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政府為何大量隱瞞、銷燬對日本不利的信息和證據？_風聞

戰後日本人的歷史認識顯現出多元與分裂的特徵。表現在南京大屠殺上，尤為典型。日本右翼勢力迴避責任，漠視歷史教訓，將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反思視作“自虐史觀”。在和平與發展被視為時代主流的今天，那些“逆流”令外界感到憂慮。

但日本學界也存在着一些堅持歷史良知、對侵略行為痛加反省的知識分子。在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史上，自上世紀70年代起，數位日本進步學者發掘並堅持歷史真相的頑強身影，是值得中國人民尊敬和牢記的。恰逢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我們就此採訪了學界的有關專家。

▲《南京事件爭論史》是“南京大屠殺存在派”學者笠原十九司的力作。該書以“日本人是怎樣認知歷史事實”為主線，概述了日本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圍繞“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的爭論歷史。從南京大屠殺事件爆發到日本戰敗不久即開庭的東京審判，直至對南京大屠殺事件證據的查證以及判決有罪，作者揭示了一個不為日本人所廣泛認知的情況：南京大屠殺爆發期間，日本政府和軍部指揮層對此並非“不知情”，相反，他們所獲得的信息與國民不同，進而大量隱瞞、銷燬對日本不利的信息和證據。

交鋒 一場遠未結束的論戰

“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軍全部佔領南京，十七日，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為首舉行了入城式。在這五天內，穿上了軍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羣惡鬼羅剎和妖魔鬼怪，窮兇極惡，慘無人道，兇暴到了極點。其殘酷的發瘋程度，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下關的街道被澆上了汽油，燒得精光，呼救聲響徹大地，一片垂死掙扎的哭叫聲，火舌把天空染紅，汽油燃燒冒出陣陣黑煙，機槍在咆哮，死屍散發出惡臭，著名的南京古城牆到處血流成河，揚子江的混濁江水也染得血紅。這幅巨大的地獄畫卷在現實中出現，成為一種憤怒，籠罩着江南的曠野……”

這段敍述南京史上黑暗一頁的文字，出自一個日本人的回憶錄。作者是前南滿洲鐵道公司南京事務所所長，目擊了這一幕幕慘劇。對於這段血腥的回憶，已故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懷着複雜的心情，將它“原汁原味”地引用到自己的歷史著述《決定版·南京大屠殺》一書中。1982年，該書由德間書店出版，被視為洞富雄畢生成就的代表作。在這本書裏，他以嚴謹的學術論證，與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數字的右翼學者激烈交鋒。在書末，在那些證明日軍暴行的史料面前，他提出了一個錐心之問：“在當時軍人中是否有人看了這些文章而無動於衷，毫無痛心之感？對離不了軍國主義的‘大和魂’和思想頑固的人來説，我的提問也許是毫無意義的。”

洞富雄追問的背後，在日本，有一場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風暴。那是關於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論戰。雖然因為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廣為人知，但它只是一個模糊的整體印象，其殘酷性和規模究竟如何，則不為大眾所詳知。這種歷史認識上的灰色地帶，成為那場論爭的基調。作為長年從事南京大屠殺與東京審判研究的學者，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程兆奇對那場曠日持久的論戰有着深入的觀察：“有關日本的戰爭罪行，在日本惟有南京大屠殺久爭不息。走進日本的書店可以看到，沒有一個與中國有關的歷史事件有南京大屠殺那麼多的著述，足見這一爭論不再限於狹窄的專業範圍，已成了社會關注度相當高的話題。”

在“南京”這個沉重的字眼之下，日本學者大抵有幾種選擇：做一個旁觀者，不去涉及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研究；成為一個“虛構派”或“否定派”，極盡可能減輕戰爭中的加害程度，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甚至非學術性地歪曲篡改歷史事實；或者，以一個真正客觀正直的歷史學者的姿態，為維護真相而努力。

作為世界上第一位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大屠殺存在論”學者的代表，直至2000年以94歲高齡去世，洞富雄的大半人生都在與右翼史觀論者的交鋒中度過。歷數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貢獻，程兆奇認為，“拓荒”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點。洞富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67年，見於《近代戰史之謎》中的一章，這是日本第一篇在研究基礎上寫成的南京大屠殺的文字；他的《南京事件》出版於1972年，是日本第一本研究性的專書，迄今仍被不斷徵引。此外，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探討，“從代表作《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看，洞富雄提出的問題和對日本‘虛構派’的辯駁基本構建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框架、確立了回應‘虛構派’挑戰的方向”。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成為議論熱點，乃至形成論戰則與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報道有關。1971年，本多勝一獲許可踏上調查侵華日軍戰爭罪行的採訪之路，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倖存的受害人。報道以連載方式在《朝日新聞》刊出，其中當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間的10篇報道涉及南京大屠殺。此後，報道以《中國之旅》為名集結成書，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在原來“平頂山”、“萬人坑”、“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人的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防疫慘殺事件”、“上海”、“‘討伐’和‘轟炸’的實態”等篇章。《中國之旅》在此後10年中重印了26次，但也引發日本右翼勢力的瘋狂攻擊。

正是由於本多勝一的嚴厲批判，加上《朝日新聞》的影響力，“南京大屠殺”已成為日本大眾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程兆奇認為，“它的影響本身使持反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者不能自安，由此形成了一波強於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洶湧浪潮。”於是，“大屠殺存在派”和“大屠殺虛構派”的學者針鋒相對，攸關歷史真相與正義的一場論爭於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全面展開。

1984年，洞富雄與藤原彰、本多勝一、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進步人士組成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對於該會的初衷，吉田裕在1985年曾有這樣的闡釋，“‘幻影派’優先考慮的是政治立場和思想領域，其次才是歷史事實，因此他們無視甚至歪曲歷史事實。對此，研究會的目的之一是儘可能正確地從各個角度還原南京大屠殺事件原貌。目的之二是將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歷史教訓，以此促進真正的日中友好，同時，以此為動力，促使國民自覺培養和平意識。另外，正好那時正在審理家永教科書案。研究會第三個目的就是積極支援審理家永教科書案。”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以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成員為中心，在國內外挖掘收集南京大屠殺事件史料與證言的工作進展迅速，編輯翻譯出版了9部資料集，還相繼出版了記述南京大屠殺事件原因、經過、結果及其歷史影響乃至整個事件全貌的歷史書籍。

在“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中堅力量、日本都留文科大學名譽教授笠原十九司看來，南京大屠殺不可否認，已是被論證的事實。在日本展開的圍繞南京大屠殺事件是否是史實的爭論，在學術上，以“否定派”、“虛構派”的失敗而告終；關於家永三郎教科書案的判決，以企圖從教科書中抹掉南京大屠殺記述的文部省的敗訴而告終等一系列案件，也“足以證明南京大屠殺事件爭論在司法界也已結束”。然而，在現實裏，由於種種原因，右翼思潮頻頻回潮，與學術無關的南京大屠殺論爭還在日本繼續。這段令中國人倍感切膚之痛的歷史，如今在日本仍然“佈滿迷霧”。

▲《南京大屠殺的證明》是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先驅、著名歷史學家洞富雄在其80高齡之時，寫下的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最後一本單行本著作，全面批判了田中正明“虛構論”和板倉由明“屠殺少數人論”。這部著作全面收集了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所發掘出的以及後來不斷被公佈出來的日方各種資料和證詞，因此該書對右翼論者的批判被認為更有説服力。洞富雄對“虛構派”田中正明引用的資料和記錄原件，逐一進行認真分析和批判，包括指出其閲讀資料的方法粗糙、不看資料即隨意撰文、未讀懂洞氏的批判文章即予以反駁、其反駁實際毫無意義等等。

缺失 屠殺緣何未成日本記憶

外界觀察日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論爭，常有這樣的困惑：南京大屠殺作為歷史事實，為什麼沒有成為一般日本國民的“常識”？非但如此，南京大屠殺“否定論”和“虛構論”為何反而能在日本大行其道，有着強勢的影響力？日本人究竟是怎樣認知史實的？

笠原十九司在其著作《南京事件爭論史》一書中，系統地直面了這一系列被外界反覆拋出的質問。他反思：除去戰後日本政治的保守化風潮不利於日本民眾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因素之外，如何認識歷史，更取決於看到怎樣的歷史。他認為，從戰時到戰後，南京大屠殺那一段歷史並不曾通過國家的形式，被徹底而鄭重地呈現在日本民眾面前，這導致“後果非常嚴重”。

在戰時，日本的輿論報道受到嚴格審查和管制。“南京大屠殺事件一發生，日本政府和軍部領導層即獲得情報並作出了反應。但相關信息被嚴格管制，不讓日本國民知曉。”笠原根據史料發現，這種自上而下的不透明在戰後得以繼續，直接影響了日本人對東京審判的看法，進而影響了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認知度。日本戰敗後，趁聯合國佔領軍未抵達的“空白期”，政府、軍部和軍隊大規模地徹底燒燬、隱藏文件檔案資料。結果，“史料缺失使從歷史學角度判明南京大屠殺事件全貌工作受到限制。”“很多不明真相的日本國民因此認為，‘沒有可以證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官方史料，所以從未有過屠殺。’、‘外國人的記錄和文獻是反日的政治宣傳，是敵國的戰略宣傳’”。另外，由於日本媒體幾乎一邊倒地從日本辯護方角度報道東京審判，日本國民也無從得知詳細的審判記錄。

“如果經過大量審理，並由東京審判判決且為當時日本國民得知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事實，被當時的日本社會接受，成為固定的日本國民對戰爭的認識、對歷史的認識，就不會出現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圍繞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事實還是虛構’的爭論了。”笠原在書中禁不住感慨。

此外，笠原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之所以沒能成為日本“國民的記憶”，還因為日本國內接納南京大屠殺“否定論”、“虛構論”也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基礎。在他看來，德國國內設有猶太人集中營，有影像資料和文書資料的記錄。最關鍵的是，受害的猶太人也是德國國民。而日本則不同。首先南京在外國，受害者是中國人。其次，除了某些地方，日本國土從未變成慘烈的陸地戰場。“日本人對於戰爭的記憶，聽到的講述都是空襲、原子彈爆炸、物價上漲等受害經歷，而南京（大屠殺）事件等加害記憶，則用‘沉默’、‘封印’進行‘抹殺’，使之被忘卻”，“因此，日本國民從未親歷過軍隊殺害平民那種慘絕人寰的情況。對頑固認定自己是戰爭受害者的日本人來説，只要他們不接受這極其殘酷的加害現實，就很難讓他們實際感覺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事實。況且，能讓國民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事件事實的影像和文書等記錄資料從未向日本國民公開過。”

而參加過南京戰役的原日軍官兵，如果講述他們殘忍殺戮的經歷，則被視為背叛，等同於“利敵行為”。笠原指出，這有文化上的因素，在日本社會，內部成員的犯罪違法會互相習慣性地默認、放任，如果泄漏到外部或公之於眾的話，會被看作背信棄義而有可能受到嚴厲的制裁。“這種集團性、社會性法則是一種傳統。”

笠原不是唯一的追問者。生於1929年，對戰爭有切身體驗的學者津田道夫也有類似的質疑，“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勞動者’、‘平凡家庭的父親’、‘禮儀端正的人’之類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國戰場會變得那麼殘暴。”曾與之有深入學術交流的程兆奇在2000年翻譯出版了津田的《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一書。在他看來，津田並不滿足於簡單的自我批判，也不滿足於一般的“歷史”分析，而是“由表及裏”從日本大眾的“精神構造”下手探討殘虐行為的人性根源。正如津田在書中所説：“我覺得僅僅以戰場的異常心理，或者為了戰死的戰友報仇等解釋是不夠的。我認為這和日本大眾特殊的精神構造有關。”他有着日本人罕見的反省意識，用自己的筆“無懼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批判“庶民利己主義”。作者認為，正是因為日本在戰後從未對侵略戰爭進行過全民性的反省，“以至在戰後的今天，為戰爭鳴冤叫屈的種種怪異之論，才得以甚囂塵上”。

“現在，中日曆史共同研究項目已有結果報告，即認定了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歷史事實”。對於自己的研究問題，笠原給出瞭解決方案，“因此，下一步就是要求日本領導人，用行動來表示這樣一種政治態度，即認定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事實。在政治上結束這場爭論，還要反映在政府的歷史政策上”。

▲《中國之旅》是第一個在日本勇敢報道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報道作品集。1971年，本多勝一獲許可踏上調查侵華日軍戰爭罪行的採訪之路，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倖存的受害人。報道以連載方式在《朝日新聞》刊出，其中當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間的10篇報道涉及南京大屠殺。此後，報道以《中國之旅》為名集結成書，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在原來“平頂山”、“萬人坑”、“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人的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防疫慘殺事件”、“上海”、“‘討伐’和‘轟炸’的實態”等篇章。

研究 以學術方式捍衞真相

“日本竟然出現試圖將最能證實日本戰爭犯罪的南京大屠殺‘幻影’化，其論著得以發表，還受到一些人羣吹捧的思潮”，“目睹當今法西斯潮流再次專橫洶湧”，“我作為歷史學家，有責任撥開‘幻影’迷霧，澄清歷史事實”。1975年，洞富雄在《南京大屠殺——批判“幻影化”操作》一書中如是説。

歷史學家的責任，這或許可被視作那些與右翼幽靈作戰的日本人的集體心聲。然而，捍衞真相的道路佈滿荊棘。比如，在論戰多年後，本多勝一在公開場合時出現幾乎都戴着墨鏡。再比如，笠原十九司在自己的書中也坦承，曾被右翼分子戴上“自虐狂”、“反日派”和“賣國派”的帽子。“在日本的互聯網上，只要搜索‘笠原’、‘南京’字樣，網頁上即會出現數量龐大的誹謗、中傷”。但是，在包括笠原在內、仍然奮戰在論戰前線的正直的日本學者看來，他們以學術的方式所捍衞的歷史真實，正是為了“恢復日本人在國際社會上的信譽”。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圍繞南京大屠殺的論戰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日本的進步學者在與日本右翼勢力的鬥爭中，已發表了近百本著作和論文。那些包含正義感的論述有力批駁了錯誤史觀，形成了寶貴經驗。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的那批正義學者在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上做出了三方面的貢獻。首先，他們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是蒐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貴史料。其中包括日軍戰鬥詳報、聯隊戰史和日軍官兵的日記與書信等，由於戰爭後日本政府燒燬了許多作戰部隊的核心資料，這部分資料顯得十分珍貴。其次，他們的研究成果紮實、針對性強，學術研究視野也比較超前。最近幾年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成員重點開始從歷史教育、社會記憶、跨文化研究、國際對話等多視角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

日本進步學者在學術上的抗爭史，對於中國研究南京大屠殺有何啓發？

程兆奇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對日本的南京大屠殺“虛構派”長於“觀念”的批判，而疏於材料的辯駁，而“對日本右翼挑戰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回應就是用可靠的證據説話”。他指出，日本的“虛構派”確實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傾向，但“虛構派”不是隻有口號。“虛構派”幾乎每一部重要著作在材料上都有新發現，雖然曲解史文、強詞奪理在“虛構派”著作中司空見慣，但“如果我們發空論，不辨根據，也起不到‘駁倒’的作用”。

中學教師渡辺久志對東中野修道等人編輯的《檢證南京事件“證據照片”》一書的“檢證”即是生動一例。程兆奇介紹説，渡辺久志在《照相機目擊的日中戰爭》一文中採用了樸素的辦法——追尋母本的史源，參以相關文字影像資料，以求還其本來面目。比如，《檢證》稱某照片為中國“偽造”，理由是照片中的日軍軍裝沒有肩章。渡辺搜尋事發時照片，發現大阪每日新聞社1937年10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變畫報》中“舉杯祝賀佔領無線電台的田中部隊長”為題的一張同樣沒有肩章。有此一照，《檢證》所説已可不攻自破。“但渡辺並沒有止步於此。他又在文獻中查到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曾在同年8月29日下達通知，通知明言：各部隊為了‘防諜’可以摘除肩章。有了梅津此件，該案定讞再沒有疑義。”程兆奇説，“渡辺文既沒有高亢的聲勢，也沒有滔滔的辯辭，但一氣讀完後感到的，就是踏實的力量。”

此外，程兆奇認為，正確對待歷史情感記憶非常重要。為什麼在日本，惟獨南京大屠殺會有那麼多的爭論？“在日本人看來，南京大屠殺在日軍所有暴行中規模最大；被認為是兩國間‘歷史糾葛’的‘象徵’；日本一直有人號稱南京大屠殺是針對‘反人道罪’的‘編造’……”在他看來，這些原因都與學術無關。“如果沒有立場的因素，南京大屠殺不可能引起那麼大的爭論。當然，南京大屠殺之所以成為持續的‘熱點’，也和事發時記錄的不充分以及第一手文獻的‘遺失’有關。”

“日本有所謂‘同時代史’的説法，以區別於與今天無關的‘歷史’。南京大屠殺距今雖已77年，但至今仍沒有走出和我們情感相連的‘同時代史’。暴行給受害一方留下深刻印記，另一方面，在‘公理’‘公法’主導的今天，將‘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分開是一個大度而不失原則的立場，人們紀念南京大屠殺時總是説是為了珍惜和平而非記取仇恨。問題是南京大屠殺——其它暴行也一樣，雖然可以引出珍惜和平等理性意識，但慘痛回想更直接或者説更容易勾起的還是‘痛憤怨疾’，這從網絡相關話題中可見一斑。”程兆奇指出，如果説南京大屠殺研究確實有學術以外的影響，這種影響着朝野承受力、比狹義的“是非”更難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義”混為一談），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層面，他認為，對日本右翼學者提出的“證據”不能只以“大義”來回應。在時隔77年後的今天，史學工作者應該在南京大屠殺研究中更注重“歷史事件”的真實細節和確切的數據。“‘虛構派’一直以‘論從史出’自我標榜，因此我覺得對付‘虛構派’的最有效的辦法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有俗話所説的‘事實勝於雄辯’的自信。”（吳宇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