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工業的愛國敍事_風聞

尊重原創，本文來自公眾號“猛哥分號”（wm221x）；作者：猛哥

寫在前面的話：

1. 日前雨中跑馬拉松，元氣大傷，擱筆三日，正好趁機修訂一篇舊文，重新推出。

2. 2018年即將翻篇，真是頗不寧靜，尤其對中國企業而言。經濟下行、合規競爭、海外製裁、進退之辯、深化改開……凡此，樁樁矚目。危中求機苦練內功才是正途，空喊口號於事無補。

引言

李鴻章對吃很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尤喜鱸魚，人稱“李鱸”。

電視劇《走向共和》就從李鴻章吃鱸魚開篇。

僕人來報：丁汝昌的北洋水師上奏，兩艘主力戰艦都需將老式大炮換成新式大炮，以增加戰鬥力，抵禦列強，請撥款。

李鴻章不為所動，繼續吃魚。

僕人又報：日本要對中國動手了，擬先佔領朝鮮作跳板，繼而搶奪台灣。

李鴻章頭都不抬，繼續吃魚。

俄頃，僕人再報：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成功生產出鐵，以後大清的輪船和鐵路都可以用國產鋼鐵。

李鴻章説，北洋的風頭被南洋給蓋過去了，砸吧嘴，繼續吃魚。

這時，另有僕人急匆匆來報：太后心愛的的鸚鵡已經一天不吃不喝了。

李鴻章大驚失色，魚不吃了，換上官服，入宮去。

乍一看，李鴻章真奸臣也！在堂堂大清相國心中，軍國大事皆不如一隻鳥重要。

細細思量後，不得不服李鴻章，他太明白什麼是“政治正確”了，只有讓太后高興，才能拿到銀子，進而辦成軍國大事。

北洋水師乃他一手操持出來，儘管在甲午海戰中被打成窟窿，但建立的近代海防體系及後續採購的戰艦，直到抗日戰爭，尚在發揮餘熱。

略去軍事，今日重點談民族工業。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於風雨飄搖的末世，名義上有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三種，實則官辦成壟斷之勢。至民國時期，民辦工業方才崛起，遂有民族資產階級一説，面對內憂外患，他們提出“實業救國”。

1949年後，伴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民族資產階級消失，全國工業都姓社。

走過一段幽暗的歲月。1980年代，總設計師盤活經濟，尤其是1992年後，姓社姓資不再是繩索，“產業報國”又屢見報端，成為企業家口袋裏的紅喇叭，隨時可以掏出來叫幾聲。

本文按此邏輯展開，主體思想是：中國民族工業自誕生後，就與愛國的宏大敍事捆綁一起，但底色不同。

1

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説：“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我們不要忘記四個人，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紡織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1894年。

慈禧太后要過60歲生日啦。按理説，兩次鴉片戰爭後，割地又賠款，圓明園還讓洋鬼子給燒了，國將不國，哪還有心情大操大辦呀。可，伊偏不。

光緒帝打算給海軍撥點銀子，買幾艘好艦，更新一下裝備，慈禧太后就一哭二鬧三上吊。沒轍，這筆錢就給她去修頤和園了。

張之洞沒有李鴻章這麼能忍，氣得在武漢罵北京的老婦人是頭髮長見識短。

李鴻章挖苦張之洞：“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閲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

張之洞聞訊大怒：“合肥謂鄙人書生習氣，誠然，但書生習氣似較勝於中堂習氣耳！”

被英帝國狠揍兩次後，清王朝發起洋務運動，希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而富國強兵。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是領頭人。

曾左去世後，李張主導。李在北，是為北洋派；張在南，是為南洋派。

不過，就是這“書生習氣”的張之洞搞出了大名堂。他大手筆佈局工業、商業、交通、文教、軍事，奠定了武漢在華中乃至在中國現代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當時武漢被譽為“東方芝加哥”，再對比今日之武漢，不提也罷。

尤其是在近代重工業的創始方面，張之洞功不可沒。

漢陽鍊鐵廠是亞洲第一家大型鋼鐵廠，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誌，武漢由此成為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發祥地。

開辦鍊鐵廠之初，李鴻章認為“恐難交卷，終要瀉底”。

張之洞認為，“力所能為者，必應決計速行”，多方籌款，親自過問選址、原材料供應、機械設備的訂購，殫精竭慮，終有所成。

他建立的湖北槍炮廠，雖然從時間上晚於滬、寧等地的軍工企業，但其設備、產品之先進，後來居上。

湖北槍炮廠後改名漢陽兵工廠，出品即為赫赫有名的“漢陽造”。武昌起義程定國所開第一槍就是“漢陽造”。到1944年停工為止，此槍大約生產一百萬支，是抗日戰爭中自產數量最多的國產槍支，直到朝鮮戰爭，還有志願軍戰士在使用。

此外，張之洞還在武昌建成當時中國最大的紡織工業區，湖北制麻官局、織布官局、紡紗官局和繅絲官局“四局”生產的原色布、斜紋布和棉紗等暢銷國內外。

故而，南洋派在洋務運動中後來居上。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張之洞為舊中國近代工業的第一代企業家。（馮天瑜語）

1950年代，洋務運動被定性為“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

“文革”中，張之洞墓地被紅衞兵砸爛破壞。

2

張之洞不僅親辦實業，還帶動民辦企業。

張謇就是受他感召。

直到1894年，42歲的張騫還是個前途迷茫的中年大叔。他出生在江蘇南通，因祖上三代未獲功名而列“冷籍”，“冷籍不得入試”，沒辦法，他假冒別人身份，考上秀才，可隨後10年，5次參加鄉試皆不中。

更悲催的是，他假冒身份之事被當事人給告了，官司輸，賠一大筆錢，日子沒法過，只好去給吳長慶做幕僚。

太平天國鬧事，八旗軍爛泥扶不上牆，清政府允許地方士紳拉隊伍，保家衞國。曾國藩和吳廷香等人就是這麼起家。吳廷香戰死後，兒子吳長慶接班。

吳長慶很器重張謇，幕僚中還有一人叫袁世凱，文化底子薄。張謇得空就給袁世凱“開小灶”。

33歲時，張謇終於通過了鄉試，可後來4次會試全掛了。他科舉之路坎坷，但做幕僚很贊，被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看中。

清代科舉三年一次，1894年本不是考試年。為慶祝慈禧太后60壽辰，特加試一場。

翁同龢“徇私舞弊”，張謇得中狀元。甲午海戰後，中方慘敗，張謇心灰意冷，後棄官，心思放在實業救國上，他要“以一人救一國”、“以一人敵一國”。

他創辦大生紗廠，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紅魁”、“藍魁”、“綠魁”、“金魁”、“彩魁”等不同產品線，是中國最早通過不同商標區分產品的商業案例。

此後十餘年間，他又陸續開辦了墾牧公司、冶鐵廠、紙廠、火柴廠、鹽業公司。

辛亥革命後，張謇與孫中山在南京謀面，留下四字評價：“不知崖畔”。大意是，這傢伙就是個口炮黨！

他掉頭去北京，投奔老相識袁世凱。袁世凱為當大總統，須敦促清帝退位，張謇遂為溥儀代筆，寫下《清帝遜位詔書》。

造化弄人。翁同龢幫張謇弄來一個狀元，本想他匡扶社稷，哪裏想到，這個狀元郎給清王朝寫下悼詞。

袁世凱稱帝后，張謇跟他翻臉，返回南通，一心辦實業。他一生信奉兩個主義：經濟上的“棉鐵主義”，政治上的“村落主義”。但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企業。

縱使經營困難，他仍興辦教育與慈善。畢生總共開辦了370所小學、6所中學和3所高等學校，設立了新育嬰堂、墓園、棲流所、養老院、濟貧院、女紅傳習所、殘廢院、聾啞學校，還累計修了700餘里的馬路。

1922年，北京、上海報紙舉辦民意測驗，張謇以最高票當選為民眾“最敬仰之人物”。4年後，張謇病逝。出殯之日，南通全城民眾都來送行。

胡適説，“張季直（張謇）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

“文革”中，張謇之墓被紅衞兵掘挖。

3

如果説張謇是一出悲劇，那麼盧作孚就是一出慘劇。

慈禧太后過60歲生日的頭一年，盧作孚出生在重慶合川一户農家，家境貧寒，上完小學即輟學，後自學成才。

他早年投身教育，但軍閥混戰，教育救國的理想破滅，由此產生實業救國的念頭。

1925年，盧作孚創辦民生實業公司，設想以辦航運業為基礎，兼辦其它實業，把實業與教育結合起來，促進社會改革，振興中華。

他這樣解釋民生公司名字的深意：以我中華全體國民之生生不息為其根本所歸——不是少數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體國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多子多福，文明康樂，生生不息。

當時長江航運為外資航運公司所把持，盧作孚靠一條淺水鐵殼小船起家，通過兼併、化零為整，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擁有一百三十多條船，職工七千餘人，創造了與榮氏兄弟發展速度媲美的“民生神話”。

1938年秋，盧作孚率領民生公司完成了被稱為“中國抗戰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經三峽搶運到四川大後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可以説，沒有戰前民生公司的長足發展，“向大後方”的勝利大撤退是難於實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實業真可以救國！

盧作孚白手起家，在民生企業中佔1/2000的股份，但從沒在公司分過一次紅，一直拿一份工資養家餬口。

1944年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曾經談到盧作孚的家居環境：“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着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

被西方人稱為“偉人”的晏陽初説：“我一生奔走東西，相交者可謂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長處太多了。”

但“完人”在1949年後成為“罪人”。因不堪受辱，1952年年初，盧作孚自殺。誰該為他的死負責，至今成謎。

4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範旭東死於1945年，是一種“幸運”。

範旭東，中國第一家鹽廠——“久大鹽廠”創辦人，是毛澤東的老鄉，兩人同齡。

1914年的一個冬日，天津塘沽的海岸邊，荒蕪的鹽鹼地上，他望着眼前無邊無際的白色，嘆道：“我死後，還願葬在這個地方。”

這個青年化學家從漁民家租來一間破舊小屋，開始了煉製精鹽的實驗。

他一直秉持着這樣的信念：“中國如其沒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來，不趁熱，不憚煩，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至心皈命為中國創造新的學術技藝，中國決產不出新的生命來。”

久大鹽廠很快生產出價廉物美的精鹽，卻不斷遭受外力的擠壓與扼殺。英國軍艦封鎖天津港，阻止久大鹽廠的運鹽船出港；天津軍閥李景林，又以籌軍餉為名，綁架範旭東，勒索了20萬元。

歷經挫折，1925年，久大鹽廠終於生產出合格鹼。慶功會上，範旭東眼噙熱淚：“這麼多年的辛勤、艱苦，換來了中國人自己製造的純鹼，也換來了我們頭上的白髮。求仁得仁，我為諸君祝福。”

1937年抗戰爆發，範旭東決定內遷四川，不與日本侵略者妥協。

凡是可以搬動的機器材料、圖樣、模型，他都搶運西移。而笨重巨大無法移動的設備，則投入長江，以表抵抗之志。

1938年，新的久大鹽廠，在四川自貢宣告成立。範旭東將廠址改名為“新塘沽”，並在牆上掛起塘沽本部的照片，手書“燕雲在望，以志不忘”。

儘管身家萬貫，他除了愛喝老母雞湯和牛奶，再無奢靡愛好。蔣介石曾兩度邀請他出任實業部長和經濟部長，均被回絕。

1949年後，久大鹽廠被公有化，範旭東被定性為“反動資本家”。他的名字，以及他一生的心血，就如同塘沽岸邊荒蕪的鹽鹼地一樣，被人們逐漸遺忘。

5

誰説往事並不如煙？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期間，一位記者問榮毅仁為什麼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榮毅仁説：“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箇中國人。”

他説自己作為一箇中國民族資本家，一直夢想興辦工業救國圖強，可是在舊社會受盡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於政府貸款、委託加工和收購產品，才使企業擺脱困境，盈利逐漸增加。

接着，他説道：“五年計劃開始了，全國興辦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還要快。多麼令人鼓舞！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耿直的記者進一步問：“消滅剝削，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對於你來説，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

榮毅仁答道：“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麼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的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信任，而這是金錢所買不到的。”

榮毅仁知進退，成為紅色資本家的代名詞，後官至國家副主席。

6

跳過那段讓人不忍卒讀的歲月。

1984年是一個很奇妙的年份，聯想、海爾都誕生於那年。如果算上1985年的長虹、中興，1987年的華為、娃哈哈，1980年代造就了柳傳志、張瑞敏、倪潤峯、侯為貴、任正非、宗慶後等一批工商領袖。

他們“沒有在改革中犯錯誤”，以“常青樹”的姿態，一步三搖地硬撐到了今日。（遲宇宙語）

歷史就是如此弔詭。

這些“常青樹”們高舉“產業報國”的旗幟，無往不勝，攻城略地。

“振興民族工業”的命題是1992年在啤酒行業被第一次醒目地提出來的。當時，國內各大城市的高檔酒家飯店被跨國啤酒品牌一統天下，國產啤酒無法立足，杭州的中華啤酒由此提出“振興國啤”的口號並引發一場大討論。（吳曉波語）

只是可惜，26年過去了，中華啤酒還在摸爬滾打，他們最新一篇軟文的標題是《中華啤酒，一個即將在啤酒行業崛起的新品牌》。

兩代人的時間過去了，還即將崛起。但是，who care 呢，口號才最重要。

1997年，中華啤酒所在公司被原中國輕工總會列入“國家重點扶持的全國十大啤酒企業集團”。

從此以後，“振興民族工業（民族經濟）”便成了企業家口袋裏的一個紅喇叭，隨時可以掏出來叫幾聲。（吳曉波語）

海爾的官方宣傳中説，張瑞敏的理想是“振興民族工業, 叩開世界級品牌的大門。”

長虹的官方宣傳中説，倪潤峯上任之後，就提出要“以振興民族工業為己任，創世界名牌”。

聯想的官方宣傳中説，我國IT行業，柳傳志第一個發出了“振興民族工業”的聲音，做“百年老店”，產業報國。

相對於張瑞敏和倪潤峯，柳傳志的口號喊得最響亮，唯一能跟他媲美的是宗慶後，下文單講。

中興的對外宣傳中，更多的提法是做大做強“中國製造”。

​華為對外宣傳中，少有口號式話語，流傳最廣的任正非本人撰寫的《華為的危機》，亦無此類字樣。

這些“常青樹”們年紀相近，侯為貴（1942年）、柳傳志（1944年）、任正非（1944年）、倪潤峯（1944年）、張瑞敏（1949年），為何企業文化差異如斯？

7

不要相信講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本身。

自從中華啤酒喊出“振興民族工業”的口號後，接下來就熱鬧了。

1994年，《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了“聯想高舉民族工業大旗”的行為，這讓聯想多年力圖塑造的“產業報國”的品牌形象，終於為官方所認可。

柳傳志欣喜若狂，創業10年，終於被中國最權威的媒體點贊。

別説是1994年，就算今日，創業公司能上《人民日報》頭版，估值至少多一個零。

檢索歷史資料，聯想初創時，沒提“振興民族工業”這碼事。

1989年，柳傳志給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寫了一封信，“我們工作的動力是什麼，目標是什麼？公司創建的時候是為了求生存；基本能站住腳時，我們希望能成為科研成果轉為產品的橋樑，同時我們以為得到了難得的機會，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們到底能挑多重的擔子，使個人的事業心得到滿足。”

那時更多還是個人想要幹出名堂。

為什麼到了1994年，聯想就高舉“振興民族工業”旗幟呢？

原來計算機行業最先遵循WTO的“遊戲規則”。1992年，中國政府徹底取消批文，大幅度降低關税。到1993年，整個市場幾乎都是國外大品牌電腦。聯想一年只能賣出2萬台，根本完不成任務。

高喊“產業報國”，有了國家級媒體的力挺，政府採購電腦當然首選聯想。

也是那一年，柳傳志任命楊元慶為總經理，自有品牌電腦銷量躋身中國市場前三。經此一役，楊在柳心中的地位就穩固了。那怕楊後來差評纏身，柳依舊力挺，一起打過惡仗，有感情呢。

1996年，聯想連續6次降價，躍居中國市場份額第一位。

柳傳志和聯想的成功啓發了中國彩電行業。

同樣是1996年，倪潤峯率領的長虹第二次降價，提出的口號就是：“抗擊洋貨、振興民族工業。”

倪潤峯可算作中國打價格戰第一人。1985年，他接手了頻臨倒閉的國營長虹機器廠，3年後改名為長虹電器。

1989年國家推出電視特別消費税，導致需求萎縮，產能過剩，長虹趁機率先發起第一次價格戰，市場份額迅速擴大，銷量榮登1990年榜首。

好不容易擺平了國內對手，沒曾想國外對手又了殺進來。

國外彩電高清顯像，很快佔領國內市場，倪潤峯就熟門熟路地照搬起柳傳志的打法，降價迎戰，同時戴上一頂振興民族工業的“高帽”。

長虹的價格戰大獲成功，市場份額上升。價格戰就此成為中國家電企業競爭的不二法寶。

1997年，倪潤峯走上人生巔峯，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改革開放後，僅有兩名企業家榮獲這一殊榮，另一個是春蘭集團董事長陶建幸。

同樣是國營廠長出身，張瑞敏不讓倪潤峯專美。

張瑞敏接手的青島電冰箱總廠（海爾前身），也是一個快要倒閉的廠子。與倪潤峯刻意保持神秘不同，張瑞敏很早就注重個人品牌的塑造，1998年，海爾提出振興民族工業，創國際名牌的戰略。

1999年第7期的《現代企業》雜誌，刊發了《振興民族工業之路——來自海爾集團改革發展的報告》，就出自海爾集團企業文化中心。

報告分上下兩篇，核心要點有二：海爾集團14年來的變化騰飛正是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經濟振興的寫照；被國家確定為衝擊世界五百強的六家技術創新試點企業之一。

那年，海爾的美國工廠動工，時任駐美大使李肇星及一眾官員到場祝賀。

8

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宗慶後深得“真經”。

下文摘自《商戰不倒翁》（真柏著）。

2008年仲春，大雪過後的杭州，終於又重新煥發出“人間天堂”的迷人魅力：新綠綻滿枝頭，繁花漸吐芬芳，空氣中溢滿了清新宜人的氣息。

然而在娃哈哈總部，這個春天卻一直籠罩在凝重的氣氛之中。

3月的一個傍晚，娃哈哈掌門人宗慶後的辦公室裏，煙霧繚繞，一片肅靜。幾位骨幹都噤若寒蟬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視着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在屋子裏來回踱步，誰都不敢第一個開口。

“可惡！實在是太可惡了！”宗慶後突然停下，一巴掌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後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着手中的香煙。屋子裏嗆人的煙味霎時更加濃重了。

望着滿臉愠色的老大，大家的心情愈發變得沉重起來。他們很想勸慰老大幾句，卻又不知道怎麼開口，也不敢輕易開口。

大家都很清楚，這一年來，宗慶後承受的是從未有過的巨大壓力。但是以他的脾氣，無論遇到多麼大的壓力，從來都是不肯示弱的。在這位充滿自信的老大面前，任何同情的話、安慰的話、氣餒的話，都是多餘的。

事實上，大家也的確看到了，在宗慶後領導娃哈哈發展壯大的十餘年間，無論遭受到多麼大的危機和困難，最後總能逢凶化吉、轉危為安。

可這一次，娃哈哈的骨幹們還是忍不住為他們的老大捏了一把汗。

因為就在幾天前，一條驚人的消息突然在網上曝光，這爆炸性的消息為“宗慶後涉嫌偷漏個人所得税近3個億”！

消息還稱：國家税務總局收到舉報後，迅速督促杭州地方税務局查辦，杭州市地方税務局稽查一局已於2007年11月正式立案。

這對正高舉着愛國主義大旗，與意欲強行併購娃哈哈的法國達能集團苦苦爭鬥的宗慶後來説，無疑是當頭一擊。

本來在娃哈哈與達能漫長而無果的糾纏爭鬥中，宗慶後憑藉着“天時地利人和”，始終佔據着輿論的優勢，民眾濃厚的愛國情緒和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為他築起了堅強的精神後盾。然而“偷漏税事件”的突然曝光，使形勢突然變得相當混亂，原本高度一致的聲援剎那間裂變為兩種聲音，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對宗慶後的愛國形象產生懷疑。

“想用這種方式來打擊我？那他們就想錯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信任危機，向來強硬的宗慶後臉上露出了決絕的神色：“我是不怕壓的，他們越這樣，我越不會對他們讓步！”

……

大家心裏都很清楚，這個“他們”就是指達能集團負責亞洲和中國區的核心人物。在宗慶後看來，這一切“陰謀”都是達能的人佈下的圈套。

當“偷漏税事件”被視為達能的“陰謀”，這場戰爭的結局就註定了。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做堅強後盾，娃哈哈豈能不贏？

果然，2009年9月，達娃之爭終於定論，雙方和平“離婚”。據知情人士透露，娃哈哈可能以之前提出的3億歐元接手達能的股權，而不會轉讓給第三方。

9

很有意思的是，1940年代之後出生的企業家就甚少提及“產業報國”和“振興民族工業”。

房地產大佬們主要出生在1950年代，萬科王石（1951年）、萬達王健林（1954年）、碧桂園楊國強（1955年）、恒大許家印（1958年）、萬通馮侖（1959年）。他們從饑荒年代走來，賺錢、爭奪首富才是最要緊的。

互聯網大佬們則集中生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阿里巴巴馬雲（1964年）、搜狐張朝陽（1964年）、百度李彥宏（1968年）、小米雷軍（1969年）、騰訊馬化騰（1971年）、網易丁磊（1971年）。他們愛談夢想，要征服“地球村”。

至於1980年代出生的創業家們，如美團王興（1979年，算作80頭吧）、滴滴程維（1983年）、字節跳動張一鳴（1983年），集體迷戀算法，相信技術沒有價值觀，琢磨的是早日上市。

所以，“產業報國”就成了1940年代企業家們的餘韻。

承接之前的疑竇。

同樣是1940年代出生，同樣是40多歲創業，侯為貴領導的中興、任正非領導的華為，緣何就少喊口號？

企業家個人性格肯定是主因，有人愛張揚，有人喜內斂。

柳傳志、張瑞敏及宗慶後，都喜歡“導師扮演”，是各種論壇的常見嘉賓，企業家圈子的核心人物。

“泰山會”是中國最頂級的企業傢俱樂部之一，16名成員都是內地超級富豪，會長正是柳傳志。

宗慶後是浙商總會第一屆理事會榮譽會長，浙商的影響力無需多言。

張瑞敏被譽為全球50大思想管理家之一，破解他成功之道的圖書塞滿了機場書店，還有以他為主人公的漫畫，以及以他為原型的電影。

相比之下，任正非實在是低調至極，幾乎從不接受媒體採訪。

侯為貴則淡出久矣，要不是前陣子中興事件，他親自出馬赴美談判，外界都快把他遺忘了。

除了創始人性格，企業所屬地亦有莫大關係。

馬雲就説過，粵商更為低調、悶聲發財，浙商則很高調、自帶網紅色彩。

事實真是如此。馬化騰惜字如金，不苟言笑，儼然一個典型的工程師；馬雲金句頻出，拍片唱歌，修道養生，與三教九流談笑風生。

而長江以北的商人則更深諳如何“利用”紅色話語。

杭州的中華啤酒最先提出“振興民族工業”，位於北京的燕京啤酒好多年後才跟風，可把前者打得稀里嘩啦。

想扛好“振興民族工業”這杆大旗，自身要硬氣，還要有大智慧。

鴻茅藥酒董事長鮑洪昇曾發微博稱：“為什麼中國難以產生響譽世界的民族品牌，其中很重要是我們有些不良媒體，利慾薰心的記者，不顧民族利益，不求事實真象，胡編亂造，亂章取義，把多少努力拼搏，艱難前行的民族品牌、本土企業扼殺在搖籃之中。”他還同時表示，“這是民族的悲哀，更是媒體的恥辱。”

呵呵。

早前，東北曾有一家賣保健品的企業“飛龍”，推出一款藥品開泰，自稱是“國產偉哥”，試圖搶注偉哥這個商標，把其行為與“民族產業安全”相聯繫，並高呼這是一場“古老中藥文化與洋藥的世紀決戰”。

最後，飛龍倒閉，開泰不知所蹤，美國偉哥進中國了，並沒把古老的中藥文化和中藥體系摧毀。

呵呵。

口號永遠是口號，激勵人心或許可以，但如果真正地當做戰略來實施，那就很可笑了。（吳曉波語）

相比喊口號，揹負百年罵名的李鴻章倒是可愛的多。他自承：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風小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

當下雖非李鴻章所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適逢全球格局調整，地緣政治疊加經濟競爭，“黑天鵝”頻現，中國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企業家們還須多辦實事，少喊口號。惟有如此，民族工業才不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也才不至於有“小風小雨”，就慌不擇路，左支右絀。

一言以蔽之，周旋得體且能全身而退，才是真正的愛國。

參考資料：

1.《張之洞評傳》，馮天瑜，南京大學出版社

2.《張謇自述》，張謇，安徽文藝出版社

3.《盧作孚》，張魯 等，江蘇人民出版社

4.《榮毅仁談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人民日報》1956年1月22日

5.《告別”單向度“的任正非》，《東方早報》，遲宇宙

6.《大敗局》，吳曉波、浙江人民出版社

7.《商戰不倒翁：是是非非宗慶後》 真柏，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