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線城市駐地發行生存現狀調查：影響1%-2%排片是極限_風聞

作者 / 崔瑜琢

作為一種職業的“駐地發行”生來不久，約莫算來，不及十年。

所以這種職業對於電影行業之外的人們來説，新鮮又陌生，即使它誕生已有快十年的時間。

“主要和本地院線、影院打交道”、“類似於銷售”、“但卻是在二三線城市中進入電影行業工作的最靠譜捷徑”、“通常來説公司越大，未來機會也越大”，當身邊有應屆畢業生在找工作時就招聘網站上瞥見的這種職業前來諮詢的時候，我通常需要用這樣的語句來簡單而準確地為其進行描述。

而實際上，我們必須同時知道，一種職業，用如此的三言兩語來描述，其準確度其實是有限的。

2010年之後，以光線和樂視為開頭，由駐地發行人員構成的發行地網在國內二三線省會城市以及非省會的區域內重要城市漸次鋪開，與這幾年來數量迅速擴張的影院一起，在各地為電影行業構建出壯觀景象。

這種構建帶有普及性，其影響力的廣度與深度，即是以這種“普及”為基礎。

此時回望，我們當然應該想起在發行地網模式中發揮作用的決策、佈局和資本。然而若用更現代的眼光來審視的話，模式中的個體無疑更應被看到。

況且微觀視角下，在壯觀的景象之內，正是這一個一個作為個體的具體的駐地發行人員在為這種“普及”提供推動力。

或者説，正是這樣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與數量急速擴張的影院一道，將電影，與二三線城市，真正結合在一起。

外人眼中的“駐地發行”

“當時是有媒體同行突然轉行做駐地發行了，覺得很新奇。”因為此前是“同行”，所以顯而易見的是，讓石家莊本地的這位資深媒體人李沐覺得“新奇”的，並非是這個突然轉行的人，而是這個職業。

李沐所提到的這位駐地發行人員，當時是找他談合作，合作方式是用《大武生》的影票來置換廣播媒體宣傳。

雖然覺得“新奇”，但他仍然答應。

而七年後，李沐對於這個曾讓他覺得“新奇”的職業，已經有了很多足夠深刻的認識：“尋找己方價值，尋求影院認同感，找準其他行業的需求和價值點，與影迷互動，為影迷做服務”。

曾經在影院工作的周輝仍然能回憶起他初次接觸駐地發行人員時的情形。他當時在本地一家票房還不錯的影院裏做場務，平時的工作是巡視影廳及影院公共區域。

“有自己家公司發行的影片上映的時候，每天都會出現在這家影院，她會和影院工作人員一起把大幅的噴繪掛起來，就跟本身就是在這家影院工作一樣。不過，這段時間結束以後，很長一段日子裏，她也就不再出現了。”

周輝後來成為這家影院的中層，看待駐地發行人員不再是一個純粹觀察者的視角。他還記得有一次一位小姑娘突然怯生生地走進來，給他遞名片，同時要介紹自己正在發行的一部影片。

他看到那張名片上的公司的名字，不屬於他曾經聽説過的發行公司中的任何一家，而她所提到的那部影片，聽起來只是一個乏善可陳的小成本驚悚片。

於是他委婉打斷了她的介紹，“名片留下吧，會盡量支持。”

雖然語氣在儘量委婉，但周輝還能想起當時沒能被完全掩飾住的不耐煩，以至於他和那位小姑娘後來相互熟悉併成為朋友之後，每念當初初見，都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相對影院和媒體，其他行業對駐地發行人員的接觸和認識大體並無太多可述的相異之處。和媒體一樣，影票置換是行業間最常見的合作方式。電影行業文藝光環所帶來的新奇感和神秘感同樣會隨着時間的逝去而逐漸消逝，只留下商業社會里的無限套路。

駐地發行眼中的“駐地發行”

周輝曾經一度很羨慕“駐地發行”這個職業，原因是工作時間相對自由，沒有片子發的時候，實際上就是一個漫長的休息期。

不過，真正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們，卻有理由對這種看法持反對意見。

“這個是大家對駐地發行工作的誤解”，阿樂説。

阿樂是一家著名影業公司在南方一座省會城市的駐地發行人員。

“一部片子的發行工作時長，基本上要三週到四周，尤其現在一些片子，要走長線，考核的不再是首週五的排片，還有次週週末的排片。我記得今年國慶檔，幾乎是提前一個月費用和排片就跟影院談好了。”

從上週開始，阿樂開始和影院洽談明年春節檔上映影片的費用，而上一週距離春節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電影行業正在發生變化，作為行業中的一個職業，駐地發行人員所面臨的環境當然也在變化。

比如駐地發行工作內容，早已不再侷限於“走走影城，聊聊天，做做表”。

“影片發行費用的支出在變得越來越透明。以前的方式是把自己城市的費用分好，然後等收到錢給本地的各家影城打過去就好，現在變成公對公付款，每一筆的明細都需要很清楚，這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當然，工作量的增加對阿樂來説並非壞事，他覺得，“駐地發行對影片策略的影響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這會讓駐地發行人員在工作中更有存在感。

還有一種變化是，來自總部的制度正在變得完善，有時候看起來甚至苛刻。

周輝的一位朋友剛剛放棄駐地發行這個職業。

除去和上級的矛盾——實際上，偏居一隅的駐地發行人員一旦和位於上一職級、離中樞更近的“區域經理”發生矛盾，都往往很難有自辯的機會——以排片量為依據的考核也是壓垮他的稻草。另外，駐地發行人員因為費用分配而與影院發生的矛盾，在總部那裏也很容易被放大，成為不可饒恕之事。而在周輝看來，這類矛盾，通常而言在本地並非不能融洽解決的事情。

説到作為考核依據的排片量，阿樂覺得，“一個駐地發行大概能影響一個城市1到2個點的排片量，當然，橫向比較的話，影響排片量的因素其實有很多。”

阿樂的一個朋友作為駐地發行人員新入職了一家老牌發行公司，然而如果這家公司最新一部電影在這座城市的排片量不能排進全國前幾名，那麼他的這位朋友就過不了試用期。

“一部片成績不好就辭退，這是在玩兒人”，阿樂説。

駐地發行的未來：

“要把眼睛從影城身上挪開”

其實毋庸再贅述，制度的日漸嚴苛當然與行業大環境的漸趨冰冷有關。

惡劣條件下，駐地發行這一職業的前景到底如何？

阿樂認為，駐地發行行業會精簡，但不會消失。

不消失的前提是如一些大的發行公司那樣為作為自身組成部分的駐地發行業務找準賴以存在的有效長項。比如光線，與各地校園的合作是長項；騰訊，是以異業合作為長項；五洲的長項是路演，貓眼和阿里的優勢則是影院覆蓋率。

作為一位駐地發行人員，選好入職的公司也很重要，起碼應該是有穩定的片源的公司，畢竟有片子才有業務，有業務，才能有價值。

“駐地發行人員應該將影片口碑、用户觀影習慣、異業商家的合作願望，與影片進行連結，再結合發行資源，打包之後輸送給影院、媒體、影迷，並能對觀眾觀影習慣、媒體或意見領袖的觀影聲音進行引導。”

對於如何更好地實現價值這個話題，媒體人李沐的看法相當具體，在他看來，“駐地發行人員在將資源包給到影院，請影院在排片上給予支持，實現基本職業功能的同時，還需要彌補宣發脱節的問題。從媒體角度來看，一些不錯的電影的口碑一般是全網發酵，而非本地發酵，然而在二三線城市，觀眾身邊朋友的口碑對觀眾觀影選擇影響是很大的。”

“駐地發行人員，歸根結底應當是一個勤跑腿、多動嘴、能整合大量資源的人。”他最後總結道。

隨着同一地區內影城數量越來越多，同時由於發行方手裏的資源卻相對固定，目前發行方相對於影院的弱勢地位會有所改觀。

這對於駐地發行人員來説，也許是好事，但同時也將帶來的新的挑戰，比如更加需要對自身進行豐富，豐富自身的關鍵環節如阿樂所言，形象且言簡意賅——

“要把自己的眼睛從影城身上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