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實影片要想早日出頭，就得走出固有的主題內容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作者：熊韌凱

《尺八·一聲一世》大概是本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為數不多能吸引到年輕觀眾眼球的作品了。

這麼一部片子被選作開幕影片不是沒有道理的。一方面，影片講述的故事融合了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友好交流等主題，符合活動主旋律的調性；另一方面，尺八，對於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一代年輕人也深有吸引力，影片中的日本青年尺八演奏家小湊昭尚，就被中國網友稱為“尺八屆小栗旬”。

在紀實內容熱度猛增的今天，這個開辦了15年的紀錄片節表現出了極大求生欲。雖然藉助強大的政府背書，在徵片部數上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僅次於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IDFA），但對年輕觀眾還是缺乏號召力。與嗶哩嗶哩的合作，用語網絡化的運營，都可謂是放下身段的努力。

但熱鬧之下，難掩中國紀實影片的落寞依舊。截至目前，大陸票房過億的紀錄影片只有《厲害了，我的國》與《二十二》兩部，拋去影片本身質量不談，應該説這樣的票房成績是包含了民族情緒因素的。

譬如今年的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與《二十二》題材類似的《戰後遺華日本女性考》，不過是換用了日本普通民眾的視角對戰爭進行反思，本被影評人與主創團隊寄予對標《二十二》的厚望，結果卻是沒有激起一點輿論水花。

同時，紀實內容在蓬勃發展的表面下也面臨了泛 IP 化的風險。就拿《尺八·一聲一世》為例，雖然影片反響尚好，但其終究不過是上海某文化傳播公司打造的“大型古潮音樂 IP”的一部分，未來還會有衍生影視劇與動漫遊戲配樂等。在這樣的資本裹挾下，紀錄片能逃離這幾年影視劇的命運麼？

更何況，電影這個載體不同於電視或網絡平台。本就難以通過市場盈利，紀錄電影便被賦予了過多“講述中國故事”的意義，無論這個故事是宣傳性的還是批判性的。

兩週前的2018IDFA 上，有四部影片的主創團隊出現了中國面孔：張揚導演的《火山》、王小帥導演的《我的鏡頭》、王兵導演的《死靈魂》與趙佳製片的《風中之城喀布爾》。但今年IDFA並沒有把獎頒給聚焦現代化對傳統中國衝擊的《火山》《我的鏡頭》，也沒有青睞關注五十年代反右故事的八小時長片《死靈魂》，倒是敍述自然流暢、融合了國際視野的《風中之城喀布爾》獲得了評委會特別處女作獎。

FT中文網的評論一點也沒為前三者感到惋惜，

“在國際電影節上，關於中國的紀錄片，總是和拆遷、污染、政治性等幾個主題有關。久而久之，偌大一箇中國，總是單調地重複在類似的故事裏。”

對大陸觀眾來説，他們在銀幕上看到的中國紀實影片，也總是和民族、成就、政治性等幾個主題有關，亦是單調而重複。什麼時候大家都願意專心用兩個小時講好一個故事，中國的紀錄片才會離它的出頭之日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