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星橋：“法輪功”是一個主要打着佛教旗號招搖撞騙的邪教_風聞

編者按：2010年9月，陳星橋撰文回顧了自己早年揭露批判“法輪功”的經歷，介紹了自己對“法輪功”等邪教問題所作的思考。現摘編如下：

　　作為一個較早參與反“法輪功”的佛教界人士，回顧、總結一下自己的經歷和感受，還是很有必要、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對反邪教人士有所啓發和幫助。

　一、我對“法輪功**”**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揭露與批判

　　“法輪功”是一個主要打着佛教旗號招搖撞騙的邪教。我作為一個佛教徒和氣功愛好者，早在1994年就接觸了法輪功。當年的8月，李洪志第一次到哈爾濱市，在市冰球館共作了十場傳功報告。那時我任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佛教協會副秘書長，應朋友邀請，我去聽了前後兩場，當時的場景令我非常震驚：李洪志在報告中很少講如何修煉氣功，反倒總是指責其它氣功門派如何如何不好，佛教寺院中的神以及和尚如何如何不管用了，而把法輪功自奉為最高佛法，報告粗俗，缺乏邏輯，講到許多佛教名詞術語時出現了不少常識性錯誤，但現場的4000多聽眾卻聽得如痴如醉，不斷地歡呼，令人感嘆當時老百姓的輕信、無知和李洪志的魔力。李洪志作最後一場報告時，我中途在冰球館正門外，碰巧看到了停放在那裏的一具男性屍體，大約50多歲。一位女性想進入會場找李洪志理論。她説自己是死者的女兒，她父親專門從外地趕來聽課，因聽從李洪志説的有病不需要看，練法輪功就能好，結果一病不起，我們先前找到李洪志，他也不管。不久，我就看見李洪志一行匆匆從側門逃離。我想，法輪功剛推出不久就發生這種事，恐怕以後會麻煩不斷。當時我將這件事情還向政府主管宗教的部門哈爾濱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寫信作了報告，提醒有關領導予以警惕。

　　1996年，我發現法輪功輔導站越來越多，有不少佛教徒也捲入其中，他們把原來供奉的佛像和佛教典籍送還到寺院裏來，有的信徒還阻礙民眾到寺廟裏進行祈禱。甚至我的一些朋友也練起了法輪功，還勸我加入法輪功。這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視，促使我把一系列的法輪功宣傳品拿來作認真的研究，不久就撰寫了一篇約兩萬字的系統揭露法輪功的文章，通過分析論證，得出了以下結論：法輪功實際上是一種打着氣功旗號反氣功、打着佛法旗號反佛法、打着科學旗號反科學的偽氣功、偽佛法、偽科學，是一種具有新型民間宗教特點的附佛外道，對佛教來説是一種邪教，呼籲政府予以關注和取締。這篇文章寄到北京，引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的高度重視，他一個月裏圍繞這篇文章作了六次批示，指出法輪功是一種邪教，“光是取締還不夠，還須以理摧伏其謬論，才能有效”。

　　在趙樸初先生的支持下，該文先在中國佛教協會內部刊物《研究動態》1997年第2期上發表，隨後在中國佛教協會的會刊《法音》雜誌1998年第3、4期上連載，引起了佛教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刊物予以轉載；1998年元月，我還參加了由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的討論法輪功問題的座談會。與會的佛教界人士和專家們一致認為，法輪功是一個依附佛教的歪門邪道。我將會議紀要整理出來，在《研究動態》1998年第2期上發表。同年6月，我將有關正面介紹佛教“氣功”和揭露、批判法輪功的文章彙編成《佛教“氣功”與法輪功》一書，交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吳立民所長為該書作序。這是法輪功被取締前唯一一本公開出版的揭露批判法輪功的書籍。

　　當時法輪功在全國上下的發展正如火如荼呢！《佛教“氣功”與法輪功》一書的出版，引起了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恐慌，它們立即組織信徒向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副主席趙樸初，以及國家宗教事務局先後寫了六百多封告狀信；有一頭目甚至揚言出資一百萬要把該書的版權買斷，以便銷燬。2000年，我的一位同學鑑於法輪功的宣傳品充斥於美國紐約街頭，便會同紐約的佛恩寺通過我郵寄去了五千冊《佛教“氣功”與法輪功》，並將它與法輪功送來的宣傳品一樣放在寺院展示，這引起了法輪功信徒的不滿，他們找到寺院住持要求強行撤下我的書籍，遭到了寺院住持的嚴詞拒絕。有一次，我的這位同學在紐約乘地鐵，一位法輪功信徒向他散發李洪志的書，他也客氣地回贈《佛教“氣功”與法輪功》，不曾想那位法輪功信徒暴跳如雷，説：我“師父”説了，這本書的作者遭報應，已在北京暴病身亡了！

　　這一切從一個側面説明，我的研究與工作，恰恰揭穿了李洪志的謊言，反映了法輪功邪教危害社會的真相，起到了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引起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組織恐慌的作用。也因如此，中國反邪教協會成立時，我被推選為常務理事；2001年2月26日，我還被授予中央七部委聯合頒發的全國同法輪功邪教組織鬥爭先進個人的榮譽稱號。

　二、我對“法輪功**”**問題進行了多角度、深層次的反思

　　隨着1999年“4·25”圍攻中南海事件的發生和7月22日政府宣佈取締法輪功，法輪功問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由於法輪功裹脅了數百萬人的參與，由於法輪功邪教的精神控制作用，由於境外敵對勢力有意扶持法輪功，藉機妖魔化中國，使法輪功問題並沒有因法輪功的被取締而煙消雲散。它日益複雜化，成為了一個涉及政治、法律、外交、宗教、學術、新聞戰、互聯網、心理矯治、社會穩定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引起了各界人士乃至海外人士的深深思考。

　　十一年來，我曾接受過新聞媒體的採訪，應有關單位的邀請作了若干次關於法輪功問題的報告，參與了與國外反邪教同行的座談交流，參加了各種反邪教的會議和學術會，撰寫了許多的文章，它們分別在有關刊物、互聯網、學術論文集上發表，如：《決不讓法輪功興妖作怪－－佛教界揭批法輪功回顧》、《揭開法輪功的邪教真面目》、《法輪功現象給我們的警示》、《關於“法輪功”剽竊、篡改佛教名詞術語問題答疑》、《略論法輪功的邪教本質及其它》、《李洪志是怎樣剽竊、篡改佛教名詞術語蒙人的》、《如何識別與防範附佛外道》、《保護宗教反對邪教》、《末法不等於末日》、《從宗教角度論邪教的防範與治理》、《關於法輪功問題的反思》、《略論宗教界在反邪教事業中的地位與作用》、《冰火兩重天  邪正涇渭明——從汶川大地震和奧運會看法輪功與佛教》、《一項重大的歷史性舉措——紀念取締法輪功十週年》、《關於新興宗教的若干思考》等等。2000年還編輯出版了《正與邪的較量－－佛教界揭批“法輪功”文選》。

　　通過參加上述活動，使我對法輪功等邪教問題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認識。我認為，上世紀末以來，邪教已成為世界性的災難，它們恰恰是社會急劇轉型和全球化的產物；邪教通常會冒用或濫用宗教的名義、概念和方法，對信徒實施精神控制，具有極強的宗教性，因而也會表現出宗教特有的羣眾性、長期性、特殊複雜性、民族性、國際性，它們猶如偽鈔、癌細胞、變色龍、獨立王國，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無不構成極大的損害和威脅；而傳統的社會化了的宗教是邪教的天敵，可以起到甄別真偽、壓縮邪教信仰市場的積極作用；不瞭解宗教，就不可能真正認識邪教，不懂得宗教管理、尊重和利用宗教，也不可能有效地防範和治理邪教，因此應當普及必要的宗教知識，對愛國宗教團體應當予以扶持，加強管理；邪教問題的產生是社會多方面因素的結果，一旦形成，危害巨大，因此治理邪教要以防範為主，多管齊下；在中國，唯物論、無神論和科學是官方主導的意識形態，弘揚主旋律，對於破除迷信、抑制“怪力亂神”的泛濫，對於人們擺脱邪教的控制有很大的作用，但在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仍然信仰宗教的情況下，如果宣傳不注意場合，或過度強調，就可能嚴重破壞反邪教的統一戰線，從而產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在宣傳唯物論、無神論和科學方面，既要防止右傾主義，也要避免重犯左傾主義的錯誤；“邪教”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性的或法律的概念，世界上不可能有統一的邪教定義，因此境外敵對勢力常常採用雙重標準，利用邪教問題製造麻煩，法輪功的境外猖狂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公器，應加強和完善治理邪教的法律法規，依法治理邪教，這樣才能將治理邪教的成本降低到最小程度；應引進來，走出去，加強與各國同行的交流溝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只有這樣，中國的反邪教之路才能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