日亡我，施肇基（當時蔣介石政府派住國聯的代表——筆者注）又放棄日兵限期撤退案，政府已與日直接交涉，接受亡國條件，劃錦州中立區，開共管惡例，此種賣國外交，決不能接受” （ 《中國共產黨創業三十年》第249頁）。旅歐華僑救國總會所指的蔣介石政府“接受亡國條件，劃錦州中立區，開共管惡例，此種賣國外交” 的事實，能成為為蔣辯護者們的“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説法站不住腳” 的證據？

現在的那些為蔣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辯護的文章，不但掩蓋上述蔣介石政府與侵略者直接談判並用後退來向日本示好的不抵抗行為，還掩蓋了蔣介石政府的這些行為“不得人心”並遭到全國廣大人民反對的事實，他們企圖以此來塑造一個蔣介石領導人民抵抗日本的抗日領袖形象。但事實證明，9.18亊件前後，民眾心中根本沒有這一形象。

顧維鈞的親身經歷，多少反映了些蔣介石政府不抵抗遭到全國廣大人民反對的情況。他説：“我就任外交部長後，緊接着就有很多學生團體要會見我，不但有在南京的，而且有從上海、北京、山東等地來的。他們公開宣佈反對直接談判……在接連三、四天之內，有八至十個團體來見我，有的有800或1000學生，但是每次我只接見少數代表”。當與顧見面後“代表向學生報告時，廣大學生説他們不滿意，他們仍然反對直接談判，並且要和我親自談話。我出去一露面，他們就喊‘打！打！”顧還講到，有些學生提出“去攻擊國民政府”，學生們“在國民政府門前”，見到了在國民黨中任高官的蔡元培（據《中國共產黨創立三十年》第137、139頁，蔡曾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並1927年蔣介石4.12反革命政變後成立“擁蔣反共的南京國民政府”時，“蔡元培代表‘國民黨中央’授印”），“有些人喊‘打！打！’並且把他從車上拖下來。蔡受了傷，但並不太重”。顧以這些學生也“去攻擊國民政府”，並打傷未在外交部任職的國民黨高官蔡元培，來“證明這些羣眾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對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對蔣介石領導的政府”（《顧維鈞回憶錄1》422、423）。

由於各地學生湧向南京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對，各地到南京的鐵路幾近中斷。顧維鈞寫道：當時各國駐華“公使館不斷地要外交部為他們安排去北京或上海的特殊交通工具，因為滬寧鐵路被上海來的學生們堵塞了，津浦鐵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地向南京前進的學生們堵塞了。……根據各方報告，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和漢口的形勢極為混亂。整個國家都處於動亂不安之中。……不久委員長（即蔣介石——筆者注）決定辭職，並於12月15日決定離開南京回到奉化。……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顧維鈞回憶錄1》423～425）。因此，當時全國廣大人民的反對，就是反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如果國民黨政府積極武裝抗日，全國廣大人民會這樣的反對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又怎麼會在9·18後幾個月的一片抗議聲中辭職下台呢？所以，南文關於“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説法站不住腳” 的説法，才真正站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