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在西方眼中統統變成了“眯縫眼”？_風聞

金秀芳 / 同濟大學留德預備部

［導讀］在英國最大的Twinings茶葉公司倫敦總部的大門上，赫然雕刻着兩個面黃肌瘦、戴斗笠、眯縫眼、留小鬍子的中國人形象。這種在西方國家已經司空見慣的中國人形象顯示着西方文化對中國人體弱、狡詐的偏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今天的西方，即使種族主義已經被嚴厲批判、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種種不公正的負面偏見依然作為一種刻板印象固執地銘刻在大眾文化的深層。前一陣沸沸揚揚的“DG辱華事件”又一次勾起了國人的民族情緒，但其實只是整個西方文化潛意識的冰山露出了一角。中國人在憤慨之餘，卻不一定了解西方人眼裏的中國人形象為何常常被醜化。本文從歷史演進的邏輯，分析了中國人形象在西方精英及大眾文化中的變遷過程。通過這樣一個動態的視角，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西方人對中國的種種偏見的起源。

**▍**馬可·波羅：旅行家的眼光

公元7世紀時，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主要是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商貿往來，從波斯、中亞細亞，通過新疆的“絲路”到達長安。由於唐朝的文化開放政策，盛唐時期對外貿易達到了頂峯，而唐文化也以其磅礴雄偉的氣勢遠揚四海。後來由於唐武宗李炎會昌五年（845）出現了“廢景教”等外來宗教事件，使得這一交往出現了暫時的停止。此後，西方社會主要是通過絲綢、瓷器等物質上的交流來認識中國。由於物質中所含的文化精髓是衡量交流各方地位高下的重要標尺，而這一方面中國明顯高於當時的歐洲，所以這個時期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態度是傾慕和讚歎的，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的形象是卓越的、繁榮的。中國豐富的物產文化吸引了大批外國商人和旅行家來到中國。這些人回去以後，口述手記，使中國美好富強的形象進一步傳播，最著名的當數14世紀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介紹了當時中國的各個方面，尤其是書中記載了中國當時充裕的財富、繁盛的人口、舒適的生活，這些引發了西方社會的極大好奇心，人們爭相傳閲和翻印，一時洛陽紙貴。書中描繪的中國的形象也不脛而走，廣泛傳播。由於遊記中那種夾雜着神奇色彩的傳聞和登峯造極的介紹，引發了西方社會情不自禁的讚歎，難怪人們要説，馬可·波羅“替歐洲人創造了心目中的亞洲”——一個充滿神奇色彩的中國。

**▍**耶穌會時代：體察與播揚

17世紀，耶穌會的傳教士，尤其是利瑪竇、湯若望二人在中國長期生活並與當時中國的高官和學者為友，因此在他們大量的著作中 ，對中國的地理、政治、民族性等問題作了詳細深刻的闡述 ，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中國形象也更具體、更豐滿和具有立體感。比如，利瑪竇瞭解的中國政治是“君主政體”；中國的皇帝和老百姓都“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 ，沒有徵服的野心”；知識分子階層則依附於並控制着政權“寧願做最低等的哲學家 ，也不願做最高的武官 ，他們知道在博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發財致富方面 ，文官要遠遠優於武官。” 對這種中國政治與歐洲的不同之處 ，利瑪竇是抱了七分欣賞、三分批評的態度。瑪利竇提及了中國人的“排外心理”，説重禮節、講友情的中國人卻對外國人懷有極深的成見，“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裏學習任何東西 ，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 ，一旦真相大白 ，他們越自卑。”

如果説，16 世紀之前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僅停留在神話階段，那麼到了 17 世紀後期，通過傳教士的著述，中國的形象由遠至近，西方看到了它光輝燦爛的一面，同時也發現了它的缺點和晦暗面。然而，傳教士的闡述引發了歐洲的又一輪中國熱，中國的工藝品在歐洲流行，中國的風格式樣成為歐洲時尚，既吸引了更多的商人來華冒險，從事東方貿易，也第一次引起了歐洲學術界、思想界對中國文化的注意。

**▍**理性的時代：讚美與批評

18世紀啓蒙運動中，以伏爾泰和萊布尼茨為代表，西方文化巨人對中國文化多有讚美之辭。以致在當時西方啓蒙的風暴中，出現了一股濃厚的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和讚美氣氛。這同時也給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又一次賦予了理想的光環。 

伏爾泰是近代歐洲對中國的知識瞭解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崇拜孔子的學説，推崇中國文化，在他無數的作品中，表達了對中國道德和文明的看法。比如，在他的《哲學通信》（1734）中，伏爾泰中國家庭式的政制和皇帝，對中國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問題上的寬容精神大加讚賞。連小小的種痘，他也援引中國的範例，認為“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以後他著《諸民族風俗論》，系統地闡述中國的歷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學、哲學和風俗等問題，還特別地介紹孔子其人其説。 

萊布尼茲是近代德國思想界中對中國文化傾注了最大興趣和耗費了最多精力的人。萊氏一生交了不少耶穌會的朋友，正是從他們那裏，他獲得了最大量、最直接的關於中國的知識，從而使他在近代歐洲的中國文化研究中處於極其突出的地位。

在萊布尼茨眼裏，古老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中國的道德令萊布尼茨傾倒不已，因為這 是“一個極其令人讚佩的道德，”而中國的哲學，在他看來，不但古老，而且“富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政治、倫理、道德等方面也優於歐洲文化，相比之下，歐洲人是相形見絀了(“這是必須忍受的屈辱”)。萊氏不僅自己畢生對中國文化進行研究，而且還大力促進歐洲各國成立專門學術機構來研究中國。他以一位傑出思想家的氣度和前瞻眼光，提出了中國文化對於西方文化具有的互 補作用。

 由於萊氏的倡導，當時西方社會對中國發生興趣並抱有相當好感的學者並不罕見，尤其是對他的德國學生和後繼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兩大弟子佛朗克(A.H.Franke)和沃爾弗（Christian

Wolff）是直接的受惠者，而沃爾弗的學生兼同學畢芬革（Büffinger）曾著《古代中國道德説並政治説的樣本》一書，書中尤其推崇中國政治與道德相結合的傳統，把中國皇帝看作一個哲人，把中國看成是理想之都，表達了他以中國為楷模建設德國的願望。 

此外，歌德對於中國文化的評價對德國人乃至西方社會也影響極大。 他創作了一些中德合璧的抒情詩，並讀了不少中國的戲曲、小説、詩歌，如《百美圖詠》、《好逑傳 》、《玉嬌梨》、《花箋記》等，認為：“中國人有成千上萬這類作品，而且在我們的遠祖還生活在野森林的時代就有這類作品了。” 歌德看到了道德禮儀在中國的社會政治功能：“中國的禮節可為其文明的代表。”“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另外，歌德還讚賞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天與人、自然與人生和諧一致的追求，認為中國是“ 靜態的文明的民族。”這也是歌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明的形象概括。他寫道：“……靜態的民族常以宗教精神納入於他們的技術之中。他們事前的工作和材料準備非常認真和精確，在進行工作時，按部就班，備極工巧。他們進行工作，像自然那樣從容不迫，他們所製作的器物更是文明的進步較速的國家所不能仿效的。”

17、18世紀，是歐洲思想界、學術界人才輩出的時代，除了以上提及的幾位巨人外，還有許多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偉大人物，如赫爾德、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他們在讚賞中國文化的同時，也看到了這個國家中出現的問題，其中不乏批評與否定。比如：

1760年以後，伏爾泰的興趣有所轉移，而且對中國的熱情也有所降温，他説： “人們因教士和哲學家的宣揚，只看見了中國美好的一面，若人們仔細地查明其象，就會大打折扣了”。

著名的安遜（Lord Anson）首先指出我們過分將中國美化，孟德斯鳩甚至在教士的著作中發現“中國政府野蠻的惡習，那些如此被讚美過的事，現在看來是如此不值得，人們應該結束對這民族智慧及賢明的過分偏見。”

歌德也認為“不應該認為中國人……就可以作為模範”。對德國人而言，古希臘羅馬文化才是他們的典範。

而黑格爾則認為中國的行政機構基於“家長政府的原則，臣民都被看作還處於幼稚的狀態裏”，這就造成“一切都是由上面來指導和監督”的習慣，造成“幾乎等於一種奴隸制度”的表象，造成對人的肉體和精神任意侮辱的刑罰。

赫爾德眼中的東方文化則是處在一個“完全靜態”中的社會制度，“並且這種制度一旦建立，又以對人們的政治和思想的禁錮，來確保自己的長存。”於是赫爾德指出 ：中華帝國實際上是“一個裹以絲綢，畫以象形文字和塗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它們體內循環的就是一隻冬眠鼠的體內循環”。 這些思想家對中國的讚揚和批評都強烈地影響着當時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

**▍**輕蔑眼光下的“眯縫眼”

傅滿洲（Fu Manchu）是西方廣為流傳的中國人形象，兩撇鬍須與眯縫眼是其最大特徵

上述西方禮讚中國的情況在18世紀後期起發生逆轉。西方對中國的批評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鋭，以致到了偏執和不公正的程度。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社會大體完成了社會革命和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得以飛速發展。隨之發展的還有維多利亞時代西方各國的擴張主義，羽翼已豐的西方不再感覺到東方文化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清王朝不顧時勢的“自我中心”觀念，造成了閉關自守的局面。在與西方列強的交鋒中，屢遭敗績，積貧積弱，最後在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餓殍遍地，民不聊生，再加上國內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現象，進而強化了西方對中國的輕視、鄙視的態度。中國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從美好的、 理想化的形象變成了落後與愚昧。 

這一點，可以從對中國人的稱呼中看到：在西方，當時一個普遍流行的名詞是“china

man”(中國佬)；與之對應，在亞洲的日本，中國人常被蔑稱為“支那人”。這是一個帶有種族優越感的輕蔑稱呼。而在德國流行的是“schlitzaugen”

（眯縫眼），這一代稱一直沿用至今。這是一個帶有種族主義性質的稱呼。它不僅侮辱性地以外表生理特徵作為中國人的代名詞，也暗示着中國人狡猾、陰險、欺詐的性格。 

錯誤的觀點既可來自偏見，也可來自不實的報道。傳教士李明曾這樣嚴厲地批評從事東方貿易的商人所寫的報告書：“那些遊歷家們常常欺騙我們，因為他們自己也早已受他人之騙。有多少人，他們到一個新的國家，就自以為可以一眼便通曉所要知道的一切

。”陳季同則寫到：“對旅行者來説，第一個遇到的傻瓜往往代表了一個民族的眾生相……。看到一種溺嬰的情況，筆記本上決不會放過：‘這些人真野蠻！’得知某個官員有腐敗行為，筆記本上又有得寫了‘中國的官員已徹底墮落!’”這樣的描述，直接影響着未親自到過中國的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成為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

早在18世紀，孟德斯鳩就談到有的商人和旅行家的觀感：向中國人買東西，要自己帶秤，因為中國商人每人有三杆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還有一種準確的秤，這是用於那些有所戒備的買者。所以，孟德斯鳩認為：中國人的生活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 

從19

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加強了中國人民族性和國民性的探討。開始時，這種探討明顯帶有殖民主義的優越感，後來逐步發展成為用實證社會科學的方法，從中國的現狀觀察開始來探討中國人的特性。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w Smith ,1845 - 1930），他在中國傳教30 多年，學説不同的土話，深入中國廣大的地區，與不同階層的人打交道，以此來調查中國的風土民情。而且，由於明氏的建議，促使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同意退還庚款用以資助中國學子留美。

1892 年，明恩溥寫成了一本300 多頁的《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書中列舉了中國人的26個特點，如：易活難死的中國人，沒有“神經”的中國人，耐心太好的中國人，不求準確的中國人“，寸陰是金”的中國人，勤勞的中國人，撙節的中國人，知足常樂的中國人，有私無公的中國人，無惻隱心的中國人，言而無信的中國人，爾虞我詐的中國人，愛臉皮的中國人，婉轉的中國人，客氣的中國人。這本書一出版,馬上被認作是對中國人性格“最深刻、最珍貴的研究”，長期來被列為來華傳教士的必讀書，對西方人的中國人形象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

▍結語

今天的中國正以改革開放的姿態和博大寬廣的胸懷走向世界。不可否認，西方勢力對中國的輕視甚至敵視是近現代世界歷史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黃禍論”就在西方橫行一時；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又盛行“赤禍論”，旨在孤立與遏制社會主義中國、把中國“妖魔化”。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走出國門，越來越多的外國人走進中國，這“進”與“出”的趨勢方興未艾。在這場中西互相交流的新世紀裏，相信西方人會逐漸拋棄長期固有的偏見，重新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

本文原載《德國研究》2002年第1期**，原題為“‘****理想化’與‘妖魔化——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篇幅所限，略有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