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教訓：蔣介石為何鼻青臉腫？_風聞

“如此‘安內’，蔣介石實際上把自己‘安’在了國內所有愛國進步力量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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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西安事變爆發82週年！

82年前的今天，凌晨5點，正在華清池五間房“行轅”酣睡的蔣介石，忽然被一陣激烈的槍聲驚醒，情急之下，顧不上戴假牙就從後窗跳出，但**年已半百的蔣介石身手顯然不如當年暗殺辛亥革命元勳陶成章時靈便，**他摔傷了後背，踉踉蹌蹌地爬到後山一塊大石頭下躲了起來。

不久，搜山的東北軍士兵發現了他，在“再不出來就開槍了”的威脅下，這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特級上將，滿臉沮喪地走了出來，他又冷又懼，渾身發抖，束手就擒。

後來，胡宗南在蔣介石被抓獲的地方修了一個亭子，起名“正氣亭”，新中國成立後，改為更加符合歷史事實的“捉蔣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真是個一切都平反的年代——又改為曖昧的“兵諫亭”。

亭子叫什麼名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安事變改變了歷史進程。

對蔣介石個人來説，**西安事變意味着他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實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徹底失敗，**而他本人毫無尊嚴地被抓獲，正是他推行這一政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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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內”做為一項政策，並不是蔣介石發明的。

最早的出處是北宋宰相趙普在給宋太宗的摺子提出的：“中國既安，羣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內。”

趙普巴拉巴拉，説得振振有詞，宋太宗也頻頻點頭，似乎找到了長治久安之道，但**從北宋的歷史來看，卻既沒有安內也不能攘外，最終反而被“外”給“攘”了，**在靖康之變中，連徽欽二帝都被金兵捉到東北苦寒之地坐井觀天去了。

但皇帝和精英集團接受歷史教訓的能力是很低的。

北宋身死國滅的悲劇，並沒有使他們變得聰明起來，南宋在農民起義與抗金戰爭之間也選擇了先平“民匪”，最終為元所滅；

晚明朝廷更是將精兵強將用於剿滅農民起義軍，結果自己反而被李自成剿了；

晚清政府面對列強束手無策，但是在鎮壓“太平天國”時，卻不惜耗盡舉國之力，但最終也不能挽救自己覆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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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蔣介石非常瞭解的史迪威將軍，給他起了個外號“花生米”——這是美國三十年代報紙上一個流行漫畫的形象，特點是智商不高，但喜歡自作聰明——看來是恰如其分的。

蔣介石也不是善於接受歷史教訓的人，面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步步緊逼的侵略，他同樣把“攘外必先安內”定為“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

1932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演説中説： “攘外定要先安內”。

1934年7月，在廬山對軍官訓練團所作的題為《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講演中強調：“安內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準備工作，現在禦侮救國、復興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國內的和平、安定、統一、集中。” 

國民政府的“第一責任”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責任”才是“抗日來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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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了“安內”與“攘外”的先後順序之後，蔣介石就全力“安內”。那麼，蔣介石要“安”的“內”有哪些呢？

一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

蔣介石一再説：“日本是蘚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不消滅赤匪，則不能禦侮”，安內“第一是赤匪” 。

為了消滅中央紅軍，1933年，蔣介石竟然置已經佔領東北，正在覬覦華北的日軍於不顧，調集百萬大軍發起對贛南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可以説是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推行到了極致；

二是國內其它進步力量和愛國民眾。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對日本一味妥協退讓，壓制民眾抗日運動，自然遭到其他黨派團體和民眾的強烈反對。他們要求國民政府厲行內政改革、保障民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樣一來，他們也同樣成了蔣介石“安內”的對象。

1933年，蔣介石指使特務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1935年，鎮壓了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11月22日，又將救國會“七君子”以“赤匪外圍”的罪名加以逮捕。

現在在一些影視作品中頗有些“鐵血愛國”的軍統、中統兩大特務組織，其實抗日無能，“剿共”也無能，最大能耐是鎮壓國統區的愛國學生和進步人士。

三是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如“改組派”）和地方實力派。

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閻錫山、雲南的龍雲、廣東的陳濟棠，等等。

看一眼這張清單就明白，如此“安內”，蔣介石實際上把自己“安”在了國內所有愛國進步力量的對立面，把自己變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清道夫。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左二）、宋美齡（左三）、張學良（左五）、楊虎城（左六）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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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魯迅先生在他的《文章與題目》一文中諷刺到：

“所以再要出新花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用現在最流行的諡法來説，就是大有‘漢奸’的嫌疑。為什麼呢？就因為新花樣的文章，只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

在紅軍經過長征已經到了抗日前線，並且已經和東北軍、西北軍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情況下，蔣介石依然窮追不捨，堅持“剿共”到底，的確是“安內而不攘外”的“漢奸”行為；

要知道，這個時候，日本不僅已經中在東北站穩了腳跟，建立“滿洲國”，並且也已經在事實上控制了華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西安事變在這樣的時間地點發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已經到了盡頭，遭遇反彈則是必然的。**

**蔣介石不在華清池被抓，也會在別的地方被抓，**他能夠在和他有不錯私交併且輕信宋氏兄妹忽悠的“小六子”陪同下安全返回南京，已經是最大幸運了。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和宋美齡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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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説，蔣介石到了台灣，還在耿耿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使他的“剿共”大業功敗垂成，不肯釋放已經毫無“危險”的張學良；

這意味着他至死也不明白，在世界進入民族主義時代，在中國面臨帝國主義欺侮、入侵的情況下，能夠團結一切力量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維護國家的主權與人民利益，才是最好的“安內”之道！

蔣介石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在事關民族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做出了錯誤選擇，理所當然地被碰得鼻青臉腫。

**蔣介石的“花生米”腦袋變成了花崗岩腦袋，他最終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了。**但我們今天紀念西安事變，則必須對“攘外”與“安內”的辯證法與歷史教訓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