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封樁庫”_風聞

       宋太祖討平羣雄，將所獲財物和歲入盈餘置於“封樁庫”中，且雲：

“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

       少時讀此，頗不然之：其一，燕雲既為漢唐舊疆，石敬瑭割地，亦未嘗取值於契丹，何用贖為？況今日贖之，異日當可售之，國土而可贖可鬻，吾不知此為何説？

        其二，散贖地之財養戰士，是猶謂將士曰：

“此賂敵之財也，敵不取，汝可取之，以賈汝之勇，復我失地。”

——此視將士貪鄙與敵寇等，且敵寇不屑取之財，而命將士取之，是以賤辱將士，更在敵寇下矣，又何以明大義，養正氣，激忠憤，而與強敵爭鋒於疆場哉？

       王船山論封樁庫之弊有三：

       啓人主驕侈聚斂之心，此其一；縱將士貪財好利之慾，坐食晏安之驕，此其二；

       示敵寇我有可欲之財而無必戰之志，則敵焰百倍，我則不戰而氣自索，此其三。

       “封樁庫”不僅是一個歷史典故，實質上更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

       自己的目標明明是正義的，卻偏偏想以一種庸俗的實用主義方法來達到，本來光明磊落的事業卻偏偏做得賊眉鼠眼，猥瑣不堪，終於作繭自縛，貽笑千古。

       這是因為，“封樁庫”思維必然在理論和實踐中導致如下三大致命缺陷：

       不 擇手段，是非不明。在“封樁庫”思維中，手段和目的是完全割裂的：目的是正義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在趙匡胤看來，只要能夠達到收復燕雲十六州這個目的， 是拿錢買，還是出兵打，都無所謂，而且能用錢買回失地，似乎還是上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在談判收回香港時正告英方“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 問題”，嚴正駁斥了“主權換治權”、“中國不在香港駐軍”、“香港完全自治”等謬論，因為在我國看來，香港迴歸這一目的和相關的路徑、制度安排是一個整 體，都有着不可交易的原則，如為換取“迴歸”的虛名而不講是非，予取予求，必將後患無窮。

       第 二，忠奸不辨，敵我不分。既然無論用兵還是贖買，收復失地不過是一個錢的問題，那麼斂財事實上就成了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現實任務：至於這財是給敵人還是賞將 士，聚財是以君子之道還是小人之術，則無關緊要，這就導致忠奸不辨乃至敵我不分。行聚斂之政而進用奸邪，黨爭不已於上，民怨沸騰於下，是導致宋亡的重要原 因。而且既然以錢財收買軍心，將士自然也待價而沽，朝秦暮楚，又何辨乎華夏夷狄呢？

       第 三，鼠目寸光，進退失據。“封樁庫”思維本質上是一種機會主義，不去認真貫徹理想、原則來進行整體性、前瞻性的戰略規劃，因此不但割裂目的和手段，還會割 裂今天的手段和明天的手段，惑於一時強弱利害而忽“左”忽右地“盪鞦韆”，毫無戰略定力。“封樁庫”説明了宋王朝的首鼠兩端：贖不回，就冒險打一仗，打不 過（或自認為打不過）怎麼辦呢？就納款買和，甚至自毀長城（例如罷李綱，殺岳飛），然後文恬武嬉，苟安一時，感到“有機可乘”時，又頭腦發熱，貿然舉兵， 以圖幸勝（如隆興、開禧北伐），一敗塗地之後，再進行更為屈辱的妥協。兩宋就這樣毫無長策，在對外妥協投降和求幸冒險之間惡性循環，國是日非，終於為自己 畫上了一個可恥可悲的句號。

       一個民族的復興和崛起，決不會一帆風順，需要我們走出“封樁庫”思維，昭明大義，舉國同心，矢志不渝，不圖僥倖，不求苟免，方能吞吐風雲而成竹在胸，劈波斬浪而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