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紹傑：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情講壇_風聞

【編者按】11月2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一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長聘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周紹傑就“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高宇寧作點評。

本文根據周紹傑副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周紹傑副教授本人審定。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研究主題，首先需要從中國按照世界銀行收入組劃分的視角給大家介紹一下中國的發展歷程。這裏涉及到**進入21世紀，中國先後完成兩次收入組的跨越。**第一次跨越在進入21世紀之初，中國完成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低收入國家的跨越，這是2000年的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中給出的結論；第二次跨越，2012年的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給出了中國從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國家的發展跨越。這兩次兩個跨越是在進入21世紀後短短十幾年內實現的。那麼，**中國能否繼續從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成為我們現在理解中國經濟未來展望的一個重要視角。**特別是，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在全世界流行起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保持了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那麼中國對於發達國家的追趕能否持續下去，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專家學者都在考慮這個問題。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做的十九大報告為後20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做出了一個戰略構想，我們可以把這個戰略構想稱之為**“兩階段”戰略構想**，即2020-2035年期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目標的實現是比1987年十三大報告提出的“三步走”的第三步目標的實現整整提前了15年。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中國完全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第二階段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實際上是對應了“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五個發展領域。實現“兩階段”戰略構想不可逾越的一個發展階段就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國家。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對“中等收入陷阱”相關的主題經歷了長達10年左右的跟蹤研究。2007年，世界銀行的兩位經濟學家發表了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報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該報告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深入闡釋，更沒有明確給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區間。世界銀行的這個報告也指出東亞經濟可能在將來面臨一些可持續增長的問題。這個報告一經發出，胡鞍鋼教授很敏鋭地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2008年，爆發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對於中國出口導向型的地區產生了極大的負面衝擊。2008年12月，胡鞍鋼教授到廣東省進行調研，並應邀在廣東省委中心組學習會“廣東學習論壇”授課。該次授課的主題是“廣東發展模式轉型與金融危機應對”。胡鞍鋼教授在這次講座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改革發展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但同時也形成了特定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可能出現“路徑依賴”、“路徑鎖定”現象****；如果不能及時地、主動地轉型，就可能對未來的改革和發展造成阻礙，陷入所謂經濟發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這個講座中，胡鞍鋼教授特別強調創新對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至今的十年，我們可以看到，廣東經濟經歷了脱胎換骨的變化。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了“騰籠換鳥”，珠三角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周邊地區轉移，與此同時着力加強了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支撐，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通過政策引導促進創新驅動對廣東經濟發展的支撐。應該説，經過十年的發展，廣東經濟基本上納入了創新驅動的發展軌道。以深圳為例，創新成為這座城市的標籤，已經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際創新城市，2017年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達到4.13%，與世界上研發投入強度領先的國家（例如以色列和韓國）相當。按照匯率法計算，深圳2017年的人均GDP水平與韓國相當。

2011年和2018年，由胡鞍鋼教授領銜的國情研究院團隊先後完成了**《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和《2050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兩本書。前者是在“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對未來20年的發展展望；後者是十八大以後，根據十九大報告精神進行的展望性研究。應當説，這些研究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主題的研究，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015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情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在胡鞍鋼教授的帶領下，先後撰寫了多篇相關論文，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於五大發展理念視角》**。這兩篇論文一經發表還是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引用。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這篇文章獲得大量引用，迄今已經被引用了將近600次。這篇論文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實行的“里根經濟學”。基於這些研究積累，2018年年初胡鞍鋼教授和我共同完成的《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書正式出版。

本次講座的內容也是基於這本書的主要研究結論，圍繞以下六個問題：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麼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為什麼會成功跨越“貧困陷阱”？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展望。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銀行提出的，我們的研究也是借鑑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這涉及到**如何定義中等收入國家，包括絕對收入標準和相對收入標準。**絕對收入標準是世界銀行按照匯率加權法（Atlas法）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轉換為美元值，基於各國GDP的美元值大小劃分為四類國家：低收入國家、下中等收入國家、上中等收入國家以及高收入國家。國家收入組的劃分是基於收入組間的門檻值的設定，門檻值的設定會根據主要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和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但是，收入門檻值可以認為是固定的。根據這種劃分方法，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可以被劃分到一個收入組中。基於這種方法，按照1987年的數據，世界上有154個國家和地區參加分類，高收入的經濟體只有4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74個。到了2015年，217個國家參加分類，高經濟體的數量為79個，中等收入國家是107個。從收入組的人口分佈比例來看，1995年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總數佔16.6%，2015年達到18.9%。這表明，1995-2015年期間的20年，高收入國家人口比重僅僅增長了2.3個百分點。這説明什麼呢？**儘管高收入組的國家數在增加，但是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很多都是人口規模不大的國家或地區，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總數並沒有明顯的提高。**這可以算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例證。

**第二個標準是相對收入標準。**相對收入標準是按照每個國家或地區以購買力評價為標準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百分比。借鑑世界銀行的研究方法，我們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水平相對於美國低於5%的就視為是低收入經濟體，超過40%就視為高收入經濟體，而處於中間區間的就是中等收入國家。世界銀行2012年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研究，根據1960年和2008年各國或地區人均GDP相對於美國的百分比的對數，把世界各個經濟體進行了收入組劃分。其中，1960年有101個經濟體處於中等收入國家，這些經濟體只有13個經濟體在2008年邁向了高收入國家，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等歐洲國家，還有2個國家是非洲國家（赤道幾內亞和毛里求斯）。此外，這些1960年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中有更多的經濟體在2008年落入了低收入國家。這個統計表明，**1960-2008年期間，在長達近50年的發展中，只有少數國家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例證。**我們按照相對收入標準對高收入國家進一步進行了統計。2015年，世界上有53個國家或地區人均GDP的水平超過了美國40%，其中33個是OECD國家，非OECD國家只有20個，非OECD國家中人口超過2000萬的國家其實只有4個。

基於以上的統計事實，我們會提出以下問題，即為什麼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這樣一個現象？針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統計事實，尚未在理論上達成一致。但是，**作為一種基於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現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存在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如果按照相對收入標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是因為相對於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的追趕能力的弱化。

為什麼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一個基本結論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停滯或下降，這反映了經濟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的低下，這是從經濟增長核算的角度來理解的。**其背後存在諸多的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潛在因素，這些影響因素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經濟發展戰略。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在193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進入到工業化，相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是較早進入工業化的。但是，拉美國家的工業化長期奉行進口替代政策。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這一政策使得拉美國家的工業化並不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導致這些國家的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不能有效提高，最終陷入了債務陷阱。第二是宏觀經濟管理能力。這個也有鮮明例證，比如東南亞經濟危機前的東南亞國家。很多東南亞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做的不好，特別是在國內資本市場發展不健全的條件下，貿然開放了資本賬户，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第三就是創新能力。可以説，創新能力是中等收入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個最關鍵的驅動因素。第四是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平最終會引發低收入階層的不滿，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缺乏社會發展的支持。最後就是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利比亞。利比亞曾經依靠豐富的石油資源成為非洲最富有的國家，然而，這個國家長期以來政黨紛爭不斷、司法體制不健全，政治和安全局勢不斷惡化，最終導致經濟發展急劇惡化。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已經從2010年的12000多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5000多美元。

從國際比較來看，**東亞經濟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按照相對標準，日本和韓國都先後實現了邁向高收入國家。從人均GDP的追趕來看，日本相對於美國的水平1962年達到了40%，可以認為按照相對標準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韓國人均GDP在1991年超過美國的40%以上，也實現向高收入國家的邁進。為什麼這兩個國家實現了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我們引用國際同行關於東亞經濟體的一個研究，包括韓國、香港、台灣地區、新加坡、印度和中國。從增長核算來看，人均GDP的增長率可以分解為四部分：勞動貢獻、人力資本貢獻、資本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我們可以看到，從1970-2009年差不多30年的時間內，亞洲四小龍、中國和印度能夠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因為這些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

圖. 日本與韓國人均GDP相對於美國的追趕 

圖. 六個亞洲國家和地區增長核算（1970-2009）

再看一下拉美國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魯和墨西哥。其中，阿根廷在上世紀30年代時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人均GDP相對於美國水平的持續走低，這種現象在90年代在有些國家在繼續存在。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紀80年代，**這些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均是負的，也對應了這些國家在這一時期紛紛爆發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其背後的原因是，這些國家不能夠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背景下，積極提高本國的經濟發展優勢，並且過度依賴國際資本，最終導致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圖. 拉美四國人均GDP相對於美國人均水平（1950-2010） 

圖. 四個拉美國家增長核算（1970-1990）

中國為什麼能夠順利跨越“貧困陷阱”？

回答中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首先要回顧一下中國為什麼能夠順利跨越“貧困陷阱”。只有我們理解了中國為什麼能夠跨越貧困陷阱，我們才有可能更好的理解中國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發展狀況可以簡單的稱之為一窮二白。1950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只有41歲，1982年提高到67歲；195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年，1982年提高到4.6年。以上數據表明，中國在計劃經濟年代實現了一次偉大的發展，這就是社會領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因此，改革開放前30年的社會發展成就為改革開放後40年的經濟發展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國際比較來看，1977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比墨西哥還要高，但是那個時候的墨西哥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國的4倍。這個例子也足以説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社會發展在計劃經濟年代還是取得了長足進步，這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取得經濟奇蹟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從人均收入水平來講，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仍然是一個非常典型貧窮國家。按照國際貧困線標準來看，1981年中國有8.8億貧困人口，相當於總人口的88.3%。在發展研究領域，貧困問題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時至今日，雖然人類的科技成就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貧困仍然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2015年，隨着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到期，全世界仍然有10%左右的人口處於絕對貧困狀態，人口規模差不多7億人。對於貧困問題有一個著名的研究，印度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和法國經濟學家埃斯特·迪弗洛對世界五大洲1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長達15年的研究，針對貧困人口在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創業、援助、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二人的合作著作——**《貧窮的本質》中總結了導致貧困的四個主要方面原因，包括動盪的社會局勢、惡劣的自然環境、落後的教育水平以及社會救助機制的缺位。**針對貧困問題，胡鞍鋼教授從多維視角提出了分析框架。在這個分析框架中，把貧困的表象和貧困的原因進行了劃分。**貧困的表象是收入水平的低下，但是導致收入水平低下的原因則是複雜的。**這些原因可能包括知識貧困、生態貧困、人類貧困，也可能是市場機制問題。例如，貧困地區之所以貧困，往往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後，導致這些地區被隔離與市場之外，從而導致收入水平低下。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貧困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即政府可以從導致貧困的原因入手，為貧困人口賦予能力。

圖. 貧困的多維度分析框架 

**中國的貧困發生率能夠大幅度出現下降，主要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因。****第一就是經濟發展以及經濟發展帶來的城市化。**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首先進行了農村改革，解決了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激發了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釋放了農業發展的潛力。進入80年代，隨着鄉鎮企業、私營經濟的發展以及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推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的興起，這些發展為人民創造了經濟機會，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隨着經濟發展，中國的城鎮化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1978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是1.72億，城鎮化率僅為18%。到了2017年，中國的城鎮人口規模為8.13億，城鎮化率超過了58%。這一期間，**城鎮人口規模增加了6.4億，同期農村貧困人口規模減少了7.4億。**這也表明，沒有中國的城鎮化快速發展就不可能大規模降低農村貧困人口。

從根本上來説，經濟發展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的直接原因。利用世界銀行數據，可以對世界各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貧困發生率進行對比分析。一個基本發現是，按照2011年的購買力評價衡量的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基本上都進入到低貧困發生率的國家。但是，從低於1萬美元的國家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的貧困發生率則差異巨大。這也表明，**經濟發展是降低貧困的重要決定因素，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比較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可以發現，中國的減貧成就是非常突出的。相對於人均收入水平，中國的貧困發生率顯著低於同等收入國家的貧困發生率。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是一個具有近14億人口規模的大國，能夠實現較低的貧困發生率，不能不説這是一個發展奇蹟。

圖. 人均GDP與貧困發生率對比（1.9美元標準）

**除了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以外，中國能夠實現大規模減貧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扶貧政策和扶貧行動。**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開始推進國家減貧行動。1980年，中央財政開始設立了一系列的扶貧專項基金，用於支持扶貧工作。1983年，中國開始實行“三西”農業建設計劃，實際上就是對“三西”地區展開扶貧工作。“三西”地區由於生態環境比較惡劣，導致這個地區的老百姓的收入低下，是典型的生態貧困。因此，**中國最早的扶貧戰略是從生態扶貧開始。**1986年，中國成立了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1993年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這實際上是一個推進國家減貧行動的協調機構。1994年以後，中國開始以國家戰略、國家規劃的形式系統地推進國家扶貧行動，其中包括1994年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即用7年時間消除8000萬貧困人口。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貧困線水平沒有現在這麼高。進入21世紀，分別制訂了兩個跨度10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到了2013年年底，習總書記提出了“精準扶貧”。2012-2017年期間，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了6853萬人，涉及的人口規模超過英國人口規模。2020年，中國全部人口實現脱貧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不僅有扶貧開發，還有社會保障的兜底。

總結起來，中國之所以可以大規模降低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是因為中國實行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政策，這包括教育和衞生領域的社會政策、為人民創造經濟機會的經濟發展政策、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政策以及旨在幫助貧困人口發展的扶貧政策。

關於中國的減貧成就，我們可以利用世界銀行數據進行國際比較。我們引用世界銀行的數據，可以看到**1981年中國的貧困深度是最深的，全國有84%的人口是貧困人口，到了2010年貧困發生率下降為12%，貧困發生率下降了72%。**再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這些國家1981年的貧困發生率為51%，顯著低於中國當時的貧困發生率，但是到了2010年，這些國家的貧困發生率仍然高達48%。這表明，這些國家在1981-2010年期間的近三十年間，減貧成就非常有限。再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1981年，印度的貧困發生率為60%，明顯低於當時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到了2010年下降到33%，明顯高於當時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因此，雖然印度也在減貧事業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減貧成就明顯低於中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先後設定了三個農村貧困人口貧困標準，包括1978年標準、2008年標準和2010年標準。1978-2017年期間，農村貧困人口規模降低了7億多人，突出地顯示了中國的扶貧成就。在國家貧困線標準的設定上，2010年的標準比2008年的標準提高了近一倍。這也表明中國政府以高標準消除貧困的堅強決心。按照2008年的標準，2010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為2.8%；但是按照2010年標準，2010年農村貧困發生率則為17.2%。兩個標準差異甚大。到了2017年，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1%，與2010年相比，下降了14.1個百分點，體現了中國扶貧事業持續取得了突破。2017年，中國還有3100萬農村貧困人口，這也是扶貧攻堅最艱難的一部分。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標準，2015年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已經下降到0.7%，基本上可以認為中國已經完成按照世界銀行標準的減貧事業。

圖. 按照不同貧困線標準的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

針對中國的減貧成就，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2015年給出這樣的評價：在過去的25年裏中國在消除極端貧困方面發揮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作用；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是世界上最有經驗的國家。

中國在健康、教育和扶貧領域的發展，也不斷提高了中國的人類發展水平。比較金磚四國國家的人類發展水平，中國現在已經接近巴西，大大縮小了與巴西在人類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在全世界的人類發展排名中，2017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水平進入世界前45%左右的水平，預計將來還會有更高的體現。**最近的數據表明，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要領先於人均GDP的排名。這也隱含着，未來中國人類發展指數要獲得進一步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因為我們在教育和健康這方面已經是比一般的中高收入國家要好。值得一提的是，我們2010年的人類發展指數超過0.7，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進入高人類發展水平。0.8以上是極高人類發展水平，中國正處於從高人類發展水平向極高人類發展水平邁進的過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處於低人類發展水平組的47個國家，只有中國進入了高發展水平國家。這也充分地説明了，中國在促進人類發展方面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典範。

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理解了中國是如何跨越“貧困陷阱”，有助於理解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的轉變。近兩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低於7%了，相對於金融危機之前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當前的增長速度顯著下調。現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中國會不會從中高速增長直接落到中速、甚至是中低速增長，這也決定了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説中國能夠以多快的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於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我們認為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理由是這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已經確立並不斷走向成熟。**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明確了要全面深化改革的總任務。從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實踐來看，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確定了“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為推進國家全面發展的頂層思維，也必將推動我國各個方面的發展再上一個新台階。

**第二，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日趨成熟。**上世紀90年代初，隨着中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後，宏觀調控體制不斷完善、不斷成熟，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從新增就業、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以及國際收支等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表現來看，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宏觀經濟的表現無疑是世界上宏觀經濟表現非常突出的國家，這也表明了中國宏觀經濟管理能力不斷成熟。十八大以來，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黨中央提出了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培育增長動力的經濟發展思路，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框架，着力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第三，基礎設施現代化與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設施現代化體現在交通、通訊、能源等主要基礎設施領域。20多年前，基礎設施還是經濟發展的瓶頸部門。目前，中國整體的基礎設施覆蓋水平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有利支撐。以高鐵為例，2008年發展之初，高鐵營業里程從600多公里發展到2017年年底的2.5萬公里。中國的高鐵營運里程世界第一，佔世界高鐵里程數的6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高鐵建設仍舊還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未來，中國的高鐵將覆蓋所有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可以説，高鐵的發展將成為重塑中國經濟地理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從工業體系來看，**有研究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工業生產的國家，**這也表明中國工業體系的完整度是最高的，具有很強的集成能力，這也是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目前，中國是公認的世界工廠、製造業大國。中國未來製造業發展的方向是從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特別是在尖端科技領域，要不斷提高競爭力，不斷提高製造業的科技含量。

圖. 交通基礎設施（1980-2015年，萬公里）

**第四，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新中國建立之初，毛主席對當時的國情有一個經典描述，那就是“一窮二白”。“窮”是指經濟發展落後，人均收入水平低；“白”就是指教育發展落後，人口受教育水平低。新中國建國以後，中國的教育事業經歷了若干個跨越式發展階段。其中，高等教育在上世紀末就經歷了一個跨越式發展，2000年以後高等教育畢業生呈現爆發式的增長。2017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45%左右。近兩年，中國每年有700多萬的高等教育畢業生，研究生畢業生的數量也接近60萬，這些人都是高素質的勞動者，這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競爭力的重要支撐。從規模上來講，每年的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相當於香港的人口規模；每三年高等教育畢業生的累積規模相當於北京市的人口規模。從更長期影響來看，我國將逐步實現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跨越。而且，這些畢業生有一部分將成為科研開發人員，成為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人才支撐。此外，從出國留學和學生歸國的人員的規模來看，2000年以後也呈現爆發式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出國留學人員出去的多、回來的少。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出國留學和學成歸國的人員數量基本實現了同步發展，而且是大多數都學成回國發展。**這也表明，中國國內的發展更有前景，使這些留學生學成之後選擇回國發展。

圖. 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1980-2015年）

**第五，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關於中國創新能力的國際比較，我們可以引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供的數據進行説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對世界各國的創新水平編制了全球創新指數。從世界各國人均GDP水平（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和各國創新指數的對比來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把世界各國分為三類國家。第一類是創新能力表現不佳的國家，這類國家的創新指數相對於人均收入水平而言表現較差；第二類是創新的學習者，這類國家的創新指數相對於人均收入水平而言表現較好；第三類是創新的領導者，這類國家是人均收入水平和創新制度都高的國家。**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中國在2012年的創新指數排名為第34位，被歸類為創新的學習者；到了2018年，中國的創新指數排名為第17位，排名在6年的時間內提升了17位，已經進入了創新的領導者的行列。**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巨大的跨越。當然，和其它的創新領導者相比，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相對較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創新能力是在不斷提升的，已經成為全球創新領域中有影響的國家。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出現“中興芯片事件”就把中國的創新能力就徹底否定了。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到中國的創新能力，既要看到發展，也要看到在某些領域與創新領先國家的差距，更要對未來中國的創新能力前景充滿信心。畢竟，從2012年到2018年期間中國創新指數排名的顯著提高就是中國創新潛能不斷釋放的一個例證。隨着中國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創新性人才的培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創新能力可以在現有的水平上更進一步。**從2018年的報告來看，在世界創新指數排名前30位國家中除了中國以外都是高收入國家，只有中國是中高收入國家。**此外，從全球創新指數的兩個子指數來看，一個是創新投入指數，中國排在27位，也是唯一一個進入前30名的中高收入國家；一個是創新產出指數，中國排名第10，還是唯一一個進入前30名的中高收入國家。中國的創新產出指數比投入指數排名更靠前，説明了中國的創新效率非常高。

創新的地理分佈，我們可以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研究看到世界各地區每100平方公里國際專利的密度。總體來看，世界專利密度高主要體現在三個地區，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歐洲，一個是東亞。其中，美國和歐洲是發達經濟體。東亞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以及中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創新的密集地區，主要集中於三個地區，包括以北京為中心的地區、珠三角以及長三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珠三角已經成為全球創新的一個非常耀眼的明星。例如，深圳的研發投入佔深圳GDP的比重已經超過4%，和以色列、韓國水平差不多，而以色列和韓國是世界上創新投入強度最高的國家。我們也可以預計，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升級，以香港和深圳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將進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創新的競爭力。

關於創新，我們還可以介紹我們最近做的一個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把世界各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於美國的水平）和全球創新指數（2018年）的關係進行相關分析。**我們發現，一個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創新能力存在非常顯著的相關關係。從各個國家表現相對於兩者擬合線的分佈來看，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顯著高於全要素生產率所對應的擬合值。這表明，中國的創新能力對推動中國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具有巨大的潛力。創新能力會驅動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持續提高，這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關鍵支撐因素。

**第六，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制訂了336項改革舉措。從十八大以來深化改革的實踐來看，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着眼點，國務院破除了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國務院及各部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全面深化改革在實踐中得以落實。特別是，黨中央設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組長，先後召開由總書記主持的40次會議。十九大以後，深改組又調整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現在已經召開了5次會議。從深改組到深改委，中央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一共舉辦了45次會議，這些會議對重大領域的深化改革發揮了頂層設計、總體佈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的功能。十九屆三中全會，又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因此，可以説，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屆三中全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大大推進，這也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從根本上來講，取決於能不能真正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實現高質量發展。當前，黨中央高度重視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強調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是要使得產品和服務更加符合人民不斷增長的對於高質量產品的需求。質量變革對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質量變革最終是要通過市場競爭檢驗的。效率變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資本市場的效率，也就是有效地把高儲蓄轉化為高質量的投資，這是當前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點。動力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創新能力。總體而言，落實新發展理念就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遭遇的各種“陷阱”。

**首先，堅持創新發展，避免全要素生產率的陷阱。**如上所述，中國的創新發展總體態勢還是很好的。從“十三五”規劃來看，創新發展被放在一個非常突出地位。其中，“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中國的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要達到2.5%。這是一個什麼水平呢？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是2.3%左右。這就是説，中國到2020年的時候研發投入佔GDP比重會超過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從創新產出來看，“十三五”規劃提出每萬人口專利擁有量在2020年達到2015年的2倍左右。這個目標完全有可能實現。2010年，中國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為1.7件，2015年達到了6.3件，表明中國科技事業進步速度非常快。到2020年，實現“十三五”規劃目標完全可能。“十三五”規劃在科技創新指標方面，還提出到2020年移動寬帶用户普及率達到85%。這是總人口的85%。如果我們把年幼和高齡人口排除的話，可以認為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民普及移動互聯網。可以預期，互聯網的全面普及以及基於互聯網的各種新業態不僅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同時也將深刻地影響社會、文化等其他發展領域。

**第二，堅持協調發展，避免城鎮化陷阱。**協調發展包括城鄉協調和區域協調，也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屆領導人都高度重視協調發展。1956年，毛主席論十大關係就是在講協調發展的問題。1995年，江澤民提出的十二大關係也是在講協調發展。當前，我國協調發展的一個最突出的領域就是城鄉協調發展，即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如何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拉美國家的城鎮化率都是80%以上，但是城鎮化質量很低，較高的城市化率伴隨着貧民窟的廣泛分佈，社會安全也成問題。這種城鎮化模式是因為城市發展沒有創造充足的就業機會，同時公共服務供給短缺。這種低質量的城市化模式也限制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與城鎮化並沒有形成良性互動模式，陷入了城鎮化陷阱。**總體來講，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還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經濟發展與城鎮化基本上形成了良性互動模式。但是，也存在制約城鎮化優化發展的現象。**例如，中國的城鎮化體系不夠合理，部分大城市已經出現“城市病”，户籍制度也制約了城鎮流動人口公平享受公共服務。這些問題也是當前新型城鎮化建設、轉變城市發展模式、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重點內容。總體來看，中國城鄉協調發展在近年來有所提升。城鄉收入差距已經呈現縮小態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也得到穩步推進，國家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政策體系日趨完備。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召開了多次關於城鎮化發展以及城市發展的會議。2014年出台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5年舉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這是事隔37年後再次召開的一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這次會議解決了中國如何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58.52%，我們預計2020年要達到62%的水平。隨着這些規劃相關的政策落實，城鄉協調發展將進一步提升。

**第三，堅持綠色發展，避免生態環境陷阱。**綠色發展就是要走資源節約型、生態友好型的發展道路。中國從“十一五”規劃以後，特別是“十二五”規劃，資源環境方面的指標占五年規劃總體的指標比重不斷提高，而且資源環境類指標大多都被列為約束性指標。總體來看，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得到遏制，並不斷改善，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的立法日趨完善，成為基本國策。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也成為世界上積極推進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重要國家，為推動達成《巴黎協定》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關於綠色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給出了很多經典論述，比如“兩山論”，提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中國當前的發展基本上納入綠色發展的軌道，綠色發展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重要部分，體制機制也不斷完善，這為中國推進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中國的能源消費來看，煤炭消費在2014年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峯值，近幾年已經出現下降態勢。與此同時，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在發電中的比例出現顯著提升。這表明，在能源消費領域，中國的綠色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當然，中國當前的生態環境建設還存在諸多讓老百姓不滿意的地方，也是各項發展事業的短板，持續推進綠色發展是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不能放鬆的領域，也是能夠提高人民獲得感的重要領域。

**第四，堅持開放發展，避免依附型陷阱。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能適應或者脱離了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必然陷入發展停滯。然而，也必須看到，經濟全球化是雙刃劍。****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正確處理國內經濟發展與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關係，也就很難應付世界經濟波動造成的外部衝擊。**或者説，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其他國家，也極有可能陷入“依附性陷阱”，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實施對外開放戰略。以東南亞國家為例，在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前，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曾經歷過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期。然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國際資本，特別是在國內資本市場體系不健全的條件下，貿然開放資本賬户，最終產生由於國內經濟發展出現的結構性問題導致短期國際資本大規模撤離，爆發了東南亞經濟危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創造了經濟發展史上的“增長奇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正確地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對外開放成為推動中國國內改革的外部壓力和動力。對比1978年、2000年、2016年三個時點的中國對外開放，到2016年中國成為了第一大貨物出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以及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在不斷加深。

根據相關的研究，中國在世界貿易領域已經取得了中心地位。比較中國和美國，**世界上有124個國家把中國作為了第一大貿易伙伴，有56個國家把美國作為第一大貿易伙伴，這表明了中國對於整個世界貿易體系的影響在日益增長。**從全球供應鏈角度來看，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分工中，在勞動密集型和高科技領域都佔據着重要地位。十八大以後，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倡導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成為了國際發展的新機制，對外開放邁上一個新台階。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逐步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讚譽。從對外貿易、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等領域來看，**中國已經走近了世界經濟舞台的中心。****然而，也必須看到，中國對外經濟仍然存在局部的依附性領域。**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芯片。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避免依附性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關鍵領域的創新能力。

**第五，堅持共享發展，避免不平等陷阱。**共享發展就是不斷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取得新成效。十八大以後，推進共享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精準扶貧。這幾年，精準扶貧工作成為各級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署脱貧攻堅責任書。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3.1%，累計減貧人口規模超過6800萬，超過英國的人口規模。此外，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社會建設。例如，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特別強調社會建設要以共建共享為基本原則。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很多社區重新形成。此外，黨中央、國務院在2016年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成為到2030年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行動指南。2016年，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給中國頒發了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這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社會保障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肯定。

總體來説，落實新發展理念，要建立在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和和諧的社會的基礎上，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推進服務性政府建設，大力推進社會領域的建設。

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展望

最後介紹一下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展望。首先，按照絕對收入標準，我們把世界各國的收入水平從低到高進行了排列，並且考慮了各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以發現，1995年中國的收入水平處於低收入國家的狀態，2015年中國已經進入到中高收入的階段。**2017年，中國人均GDP超過8800美元，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12700美元左右。**粗略估計一下，中國的人均GDP按照美元值再增長40%左右就可以達到這個門檻值，進入高收入國家。按照相對收入法，1995年中國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6.5%左右，到了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相對於美國的25.4%左右，2017年達到了美國的28.2%，呈現出相對於美國的顯著追趕。此外，按照相對收入法，1995年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比重是16.6%，到了2015年達到18.9%。因此，在這20年中，世界上進入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比重只增加了2個百分點。**如果中國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那麼世界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比例將翻一番，**因為中國佔世界的人口比例為19%左右。這也表明，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世界發展意義。

基於相對收入法，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四個金磚國家。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增長是持續的，2000年中國人均GDP為美國的8.05%，2005年達到11.50%，2010年達到19.29%，2017年達到28.23%，距離40%還差不到12個百分點。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巴西。再看看俄羅斯，俄羅斯在1990年為美國的55%左右，屬於高收入國家的收入水平。但是，1990年代後出現了大幅度下滑，1998年下降至27.6%，最後又開始追趕美國。但是，最近幾年又開始出現相對於美國的下降。俄羅斯例子告訴我們，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採用的休克療法導致國家衰落。而中國則持續追趕。這也説明，1990年以來，中國選擇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

圖. 人均GDP相對於美國人均GDP的百分比（%）——基於PPP（2011年國際美元）

以上是關於中國整體的狀況，以下介紹一下各個地區的發展狀況。我們把2000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5年四個地區按照世界銀行的收入組劃分看一下各個地區收入組的變遷。首先，我們可以看到**2000年中國絕大多數地區都屬於下中等收入地區和低收入地區，只有上海是上中等收入地區。**到了2005年，上海、北京、天津三個地區已經進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其它地區基本上都是屬於下中等收入階段，只有貴州一個地區還處於低收入地區。**到了2010年，東部地區以及內蒙古都屬於上中等收入階段，其它地區都屬於下中等收入階段，沒有地區屬於低收入地區。**到了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和浙江已經進入高收入地區，其它地區均屬於中高收入地區。此外，2017年廣東也進入高收入地區了。可以看到，每隔五年，都會有不同地區向更高收入組躍遷。

圖. 中國各地區的收入組動態變化——按照世界銀行的收入組劃分標準（人均GDP，Atlas匯率法計算的美元值）

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展望，我們預測，無論是按照絕對收入標準還是相對收入水平標準，中國整體上可以在2025年左右順利進入到高收入階段。2025年也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完成之年。我們以2015年為基準，預測2020年到2025年如果實現進入到高收入階段，所需要的經濟增長率。如果2020年邁入高收入國家，2016-2020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要達到10%以上。現在來看這個不現實了。但是，**如****果到2025年要實現跨越到高收入階段，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只要達到5%就可以了。**5%的增長速度就是中等增速稍微偏高一點。儘管近幾年出現經濟增速下滑，但是保持這樣一個增長速度還是大概率事件。

在這裏還要強調一下，**中國進入到高收入國家並不意味着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因為高收入國家和發達國家還是有區別的。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發達國家目前只包括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少數國家。中國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還要繼續追趕，要實現2020年後的30年的發展目標，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及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中國發展道路具有明顯的階段性。2000年進入到中低收入階段，2012年進入到中高收入階段，2020年的時候我們要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2025年左右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2035年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要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總體而言，中國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其重要經驗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具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決策能力，並在不同發展階段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非常重要。**即使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也有沒有完全照抄蘇聯。特別是在90年代初，在動盪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既沒有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沒有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依據自己的國情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依據長遠的發展目標不斷調整國家發展戰略，每隔幾年上一個台階，這是最主要的制度保障。中國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不同於西方的模式，是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正路。

最後，借用一下胡鞍鋼教授經常寄語給青年學子的話，即我們正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十九大報告的一個重要論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進入新時代。在座的大多數同學都出生於90年代，大家將全程參與2050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偉大曆程，希望這代學子能夠在黃金時代做出黃金貢獻。

講壇現場

胡鞍鋼教授向周紹傑副教授贈送清華大學『國情講壇』紀念證書併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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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台，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着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

此講座係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系列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