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里拉：崇拜桑德斯和葛蘭西的法國新右翼知識分子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澎湃思想市場”

**按：**近日的“黃背心”運動讓全世界把目光投向法國的政治圖景。《紐約書評》近日刊發美國政治學家馬克·里拉《法國右翼的兩條道路》一文，里拉在文中指出，在法國的右翼光譜中，人們通常想象在共和黨這種已經與歐洲新自由主義秩序講和的傳統保守黨，和國民陣線這樣的排外民粹主義政黨之間，有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後者將推翻歐盟，摧毀自由主義機構，驅逐儘可能多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然而，主流共和黨人與國民陣線之間的一個意識形態空地。這個意識形態空地就被“第三股勢力”所佔據，他們是信仰天主教的新保守派。新保守派反移民、恐同，然而處於其前鋒位置的青年右翼知識分子，卻是桑德斯的崇拜者，並且張口不離葛蘭西。事實上，他們似乎比今天法國的左翼與右翼在世界觀上更自洽。里拉提醒道，他們有可能擔負起歐洲民主政治的調節作用，也有可能將法國引向一個危險的方向。

文｜馬克**·**里拉

譯｜蘇子瀅****

馬克·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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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保守黨政治行動會議（CPAC）在華盛頓特區舉行了會議。這一年度會議類似於右翼的達沃斯論壇（Davos），圈內人和想出名的人都會前來了解最新動態。開場發言人不是新面孔，是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隨後的演講者則是個新面孔，一位只有二十多歲、裝扮講究的法國女性，瑪麗安·馬雷夏爾·勒龐（Marion Maréchal-Le Pen）。

瑪麗安·馬雷夏爾·勒龐，James Ferguson繪製

勒龐在法國通常被叫做瑪麗安，她是極右翼國民陣線黨（National

Front）創始人讓-瑪麗·勒龐的孫女，也是國民陣線總統瑪麗安·勒龐的侄女。法國人第一次見到瑪麗安時，她還是個孩子，在她祖父的競選海報上閃閃發光，她一直存在於公眾的視野中。2012年，22歲的瑪麗安作為法國大革命以來最年輕的議員進入議會。但她決定不參加2017年的改選，找藉口説她想多花些時間和家人在一起。事實上，她正計劃着大事。【去年夏天，她和國民陣線都改名了。瑪麗安放棄了勒龐的姓，堅持讓人們稱她為瑪麗安·馬雷夏爾。同時，她的姑姑將政黨正式更名Rassemblement National。“Rassembler”是個法國政治行話，指召集並團結人們為一個共同的事業努力，類似美式英語中的“大帳篷（big tent）”。】

瑪麗安在CPAC會議上的表現非同尋常，人們不禁會想一大早上的聽眾會如何看待她。她和她魯莽的祖父和姑姑不同，總是冷靜沉着，語氣真誠，頭腦聰明。一開始，她帶着一種輕微、迷人的法國口音，對比了美國的獨立與法國對歐盟的“屈從”，她聲稱，法國作為歐盟的一員，既無法制定自己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也不能保衞自己的邊境，抵禦非法移民和法國領土上的伊斯蘭“反社會”人士。

但隨後，她把話題轉向令人吃驚的方向。在一羣共和黨聽眾——私有財產絕對主義者和支持持槍權的狂熱分子——面前，她抨擊個人主義原則，宣稱“利己主義盛行”是我們一切社會弊病的根源。她舉例説，全球經濟把外國工人變成了奴隸，也使國內工人失業。接着，她以對傳統美德的讚揚作結，引用了一句通常被認為出自古斯塔夫·馬勒的格言：“傳統不是對死灰的崇拜，而是火苗的傳播。”這無疑是CPAC會議發言人唯一一處提到某個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的地方。

歐洲右翼正在發生新的變化，這也不僅是排外民粹主義的爆發。觀念在發展，傳播思想的跨國網絡在建立。記者們一向把斯蒂芬·班農（Steve Bannon）將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和思想家匯聚在他稱之為“運動（The Movement）”的保護傘下的努力，僅僅當做一個徒勞的項目。但他的直覺和他在美國政界的表現一樣，是合乎時代的。(事實上，在瑪麗安參加CPAC會議的一個月之後，班農就在國民陣線年會上發表了講話。)在法國、波蘭、匈牙利、奧地利、德國和意大利各國，都有人正試圖構建一套自洽的意識形態，動員起歐洲民眾對移民、經濟混亂、歐盟和社會自由化的憤怒，並用這種意識形態實行統治。現在，是時候開始關注右翼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似乎有所發展的觀點了。法國是個不錯的切入點。

2

信奉共和世俗主義的法國左翼一向對天主教生活缺乏感受，在某些行為越過底線時，也常常無知無覺。1984年初，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位期間的政府提出了一項法律議案，要將天主教學校置於更強的政府控制下，並迫使這些學校的教師成為公共僱員。那年6月，近100萬名天主教徒在巴黎遊行抗議，全國各地抗議的教徒還有更多。密特朗的總理皮埃爾·莫魯瓦（Pierre

Mauroy）被迫辭職，提議也被撤回。這一刻對世俗天主教徒來説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發現，儘管法國官方實行世俗主義，但他們仍然是一股文化力量，有時也能成為政治力量。

1999年，戴高樂主義者雅克·希拉剋（Jacques

Chirac）的政府通過了一項立法，為那些在遺產和其他臨終問題上需要法律保護、但不想結婚的長期伴侶，創造了一種新的法律身份，稱為民事互助契約（civil de solidarité, PACS）。該法案的出台是在艾滋病流行後不久，通常被認為是用來幫助同性戀羣體的，但很快也得到了希望能更方便地解除關係的異性戀伴侶的歡迎。目前，每年簽訂契約的異性戀伴侶數量已接近結婚的人數，對男女同性戀的處理也沒有引起爭議。

為了在這次成功的基礎上再接再厲，社會黨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2012年競選法國總統時，承諾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並向男女同性戀夫婦開放收養等權利。他的口號是Marege Tour Tous——每個人都能結婚。奧朗德一上任，就着手履行他的競選承諾，但他重複了密特朗的錯誤，沒能預見到右翼對此的強烈反應。他上任後不久，一個主要由天主教五旬節禱告團體（Catholic Pentecostal prayer groups）組成的一般信徒網絡開始形成。他們自稱為“La Manif Pour Tous”，即“為每個人示威”。

直至2013年1月，就在議會批准同性婚姻前，“為每個人示威”團體吸引了30多萬人參加巴黎反同性戀婚姻的示威遊行，這震驚了政府和媒體。最令他們驚訝的是抗議現場歡快的氣氛，這更像是同性戀驕傲遊行，而不是去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編注：西班牙加利西亞自治區首府，天主教聖地之一）朝聖。有許多年輕人蔘與了遊行，但揮舞的不是彩虹橫幅，而是代表男孩女孩的藍色和粉色橫幅。標語牌上的口號有着1986年五月風暴時的口吻：抵抗弗朗索瓦，證明你存在（François resist, prove you exist）。最後一點是，“示威”團體的女發言人是一名衣着華麗的喜劇演員和表演藝術家，藝名弗裏基德·巴卓（Frgide Barjord），她是死蓬皮杜（Dead Pompidous）樂隊的樂手。

2013年1月，就在議會批准同性婚姻前，“為每個人示威”團體吸引了30多萬人參加巴黎反同性戀婚姻的示威遊行。有許多年輕人蔘與了遊行，但揮舞的不是彩虹橫幅，而是代表男孩女孩的藍色和粉色橫幅。

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畢竟，法國已不再是天主教國家，或者至少我們聽説的是這樣。但儘管帶孩子受洗並參加彌撒的法國人越來越少，近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認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近40

%的人宣稱自己在“實踐”天主教，無論這個説法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去年皮尤中心（Pew）的一項研究發現，那些確實認同於天主教的法國人——尤其是定期參加彌撒的人——的政治觀念明顯比不認同天主教的人更偏右。

這一狀況與東歐的趨勢一致，皮尤的研究發現，東正教徒的自我認同確實正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而提升，這與1989年後的預期不一致。這或許表明在歐洲，宗教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正在逆轉——不再是宗教派別幫助確定一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是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幫助確定一個人是否自我認同為宗教信徒。正如匈牙利總統維克多·奧爾班（Viktor Orbán）長期以來預期的，歐洲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的先決條件或許已經顯現了。

無論是什麼動機促使成千上萬的天主教徒參與了最初的“示威”活動以及法國各地的類似遊行，這一動機很快就產生了政治效果。【也使這場運動的支持者之一、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多米尼克·維納（Dominique

Venner），以三島由紀夫式的驚人方式自殺。在同性戀婚姻法通過的幾天後，他在聖母大教堂的祭壇上留了一封遺書，然後在一千多名遊客和禮拜者面前打爆了自己的頭。】示威運動的一些領導人很快便組建了一個名為“常識”（Sens Common）的政治行動小組，儘管規模不大，卻幾乎在2017年幫助選出了一位總統。該小組支持的候選人是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他是古板的前總理，信奉保守的天主教，公開支持“示威”團體，也和“常識”小組密切關係。他在2016年底的共和黨初選中，就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宗教觀念——反對同性戀伴侶結婚、收養兒女以及代孕——並出乎意料地取勝了。菲永在初選中高票勝出，考慮到社會黨在奧朗德執政後相當不受歡迎，國民陣線也沒有能力獲得三分之一以上法國選民的支持，許多人都認為菲永將在大選中領先。

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他是古板的前總理，信奉保守的天主教，公開支持“示威”團體，也和“常識”小組密切關係。他在2016年底的共和黨初選中，就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宗教觀念——反對同性戀伴侶結婚、收養兒女以及代孕——並出乎意料地取勝了。

然而，就在他開始全國競選時，一家結合了諷刺與調研的報紙《鴨鳴報》（Le Canard enchaîné）透露説，菲永的妻子多年來憑着一份不用到場的工作掙了50多萬歐元，他本人也數次接受了商人的恩惠，包括一套價值數萬歐元的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式側西裝。這些消息對於一個以“真理的勇氣”為口號競選的人來説是一場災難。他遭遇指控，團隊拋棄了他，但他拒絕退選。這為最終的勝利者，中間派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提供了機會。但我們要記住，儘管有醜聞，菲永在第一輪投票中還是贏的了20 %的選票，相比之下，馬克龍佔了24 %，瑪麗安·勒龐21 %。如果沒有爆出內幕，他很可能成為總統，若他取勝，我們所講的關於歐洲當前狀況的故事便會很不一樣。

3

天主教右翼反對同性婚姻的運動註定會失敗，事實也是如此。很大一部分法國人支持同性婚姻，儘管每年只有大約七千對同性伴侶婚姻。然而，有理由認為“示威”團體的經驗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影響法國政治。

第一個原因是，這些經驗揭示了主流共和黨人與國民陣線之間的一個意識形態空地。記者對當代歐洲政治中的民粹主義的描畫往往過於簡單。他們想象在共和黨這種已經與歐洲新自由主義秩序講和的傳統保守黨，和國民陣線這樣的排外民粹主義政黨之間，有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後者將推翻歐盟，摧毀自由主義機構，驅逐儘可能多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

這些記者難以想象右翼可能會有第三股勢力，它既不是由體制內黨派，也不是由排外民粹主義者所代表的。這種狹隘的視野令哪怕是經驗豐富的觀察家也很難理解“示威”團體的支持者，這些人圍繞着美國人所説的“社會問題”動員起來，覺得在當下找不到真正的政治歸宿。共和黨人除了全球主義經濟學和對國家的崇拜之外，沒有任何主導意識形態，並且按照他們的戴高樂主義世俗傳統，道德和宗教問題一向被看做純粹的個人問題，至少在菲永這個異乎尋常的候選人之前是這樣。國民陣線幾乎也是世俗的，甚至在意識形態方面也不太自洽，它更多地是作為歷史碎片——維希政府的合作者、被趕出阿爾及利亞的心懷怨恨的“黑腳（pieds

noirs）”、聖女貞德式的浪漫主義者、仇恨猶太人和穆斯林的人、光頭仔——的避難所存在的，而不是一個能為法國未來制定出積極的計劃的政黨。一位曾經與國民陣線關係密切的市長現在恰當地稱它為“奠邊府右翼（Dien Bien Phu right）”。

“示威”團體或許將依然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是，這次經歷提升了一羣敏鋭的年輕知識分子的洞察力，這些人主要是天主教保守派，自認為是第三勢力的先鋒。在近五年間，他們已經成為媒體的一員，為《費加羅報》一類的報紙和Le Point、《當代價值觀》（Valeurs actuelles）等新聞週刊撰稿，創辦新雜誌和網站（Limite，L ’ Error)，寫書，定期在電視上露面。人們正關注着他們，最近剛剛有一本關於他們的公正的書出版。【 《舊世界回來了：新保守主義研究》，巴黎:Stock,2018（Pascale Tournier, Le vieux monde est de retour: Enquête sur les nouveaux conservateurs）。】

考慮到法國的思想時尚變化得像當日特色菜譜一樣快，我們很難知道這一運動能否產生任何政治意義。去年夏天，我花了一些時間在巴黎讀這些年輕作家的書、和他們見面，我發現這更像是一個生態系統，而不是自洽、有紀律的運動。然而，這些人的嚴肅程度以及與美國保守派的巨大差別卻令人吃驚。他們有兩個共同的信念：在他們所謂的目前的新自由主義世界主義環境下，有活力的保守主義是唯一自洽的替代方案，這種保守主義的資源可以出自傳統的左右兩派中的每一方。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都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仰慕者。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進步派的民主黨人，自認是“民主社會主義者”

這些作家的思想大綜合傾向（intellectual ecumenism）在他們的文章中顯而易見，文中頻繁提到喬治·奧威爾、神秘作家兼社會活動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十九世紀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馬丁·海德格爾和漢娜·阿倫特、青年馬克思、前馬克思主義天主教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尤其是政治上持左翼立場、文化方面保守的美國曆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他的名言“無根基狀態將一切連根拔起，除了對根基的需要以外”像咒語似的反覆出現。他們不出所料地拒絕歐盟、同性婚姻和大規模移民，但也拒絕不受監管的全球金融市場、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基因改造、消費主義和AGFAM （蘋果、谷歌、臉書、亞馬遜、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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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大雜燴在我們聽來或許有些奇怪，但它遠比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立場一貫得多。歐洲大陸的保守主義可以追溯至19世紀，總是建立在對社會的有機設想之上。它把歐洲看做一個單一的基督教文明，由不同民族國家組成，各自的語言和習俗有別。民族國家又由家庭組成，家庭也是有機體，有着母親、父親和孩子三個不同但互補的角色和義務。按照這一觀點，社會最根本的任務是把知識、道德和文化傳遞給後代，使文明有機體的生命永存，而不是服務於一羣擁有權利的自主個體。

這些法國青年保守主義者的大多數論點，都預設了這一有機的觀念。為什麼他們把歐盟視為危險？因為它拒絕了歐洲的文化-宗教基礎，試圖把歐洲建立在個人的經濟私利之上。在他們看來更糟的是，歐盟鼓勵了來自與歐洲不同且不相容文明（伊斯蘭）的人移民，這進一步損傷了舊的紐帶。接着，歐盟不但沒有培育各民族的自決性和健康的多樣性，還以經濟效率和同質化為名發動了一場緩慢的政變，將權力集中在布魯塞爾。最後，它又向各國施加壓力，要求它們遵守那些只惠及富人的繁重税收政策，使得各國無法關照最弱勢的公民、維繫社會團結。目前在他們看來，家庭必須在一個沒有界限的經濟世界，和有意忽視家庭需求的文化中捍衞自身。青年法國保守主義者與他們讚揚經濟力量（這股力量對他們理想化的“家庭”大量施壓）的美國同行不同，他們也把有機的圖景應用於經濟領域，主張經濟必須從屬於社會需求。

最令美國讀者驚訝的是這些年輕作家強烈的環保主義，他們認為保守主義者應當保護、保存（conserve）。他們最好的期刊是色彩鮮豔、精心設計的季刊Limite，副標題為“整體生態學評論”，其中刊載着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和環境惡化的批判，其嚴厲程度不亞於美國左翼的任何批判（不否認氣候問題）。他們當中有的作家推崇經濟零增長（no-growth）；有的正在閲讀蒲魯東的著作，爭取實現推動地方團體的去中心化經濟。還有些人已經離開了城市，寫他們經營有機農場的經驗，並譴責企業化農業、轉基因作物和隨之而來的郊區化現象。他們似乎都受到教皇方濟各的《願禰受讚頌》（Laudato si，2015）通諭的啓發，這是天主教關於環境和經濟正義的社會教義的一份全面聲明。

這些來自“示威”團體的年輕保守派對於家庭和性別，持傳統的天主教觀點。但他們為此提出的論證是完全世俗的。他們在為迴歸舊規範找理由時，也指出了真正的問題：家庭組建率下降、生育延遲、單親比例上升、青少年沉迷於色情片併為自己的性別困惑不解，持續受騷擾的父母和孩子一邊各自吃飯，一邊看手機。他們辯稱，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激進個人主義的後果，個人主義使我們忽視了人對強大、穩定的家庭的社會需求。而這些年輕天主教徒看不到的是，想要結婚生子的同性戀夫婦正是渴望建立這樣的家庭，並將他們的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沒有什麼本能比這更“保護性（conservative）”了。

一些年輕女性正在推廣她們所謂的“另類女權主義（alter-feminism）”，反對被她們看做是“職業拜物教”的當代女權主義，後者在無意間強化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即認為老闆賣命工作是自由。他們絕不是説女性即使不願意，也必須待在家裏；相反，他們認為女性需要一個更現實的自我形象——比當代資本主義和女權主義所給予她們的更現實。瑪麗安娜·杜蘭諾（Marianne Durano）在她的新書《我的身體不屬於你》（Mon corps ne vous appartient pas）中這樣説道：

我們是一種世界觀的受害者，按照這種觀念，我們應該享樂到25歲，然後從25歲到40歲（這個年齡你便處於職業垃圾堆的最底下）像魔鬼一樣工作，避免責任，避免在30歲之前生孩子。所有這些都完全違背了女性的生活節奏。

另一位另類女權主義者歐仁妮·巴斯蒂（Eugénie Bastié）在她的書《再見小姐》（Adieu mademoiselle）中與西蒙娜·德·波伏娃展開了辯論。她讚揚第一波爭取婦女平等法律權利的女權主義鬥爭，卻批評波伏娃和隨後的法國女權主義者使女性“脱離了身體（disembodying）”，把她們當做思想與慾望的生物，而不是繁衍後代、並且總的來説還是想要丈夫和家庭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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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人們對這些關於社會和經濟的保守觀點持何種態度，它們都形成了一種自洽的世界觀，而當今的歐洲的左翼、右翼集團卻稱不上是自洽。左派反對全球經濟不受控制的流動性，並希望為了工人的利益而限制這種流動性，同時又讚揚移民、多元文化和許多工人都拒絕接受的流動性別角色。體制內的右派則反轉了這些立場，譴責人羣的自由流動破壞了社會穩定，同時又推崇資本的自由流動，而這恰恰引起了人羣的流動。法國保守派則同時批評了新自由主義和世界主義二者的不受控制的流動性。

但這些人究竟提出了什麼？像過去那些不清楚共產主義實際上包含什麼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們似乎不太關心如何定義心目中的秩序，而更關心該如何建立它。儘管他們只是個小團體，沒有大眾的追隨，卻已經提出了宏大的戰略問題。（小雜誌的要點是透過它們思考大問題。）人們能恢復個人與家庭、家庭與民族、民族與文明之間的有機聯繫嗎？如果能，該怎麼做？通過直接的政治行動？直接爭取政治權力？還是想辦法從內部慢慢轉變西方文化，作為建立新型政治的前奏？大多數作家認為首先需要改變人心。因此如果不提到安東尼奧·葛蘭西，他們似乎都無法完成一篇文章，甚至是吃完一頓飯。

安東尼奧·葛蘭西，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被墨索里尼長期監禁後於1937年去世，留下了大量富含政治及文化思想的筆記本。

葛蘭西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被墨索里尼長期監禁後於1937年去世，留下了大量富含政治及文化思想的筆記本。如今，人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概念——這一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不僅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是由生產力的關係維繫的，也是由一些文化預設支撐的，這些假設削弱了人們反抗的意願。他與意大利工人接觸的經歷使他深信，除非他們能從關於罪惡、命運和權威的天主教信仰中解放出來，否則便永遠不會起身革命。這就需要一個積極參與的新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將作為反霸權力量顛覆主流文化，並塑造一種不同的文化，使工人階級能夠遷入其中。

我並不覺得這些年輕作家是通過葛蘭西的《獄中書信》多卷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相反，葛蘭西是被當做談話中的“護符”，以表明寫作或演講的人是個文化活動家，而不只是個觀察者。但是反霸權實際上需要怎麼做呢？到目前為止，我都（或許有些簡化地）把這些青年保守主義者描繪成一羣有着共同的觀點和一套原則的人。但是一旦列寧的老問題——怎麼辦？——出現，他們之間重要且有影響力的分歧就會變得明顯。似乎正在形成兩種不同風格的保守派行動方式。

如果你讀的是Limite這樣的雜誌，你會產生這種印象：保守派的反霸權需要離開城市去一個小鎮或村莊，參與當地的學校、教區和環保協會，尤其要是培養持有保守價值觀的孩子——換句話説，要成為過另一種生活的模範。這種生態保守主義似乎是開放和慷慨的，根植於日常生活以及傳統的天主教社會教義中。

《不正確》雜誌的首期。

但如果你讀的是《費加羅報》、《當代價值觀》這類出版物，尤其是咄咄逼人的《不正確》（L’Incorrect）雜誌，你便會產生另一種印象。這種保守主義是有攻擊性的，它對當代文化不屑一顧，專注於發起一場對抗1968一代人的文化戰爭，這是一種特殊的痴迷。正如《不正確》的編輯，39歲的雅克·德·紀堯姆（Jacques de Guillebon）在雜誌中所説，“68事件的法定繼承人……將會跌入後-順性別（post-cisgender）、跨種族和老年無聊的廁所坑裏……已經快到盡頭了。“另一個作家進一步提議説，“我們需要一個有真正的計劃的右翼，這個計劃應當是革命性的、身份性的（identitarian）、反動的，並能吸引工人和中產階級。”這一羣體雖然沒有公然顯示出種族主義，卻對伊斯蘭教深表懷疑——這一點是Limite上的作家從沒提到過的。他們懷疑的不僅是激進伊斯蘭主義，或者穆斯林男性對待女性的方式、某些穆斯林學生拒絕學習進化論這些真實的問題，甚至也包括温和的、適應當地文化的伊斯蘭教。【

一天晚上，我和一些年輕作家在一家小餐館裏一起吃晚餐，這家小餐館的老闆顯然是民族陣線的支持者，大聲抱怨一家公共電視台即將為開齋節（標誌着齋月的結束）辦一場特別節目。由於好奇，我回家之後看了這個節目。完全是老一套，一場類似婚禮的盛大活動，一桌桌賓客觀看流行歌手錶演。女主持人走來走去，詢問客人齋月對他們而言意味着什麼，一名年輕女性的回答很典型：“我想作為一個女性生活，我成功了。”另一個顯然也很成功的白手起家的穆斯林女商人也接受了採訪，並談到了她的信仰……對自己的信仰。這是同化主義者的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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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關於公開的文化戰爭的宏大言論，都不怎麼值得被認真考慮，除了一個重要事實之外——這個羣體好鬥的一面已經被聽到了。之前，我們很難在找到瑪麗安在意識形態上的位置。在社會方面，她比國民陣線領導人更保守，但在經濟上更自由。這次則不一樣了。在CPAC會議的發言中，她用了文化戰爭的詞彙，把“示威”運動用作法國青年保守派已經準備好“奪回他們的國家”的例子，並用社會有機主義的語言闡述了他們的目標：

沒有國家，沒有家庭，沒有共同利益作為限制，自然法則和集體道德便會消失，利己主義繼續盛行。今天，就連兒童也成了商品。我們在公共辯論中聽到有人説，我們有從名冊中預定一個孩子的權力，有權租用一個女人的子宮……這就是我們想要的自由嗎？不。我們不想要這個沒有性別、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沒有民族的原子化的個體世界。

接着，她又用葛蘭西的腔調説：

我們的鬥爭不僅是在選舉中。我們要通過媒體、文化和教育來傳達我們的觀念，結束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統治。我們必須培養明天的領導人，培養有勇氣、決心和捍衞人民利益的能力的人。

接着，她又向一名美國聽眾宣佈，她將開辦一所私立研究生院來做這件事——這震驚了法國的每個人。三個月後，她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科學研究所( ISEP )在里昂成立，瑪麗安説，它的目標是取代我們“遊牧、全球化、去激進化的自由主義體系”的主導文化。這所學校基本上是個商學院，但據説將提供哲學、文學、歷史和修辭學方面的名著的課程，以及管理和“政治與文化鬥爭”方面的實用課程。”負責制定課程安排的人正是雅克·德·紀堯姆。

據我所知，沒有多少法國作家和記者認真對待了這些思想的發展。他們更喜歡把青年保守派和他們的雜誌塑造成瑪麗安·勒龐競選運動中或知情、或不知情的士兵，努力將國民陣線“去妖魔化”，而不是把他們看作潛在的第三股力量。我認為他們的忽視是個錯誤，就像上世紀80年代沒有認真對待里根和撒切爾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一樣。左派有個老毛病——低估對手，把他們的觀點都解釋為對可鄙的態度和激情的偽裝。這種態度和激情可能確實存在，但觀點有着形塑、引導、緩和或煽動起它們的自主力量。

這些保守觀念可能會波及在法國以外的地方。一個可能性是，一種新的、更有經典有機論色彩的保守主義，或許會成為目前受阻的歐洲民主國家的一種調節力量。許多人都感到了全球經濟力量的衝擊，因政府無力控制非法移民的流動而受挫，對歐盟的規則不滿，對涉及性別等問題的道德規範的迅速變化感到不安。到目前為止，只有極右翼民粹主義蠱惑人心的政客們談及了這些擔憂，並利用了它們。如果有一部分選民——那些不那麼受排外的反精英主義驅動的人——只是渴望生活在一個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都更穩定、流動性更小的世界裏，那麼温和的保守主義運動或許能通過強調傳統、團結和對地球的關切，成為對抗極右翼風暴的堡壘。

另一種的情況則是，人們在法國同樣能看到的那種有攻擊性的保守主義，將成為強大的工具，確立起一種反動的泛歐洲基督教民族主義，正如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在二十世紀初所提出的——他是法國反猶運動的擁護者，也是維希政權的主要思想家。如今，像斯蒂芬·班農嘗試的那樣，去説服東、西歐的民粹主義領導人相信他們有共同的實際利益，應該團結合作，是一回事。而設想這些領導人擁有成熟的意識形態，可以自行招募年輕幹部和文化精英，並在整個大陸範圍內將他們聯繫起來一同採取政治行動，則是另一種更有威脅的狀況。

如果説法國人還沒有全部盯緊瑪麗安，他們就應該這樣做。瑪麗安不同於她的祖父，儘管她在肥皂劇《勒龐》中為他辯護。她也不是她粗魯、腐敗的姑姑，那個在家庭聚會上嘗試塗新口紅卻失敗了人。在我看來，她的資產也不會和國民陣線聯盟的資產掛鈎。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已經表明，一場蔑視主流政黨的“運動”能夠贏得法國的選舉（儘管可能無法治理國家，也不會再次當選）。如果瑪麗安也像馬克龍那樣圍繞着她自己發起這樣一場運動，她很可能會把右翼匯聚起來，並且作為個體顯得比右翼建制更好。這樣，她準備好與其他國家的右翼執政黨一起登台表演了。

現代歷史告訴我們，一些名不經傳的知識分子在小雜誌上所宣揚的思想，是有辦法脱離它們的提倡者的善意的。在我們閲讀法國新的青年右翼知識分子時，或許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吸取兩個教訓。第一，不要急於懷疑保守派。第二，温習葛蘭西。

本文譯自《紐約書評》，鏈接：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8/12/20/two-roads-for-the-new-french-right/?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