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級幹部轉業當副市長,為什麼成新聞?_風聞
马前卒-马前卒工作室官方账号-万丈高楼平地起,NB社区在这里2018-12-14 08:00
近日,有這樣一則新聞:陝西省安置6名師職軍隊轉業幹部當副市長,其中三人掛常委銜。
傳統上形容行政級別,有“地-師級”的説法,最近幾十年多次裁軍,按説新一批幹部中,“師級”應該比“地級市”更稀缺才對,為何師級幹部當副市長能成新聞呢?
這要回顧幾十年來的社會發展。
1****溯源
我軍早在革命戰爭時期就把軍隊幹部派到地方工作。1932年,中央紅軍安排在政治上或者因殘疾而不適宜軍事工作的人員退出部隊,到後方休養或到地方政府工作。1943年,中央提出“精兵簡政”,各根據地部隊根據各自情況,將一批有能力的幹部安排到地方。
解放戰爭期間,大量有能力有文化的工作和管理人員被安排到地方建設。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説“我們必須準備把210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這樣,幹部就夠用了,廣大地區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我們必須把210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幹部學校。”
1951年,中央轉業建設委員會成立,周恩來兼主任,副主任是李富春、聶榮臻、薄一波。各級政府和軍區也建立對應機構,軍隊幹部轉業安置的制度逐步形成。
1953年發佈《關於軍隊轉業人員待遇問題的補充通知》,當時政府機關實行的是職務級別工資制度,的確團級基本對應縣處級。
在一個由農業文明轉型向工業文明的社會里,擁有健康體魄、有一定文化基礎還見過大場面的軍轉幹部和退伍軍人充實到地方,是不錯的選擇,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和建立自上而下的動員體系。
2****挑戰
1)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下,企業是軍轉幹部安置的重要去向,佔安置總數1/3以上。隨着經濟改革,私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例越來越大。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縣一級的小型國企幾乎全部改制,地市一級保留的也不多,省一級和中央一級的國企大規模兼併重組,可接收軍轉幹部的企業逐步減少,最後僅佔幾個百分點,安置渠道明顯變窄。所以,無論怎麼裁軍,軍轉幹部的出路總是緊張。
2)編制管理
以前軍轉安置需要多少人進黨政機關,直接下達指令性計劃即可。但80-90年代內地經濟衰落,公務員成了地方年輕人的主要上升通道。所以各級機關機構編制迅速爆炸。1991年末全國“吃財政”的人員比1980 年增長75%。1980年全國行政管理費開支佔財政總支出的5.5%,1991年達9.9%,加上事業費則佔37%。地方政府被迫嚴格控制編制,軍轉幹部製造了很多超編問題。
3****失衡
2001年以來平均每年安置軍轉幹部5 萬左右,其中約1 萬人自主擇業,4萬人需計劃安置。而我國現有公務員700 多萬(有編制的,不是全部財政供養人員人數),按數字計算,就算接收4萬軍轉幹部全部進入編制,問題也不會太嚴重。近年來每年公開招錄的公務員約有20 萬,如果把五分之一即4萬用於接收軍轉幹部,問題就能解決了。
但實際的問題是什麼?實際上軍轉幹部集中於少數大城市,實際安置成本遠遠高於增加一個普通公務員編制,這才是轉業安置不堪重負的主要原因。
一般説來,兵源大省的軍轉幹部比較多,駐軍大省的軍轉幹部工作多。
2016年各地區每萬機關職工人承擔的軍轉幹部安置數量
從上表可以看出各省之間差別巨大,高的每萬名要安置40多人,北京達到60多人,低的地區只有不到5人,西藏只有1.43人。
一省之內分佈也不均衡,安置到縣鄉的越來越少,大城市和發達地區越來越多。2001年分配到縣鄉的還佔21.9%,2016年只有9.6%。2010年之後國家放寬了軍轉幹部的安置條件,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比如瀋陽和大連兩個市承擔了遼寧全省軍轉安置數量的55%,湖北50%以上軍轉幹部安置到了武漢和省直單位,青海90%以上的計劃分配軍轉幹部安置在西寧。鄭州市每年安置的軍轉幹部都佔全省的 40%以上。
所以,中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城市安置壓力特別大,有的單位軍轉幹部已成為主體,很多年沒有接收過大學畢業生了。
近年來,對嚴格按編制對機關人員進行管理的要求更加明確,但嚴格按現有編制,顯然無法完成接收軍轉幹部的任務。於是國家公開發文允許超編:
2001年軍轉改革時規定,黨和國家機關按照軍隊轉業幹部安置計劃的15%增加行政編制。
2004年又規定在2004 ~2006年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期間按軍隊轉業幹部計劃分配數的25%增加行政編制。
2007年規定按25%增加行政編制後仍有缺口的,可專項向中央機構編制部門報告。
2016年規定2016 ~ 2020年在基數內按25%比例增加行政編制,高於基數部分按照40%增加行政編制。
長期這樣增加編制,顯然不嚴肅,也會對科學的編制管理帶來影響。而且即便如此,對一些軍轉安置量大的地市來説仍然不夠 。
4****級別
按照幾十年來的傳統,師級幹部對應地市級公務員,團對應縣處級,營是鄉科級。
然而,軍轉幹部多的省市,一般也有野戰集團軍和大軍區駐紮,師團職幹部尤其多,相當多的軍轉幹部難以按“相應”職務來安排。比如江蘇省江陰市有一個軍級單位駐紮,這裏經濟條件好,許多幹部的配偶隨軍後都以這裏為家,相當部分的幹部就地轉業安置。
江陰是縣級市,正副縣級幹部一共就30人左右。而每年需要安置的團職以上就有30多人。如果嚴格按照職務對應關係安排,把全部正副縣級幹部的位置全部讓出來還不夠。即使地方真的把正副縣級的位置全讓出來,今年安置了,明年又有30多個團以上幹部分配來了……
所以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新的“慣例”,有降一級安置的,還有降兩級安排的,造成不同地區軍轉幹部之間職務安排不平衡。
比如有的正團職幹部,滿三年(有的四年五年)安排個副調研員,不滿三年任副主任科員。正營職幹部不滿三年,直接降為科員。專業技術七級以下的幹部,在很多地方直接與營級行政幹部一起安置。有些地方以充實基層一線為由,明文規定營以下軍轉幹部直接分到一線最基層單位。而在體制內混,降一級少則白乾三五年,多的八九年,降兩級意味着白乾十幾年。
5****專業
“專業不對口”,往往是拒絕轉業幹部按級別安置的理由。但這也是地方上的實情。
文革結束後司法系統重建,初期沿襲過去的做法,把司法機關作為安置復轉軍人的主要單位,以至於在復轉軍人在大部分法院檢察院中佔法官檢察官的一半。世紀之交,產生了一場復轉軍人是否能進法院(檢察院)的大討論,最終司法專業化和司法考試關掉了這條舊捷徑。
這導致軍轉幹部到地方只能進行政單位,進一步擠壓了地方黨政機關的崗位空間。2014年,安置到黨政機關和參公單位的軍轉幹部佔計劃分配總數的82.9%,事業單位佔15.2%,國企佔1.9%。部分重點城市甚至85%進入黨政機關。
國家現代化治理要求公務員的專業化。如今考試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大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大學生。同時機關內部的晉升也要求公開平等競爭,還有競爭上崗。而部隊軍事工作的要求和環境與地方差別大,轉業幹部要和專業化幹部同樣競爭,確實困難。除少數人員外,大多數轉業幹部進入地方機關後,適應起來有相當的難度,發展得並不是很好。
還有一個問題是年齡偏大。對1975 年至2009 年地方接收安置的軍轉幹部情況的統計現實,服役10~15年的佔接收安置總數的9.5%; 服役16~25年的佔近80%,25年以上佔10.71%。服役21年以上即年齡一般在40歲以上的,達到轉業幹部總量的一半以上。這樣的年齡轉業到地方,單位、職業、工作性質、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適應起來確實非常不容易。
今年5月,某財傳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周法興詆損退伍軍人事件就是這種矛盾的寫照。
周法興的話有沒有被斷章取義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但他這句話不也是給陸軍司令員的話做了註腳?
“逐步將部隊中能力差、混當官、不作為的不合格軍人淘汰出去”。
6****趨勢?
2018年需要計劃安置的軍轉幹部有5萬人,2017年是4.47萬人,2016年約5.8萬人。按照轉業後工作年齡25年計算,目前體制內的軍轉幹部可能有120萬。
7月底,一位記者問退役軍人事務部:
我們注意到軍轉幹部回到地方便麪臨二次就業問題,但有些地方單位對安置會有降職降崗的不成文規定,有些人認為這是對軍人的一種歧視,請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副部長的回答不夠正面,但坦承:
“主要是結構性的問題,現在安置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中城市和機關、事業單位,隨着軍轉幹部數量的增加,地方也面臨一些實際的困難和問題”。
既然是結構性問題,那意味着短時間內無解。
尤其是這兩年在軍隊改革、地方行政改革的疊加效應下,地方安置壓力逐年增加。尤其是是本輪裁軍30萬,超過一半是軍官。恰逢今年地方黨政機構改革同步展開,與師職相對應的廳(局)級領導崗位減少,矛盾陡然增大。所以陝西6名師級幹部擔任地方副市長格外引人注目。
陝西省退役軍人事務廳於11月中旬剛剛掛牌。時間上看,軍轉安置工作是在主管領導、部門均不明確的情況下進行的,難度可想而知。因此,陝西省出台了幾條具體的硬性規定:
正師職必須安置在黨政機關或中央駐陝單位擔任黨政副職或其他副廳級領導職務;
副師職在省屬企業、高校安置的,安排任黨政副職、紀委書記或工會主席,在省直機關和中央駐單位安置的,安排擔任副巡視員;
先進後出、帶編分配、使用空出的領導職位和按規定增加非領導職數接納。
在這個背景下,陝西省此次接收了31名師職幹部,其中計劃分配26人,自主擇業5人。即26人只有6人真正在地方政府拿到了領導性職務,比例並不高,然而依然是近年的亮點。此前2010年到2013年,河南接收的19名正師職幹部也就是到省直重要廳局任副廳長、黨組成員;山西省2016年接收5名師職幹部,4名落實正處實職,只有1名被平職安排。陝西此舉也值得全國退轉軍人歡欣鼓舞。近來陝西官場被上級反覆整肅,這一“超常發揮”很可能也是向上級證明“忠誠”的表態,表示自己對權威的擁護,能否持續尚待觀察。
當然軍改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即軍隊官兵比例更趨於合理,軍官的職業化程度加深。目前只有四分之一的軍官把部隊當作終身職業,以後可能會上升到一半左右。從長期來看,這意味着今後地方上需要安置的軍轉幹部也會進一步減少,有利於緩解“結構性矛盾”。
(作者: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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