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變壞，是從年輕人沒空戀愛開始的_風聞

來源：新京報書評週刊

“生命像鮮花一樣綻開/我們不能讓自己枯萎/沒有選擇我們都必須戀愛”。二十多年前，張楚在《孤獨的人是可恥的》裏如此歌唱。今天的狀況卻是：沒有選擇，我們必須“戀愛降級”。

“戀愛降級”一説，來自“消費降級”期間新媒體的名詞炮製。《90後降級型戀愛：隨時分手、不用置頂、沒有暱稱》一文迅速斬獲十萬加流量。戀愛降級的表現包括但不限於：

社交圈降級：朋友圈很少互贊，微博跟沒對象似的。

聊天降級：沒備註暱稱，微信置頂都是“工作羣”。

吵架降級：沒啥大事，吵完各忙各的，第二天還是一對cp。

對於愛情，我們似乎都“看淡了”。這個時代，我們有Tinder、有陌陌，有泡學（PUA），獨缺愛情。上個世紀的年輕人急於為愛情加冕，這個世紀的年輕人則安於為愛情降維。“不再把戀愛看這麼重”，這是今天大家表面上的常態。只是，它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撰文  |  董牧孜

愛需要被重新創造。

——阿爾蒂爾·蘭波

在“二倍速”追劇的時代，我成了一名瓊瑤劇愛好者。家國戰火有情人，痴男怨女都市愁，外賣時間裏就着眼淚拌飯吃下去。瓊瑤劇主角都有奇異能力，電光火石從人羣裏辨識出自己獨一的愛人，離散曠日持久仍死心塌地。聲嘶力竭，呼天搶地，愛的龍捲風平地而起。孩提時代的通俗劇，今天看來如此新奇，如此不可思議。

80後、90後之中，多少人是在瓊瑤劇、台灣偶像劇和韓劇裏接受浪漫啓蒙，以為真愛只能發生一次，相信字面意義上的柏拉圖式愛情。成人後，親密關係的規則都圍繞不穩定性展開，網絡技術支持下的性邀約如此氾濫，單數的愛情變作自然更替與開放關係。愛情成了最物質主義的契約，或者最玩世不恭的遊戲。

年輕人的愛情觀急轉直下。最受歡迎的大眾戀愛敍事也已改變。從紫薇和小燕子的清宮，走進甄嬛和魏瓔珞的清宮，宮斗的規則遠離了瓊瑤的設定：愛情總是最先或最終被犧牲——一切以愛情為名的清宮劇，都是以升職為實的當代白領劇。至於受眾甚廣的相親節目，則是現實主義求偶觀的展演，從老牌《非誠勿擾》到三線土味《相親才會贏》，看點往往如此：醜男覬覦白天鵝，自戀女欲傍多金男；按圖索驥眾生相，老婆孩子熱炕頭。目的不為尋真愛，而是秀奇葩，人人以目光打趣失敗者。

在今天主流的愛情敍事裏，瓊瑤非但沒份兒，反而成了“粉轉黑”“路轉黑”的攻擊對象。“毀三觀的瓊瑤劇主角”“渣男加不識好歹的女人”“長大後發現瓊瑤劇反派才是正常人”，《情深深雨濛濛》《一簾幽夢》等劇異口同聲的彈幕吐槽，呈現出新時代愛情觀對舊時“浪漫愛”的激烈交鋒。

瓊瑤劇裏常被調侃的經典台詞“你失去的只是一條腿，紫菱她失去的是愛情啊！”

加諸瓊瑤之上的認同反轉是驚人的：美麗多情的男女主角被指責，當年眼中的瘋女惡婦則得到正名——綠萍、皇后、容嬤嬤才是可憐人。十幾年前我們覺得那就是最純粹的愛情，今天則從中辨識出渣男和綠茶婊的元素構成。

如今瓊瑤劇是作為戀愛道德的反面教材來説教的，她現實中的“小三”身份也為之增添口實：“瓊瑤電視劇的價值觀就是教壞小朋友，讓他們以為，只要是’以愛之名’，無論做什麼事多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他們長大了以後，就覺得愛比天大，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最後都成了愛情的犧牲者。”

與瓊瑤新解類似，越來越多複雜多元的愛情故事被概括成渣男賤女的故事。從經典愛情故事到明星出軌八卦，人們義憤填膺或津津樂道。《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怨婦和渣男的故事”；《英國病人》是有格調的“婚外戀”，“把婚外戀説得冠冕堂皇”。儘管所有偉大的愛情作品都在講偷情、婚外戀，處理當中牽涉的複雜人性，但在谷阿莫3分鐘解説式的解構下，它們被要求接受戀愛道德的統一審判。

電影《英國病人》劇照

最為矛盾的是，以“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為戀愛慣習的當代人，作為看客時卻是最嚴苛的道德審慎者。每一個“三觀警察”都將自己的情感認同投諸在情感折損者的身上，要求對逾矩者加以清算。

與其説童年經典重看毀三觀，不如問我們的愛情“三觀”怎麼變了？人的思想觀念看似主流、長久而毋庸置疑，其實很可能不過是極其晚近的認知結構。渣男和綠茶婊的指認，蓋過“戀愛至上”的宣言，這是十幾年前沒有的價值判斷。是舊時道德的敗壞，還是今日愛情的墮落？這種認知和話語結構本身值得我們去反思和解構。從現代中國的戀愛革命，到今天的戀愛的日常化乃至庸常化，我們對於“浪漫愛”的理解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現實中：

沒有選擇，我們必須“戀愛降級”

二十多年前，張楚在《孤獨的人是可恥的》裏唱：“生命像鮮花一樣綻開/我們不能讓自己枯萎/沒有選擇我們都必須戀愛”。今天的狀況是：沒有選擇，我們必須“戀愛降級”。

與“愛情三觀審查”相伴發生的，是“戀愛降級”。“戀愛降級”一説，來自“消費降級”期間新媒體的名詞炮製。《90後降級型戀愛：隨時分手、不用置頂、沒有暱稱》一文迅速斬獲十萬加流量。

降級的表現包括但不限於：

社交圈降級：朋友圈很少互贊，微博跟沒對象似的。

聊天降級：沒備註暱稱，微信置頂都是“工作羣”。

吵架降級：沒啥大事，吵完各忙各的，第二天還是一對cp。

“説真的，不是渣，是大家看淡了。”

“共享生活風險太大，想想分手分居分貓，血壓就得往上飆，生活除了戀愛，還有交際、加班和switch嘛。”

“愛過的人，還能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往前衝的，我覺得都挺勇士的。”

上個世紀的年輕人急於為愛情加冕，這個世紀的年輕人則安於為愛情降維。多數説法都將戀愛降級與生活節奏的急進聯繫起來：

“越來越難把精力全部撲在一個人身上了。”

“的確，我們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上班、賺錢、變美、自我提升，生活遠遠不止於愛情。”

北上廣的年輕人有Tinder、有陌陌，有泡學（PUA），獨缺愛情。不僅消費降級，愛情稀缺，性生活也越來越少。張楚的新小説《中年婦女戀愛史》裏的小城婦女有時間大把，“除了打麻將，只剩性生活”。而今天的北上廣青年，睡眠都快終結了，還想着睡誰呢？喬納森·克拉裏 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的描述已成為現實。儘管年輕人的荷爾蒙可能不如跳廣場舞的大媽大爺旺盛，但在發明譴責詞彙、戲謔戀愛敍事方面則牢騷滿腹，生命力旺盛。

《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

作者: [美]喬納森·克拉裏 

譯者: 許多 / 沈清 

版本: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5年9月

悲慘的現實是，我們彷彿退回了前愛情時代，只有貴族才有餘暇享受戀愛。對窮人而言，婚姻只是組織耕作勞力的手段；不止不休賣力工作的生活難以培養性的熱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欲》一書指出，在十七世紀法國和德國的農民之間，親吻、愛撫以及和性有關的肢體語言，即使在夫妻之間也很少見。在前現代的歐洲，大部分婚姻的結盟不是以彼此的性吸引力為基礎，而是以經濟狀況為考量。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有性解放運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有從五四運動到社會主義時期的戀愛革命與改造。然而近一個世紀的高談闊論與破舊立新的實踐之後，人們似乎又回到了遺傳、社會制度以及文化政治的法則。從19世紀到21世紀，結婚依然普遍講究門當户對，錢依然是左右着親密關係的潛規則。

《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欲》

作者：Anthony Giddens 

譯者：周素鳳 

版本：巨流  2001年11月

“不再把戀愛看這麼重”，這是今天大家表面上的常態。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好事，女性不必像古代時以婚戀作為一生的投資事業，而是擁有自己的社會化工作，不必在情感上選擇將就一生。

然而，年輕人無為而治的佛系愛情觀，卻與高度的伴侶背叛恐慌構成了一組矛盾；人們想要回歸保守的婚姻價值觀，但又對其報以無限的不信任。一切都要清晰，權責分明——酒吧文化的愛是性魅力指數的判斷，相親與婚姻之愛是門當户對的政治經濟學判斷，至於愛本身的悖論與不講道理，年輕人無福消受。離婚家常便飯，為了維護表面上的婚姻潔癖，人們必須自我訓練以使自己精於欺騙和表演。

就此而言，薛之謙的歌曲《曖昧》，與他吃相難堪的婚戀糾紛都恰好正中其痛。那些劈腿、貌合神離，為了共同財產而表演恩愛的明星夫妻，每一次愛與原諒的敍事背後除了無奈，還有透過虛偽的婚姻道德表演所賺得的豐厚代言費與粉絲支持。這種自相矛盾的愛情潔癖，將人格與愛情均降維成一種財產。

儘管戀愛仍是最受歡迎的大眾敍事（科幻也好仙俠也好，那些類型化故事中賣得最好的仍是戀愛敍事），然而今天的敍事大多對愛情展開了降維打擊。每個時代文化產品都有自己的套路，瓊瑤是上世紀末的套路，今天的套路則是霸道總裁、風流軍醫，作者阿莫在《被文化精英羣嘲的“三觀鬥士” ：反智時代的庸眾？》一文中指出，反正閒暇時間短暫，愛情“爽文”就是明確簡潔地販賣一種愉悦感受。

沒時間戀愛的人飲鴆止渴。

“無需風險，您將擁有愛情”。今天為“戀愛降級”的人期待的是一種沒有風險、可以控制的愛情。

法國哲學家巴迪歐厭煩兩種愛情，一種是懷疑主義的愛，它將愛情揭示為慾望、算計和交換，要的是實實在在的身體或“日子”；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的愛，是兩個人之間的契約。今天，以算法和大數據推算愛情的時代到來了，社交交友網站根據興趣愛好、相片、性格、星座（星座難道不也是一種古早的大數據嗎？）等進行所謂的“科學”配對，幫助我們找到最“合適”的那個人度過餘生。

這是一種沒有偶然、沒有邂逅的愛情——愛情發生那刻的神秘性被取消了，你永遠在一個合適而體面的階級範疇裏遇到一些安全和舒適的選項。

《愛的悖論》

作者: [法]帕斯卡爾·布呂克內 

譯者: 董子云 / 朱珣 

版本: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

愛情不只是風花雪月，也是政治經濟學，毫無疑問的一點是，今天主流的愛的敍事被去政治化了。帕斯卡爾·布呂克內在《愛的悖論》裏説得華麗而憂傷：“我們一直在逃離的舊世界已經再次把我們抓住，其情形甚於抒情詩的年代。我們成了受挫的浪蕩子、浪漫的好色之徒、多愁善感的享樂主義者，在忠貞不渝和紅杏出牆之間掙扎。滿心陳舊的嗜好，滿口革命的宣言。”

而愛情故事的泛濫或消逝，都絕非歷史的偶然。

如果説瓊瑤式愛情太渣，

那五四時期的“愛情至上”更“有傷風化”

如果今天的年輕人覺得瓊瑤小説和瓊瑤劇毀三觀，那麼五四時期推崇“戀愛至上”的小説恐怕更加有傷風化，臭不可聞了；而那時候社會上戀愛“醜聞”的激進，也會令我們今天乏善可陳的明星八卦大為失色。

我的同事瀋河西是“瓊瑤愛好者”，他覺得看瓊瑤總比《小時代》好。“我們這輩人應當感恩青春歲月裏瓊瑤為我們完成的‘情感教育’，讀過瓊瑤的這一代人可以驕傲地説：我們見過更好的東西。如果説瓊瑤小説裏的愛情太夢幻，那也是因為現實太慘烈。”

瓊瑤的“浪漫愛”對於今天患上戀愛不耐受症的年輕人的確是有營養的，但是並不激進。

她以大歷史為背景的小説《煙雨濛濛》或許更有開闊的歷史重量，但大部分瓊瑤式的“浪漫愛”都是安分守己、迴歸家庭的大小姐戀愛，看多了使人厭煩。瓊瑤由於太優越了，也總是以愛情勝利者或優越者視角來講述愛的成全。失敗者總是將自己從愛人那裏推得更遠：《一簾幽夢》裏的綠萍，將自己的假肢做成宵夜歡迎背叛她的丈夫，瘋女人的浪漫之旅註定沒有前途。

這與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逐漸蔚為大觀的自傳式愛情浪漫主義書寫大為不同。儘管五四的愛情故事，比瓊瑤小説更鬧劇，更渣，更呼天搶地，更要死要活。但在它們眉目清晰的浪漫主義慣例裏，體現出了與之不同的情感結構。

對於近代城市的中國人而言，愛情是一場“心靈的革命”。

開啓一段五四文藝青年的浪漫之旅需要六個階段：

非凡的天賦

超高的敏感性

墜入愛河

殘酷的命運

憂鬱和疾病

毀滅

《心靈革命：1900-1950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

作者: [美]李海燕 

譯者: 修佳明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7月

李海燕在《心靈革命：1900-1950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一書中指出，浪漫主義者們追隨“戀愛至上”這一口號，試圖把所有一切都納入到愛的領域。這也是為何此一時期的愛情故事總是如鬧劇一般妄誕誇張：

“多情人或有情人，是浪漫主義之途上孤獨的旅人。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天賦之才，美貌、敏感；他們身體孱弱，多災多病，又多愁善感。他們晝吟宵哭，以淚洗面，淚水總會浸濕枕頭與情書。歸根結底，他們都是為情而生，為情而死之人，‘情’這一個字，涵蓋了他們全部的人生。”

總之，多情人與無情人截然分開，歸屬於一套別樣的存在秩序。這種存在秩序是反建制、反父權、反傳統家庭的。

不同於小資產階級的愛情，後者總是與家庭紐帶、職業生涯、發達成功和名望體面牢牢綁定，這種意識形態將愛情神秘化，旨在不惜一切代價地維持婚姻的長久穩定。

《茶花女》

作者:  [法] 小仲馬 

譯者:  王振孫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0年8月

“浪漫愛”則提供了另一種敍事典型，一場暴風驟雨。以法國小説《茶花女》為例：主角阿爾芒·杜瓦爾愛上巴黎名妓瑪格麗特·戈蒂耶，他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社會結構對於浪漫愛情的反動：不僅要挑戰貴族將性別關係貶低為一時肉慾與消遣，還要對抗小資產階級婚姻的功利本性。

《茶花女》對現代中國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認定“偉大的愛情”是值得耗盡一生去追求的事業。而那些浪漫主義的反叛者尋找真愛，實際上是在尋找建構一個全新的身份：愛情讓他們第一次擁有了自我的意識。愛情所代表之物，比直接的性滿足更為偉大，也更具威脅：個人的自由與自主。

這種愛的英雄氣概，成了一場真實的鬥爭；而集中在生育、常規和女性範疇內的日常生活，變得幾乎沒有任何吸引力可言。在五四的愛情小説裏，那些年輕的戀人為了能在一起，總是公然忤逆家長的意願。對抗原生家庭，成了一種戀愛的道德敍事。

愛情是用來革命的

與今天“戀愛降級”的時代氛圍不同，從五四到社會主義時期，愛情是被無限拔高、甚至被改造為另一種能動力量的。

五四浪漫派在“愛情至上”的標籤上綁定了自由、解放、性別平等和社會轉型的希望。然而，在一些愛情左翼及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家們看來，這種愛情依然不夠革命。這些城市知識分子做派的愛情，帶有強烈的精英化視角。比如當時引起很大爭議的張競生“愛情法則”，對他而言，貧窮、醜陋和無能之人絕無瞭解愛情的指望，哪怕他們理解了愛情，也總會敗給比自己條件更好的競爭者。如此一來，愛情就成了富人和有產階級的特權活動，而不是一種普世的經驗了。

戀愛與革命的關係始終是緊張的。

尤其到了1920年末，滅國的危機、戰爭的焦慮迫在眉睫。革命性與戀愛熱同時高漲的青年，創造了革命加戀愛的敍述模式。為什麼一名典型的女工人就應該愛上一名典型的男工人呢？愛上一個典型人物，意味着愛上他或她所代表的那種意識形態集體性，而不是他或她的個人氣質或特徵。本質上，這是一種階級之愛，即便它以浪漫之愛或性慾之愛的方式彰顯自身。

《簡·愛》

作者: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譯者: 黃源深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11年3月

然而，社會主義時期去性化的革命之愛，在20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之中，不再富有生氣，而成為壓抑情慾、模糊性別差異的苦難敍事。於是，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再度經歷了《簡·愛》那種浪漫經典的洗禮，以及弗洛伊德的流行。加諸愛情之上的禁忌與歷史重負，也統統卸下了。20世紀末，我們見證了一批都市女作家的情慾書寫，“下半身”的故事在出版市場獲得極大的勝利。

在21世紀，伴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遷，我們的愛情生活無可逆轉地走向個體化了，這也是沒有選擇的事情。我們既享受高度私密的快樂，也面臨原子化的孤寂。

在沒有創傷的時代，沒有創傷的愛情

愛是最小的共產主義。

——巴迪歐

回顧中國近現代愛情觀的歷史，我們發現的是一條從崇高走向日常的進路，而日常與庸常只在一線之間。

性啓蒙的普及，是否指導我們更好地去愛了呢？幾十年來，我們見證了愛情從小心翼翼到肆意鋪展，也見證了24/7的工作倫理下無力支付的愛情時間。最終的結果是，我們的愛情觀偷樑換柱，斗轉星移，陽奉陰違，面目全非。

現今社會中，男歡女愛已沒有阻礙，愛情不再承擔超乎其外的附加使命。可是從未有今天如此短暫的浪漫。布呂克內覺得，“愛死於愛的勝利。”這種悲慘更具隱秘性，它源於飽足，而非飢渴。

愛與性再無禁忌之後，求愛出現了一種普遍的困擾：“人們沒完沒了地尋求心儀的目標，失望後再找別的代替，一而再，再而三，就像一串鬼火一樣忽明忽滅。衝動之後重歸冷淡，永不滿足。”

然而激情之愛卻難以喚起，總是不温不火，是有氣無力。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戀愛的“降級”。吉登斯所描述的激情之愛，成了我們的奢望之物：一種特殊強烈的迫切感，迥異於日常生活的一成不變，把個人從世俗的庸碌中連根拔起，滋生一種隨時準備考慮激烈抉擇和壯烈犧牲的狀態。這樣一種相愛是抗拒原子化生命狀態的途徑。

也因此，愛成了一種需要被尋回和捍衞的東西。

《愛的多重奏》

作者:  [法] 阿蘭·巴迪歐 

譯者: 鄧剛 

版本: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年9月

捍衞愛，成了哲學不可推卸的任務。在巴迪歐看來，“必須創造愛的歷險和傳奇，反對安全和舒適。”因為舒適和安全是一種威脅，而愛應是一場永恆的勞作。

兩個人，因為偶然相遇，而經驗到一個與自己完全相異的世界——那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二人的差異性越大，偶然性和戲劇性也就越大。當兩個孤獨個體從各自的世界，過渡到生命經驗相互纏繞的共同世界，再通過兩人持續不斷的勞作，而將最初的偶然固定為一種“命運”，一種全新的時間性就此鋪展。這樣的愛情，才是希望，才是可能性，才是兩個人共同的開啓與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