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魯迅還是胡適？_風聞

十一世紀以來，對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的反思已有長足進步。許多既定的觀念、虛構的偶像正在搖晃，根基已經不太穩固。這種反思可以從對魯迅、胡適的評論爭論中窺見一斑。魯迅、胡適當然是現代中國知識界重量級人物，兩人和林語堂都很有淵源。對魯迅和胡適的反思  正可以引入我們重審林語堂在現代中國乃至世界知識思想史中的地位與意義。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博士，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錢鎖橋先生新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是一部敍述林語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傳記，以現代中國知識 思想史，尤其是中美知識交往史為背景。林語堂的跨文化心路歷程不僅 是現代中國文化體驗的一面鏡子，而且和當下中國整個現代旅程息息 相關。

這部林語堂智性傳記旨在為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 塊磚，或許亦有助於中國和世界重啓“新的文明”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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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後殖民主義批評的挑戰，辯護者可以置之不理，因為他們只需強調魯迅的中國本位立場及其力圖改變中國的崇高意願。可是，有關魯迅的政治道德和知識立場問題，辯論也很激烈。我們今天是要胡適還  是要魯迅，這一問題不僅關乎魯迅及其辯護者的個人尊嚴問題，對我們  今天的知識思想生活亦至關重要。在政治道德領域，魯迅辯護者似乎能輕易找到歷史資源與理據。

魯迅受到尊敬，正是因其所謂“硬骨頭”精神：**從來不向社會上各種黑勢力讓步，也從來不向任何政治權威低頭。**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轉向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這也很容易解釋 ：首先，中共和左聯當時代表進步勢力，受到國民政府迫害 ；其次，魯迅後來和共產黨合作中鬧出矛盾，亦公開批判，無所畏懼，更顯示其錚錚骨 氣、獨立人格。相比之下，胡適要與政府做“諍友”的態度就差遠了， 顯得既不高尚，也缺乏吸引人處。

當然也有很多人更喜歡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有學者認為胡適和魯迅的根本區別源自兩人不同的教育背景 ：“魯迅是明治維新後建立了極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學生，他在那裏接受的現代化思想 天然是有殘缺的，後來又接受了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的社會革命思想。 而胡適則是在被馬克思稱做‘天生的現代國家’的美國的留學生，又 一貫關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這段話可能略顯武斷，很容易遭到對手反駁，但卻提到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現象。 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也可看作留學生史。1905  年廢科舉，中國青年要在社會上立足，必須遠涉重洋以獲取教育資歷，留學地主要有日本和歐 美。1916  年新文化運動興起，即標誌新一代留洋學生走上舞台。新文化運動一舉把中國文化推入現代性，其成功主要靠留日和留歐美兩派學人合謀促成。

當然，説留歐美派學人一定比留日派傾向自由主義，這不免偏頗。 比如在北大，當時的派系狀況是留英美派對留日留法派。就歷史上看， 以魯迅為代表的留日派學人確實比較熱衷激烈的革命途徑，而留英美 派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改良進程。最近國內學人重新看重胡適，正是企  圖找回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

然而，重審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也就是要重審中國現代史本身，無論在文化上還是政治上。回顧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面臨一個棘手  問題 ：許多留英美派學人，包括胡適及其朋友圈內人士，民國時期曾仕於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北洋政府。如此，在國內許多學人（包括大多數胡  適傳記作者）眼中，留英美自由派學人先輸了兩着。假如現代中國歷史  被看成一部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線性 進步歷程，在敵對政府任職當然就成為污點，甚至是“反動”經歷。改 革開放以來，這種重塑性歷史敍述越來越缺乏公信力。但在更深層面， 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被認為必須遠離權力、向權力説不、為被壓迫的人民發聲。

正是基於此，魯迅崇拜者堅持守護魯迅的“民族魂”，捍衞其“硬骨頭”精神。魯迅死後被權力利用，那和魯迅本人無關。這樣， 胡適（及其自由派友人）和政府的合作怎麼説都無法擺脱個人機會主義 色彩，而且按此邏輯，胡適戰時出任駐美大使也不是什麼可譽之事。

**思索中國現代性不能基於重塑性歷史敍述。相反，問題的提出必須基於現代中國歷史經驗本身。“魯迅的困惑”，即魯迅自己的反專制話語與實踐和其死後被專制利用之間的可容性、共謀性，這正是思索中 國現代性揮之不去、耐人尋味的問題。**它不僅是知識姿態問題，也是思 維方式問題。梳理該問題必須首先認識到沒有哪個高尚而純潔的知識分子站在權力關係之外對權力説不這回事。這倒不是要遵循尼采式道 德系譜學，而是現代中國（乃至二十世紀人類）的歷史經驗沉甸甸凸  顯自身，要求我們反思。

相對於魯迅的“硬骨頭”鬥爭精神，胡適最主要的遺產便是“容忍”二字，其生前諄諄教誨並身體力行。“然而，20    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容忍。20    世紀是一個奉行‘鬥爭哲學’的世紀，寬容則是這種哲學的反面，它由於被誤認為是軟弱、  妥協和不徹底，因此，奉持這種價值的胡適自然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反面。” 

胡適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勸誡不要輕易動“正義的火氣”： “‘正義的火氣’就是自己認定我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 我們履行“鬥爭哲學”已有一個世紀，如果繼續堅守“正義的火氣”的正當性，着實讓人費解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現代性的兩個 標杆。自從十九世紀中西方殖民主義覬覦中國沿海以來，中國文化不得 不大幅調整，求生求變。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士人興起所謂“自強運動”，試圖引進西方科技搞洋務，同時維繫儒家政教體系。這便是遵循所謂“中體西用”原則的民族主義救國方案。

然而，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慘敗，這種努力也隨之破產，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革命。1912 年，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但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普世性文明，不是一個民族主義文化，並不以民族國家為界限。也就是説，“西學”要算“學”，不可能只因其為 “西”便不能成為“本”。按中國文化本身的邏輯，中西間學問必定會互 相滲透比個高低。可是對於這種挑戰，晚清儒士在知識和情感上基本上  都不夠格。到了二十世紀初，新一代留洋受過西式教育的學人開始走上  前台。他們一些人開始創辦《新青年》雜誌，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  議》，號召使用白話文，點燃了文學革命的火種，當時胡適還是哥倫比  亞大學博士研究生。為了響應胡適的號召，魯迅後來發表了第一篇白話  文小説《狂人日記》，從此奠定其新文學領袖的地位。

新文化運動起初是一場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以確立現代中國 的標準語文。當然其意義遠非僅此，它實際上是場文化革命。尼采式“重估一切價值”蔚然成風。那是個打破偶像崇拜反傳統的時代。胡適、 魯迅領軍新一代受過西式教育的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猛烈攻擊。 胡適和魯迅同屬反傳統陣營，也都把“批評”看作現代知識分子的標誌。從現代知識思想史角度看，胡適的功績在於其為整個現代中國知識域開創了新的“典範”。

此典範主要有**兩個層面 ：對傳統儒家政治文化體系的批判，使其解構潰散，再也無法為“本”，同時允諾通過儘可能 “西化”來創建一個“新的文明”。**胡適和魯迅對此心有靈犀，不過側重  點明顯不同。在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上，恐怕沒有人像魯迅那樣對傳統中國文化有如此尖鋭與透徹的批判，而胡適為建立“新的文明”幾乎在所有知識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面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挑戰，新一代中國學人勇於自我批評、擁抱他者，這種開放胸懷在人類歷史上也不多見。就憑這一點，胡適和魯迅都是中國現代性的典範人物，甚至是全球現代性的典範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現代性經驗要比西方早一個世紀，亦更為豐富，因為西方還有待於真正接受他者文化，進行跨文化實踐。

中國現代性經驗已有一個多世紀，當今世界格局早已今非昔比， 正如對胡適、魯迅兩位知識領袖的討論重審一樣，胡適、魯迅所崇尚的“新的文明”新文化典範也都需要重審與調適。如果説我們要從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中國吸取點什麼教訓，起碼我們得重視知識分子批評的功能與效果，警惕價值虛無的文化批評。**啓蒙批評在當今中國當然有其價值，甚至有緊迫性，但同時也有必要警惕以啓蒙或正義之名批評的陷阱。**這倒不是源自後結構主義式系譜學啓示，而是中國現代經驗所要求。改革開放前魯迅能受到如此輝煌的借用，多少和魯迅式的文化批評特性有關。反傳統立場有其歷史必要性，非如此恐怕無法把中國推進現代文明。但魯迅的文化批評，藉助尼采式的“權力意志”，對中國文 化一味採取解剖式的嘲弄與解構，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建設性導向。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要用來敲開中國傳統文化這棟窒息的“鐵屋”的，現代青年備受鼓舞，掙脱傳統枷鎖，探尋“新的文明”。可是，當人們看到這種批評也可以輕易被用來為“文革”的瘋狂添磚加瓦，當然值得深思。問題不在於魯迅式批評和殖民傳教士話語的共謀性。魯迅當然清楚傳教士的意圖（有論者認為，假如魯迅的批評話語帶點宗教性，那倒又可刮目相看）。相比而言，胡適就很難被意識形態所借用，因為胡適的文化批評有破有立，確實有很強的建設性導向。魯迅的批評者會納悶：魯迅怎麼能算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他除了相信進化論、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之“吃人”性，加上後期若即若離受了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影響，真説不上有什麼自己的系統“思想”。

其實，胡適也一樣，也説不上有什麼自己的思想系統。他和魯迅的 信仰類似，只有一點重要區別 ：他對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掩飾的讚賞，這出自其美國留學期間的切身體驗。但這正是胡適長處所在 ：他是位典範轉換者，不是系統思想家。**胡適就像後世的伏爾泰。**伏爾泰借用儒家文化開啓啓蒙運動，使西方走上世俗現代性之路。胡適堅信其美國 所見所聞之進步性，要儒家文化讓位於現代知識，使中國走上創建“新 的文明”之程。

胡適的著述涉及現代知識方方面面，而且是用看似極為 簡明通順的語言，很難具體説明他的“思想”是什麼。最根本上説，胡 適是五四“德先生”和“賽先生”最佳的闡釋者和實踐者。鑑於胡適對西方現代文化嫺熟通透，他把“科學的方法”引入中國，不僅要其 適用中國學問，而且要在中國人生活各個方面都用“科學的方法”。胡適一輩子都孜孜不倦提倡中國要“西化”，總是擔心儒家保守勢力太頑固，時時妨礙中國的現代化。

**然而，中國現代性經驗一個多世紀以後，這兩個座標都需要被重 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 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與證明。在科學主義的凝視下，中國文  化傳統只剩下歷史價值，作為博物館物件被考察、區分甚或欣賞。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與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説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他一直認為所謂西方帝國主義話語只是反映中國自己缺乏自信，拒絕從 內部改變自己，因而有礙普世式跨文化相互學習以創建“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