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攤上的收穫：讀馬卡連柯《論共產主義教育》_風聞

     昨天在我家附近公園門口的舊書攤上買到了前蘇聯教育家安·謝·馬卡連柯的《論共產主義教育》一書。

     

  

     書中提到了發生在某學校裏的這樣一件事情：

  

     一名叫波茲達尼亞可夫的教師發現班上一個學生偷了另一個學生的三個盧布。這名教師沒有把他的發現告訴任何人，只是單獨和偷錢的學生談話。班上沒有一個同學知道是誰偷了錢，就連被偷錢的女孩子也不知道。然後，據説這個偷錢的學生就“痛改前非”，從此“勤勉地學習和很好地遵守紀律。”

     這位老師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共產主義教育》雜誌反映這件事，問自己做得對不對。 

    《共產主義教育》在問答欄裏回覆道：

 

   “你用同情的態度對待他，沒有使他在全班的面前受到恥辱，沒有告訴他的父親，因而這孩子對你這種同情是很感激的……要知道沒有必要用偷錢的學生的行為來教育你班上的學生，這樣就會使這個孩子遭受痛苦的內心創傷。”

  

      馬可連柯在書中嚴厲批評了這種資產階級式的所謂“慈悲”的教育方法。

   

      他的批評歸納起來是這樣幾點：

    

      第一，兒童的這種所謂對同情的“感激”，只是對教師個人的感激，他沒有從中體會到對集體的責任感。一個人的道德感如果僅僅是通過這種“個別交往”的方式形成，那是極端危險的。兒童在自己的一生中會遇到許多的人，難道他的德性能夠建立在與這許多人的偶然遭遇的基礎上嗎？比方説，假如他以後遇到一個犯罪分子或叛國分子，這個犯罪分子或叛國分子也替這個孩子隱瞞自己的過失，那麼是否他也應當“感激”這個犯罪分子呢？這將會使這個孩子走向什麼樣的道路呢？因此馬可連柯尖鋭地指出：脱離集體的“孤獨意識”的道德，最多不過是打上引號的“善良人（也就是沒有原則的人）”的道德，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會是兩面派的道德。

  

     第二，這樣會將整個班集體引向何處呢？像這樣把偷竊者向大家隱瞞下來，那麼全班同學就只有兩個選擇：1.隨便懷疑某一個人是偷竊者甚至互相猜疑人心惶惶；或者2.乾脆對偷竊事件採取完全漠不關心的態度，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試問這樣能夠建設一個團結友愛、互信互助、健康向上的班集體嗎？            第三，馬可連柯建議教師應該把這樣的事情不是隱瞞起來，而是交給班集體去審查和解決——當然教師可以在其中給出指導和建議。馬卡連柯認為：每一個學生都需要從集體的調查、批評、譴責中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生活，從這樣的活動中才能懂得怎樣和集體的敵人作鬥爭，獲得關心公共秩序的熱情、信心和警惕性，學會監督和接受監督。只有在這樣的教育下，整個集體和每一個學生才能感覺到集體的力量，才能確信它的正確，才能以自己的誠實和守紀律而自豪。否則，學生們還能從什麼地方學習和體會這些極其重要的道德經驗呢？只有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教育。            當然，馬卡連柯也指出，公開批評偷竊者並不等於粗暴對待和任意侮辱，這裏面需要教師有極大的機敏性和很高的技巧。教師必須懂得：共產主義教育既不是把所有人強行塞進同一個模子裏，也不是離開集體，消極地跟着每一個人跑，零零碎碎地“單獨對付”、“個別處理”甚至姑息遷就。

      

     在讀這一部分的時候，我在想：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波茲達尼亞可夫的做法是一種維護了偷竊者的自尊的“人性化”的教育方法，而且看來效果還不錯。但是馬卡連柯卻指出，這樣做的實質，是把嚴肅的集體道德教育變成了個人的“施恩”，破壞了集體生活的基礎，也破壞了學生從自主的集體生活中學會道德運用的可能性，因此其所謂“效果”是表面的，而危害則是根本的和長久的。

  

         這位著名教育家的上述思想和分析，應該有助於我們反思當前一些流行的但很可能似是而非的所謂“人性化”教育觀念。我們的教育，特別是對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確實需要從真正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出發，進行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