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北京批“黑畫”事件_風聞

【侯德昌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71年，北京飯店新大樓竣工，室內裝修後需要大量的書畫來裝飾。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賓館的佈置要樸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要有民族和時代風格，要掛中國畫。因此，一批畫家被調回北京，住進賓館作畫。這些畫家在“文革”期間多多少少都遭受到批判，當時把傳統的國畫説成封資修的“黑貨”，列為“四舊”，橫加指責。不少畫家遠離了畫案，忍痛割捨了自己心愛的事業。如今，有機會可以拿起畫筆作畫，許多人心裏非常高興，但是又有些顧慮，為保險起見，大都選擇一些花花草草、山山水水不存在有階級性質疑的題材來畫。大家都認為這是國家任務，都非常地盡心盡力。

黃永玉畫作《貓頭鷹》

當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畫家一致推選阿老（老憲洪）當組長，大家選他不光因為他是副院長，他又是參加過新四軍的老革命。而阿老堅決不幹，不予承認。許多人為慎重起見，還是把小稿拿給阿老看，阿老低頭作畫，根本不看，若要再問畫得行不行，阿老敷衍地回答：行。算作批准。

1974年，王曼恬率領國務院文化組，發動了批“黑畫”事件，將從北京飯店、北京國際俱樂部、北京民族飯店、釣魚台國賓館、榮寶齋、文物商店、美術院校以及全國幾十個省、市收集到的700張作品中選出200張，在北京舉辦了一個“黑畫展”，名曰“批林批孔聯繫美術戰線實際”，並召開了座談會，實為“聲討會”，要反擊所謂的“美術領域黑線回潮的復辟逆流”。

“四人幫”將畫“黑畫”的作者定為“黑畫家”，批“黑畫”的浪潮從此開始，北京、上海、南京幾個大城市有報紙配合，無限制地上綱上線，把畫梅竹菊的題材説是代表封建主義，三虎為彪是為林彪招魂，畫貓頭鷹一眼睜一眼閉則是敵視社會主義，沒有高壓線是荒山禿嶺，沒有紅旗視為舊中國。甚至有人在《竹石圖》的竹葉中找到似為“介”字與石，而聯想為“介石”，即是想念蔣介石等等，以其莫須有的罪名扣上反動帽子，“黑畫家”回單位做檢查。

陳大羽贈送侯德昌《枇杷圖》

中央工藝美院組織的畫中有幾幅“黑畫”，開會讓阿老做檢討，阿老實事求是地説：“我不願當組長，大家非選不可，而且舉手通過。在當前的形勢下我無能為力，拒當組長，大家讓看稿子，我從不承認當組長，也根本不看，誰畫的什麼全不知道，如今出事將責任推到我的頭上，難以説清。我畫的還是中國少數民族舞蹈人物，歡迎大家批評指導。”他的這番講話居然讓大家送上一陣掌聲。

姚文元在上海曾拿着一本《迎春花》作品集，蠻橫指責南京著名畫家陳大羽的一幅花鳥畫《迎春》是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春天。姚文元下了這樣的批示：“在這幅畫上方畫了幾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畫突出地描繪了一隻怒氣衝衝的公雞，這隻公雞嘴緊閉，冠高豎，頸羽怒張，雙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視，尾巴翹到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隨時準備向‘春天’飛撲過去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氣和架勢。這哪裏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欣欣向榮景象的極端仇視。”

陳大羽畫作《迎春》

江蘇與上海的報紙批判陳大羽，説他畫公雞是和赫魯曉夫串通一氣（赫魯曉夫攻擊中國為“好鬥的公雞”）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

一天，陳大羽突然推門而入，來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大教室，我與白雪石等人見到他後都一愣，頗有點吃驚，忙問他：“你怎麼來了，報上正在批你不知道嗎？”陳大羽很坦然地回答：“知道知道。‘文革’這些年，年年挨批已經習慣了。這次批‘黑畫’還好，君子動口不動手，何怕之有？再説我來京探親，也是小避一時。”我們問他：“還敢不敢畫了？”陳大羽説道：“怎麼不敢？”

説着，便展開宣紙畫了起來。他先用藤黃畫了一株枇杷，又以水墨作葉子，畫到半截，突然筆頭脱落，他便隨手拿起沒有杆的筆頭繼續畫完。然後題上：“德昌同志評鑑，大羽於首都，一九七四。”因為他沒有攜帶印章，又用筆蘸硃砂顏色，在題款後面畫了一個“大羽”朱文印章，《枇杷圖》就完成了。放下毛筆，他嘴裏還説了一句：“不知道赫魯曉夫喜歡吃枇杷否？”我們在一旁圍觀，從筆頭掉下就一直暗笑不止。聽到他説的話，我心裏暗暗地佩服大羽先生堅貞不屈、不畏邪惡的膽量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