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的她開槍自殺：舉世悲痛，除了日本_風聞

一

轉眼又一年。今天是南京大屠殺慘案81週年祭，81年來，每年的這一天，南京的道路特別的擁擠，因為有30萬人要回家。

在浩劫中倖存下來的人，垂垂老矣。今年，時間又帶走20位倖存者。

目前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不足百人，他們還在陸續離去。

這是和平日久的年代，你老是重提戰爭時期的血淚，會被認為破壞氛圍，不合時宜。這是國族崛起的年代，你總是惦記屈辱痛苦的往事，會被當做揭舊傷疤，嗜血殘忍……

因此之故，南京大屠殺曾被人為淡忘。

在國內，年輕人質疑歷史紀念的意義，嚷着“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麼關係”；在國際，幾乎人人都知道二戰中猶太人被血洗的歷史，但很少人知道同等悲劇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從家國痛史到世界記憶，南京大屠殺被廣泛認知是最近十幾二十年的事。這中間，有一個外柔內剛的女子值得每個中國人銘記：張純如！

她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世界，讓西方社會彷彿在一夜之間重新發現了南京大屠殺，讓這段慘痛的過往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歷史。

沒有她，世界不會記住南京大屠殺。

▲張純如和她的書《南京大屠殺》

二

要論關係，張純如與南京大屠殺其實隔得很遠。

她是在美國出生成長的第二代華人，1968年，當她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那場慘案已經過去了三十餘年。

在遙遠的美國，她對於中國的歷史記憶，全部來自父輩、祖輩的講述。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也是如此。

1994年，張純如參觀了在洛杉磯舉辦的一場小眾的南京大屠殺圖片展。那些被蹂躪後慘遭殺害的女性，扭曲的身體，那些被斬首的男人，刀鋒落下時，頭還沒掉落的瞬間，極大地衝擊了她的內心。

父輩和祖輩講述的遙遠歷史，突然變得如此真實可怕。

更讓她感到真實可怕的是，這段堪比奧斯維辛慘案的歷史，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幾乎是一片空白。

在這一刻，張純如決心寫一本書，告訴全世界1937年的南京發生了什麼。

當她真正進入這段黑暗歷史的時候，她才慢慢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

▲張純如在檔案館查閲史料

三

張純如花費大量的時間，在美國的檔案館閲讀史料。

那些史料來自1937年身在南京的美國人的一手記錄，有大學教授的書信、傳教士的日記、新聞記者的報導和圖片等等。它們靜靜地在檔案館裏躺了半個世紀，幾乎無人翻閲過。

閲讀那些真相，讓張純如苦痛萬分，經常淚流滿面，有時氣得發抖，有時感到快要窒息。

南京大屠殺的慘絕人寰，使得任何心智健全的人，在面對這段歷史時內心都必須承受極大的壓力。

儘管看似隔了大半個世紀的陳年舊賬，但南京大屠殺史料閲讀起來仍像一部酷刑百科全書：砍頭、活焚、活埋、在糞池中溺淹、挖心、分屍、在肉體上澆硫酸、用軍犬咬死、先奸後殺、剖腹取胎、割乳房、割生殖器、用刺刀捅入陰户、強迫受害者當眾亂倫、日軍姦淫妻子逼令丈夫觀看，等等。

張純如後來説，在寫作《南京大屠殺》那段期間，每天都接觸到大量的日軍暴行歷史文檔，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創傷，常患失眠和憂鬱，掉了很多頭髮，成書時體重鋭減。

不僅如此，她還在1995年的夏天，隻身來到南京，進行了長達20多天的實地調研和採訪。

在南京期間，她一遍遍重訪當年慘案發生的遺址，對倖存者進行了口述和攝像。她無數次讓自己沉浸到當年的情境之中。

她説：“南京大屠殺是南京這座城市一道難以癒合的精神創傷，它深沉而痛楚，多年來一直隱藏着南京居民被壓抑的恐懼和仇恨。”

▲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留影

四

當年陪同張純如在南京調研採訪的楊夏鳴教授，後來回憶説：張純如有着強烈的正義感和對大屠殺倖存者所表現出的深深的同情。

張純如採訪過的大多數大屠殺倖存者，居住條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她感到震驚和難過。她發自內心説，她想去學法律，將來代表這些人與日本打官司，爭取賠償。

每次採訪結束時，她都給倖存者留下一些錢。

兩年後，1997年，張純如的書《南京大屠殺》在美國出版。寫作的過程，對她是一種漫長的煎熬，為了鼓勵自己寫下去，她在書房內抬頭可見的地方貼上日軍大屠殺的照片。

但實際上，張純如完全可以不觸碰這麼“負能量”的題材。她出身良好，父母均為美國名校理工專業教授。她自己極具寫作天賦，正當大好年華，寫作計劃已獲得基金會的資助。

她真的沒有義務犧牲自己的精神狀態，來操作這樣一部沉痛的書稿。

如果説有，那就是她作為一個歷史寫作者的良心與責任感，在推動她做出這個決絕的決定。

她説過：“每個人都會死兩次——一次是肉身的死亡，一次是在他人記憶中的消失。當故事就此失傳時，我忍不住流淚。”

當她重新遇到這段被世界遺忘的痛史，那些已經死過一次的遇難者，她決心“將這些遇難者從遺忘中拯救出來，替那些喑啞無言者呼號”。

忘記大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她不忍見30萬遇難者再死一次。

▲張純如（左三）與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左二）合影

五

幸運的是，她的書成功了，她的努力沒有白費。

《南京大屠殺》甫一出版，就成為當年的暢銷書，連續三個月攀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之後被譯成15種語言，暢銷全世界，除了日本。

不僅如此，張純如還連續不斷就南京大屠殺在媒體上發表輿論，教育西方人士，使得這一長期被遺忘的歷史慘案在西方變得廣為人知。

她的書引起美國白宮的關注，白宮專門購進數冊，供領導人閲讀。

隨後，美國國會在1998年通過一項譴責案，要求日本認真反省歷史。

在美國華人和猶太人的聚集地加州，當地議會同年做出了修改有關教科書條款的決議，要求加州地區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增加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內容。

最近剛剛獲得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歷史學家章開沅曾經説過，在讓英語世界國民願意去了解南京大屠殺這點上，我們三個教授（指唐德剛、吳天威和章開沅）加起來也不如一個小姑娘。

“小姑娘”張純如在寫完《南京大屠殺》之後，也終於給自己、給歷史一個交代：“也許現在，這些故事再也不會被忘記。”

這一年，她還不到30歲。

▲張純如

六

張純如的書，讓全世界陷入反思與自責：為什麼幾十年來，世界輿論對這一慘絕人寰的事件如此漠然，甚至忘卻？

只有日本的反應是暴跳如雷。

長期以來，南京大屠殺之所以不被世人廣泛知曉，除了跟大部分受害者對過去選擇沉默有關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日本對這一事件的態度。

張純如在書中説，直到她寫作的1997年，“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仍然試圖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把他們埋在地下，而是將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遺忘的歷史角落”。

現在，張純如讓這一事件在全世界傳播，一直致力於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右翼首先坐不住了。

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1998年4月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大肆攻擊張純如的書，説這是一本“歪曲歷史的書”，他還運用日本右翼分子的所謂“研究成果”來否定張純如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右翼分子眼中，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政府耍的花招，中國策劃了這場世界規模的情報戰和思想戰，目的是要將日本驅逐出國際社會。

日本越是掩飾南京大屠殺，張純如就越要揭開他們的蓋子。她之後多次參加關於日本侵華的紀念活動，並在許多場合公開發表演説，反擊日本右翼的荒謬言論，向世人傳遞歷史的真相。

她成長為一個維護歷史真相的鬥士。她對日本人面對歷史的態度，深感失望與傷悲：

“我凝視過倖存者的雙眼，傾聽過他們的故事，説他們的故事是編造的，真令人難以置信。正是這種扭曲的思想，導致了大屠殺的發生。日本人應該去聽聽他們自己軍人的話，看看這些倖存者的雙眼。”

與此同時，她不斷接到威脅電話，甚至收到日本右翼勢力寄來的子彈。

“我不想讓那麼多人的生命從此灰飛煙滅，所以我寫了這本書。真正困擾我的是日本的強硬勢力，他們想讓這段歷史消失，這是對遇難者的侮辱。”她説。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七

同為發動二戰的軸心國，日本與德國在戰後的反思，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早在1970年，在華沙，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起義紀念碑”的台階上下跪。

其實，希特勒當政期間，勃蘭特本人的政治態度是反納粹的，二戰後，他本可以自豪地撇清歷史責任。但他沒有這麼做，他代表他所屬的整個德意志民族，向曾經被野蠻屠殺的猶太民族，下跪致歉，全面賠償。這也使得德國人在戰後得到了世人的諒解。

日本在戰後也積極反思，但他們從不反思戰爭的前十年，僅僅反思最後的四年：為什麼會莫名其妙偷襲珍珠港，為什麼當年會蠢到與美國為敵，為什麼那樣的不自量力以致戰敗收場？

戰後，日本人滿腦子想的，都是他們認為必勝的這場戰爭沒有打贏，他們想要構建的大東亞共榮圈沒有形成，他們想要稱霸亞洲的意圖最終破滅。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戰後反思。

為戰敗反思和為罪惡反思，根本就是兩回事，但日本人毫不掩飾他們對前者的痴迷，對後者的無視。

對此，張純如尤為憤怒。無論在書中，還是在公開演講中，她都一再強調，日本只有通過正視歷史，才能夠與本民族過去的恐怖行為一刀兩斷。

張純如曾與日本駐美大使在電視上公開辯論，她厲聲質問日本人為什麼至今不敢明確承認南京大屠殺並做出認真的道歉。她説：

“由於日本侵略中國，有1900萬至3500萬中國人死亡，日本還強迫數以萬計的韓國婦女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婦女充當日本軍隊的性奴隸，這些事實在美國鮮為人知。這些戰爭罪行在中國人民以及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傷痕。中國人民對日本從未向中國做過明確和真誠的道歉一事實深感痛苦。我認為，真誠道歉不是一個人或政府在壓力下所做的不情願的道歉，真正的道歉是從內心深處感到他必須這麼做。”

張純如並不是一個憤青和仇日者，她深知，在特殊的時代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一個國家和政府，總能夠將貌似合理卻又有悖人性的危險觀念兜售給它的國民，即便是天性善良的青少年，也很容易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和冷酷的戰爭狂魔。

人類文明，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脆弱不堪。

通過南京大屠殺慘案，張純如一次次探究人性之淵：

“回顧人類的千年歷史，有一點非常清楚，那就是戰爭期間的殘忍暴行並非一個種族或是一種文化的獨有現象。文明的外表似乎過於單薄，人們能夠很容易地將其撕去，特別是在戰爭的壓力下更是如此。”

▲張純如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

八

而如今，我們回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與現狀，不僅要一再感嘆人類文明的脆弱如紙，而且會嚴重質疑所謂的正義公道、好人好報、惡有惡報等樸素的真理是否存在。

這一些讓人絕望的念頭，張純如沒有寫出來。但我相信她生前，內心肯定一次次被它們碾壓過。

捲入南京大屠殺慘案中的人，命運讓人壓抑。

在日本，大多數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老兵，終其一生未曾懺悔。有個別良心發現者，站了出來，結果成為日本全民公敵。

東史郎曾參與南京大屠殺，1946年作為戰俘被遣返回日本，40年後，他公開了他的《陣中日記》，以親身經歷揭露南京大屠殺等侵華日軍暴行。晚年，他曾七次來到中國謝罪。

然而，一個懺悔贖罪的靈魂，在日本顯得那麼的孤獨。他持續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恐嚇和威脅。在他日記中出現的其他老兵，向法院起訴東史郎侵犯其名譽，東史郎連連遭遇敗訴。

在中國，正如張純如所見，絕大多數大屠殺倖存者餘生淒涼，痛苦度日，無論身體還是精神，均飽受摧殘，很多人生不如死。

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之後，正義沒有得到充分伸張，大屠殺倖存者長期處於失語與失憶的氛圍中。尤其是女性倖存者，她們明明是戰爭的受害者，餘生卻經歷了犯罪感、羞辱感與自我厭惡感的交疊折磨。

許多幸存者陷入了深度的自責與孤獨當中。他們為失去親人內疚，為自己“偷生”而內疚，為自己目睹了暴力與仇恨卻無能為力而內疚，為自己沒有自殺而內疚。這種心理創傷，終生無法治癒。

當那些曾肆意蹂躪中國人的日本老兵，享受着日本政府的軍隊養老金和其他津貼時，成千上萬的大屠殺倖存者卻默默忍受着貧困、屈辱的生活，長期承受着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

在德國，曾在南京大屠殺中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生命的納粹黨員拉貝，因為談論和宣傳日軍南京暴行，回國後遭到兩名蓋世太保的逮捕和審訊。

好不容易熬到二戰結束，他又因為納粹的背景，再次遭到逮捕和審訊，隨後捲入曠日持久的“非納粹化”運動，被打入另冊。在這期間，他一家擠住在一間小屋子裏，忍受着飢餓和寒冷。他的精神幾乎崩潰，他在日記裏寫道：“在南京，對於數十萬人來説，我是菩薩，可在這裏，我是賤民，是無家可歸的人。”

個體在歷史面前，如此不堪。張純如是《拉貝日記》重見天日的關鍵人，她對拉貝的遭遇肯定刻骨銘心。

在美國，1941年5月14日，曾被避難的南京女性當做“活菩薩”的魏特琳，在家中關閉了門窗，打開廚房的煤氣，自殺了。這一天，她離開中國正好一週年。

由於長期面對日本士兵的糾纏，目睹太多喪失人倫的慘案，魏特琳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在友人的極力勸説下，1940年5月14日，她從南京回國治病。

誰知道，她終究無法躲過夢魘，選擇了這個特殊的日子，結束自己的生命。

張純如説過，她最崇拜的人，正是魏特琳。她曾無數次閲讀魏特琳的日記，讀到淚流滿面，渾身產生痙攣性反應。

誰又知道，2004年11月9日，年僅36歲的張純如，選擇了與魏特琳一樣的歸宿。她獨自開車到郊外，坐在車內，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時，距她完成《南京大屠殺》7年左右，而她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日軍虐待戰俘的新書。

跟魏特琳一樣，在接觸南京大屠殺之後，張純如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她在遺書中寫道：

“在過去的幾周裏，我一直在為生或死的決定而糾結……我之所以這樣做，因為我太軟弱，無法承受未來那些痛苦和煩惱的歲月。每一次呼吸都變得更加困難……就好像正在溺斃於汪洋大海之中。”

美國《僑報》在悼念張純如的文章中説：

“她想撐起整個的天空，但她的戰場無涯，敵人難數，而她個人的體力精力有限，當到達心理負荷極限時，她犧牲了自己。”

天公不語，歷史殘酷，唯有熱淚奠孤魂：人間真的不值得嗎？

參考文獻：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譚春霞、焦國林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張盈盈：《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楊婷婷：《論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人道主義內藴》，《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楊夏鳴：《傾情注翰墨，筆端揭真相》，《南京史志》，1999年第1期

張憲文編：《南京大屠殺全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