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霸權惡法，國際大公司玩起了敵後地下工作_風聞

美國法律特別複雜，而且不是太好理解。2016年美國律師總數高達135萬人，佔世界35%，就是因為美國法律的特殊環境，才搞出了這麼多律師。

中國人對美國法律體系感覺到驚奇，可能是從著名的辛普森案開始。1994年6月12日深夜，橄欖球明星辛普森被指控用刀將前妻以及一個餐館侍應生割喉殺死，全美直播他開車逃跑被抓。按照各種證據，顯然是辛普森殺的，無可辯駁。最直接的證據是血跡化驗和DNA檢驗，辛普森顯然在作案現場和死者發生了打鬥。

但是他有錢，就找了厲害的律師。警方的證據被律師找到了各種疑點，如血跡被污染，DNA化驗不夠正規，血手套配辛普森的手顯小等等。最後疑罪從無，辛普森居然就這麼被釋放了。這個邏輯是，法庭以及陪審團認為，存在其它人殺掉這兩人的可能性，所以無法定罪，辛普森本人也説要找到真兇。這個著名的案件讓許多人見識到了美國法律的種種概念，疑罪從無、程序正義、證據採納等等。

美國法律條文非常多，各種罪行多得很。美國關押了230萬犯人，佔全球四分之一，被關起來的犯人世界上最多，部分原因是條文多人們容易犯法。但是大案定罪又搞得很複雜，各種程序很難懂，所以確實需要很多律師。平時要律師查條文保障經營或者給別人下套，出事要律師出台巧嘴辯論爭奪利益。這又扯出美國人的契約精神，事情要先説好，出了事算誰的責任。有些美國人叫鄰居朋友在家裏開party，會拿出文件讓簽署，玩出事了主人不負責。

 

美國影視劇特別大的一類就是刑偵劇、律師劇，如《傲骨賢妻》。就算不是直接説美國法律體系的影視片，也經常有和法律相關的重要橋段。天長日久宣傳之下，世界都知道美國講法律，做事要注意法律。美國人辦事也確實喜歡從法律的名義出發。

美國的法律事件一般是在美國國內，外國人看熱鬧其實無所謂。辛普森有沒有逍遙法外，到底有沒有殺人，別人也就是説一嘴，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美國人自己是不是很守法？因為美國特別講法律，世界律師最多，是不是美國人在良好的法律體系監管之下，做事就很規矩守法，比外國人要更規矩？這卻根本不是，否則美國也不會有那麼多犯人。

比如美國有些人認為，政府就是暴政，要管老子，老子就是不服。富蘭克林説，美國人逃不了的，除了死亡就是交税。而且税率還很重，美國個人所得税佔税收比重高達50%，比中國的8%要高多了，不少人收入三分之一交了税。

所以交税這個事，很多美國人是不服氣的。不服氣怎麼辦？美國人不得不守法交税，這是有的，但肯定不能説願意交税。美國選舉經常鬧的就是減税加税，這是從税率上來説，是正當手段。但是和中國很多做生意的人一樣，美國有不少富人選擇了逃税！有厲害的律師幫操作，也許就不叫逃税，叫合理避税了。但是有些手段搞來搞去就説不清了，是避税還是逃税要打官司。

比如美國有不少上市公司，在海外做生意掙了鉅款，如果匯回美國要被收重税。這是個什麼説法就扯不清，特朗普説讓這些美國公司少交些錢，錢回美國回購股票。所以有些大公司回來交錢年度利潤成負的了，但其實是佔了便宜股價反而漲了。但是以後沒了這筆錢，回購資金就沒那麼多了。

這是美國公司，不是特定哪個人的，犯不着去特別逃税。美國個人逃起税來就不會客氣了。瑞士的銀行歷史悠久，特別注意對客户信息保密，國際上口碑極好，所以美國不少富人想法把錢逃到瑞士去了，美國一直沒有啥辦法。但是2012年瑞銀集團（UBS）也認栽了，交了7.8億美元的罰款，將4000多個美國公民的客户信息交了出去，這些人補了4億美元税款。

這是因為，UBS僱員博肯菲爾德2007年向美國舉報，説該銀行幫助美國人逃税，手法是讓客户現金購置珠寶和藝術品存入該銀行，這樣200億美元的收入免交了個人所得税。美國對UBS展開税收欺詐調查，各種威脅操作後，瑞士終於違背了三百年傳統，公開了客户信息。博肯菲爾德獲得1.04億美元的獎金。這個事件震動很大，33000多個在外國開設賬户的美國公民到税局自首，補交了50多億美元税款和罰款。

美國這樣搞，税率重，法律條文多罪名多，好處是用法律説話，辦事有規矩。這是正面的理解。但是既然法律這麼難以理解，律師這麼多，也就有另一面：法律成了武器，大家用法律武器戰鬥，贏了就是一切。美國公司之間互相告，個人告公司，公司告個人，各種鉅額罰款，成王敗寇。搞來搞去，不少美國人其實沒什麼道德觀念，要麼就是借法律佔便宜，要麼就是鑽法律的空子。避税成功是我有本事，被抓到是沒找對辦法。

美國人這種思維習慣，在國際事務上，也表現得淋漓盡至。美國人在國際上明明是無理的事，會先搞一個法律，然後形式上把它搞成一個法律事件。這是一種非常狡猾的做法。別的國家可能在想，我在國際上要爭地盤，爭軍力，爭市場。但是美國人還特別注意爭法律空間，這個事我要用我的法律管，那個事你的法律不能管。

在國際貿易上，美國人也搞了很多法律法規。這不是美國人特別想給地球作貢獻，而是想給美國公司佔便宜，或者説保護美國利益。但是世界畢竟進入了主權國家時代，各國從法理上是平等的，有自己的主權空間，美國也突破不了這個大的框架。很多國際法搞起來，美國人進去以後，或者本來是美國人牽頭搞的，但是搞來搞去發現佔不了多少便宜，甚至説不過別人要吃虧。

WTO成員國幾乎包括了世界所有國家

比如WTO，本來美國是覺得自己大佔優勢的，準備靠WTO規則吃定世界市場，也包括中國。但是後來發現，中國變成WTO最大受益人了，美國人就不幹了。有時鬧退出WTO，有時甚至説要把中國趕出WTO，但這顯然都過頭了。一般就是説中國沒有遵守WTO規則。很多中國人也附合這個説法，説中國在WTO時代混得還行，是因為不守規矩。

其實按美國的法律精神，如果真是中國不守WTO規則，早就告到WTO去了。而且中國也確實是WTO被反傾銷告的最多的國家，美國也告過。WTO也確實不是中國開的，中國沒有厲害到這個程度。但是WTO既然是有規則的，中國就按那個來，WTO上面怎麼吵都可以公開搞，就算WTO判中國輸了，只要合情合理都可以照着來做。

中國以前還有借WTO推動國內企業改革合規的説法，絕對不是排斥WTO規則，中國也沒有拒絕執行WTO規定。美國正是因為發現WTO規則拿中國沒辦法，所以才發動了貿易戰。其實美國對中國這樣10%、25%地猛加關税，是嚴重違反WTO法規的，中國已經告到WTO去了，但是美國根本不理。

如果只是靠國際組織，雖然美國成功地操縱了不少國際組織，但是美國還是覺得不順手。所以美國人又發明了用國內法來管國際事務的辦法。這個就明顯搞過頭了，成了惡法了。從法理上來説，國內法是隻適用於一國內部的，既然各國法理上是平等的，想要管到國際上去，本身理念就不對。所以美國只能是靠霸權強推國內法管國際，世界各國政府是絕對不接受的，沒有接受的道理。即使是在民主自由的話語體系裏，美國這種國內法管國際的理念也是説不通的。除非是徹底的愛美人士，象某些愛狗人士一樣，硬要説狗和其它動物不同，就是有特權。

美國其實也不指望國內法能管到其它國家政府，這也太過分了，完全説不通。但是實際操作中，美國發現是可以管到世界上的公司的，這就給了美國很大的操作空間。因為公司的邏輯是做業務賺錢，對國家主權之類的理念沒那麼看重。如果賺錢的路徑，要滿足美國人的一些條件，那一般也並不會較真，不會有錢不賺，堅持原則不鳥美國人的國內法。既然如此，這些公司對美國的國內法也並無內心的認同，不會看得很神聖，沒有道德潔癖。

1979年伊朗人質事件，美國人質被遊街

比如三星愛立信要到伊朗做電信生意，伊朗人賣石油有錢，人口也不少，是個值得重視的市場。但是美國人和伊朗有仇，就説不許拿美國部件賣到伊朗，會和相關公司籤一個協議。三星愛立信也就簽了。然後還是照樣能把生意做到伊朗，三星是伊朗第二大手機商，愛立信的電信設備伊朗也不少。

其實美國人並不是真的説看到別的公司和伊朗做生意多麼受不了，所以三星愛立信也多年沒有事。美國人自己還和伊朗搞生意，以前有個伊朗人質事件。1979年伊朗革命後，52名美國外交官被扣作人質要求換逃到美國的巴列維國王，沒多久國王病死了，搞到1981年裏根上任第一天人質才放出來。其實是美國拿武器換的人質，後來被揭發還出了伊朗門事件。這麼多年，也沒有打伊朗，反而是和美國關係曾經更好的伊拉克薩達姆給打慘了。

那麼國際上的公司是如何看待美國這些管到國際的國內法的？比如美國不讓賣美國部件到伊朗，國際上的大公司是個什麼想法？首先，這種法律性質就是美國的國內法，公司們是知道各國政府不承認的。要做生意，各公司都會表示遵守美國法律，要籤協議就籤，這都是可以理解的行規。但是內心裏，公司們肯定不會認同美國的正義性，不會認同這些法律的神聖，即使要繞開這些美國規定，也不會有什麼道德虧欠。

和美國商務部簽了協議，説不賣美國部件到伊朗，然後怎麼辦？當然就是想辦法繞開了。這是因為，從理論上來説，美國商務部只是規定了一些不能做的操作。比如愛立信直接把一堆美國部件賣到伊朗，那確實違反協議了，沒有公司會這麼幹。但是如果三星愛立信把美國部件賣給第三方，這是完全可以的，從和美國的協定來説是完全沒有違反任何約定的。至於説第三方做了什麼事，這從商業規範來説，要三星愛立信去查也強人所難。所以，三星愛立信就賣完了拉倒，這些貨最後怎麼出現在伊朗的，不知道，不排除是外星人乾的。

這並不是違背所謂的契約精神，也不是不講信用。其實大公司還是比較注重信用的。因為美國和大公司的約定，本來就是一個沒法説得很細的約定。可以認為，美國是給出了一個有漏洞的文本，只要相關公司找到了這些漏洞，就可以象美國律師一樣毫無道德負擔的去鑽這個漏洞。如果要講信用，要講契約，美國就不應該制定這種惡法。這種明明靠美國霸權去為難全球大公司的東西，不能和偉大的契約精神聯繫在一起，也不能和金融的基礎信用聯繫在一起。

除非説，美國把約定説得毫無漏洞了。比如説，只要三星愛立信的設備出現在伊朗，那就是錯，不管過程如何。但這種約定又太沒道理了，因為真的可能是外星人把三星愛立信的設備運到伊朗的，或者匪徒搶去的。美國如果把法律定成這樣，那就太違反有些人整天鼓吹的“程序正義”的精神了。

面對美國這種惡法，其實正確的理解就是，國際大公司可以毫無道德壓力地去想怎麼繞過它。如果這都有道德壓力，那很多事就説不通了。比如日本佔領了中國，要求中國人守法，不要反抗，那算什麼法制精神？沒有道理的惡法，不能提法制精神，要用現實主義的辦法去處理。但是公司們也要過日子，所以會聰明地想出安全地繞過去的辦法。

可以指責説，公司想的辦法不夠聰明，被美國抓住了鐵證，只有交錢認罰了。歐洲很多公司，都象瑞士銀行一樣被罰了，雖然不情願，但辦事不力證據在別人手裏了，只好認了。要説歐洲公司認同美國人罰得對，罰得有理，那是不可能的。法國巴黎銀行，幫蘇丹、伊朗等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國家轉移數十億美元資金，被美國罰了89億美元。法巴一度氣得説要用中國人民幣做生意，要放棄美元和美國市場。

所以，全球大公司，面對美國惡法，基本的態度就是想辦法繞過去。不繞過去，難道就聽美國的不做生意了？原理上説不通，世界經濟要發展，美國説不讓做生意了就不做，那乾脆美國統一地球算了。包括和中國做生意，也不是美國人能阻止的。美國自己的公司高通，都在中國起訴蘋果，這是重視中國市場和尊重中國法律權威。美國人從道義上，以及從實際操作中，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世界上的公司，甚至包括美國自己的公司，都會找到辦法來做生意。想出辦法就是為了對付美國惡法的，是機智而正義的敵後作戰行動。沒有人會攻擊三星愛立信違反了什麼道德

​但是，也不能因為道德的正義性，就忽視了美國霸權的強大。所以，有經驗的大公司都特別強調“合規”。這個合規，不是説絕對按美國人的理念去操作，而是要仔細研究美國人給出的法律體系，在裏面找到生存空間。操作得好，美國人要對付，也是有困難的。

華盛頓郵報12月8日評論文章提到三星與愛立信的伊朗生意

按美國法律精神，它不能指責説，就是你賣東西給伊朗了，大家都知道是你賣的，就像大家都知道人是辛普森殺的，所以可以罰你了。它必須找到證據，説按照什麼什麼約定，你辦的這個事是不符合約定的，是欺詐。但是這種事，有很多操作的花頭，搞來搞去就會扯不清。美國的法律也不可能規定得那麼仔細，總有漏洞。理論上來説，三星愛立信真的可以賣貨給外星人，然後外星人明説，就是我賣給伊朗的。美國人要找外星人算賬時，發現找不到了，飛出地球了。相關公司可以這樣和美國人解釋，只要美國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按法律精神就有得扯。其實這都是公開的秘密。

其實國際上相關的公司都心知肚明，不管是做實業還是搞金融的，對美國這一套都是知道的。明面上，要滿足美國的要求，但是實際操作中，公司們會互相商量，看各自的辦法是不是安全妥當。公司之間互相商量，也根本不是什麼欺詐的概念，誰不知道誰啊。就比如滙豐和三星有資金往來，發現和伊朗有關怕合規沒做好。三星的人就來解釋説，合規都做好了，沒事的，滙豐也就放心了。只有美國人會把這種行為定義為欺詐，相關公司自己知道。就象侵略者鎮壓反抗，都借法律的名義。無論是憑藉武力，還是憑藉美國金融渠道以及高科技部件的優勢，都是一樣的惡劣行為。

所以，如果國際大公司被美國人抓住了，違反了美國國內法被罰了，這完全就是一個反抗戰場上的犧牲，沒有什麼道德上説不通的。當然，不能鼓勵無謂的犧牲，最好就是做好合規，讓敵人找不到錯處。如果實在能力不足，做不好合規，也可以退出戰場。沒能力，又強要去搞，是給敵人送人頭，那是不對的，可以狠狠責備的。

但是有時美國會急了眼，明明沒有足夠證據也跑出來説，我抓到你了，你必須向我認罪。這時要據理力爭，按美國法律精神，疑罪從無，找到種種的可能性，要求美國人給出完美的證明。在證明不完善時，就是無罪的，有一切正當的權益。而且，這是被逼在美國人的框架裏説事時，要這麼説。如果可以，一定不能進美國人的框架。因為美國人的國內法，美國人來審判，沒有公平可言。美國人拿個洗衣粉，就説是伊拉克搞化學武器的證據，最後打進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找到。

世界各國應該支持惹上美國噁心事的大公司，脱離美國自説自話的審判。出於正義，能不引渡給美國的，就不要引渡。如果把人交給美國了，就是向美國惡法低頭，是支持美國國內法管國際，沒有道義的正當性，是站在了地球正義的對立面。其實就算是美國的盟國，也有不少人認識到了美國惡法的噁心之處，希望本國能堅持主權獨立，不要變成美國跟屁蟲。

有些人會感覺心虛，説看上去國際大公司是賣東西給伊朗了，違反和美國商務部的約定了。本文解釋了，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國際大公司是賣貨給第三方，做好了合規，這完全符合與美方的約定。按美國法律精神，它需要證明國際大公司有違規。而且，這種惡法本來就毫無道德正確性，即使美國用霸權強行處罰了很多歐洲公司，交錢的公司也只是對強權低頭而已，在道德上沒有虧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