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很多中國人眼裏，美國幾乎就是完美的代表，但現在……_風聞

【本文為東方夜新聞系列報道《與改革開放同行》節目實錄】

**主持人：**40年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和這個世界，從今天起，東方夜新聞將會推出系列報道《與改革開放同行》，報道將會聚焦一批青年學者，他們與改革開放共同成長，從他們的個人經歷中人們可以去探尋中國經濟社會領域的發展變遷，今天我們要帶大家認識的是國際關係學者沈逸。從只能通過報紙電視瞭解世界，到參與網絡空間管理這個大國博弈的新戰場，沈逸有着怎樣的特殊經歷呢？他的經歷又折射出世界格局怎樣的變換呢？

沈逸：（我當時）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我們瞭解外部世界，其實就源自於傳統媒體。電視在當時上海家庭裏面，還是比較稀罕的東西，大家能夠看的世界也就是新聞聯播。

那時候大家都看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部分，是差不多最重要的對外部世界瞭解之一。對於外部世界，對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就開始懵懵懂懂的，就覺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一個很模糊的興趣。所以帶着一點興趣，帶着一點很不完善的認識就這麼進來了。

94年“銀河號事件”的時候我還沒有進大學，但是第三次台海危機的時候，我已經在學校裏面了。那時候從新聞裏面聽到美國的航母編隊進入台灣海峽，和中方有對峙和一些這種行動的時候，第一次感覺到我學的這個專業跟國家的命運是休慼相關的。

但同時也是第一次感覺到，我們國際政治當中講的這個體系是建立在實力為基礎之上的，就是這樣一種無奈但冷峻的現實，你只能去適應它。

**然後你會發現隨着本科到碩士到博士，明顯地感受到了中國際地位的改善和變化。**我們要更多地去了解這個世界，我們不僅要去應對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挑戰，外部世界越來越多的要求中國做出貢獻。

然後我自己選了網絡安全去作為我的研究方向，一直到2013年我才出版了我的博士論文。這個8年時間，我一直等到斯諾登把稜鏡項目披露出來，我才為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發展，畫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你會感覺到這種時代性，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中國能夠在這裏面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這個東西變成了國際關係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沿研究學科，它和國家的需求，和國家在全世界佔據的影響力是密切相關的。

就是我們如何去適應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一些遊戲規則，再到創造和貢獻，就是我們提出新的規則，推動這個規則體系的良性變化，然後塑造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們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在這一點上，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説建立網絡空間的命運共同體，是順應它的要求的。資本、勞動、人、服務、貨物以及數據，可以相對自由的流動，用更好的方式去創造財富。

主權國家政府通過協商、通過各種國際治理的機制和有效合作，在各國境內實現對於財富的有效分配，其實不僅僅是網絡發展的需求，整個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態勢也是這樣要求的。

現在美國經常抱怨説中國如何如何，不是中國如何如何，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拿到了大頭，但這個大頭在美國國內的分配出了問題。

中美之間的博弈是十分直接而簡單的，美國企業在中國政府實行全面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能夠在這個市場獲得巨大的收益。

這種收益大到什麼程度呢？可以讓他們頂住美國政府的壓力，做一些讓美國政府覺得自己很沒有面子，但實際上是有利於中美共同利益和共贏的事情。

比如説他們派最高層的代表到西雅圖，卻接受習總書記的會見。美國國務院的官員會在媒體上用匿名的方式，放話説“我們要求中國外交部取消這個行程”。為什麼？因為這會讓美國政府沒有立場。

當我們90年代在這邊剛開始學國際關係的時候，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是那麼的不可一世，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他幾乎就是一個理想的代表，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但是不到20年間，中國自身的發展非常自豪的一個成果，就是他現在讓美國如此的緊張、脆弱和不自信。不是説中國採取了什麼威脅他的舉動，而是源自於兩者在國家治理能力、對外戰略和政府行為上的鮮明對比。

其實中國的任務不是要超過美國，中國的任務是需要和其他國家一起，為這個世界找到一個更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架構。

這個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者來説，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也給予了空前廣闊的空間。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