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不以促進生產力進步為目標的改革都是騙人的口號_風聞

        面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一批所謂的經濟學家又在鼓吹按照西方體制的模式，對中國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內容是“啓動國企改革”、“進一步實行市場化、私有化”等等。無非就是要加快經濟私有化進程。並危言聳聽説，不這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走進死衚衕。        

        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必要的。因為形勢是不斷變化的，面對新的形勢，原有的體制就必須通過改革，以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才能滿足經濟在新形勢下繼續健康發展的需要。

        但是以什麼作為標準，來衡量哪些內容是需要改革的，應該朝什麼方向、怎麼改，是一個大問題。

        經濟發展的兩個根本要素就是生產力與市場。在統一市場環境下，生產力就成為了唯一的根本要素。

        因此，經濟體制改革，就應該以促進生產力進步，作為衡量哪些應該改革、以及怎麼改的唯一標準。         

         那麼，這些人説的那些改革內容，與生產力進步存在本質關係嗎？根本不存在！

        一、【啓動國有企業改革】除了對國有資產私有化有作用外，對生產力進步毫無意義：

        中國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保持持續高速，就是因為國有企業可以在相對不計成本的基礎上，跨越式引進與改造國際先進科技，促進生產力持續進步，為國民經濟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過程中，用產業升級實現效率提高、抵消成本上升的負面作用下取得的。

       這從我國這幾十年來的外貿進出口以及對外投資的現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出口貿易迅猛發展的，是原材料與初級製造產品出口比重的不斷降低，其中原材料出口甚至從出口轉變成大量進口；而中高檔製造業產品出口比重不斷上升。        其中尤為明顯的表現是，中國裝備製造業正在由“大進大出”逐漸轉向“優進優出”。2008年以來，中國裝備製造業出口超過進口，佔比持續保持在5成以上。至2015年，中國裝備製造業進、出口比重分別為46.03%和53.97%，出口高於進口7.94個百分點。        中國裝備製造業在高鐵、電信和船舶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出口搶眼。

        從產品上來看，以高鐵技術為核心的軌道交通裝備、以核電技術為代表的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裝備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裝備，都已成為我國裝備製造業參與國際經貿合作、制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的熱點和亮點。

        其中，高鐵建設領域，目前已和中國有戰略合作協議或潛在合作意向的高鐵計劃累計達3.47萬公里，佔全球高鐵建設計劃規模的37.2%，其中“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高鐵建設規模達到2.63萬公里，佔全球高鐵建設計劃規模的28.3%。        這些生產力進步現象無一不是以國有企業的科技進步為基礎條件的。近幾年來，中國科技進步乃至於科技創新事例層出不窮，也無一不是以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投入為條件的。        之所以在生產力進步快速的基礎上，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以前的高速時期下滑了，不是因為經濟體制不對，而是因為在全球經濟不好的市場環境裏，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必然受到限制。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中國依然保持了西方國家即使在黃金增長時期也難以達到的高速度增長。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生產力進步夠快。

        而同樣是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為沒有中國這樣的國有企業，他們的生產力進步就不能像中國一樣持續快速。因此他們的經濟發展也就不可能達到中國這樣的速度與水平。        不但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發展黃金時期，也是以很大比重的國有經濟為條件的。國企私有化以後，他們就不曾再有過經濟快速增長現象。        我這裏不是説中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就不應該進行，而是説不應該以國有企業私有化作為改革的目標。        經濟活動説到底是一個私有化過程。

        因為在市場各方主體中，只有政府是完全不能離開所在市場的。

        私人資本則是完全不受任何個別市場限制的——哪個市場更有利潤空間，私人資本就會到哪裏去。

        因此政府為了維護所在市場的穩定，不得不在一定條件下放棄國有資本的利潤要求。這是一個客觀規律現象。

        比如私人資本在低科技水平環境下可以賺到必要利潤的時候，就不會花高成本進行科技進步投入。而政府為了國家的經濟長遠發展要求，卻不得不用高成本投入進行先進科技投資；        更重要的是，當經濟環境不好，市場預期悲觀，私人資本就必然退避三舍。這時候，如果沒有國家資本不顧本身的利潤要求，對於市場的投入，以支持私人資本的利潤空間、防止市場資產價格系統崩潰，經濟活動中的的惡性循環，將導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在這樣不斷往復循環的過程中，私人資本只顧利潤要求，而國有資本卻不得不在特殊時期放棄利潤追求，結果必然是國家資本的逐漸損耗，以至於最終喪失對於國民經濟的調控能力。政府在國有資本不斷被損耗的過程中，為了儘量維持對於經濟的關鍵調控能力，不得不逐漸收縮國有資本的經營範圍。        也就是説，在市場經濟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國家資本對於市場的調控必要程度降低，本身的調控能力也會降低。

        為了適應經濟私有化規律的要求，同時也為了儘可能繼續保持國家資本對經濟的調控能力，必須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目的不是為了國企私有化，而是為了儘量減緩國家資本損耗的進程，為了儘量維持國家資本促進生產力進步與經濟發展的能力。

        不從這個角度出發，只從西方經濟理論的教條要求出發，把國企私有化作為改革國企的目的，從事實與邏輯分析，是不會讓中國經濟有好結果的。        二、經濟私有化雖然是客觀規律要求，卻並不是經濟的倫理要求。        經濟的倫理要求在於財富分配的公平化。因為只有廣大民眾有了必要的資源消費權力，市場的有效需求才可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

        而經濟的客觀規律要求，卻是私有化。私有化的前提與結果都是財富的不斷集中。也就是民眾的消費權力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縮小。其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不足趨勢越來越嚴重，直至經濟崩潰。

        經濟客觀規律要求與經濟倫理要求的矛盾要得到緩和，只能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私有化進程越慢越好。而且從上面對國企改革應該的原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各種行業的私有化改造是政府將不得不做的。        私有化進程過快，反而會使得經濟發展的快速增長進程過早完結，也會使得私人資本的快速成長過程過早結束。        這從中國因為有着特別的國企現象，所以中國民營經濟規模發展速度世界最快，以至於中國民營經濟規模超過了印度整個經濟規模的兩倍多的現象可以得到證明。        要知道在改革開放前，印度的私營經濟規模是絕對超過中國的。當時印度的經濟規模與中國也大體相當。        印度是在和平環境中獨立建國的，繼承了英國人留下的相對完整的基礎設施與經濟體系，還有便於融入國際市場的英語文化；而中國是在空前規模內戰導致生產力被大規模毀滅，並且建國後受到西方市場封鎖的環境下開始建設的。        按照西方人的經濟邏輯，應該印度發展更好，所以西方人直到今天，也依然在希望印度能夠作為他們的模式下超越中國的榜樣。

        而之所以兩國的經濟差距會是今天這個樣，就因為經濟體制不同。印度基本與西方一樣。中國的經濟體制卻既不同於西方國家，也不同於前蘇聯，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

        就是這種獨特的經濟體制，既適應了生產力進步的需要，又滿足了市場競爭的要求，才有了中國經濟奇蹟。那種以為一切必須以西方經濟理論教條要求，徹底在中國實行經濟私有化改革的人們，既無視了經濟發展事實，又不懂真正的市場與經濟規律。如果按照他們的要求進行改革，中國經濟不會好。        三、市場是經濟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客觀環境。也是經濟活動的客觀規律。

        就如同自然界有河流，河流的運動形式是自高而低，不會有人説自然界應該河流化一樣，在經濟社會里，邏輯上也不應該有“市場化”的概念。應該有的，只是如何創造與維護好的市場環境，就像人們需要對河流加以必須的治理一樣。

        現在通行的説法，“市場化”就是政府不參與市場。可是政府不參與市場，還能夠有市場嗎？        第一、沒有政府制定規則、維護市場秩序，市場是沒辦法形成的，因此政府對於市場的參與，就是對於市場的一種資源供給行為；        第二、政府制定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是必須有從市場財富中分割的資源作為手段的，否則政府沒辦法對市場進行有效管理；        第三、如果政府向市場提供的資源不符合市場的需要，就會導致市場財富的減少，從而政府從市場財富中分割到的資源也會減少，政府的能力就會減弱。        也就是説，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與其他市場各方主體的關係是一樣的：通過向市場提供有效資源，換取自身需要的資源，實現財富效應。

        不同的是，政府必須、也是唯一有能力通過照顧其他各方的市場主體利益，通過實現各方共贏達到自身的財富目的。而市場的其他各方主體，則沒有這個能力，也不需要有這個責任。

        也正是因為如此，市場對於政府資源的需要程度，遠大於對於其他任何一方主體的資源。所以，把“市場化”定義為政府不參與市場，邏輯上就是要取消市場。        上面是從邏輯上分析，“市場化”是一個虛假概念。從歷史事實來看，以政府不參與市場為定義的“市場化”現象，從來就沒有存在過。而且從古到今，政府參與市場的程度與規模一直在越來越大。          有人説，西方國家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階段，政府是不參與市場的。

        錯！那個時期，同時也是西方國家的對外殖民主義擴張時期，是西方國家政府用對外暴力征服殖民地，從而擴大海外市場的方式，向本國市場各方推出海外市場資源。也就是説，那個時期的西方國家政府，同樣的在參與市場，不過形式與今天不同而已。

        今天西方各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更是這些國家政府全面、深刻參與到市場的表現：

        它不但參與到了為資本降低經濟成本、增大資本利潤空間的活動中，還直接參與到逼迫民眾擴大消費——民眾如果不把手中的貨幣用於消費，就會遭受貨幣貶值的財富損失——為資本人為提供市場有效需求的行為中。

        綜上所述，所謂政府不參與市場的“市場化”概念 ，在邏輯上不應該存在，在事實上，也是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現象。因此這是一個虛假概念。        順帶説説，今天中國也有一些經濟理論者在鼓吹刺激消費以拉動經濟的觀點，這不過是在盲目學習西方人出於無奈的飲鴆止渴方法。        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進步。當生產力進步還有着足夠空間的時候，是不應該用刺激消費的方式拉動經濟的。因為這會使得資源被過多投向現有生產力水平的經濟活動中，不利於生產力的進步，也就不利於增強經濟競爭力，結果必然導致財富的流失。        市場不過是人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場所。誰能夠在交易中獲得財富，依靠的不是交易本身，而是自身資源的競爭力。資源的競爭力來自於生產力的進步。只有生產力進步更快的競爭者，才有可能在市場交易活動中獲勝。        而不同的市場環境，對於不同的市場主體的競爭力的表現有不同的限制與方便。今天的世界市場，是以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為環境的，因此總體上是有利於西方國家利益要求的。人們所説的“市場化”，其實也就是要服從西方國家利益要求。        發展中國家要想制定有利於自身利益要求的市場規則，就必須首先在生產力進步上取得成績，增強了自身的經濟競爭力就可以在西方人制定的規則環境下的市場上儘可能多分割一部分財富。

        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財富越來越多了，西方人的規則就會越來越不靈了。於是市場規則按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修改，就會越來越成為可能了。

        今天的中國正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努力的爭取實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求。在這個時候，我們千萬不要被西方人及其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鼓吹的“市場化”這個虛假概念所迷惑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那是會導致中國喪失目前的大好發展機會的。        更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危機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

        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則在於：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已經消費充足，有錢無處消費；貧者因為沒有財富這個經濟社會里的消費權力而消費不起，於是導致全社會的邊際消費下降。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市場上的財富分割比例增加，有利於世界減緩貧富差距擴大的進程，是緩解世界經濟困境的必須方式。

         而中國政府的一些被西方國家及其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所詬病的所謂違背“市場化”要求的行為，正好是對於增加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財富分配中的比例的有利手段。其實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行為——否則，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如何可能實現？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人要求改革的內容，與生產力進步不存在任何本質關係。倒是與資本的利益密切相關。因此他們的改革口號很明顯，只是在為資本利益欺騙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