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文摘》：改變世界格局的大外交_風聞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談到了中美關係問題，他説：“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為好。”“(美國)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帳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

　　第三個五年計劃是在1970年結束的。1970年代上半期中國外交迎來了突破性大發展時期，這一突破性大發展的出現與國際形勢的變動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因勢利導，對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這個時期，中國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僅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擺脱了“文革”內亂造成的外交孤立狀況，全面拓展了中國外交活動的舞台，而且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和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礎。

　　中美關係解凍是這個時期影響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這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國際力量積極參與其中，而不是被動地捲入其中，因而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係”。同時，這也是毛澤東開啓中國與世界接軌的進程的大轉折。沒有這個承上啓下的轉折，後來要搞改革開放和廣泛參與國際事務，不知會遇到多少困難。鄧小平曾説過，對外開放就是對美國開放，對美國不開放對誰開放都沒有用。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係這個扣給解開了，由後來的領導人來解這個扣要困難得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就沒有那麼容易。他還深情地説道：“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着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從思想庫的《康侖報告》到尼克松的《建構和平》報告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公然與中國為敵。毛澤東希望和西方經貿往來的願望落空。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毛澤東提出向美國學習，向西方國家派留學生以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但受到了美國的帶頭阻撓而難以實行。美國這種僵化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國內，直到1959年才出現了要求改變的思潮。這種思潮比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侖報告》。

　　1959年9月，設在舊金山的思想庫康侖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託的兩個關於亞洲的研究項目，發表了題為《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的報告，即《康侖報告》。該報告指出：“共產黨中國是美國在亞洲面臨的最複雜和最嚴重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複雜性和嚴重性可能有增無減的問題”，“對我們將來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來説，沒有再比美國對華政策的決定更起決定性的作用了”。

　　《康侖報告》明確指出，美國應該確認兩個基本事實，一個是中國的政權是穩固的，而不是像當時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報告稱“大部分跡象表明，現政府是近代中國曆來最堅強、最團結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國作戰，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另一個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增長，“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紀後期作為一個主要世界強國而出現”。所以報告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管具體形式怎樣”，都應該根據上述的“假設來實施”。

　　這個報告對當局雖然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實際上成為了後來美國朝野人士考慮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在後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各方人士曾經多次提出改變對華政策的設想和建議，但是他們都沒有超出《康侖報告》設計的框架。

　　顯然，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影響了整個世界。這個時期的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也就開始受到國內輿論的質疑，而且在國際上也顯得日益孤立。1959年9月21日，聯合國大會指導委員會通過表決，同意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聯大討論的議程。這標誌着美國多年來用擱置討論的辦法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企圖已經失敗。

　　進入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中國自力更生進行核試驗和美國捲入越戰不能自拔這三大問題，使得美國政府感到了調整對華政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特別是“(1964年)10月16日，中國宣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逐步認識到，或者説是體會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日益增強並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承認。美國企圖長期孤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拒不與之來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國處理對華關係中的這種內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經基本上無法再協調下去了。”(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1949-1972)》第314頁、316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966年3月，美國198位專家聯名發表公開聲明，呼籲美國政府面對亞洲的現實，採取靈活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建立聯繫。這樣，美國輿論已經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創造了條件。

　　1969年3月的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發生後，毛澤東立刻預料到這個事件會對美國決策者們產生重要影響，將會促使美國方面加快對華政策的調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勵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受斯菲爾德在訪問柬埔寨期間致函周思來，要求會見周思來。7、8月間，尼克松在出訪亞歐途中也多次聲明：“美國不同意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美國決不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總統表達了美國改善對華關係的願望，並且委託兩國元首擔當“信使”，向中國轉達美國的意圖……

　　1969年12月3日，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一直設法與中國外交官接觸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裝秀上發現幾位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為了完成尼克松交辦的工作，他甚至不顧外交禮節，跑着追趕中方人員，請求會晤中國駐波蘭大使，轉達尼克松總統改善中美關係的信息。

　　順便提一下，這個情節在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中，描述為：“出席服裝秀的中國外交官由於沒有收到過指示，見狀拔腿便逃。”基辛格的描述雖然有些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誇大其詞，但還是有一定的真實性。據當事人之一，時任中國大使館二秘的李舉卿回憶，因中美沒有外交關係，他們在觀看服裝秀的時候，發現美國外交官總注視着他和翻譯，而且比比劃劃、指指點點，不知怎麼回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比如遇到挑釁之類的問題，李舉卿和翻譯在活動結束後即跟主人告別離開。美國大使趕到大門口，請李舉卿轉交尼克松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並説，尼克松願意與中國領導人會見，改善兩國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李舉卿當時並不知道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一直在籌劃如何改善中美關係。而作為大使館負責人的雷陽臨時代辦，卻在參加當年4月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主持的關於外交的會議上，親耳聆聽了周恩來對他的指示，要他特別關注中美形勢的變化，一有情況就馬上報告。雷陽回憶道：“毛主席和周總理從戰略上考慮，高瞻遠矚，就決定採取和美國改善關係的手段，這是一個英明偉大的戰略性決定。”

　　周恩來收到雷陽的彙報後.對毛澤東説：“有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到敲門磚了。”毛澤東指示，公開接觸，不必保密。在隨後的日子裏，美國通過各種公開的和秘密的渠道不斷向中國發出和解信號。1970年2月，尼克松採取了一個他自認為是“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在向國會提交的第一份年度外交報告中，“以空前求實的精神”談到了中國：“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被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從長遠來説，如果沒有這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量，要建立穩定的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設想的。”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國會發表了題為《建構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報告。報告用專門的章節討論了中國問題，表示“美國準備與北京對話”，“美國樂於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大家庭中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其中説：“在今後這一年裏.我將仔細研究我們所能採取的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中美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並且消除妨礙實現這些機會的不必要的障礙。”這份報告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稱呼中國，這在美國官方的文件中還是第—次。

　　這個時間點，正好是毛澤東在1957年1月指出的：““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

　　大外交新思維：乒乓小球轉動大地球

　　經過兩年時間的反覆觀察和小心試探，1971年初的中美關係已經到了堅冰即將打破的時刻。如何採取適當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為中美關係走出下一步的關鍵。

　　2014年1月27日，鳳凰衞視播出了《大外交新思維：乒乓外交破冰中美關係》。主持人説，發生在1971年在日本舉行的第31屆世界兵乓球錦標賽期間的“乒乓外交”，成為了這關鍵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作為“文革”以來第一個出國參加國際體育競賽的代表團，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代表團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想到，將會有一幕永遠載入中美兩國關係以及世界外交歷史的華彩篇章開啓。

　　圍繞着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出訪參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頭腦中，一直沒有離開如何解凍中美關係這個大外交的思維。當時，最能體現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在體壇最有影響力的，就是乒乓球運動。這是中國的最強項。在這個制高點上與外國人交往，便於佔據主動，機會也更多。

　　在代表團出發前，3月11日，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會議討論出訪參賽的問題。在會議的最後，他談到了與美國接觸的問題：這次我們派乒乓球隊出去，是代表國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賽中就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其中也會包括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如果美國隊進步，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我們和美國隊可以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因此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我們的體育代表團不是去過西德嗎?那麼美國能不能去?我們同日本的邦交還沒有恢復，但體育代表團可以去日本，這個例子……大家動動腦筋，得想想這個世界性的大問題。

　　代表團剛離開北京，毛澤東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説：“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我們派出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3月28日，第31屆世乒賽開幕，中國運動員精湛出色的技術水平、得體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矚目。3月30日上午，中國代表宋中湊巧與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國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國選手去一次中國，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益的技術。也希望中國的乒乓球選手到美國去。”

　　代表團向國內彙報了這些情況，這些信息被有關部門整理成簡報，直接送達毛澤東和周恩來，引起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重視。

　　4月4日，美國選手科恩在前往比賽場館的途中誤上了中國代表團的大巴。世界冠軍莊則棟很友好地與他打招呼，並且送給他一面杭州織錦作為禮物。大巴抵達體育館時，許多來自各國的記者都在等待---那時的中國隊本來就因為擁有莊則棟這樣的世界冠軍而引人注目。車門一開，出現在媒體的“長槍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飽滿的莊則棟，而且有神態興奮的美國運動員科恩。這條消息立刻成為了轟動性的新聞。

　　第二天，科恩是拿着莊則棟送的禮物在體育館轉來轉去，還不斷向人展示，説這是世界冠軍中國人送的。科恩回贈了一枚美國乒協的紀念章給莊則棟，旁邊的記者過來拍照，照片發表在報刊上，主題是“中美接近”。接下來，美國副領隊哈里森來到中國隊駐地，提出訪問中國的請求……。

　　這些跡象都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尤其注意到了莊則棟與科恩友好交往的舉動。毛澤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反覆給他讀有關的報道，還帶着滿意的笑容説：“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呢!”  4月6日下午，在第31屆世乒賽即將結束的時候，毛澤東看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的報告。周恩來也批示“擬同意”。這種不急於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打算，是與當時大家都對中美關係的轉折如此之快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有關，因此有關部門打算把步子放慢一點，穩當一點。用基辛格的話來解讀，就是“毛澤東需要時間爭取國內更大的支持。”所以，當時毛澤東也表示同意暫不邀請----他親自在他的名字上劃了圈。

　　然而，就在快到午夜12點的時候，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主意，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工作人員感到驚訝，毛澤東又重複了一遍。工作人員立即把毛澤東的決定通知外交部值班室。值班室問，已經收到了毛主席圈閲的文件，現在變了，能算數嗎?這邊的工作人員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並催促立即辦理。第二天毛澤東對那位工作人員説道：“你自己為中國人民辦了一件大事，你還不知道呢。”

　　中國政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消息迅速在中美兩國和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報告後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又驚又喜”，隨即毫不猶豫地批准乒乓球隊的訪問，他們心裏十分清楚，這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事件，而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轉折即將發生的信號。4月7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説：“美國政府對美國乒乓球隊計劃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歡迎。”他還指出：“總統在向國會提交的對外政策報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同美國人民之間的接觸。”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表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美國還將以歡迎態度看待中國體育代表團進行的任何對應的訪問”;“這顯然同尼克松總統和國務卿羅傑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間進行更多的接觸”。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久，尼克松決定派遣基辛格作為特使先行秘密訪問北京，為他訪問中國做準備。在中美經過幾次聯繫後，基辛格在1971年6月2日晚收到了周恩來的信，信中稱“毛澤東主席表示歡迎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和“周恩來總理熱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來北京的會晤”。當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步把信送給正在白宮會見外賓的尼克松時，“基辛格太激動了，當時手都在發抖。”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訪問了北京。當7月15日中美雙方向外界宣佈了基辛格訪華的消息和《公告》時，頓時，世界為之震驚。“乒乓外交”也作為大外交新思維的傑作，成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經典。莊則棟回憶道：“毛主席的這一請，在戰略上、戰術上真是用到了無以倫比的極致，非常讓人佩服。”周恩來4月8日在國家體委關於接待美國乒乓球隊的請示件上批註：“(邀請美國隊訪華的)電話傳過去後，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了三十一屆國際比賽的消息，”曾在1969年“九大”後，受毛澤東安排研究國際問題的四位老帥之一的陳毅説，“只有主席才會下這個決心，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國戰略這張戰略牌。主席下這着棋，全局都活了。”

　　“乒乓外交”至今仍是一個經常被人熱議的話題。2013年，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員、記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出版了《乒乓外交：那個改變世界的遊戲背後秘史》。該書的主線是乒乓運動的發展及其“政治屬性”，從英國寫到日本、從蘇聯寫到中國，特別是中美兩國在冷戰期間“小球推動大球”的那段歷史軼事和外交突破成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來，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認地在打破中美關係堅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瞭解中國人在1971年為“乒乓外交”做了多麼精心的準備。這本書剛一出版，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格里芬認為，20世紀初乒乓球逐漸成為一項“沒落的運動”，但隨後在國際乒聯主席，“共產主義者”蒙塔古的推動下漸漸變得火熱，終於在1970年代成為中美兩國緩和關係、進而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工具，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設計”。格里芬還認為，“乒乓外交”不僅為中美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同時也在全球外交領域梳理了一種通過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國與國關係的方式。

　　格里芬在接受記者採訪談到這本書時説道：“在整個“乒乓外交”的特殊時期裏，一切——不僅僅是(雙方晤面地點的)選址，還有行程安排，以及以乒乓球作為破冰契機，這些都是由中方決定的。我的書能夠很好地提醒美國人，在那次談判桌上，中國人正扮演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東道主角色。”

　　媒體看訪華時的尼克松：“罕見的謙遜和敬畏神情”

　　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美籍華人徐中約先生所著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是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著作及最暢銷的學術教科書，是一本極具深遠影響的經典力作。海內外歷史學界認為，作者以超越意識形態、階級、黨派、種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觀冷靜地看待歷史事件的發生。

　　關於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徐中約在該書中寫道：“一些亞洲人把尼克松訪華看作是一次朝聖，因為在歷史上，中國皇帝是從不離開本國的;只有藩屬國的國王和使臣前往中國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訪問將給予中國一種新的尊嚴感，同時也使它獲得大國的地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精明傑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歷史。他們知道抓住這個大好時機使其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國探索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與他們自己的大構想相吻合，於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歡迎的客人。”

　　“(尼克松到達北京)幾小時以後，毛澤東在書房裏會見了尼克松和基辛格，這是一次事先未經安排的會面，持續了一個小時。總統和他的外交政策顧問走進書房時好像是‘去見識一個場合遠大於去拜會一個人’。毛澤東説話灑脱，充滿威嚴和自信，樸實巧妙，而周恩來則保持沉默。尼克遜‘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魄力’，並表現出從未被新聞媒體見過的‘罕見的謙遜和敬畏神情’。”

　　尼克松出訪中國前，最擔心的是毛澤東是否會接見他。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

　　尼克松和隨行人員到達北京後就們注意到，在機場並沒有出現他們以為會出現的熱烈歡迎的場面，車隊駛過的街道和天安門廣場也是冷冷清清，這不由得使他們感到有點失望。他們並不知道，這種“不冷不熱，不卑不亢”的接待規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周密考慮定下來的。不過，美國客人的這點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驅走了。下午2時左右，在尼克松剛剛收拾停當，正準備洗澡時，周恩來趕到賓館通知説，毛澤東主席想很快會見尼克松總統。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回憶道：毛澤東的約見，“好像過去君王召見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澤東要會見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們剛剛到達之後。我獲悉周恩來要在會客廳同我見面。我到那兒後，他説：‘毛主席想見總統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幾個有關晚宴上活動次序的問題。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説：‘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尼克松剛剛抵京的歡迎儀式上，會談未開始，毛澤東就在向國內外人民示意他的權威了。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國的國產轎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員不準隨行，至於媒體，也只是被事後通知。”

　　在毛澤東住所，當尼克松談到了中美關係、台灣問題時，毛澤東説：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毛澤東的這句話奠定了他與尼克松會談的基調，同時也指明瞭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所應着眼的基礎——從“哲學”的高度、從着眼於長遠的宏觀的戰略高度來看待和發展中美兩國關係。

　　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着毛澤東的手説：“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這次會見，毛澤東超凡的魅力給客人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基辛格在回憶錄中用了整整兩頁的篇幅記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承認，在面對毛澤東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一種類似年輕人聽“搖滾樂”時感覺到的“顫流”——“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與毛澤東的會談是尼克松一生中最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之一。在後來的歲月中，尼克松又六次受邀訪華，他似乎從未停息過與毛澤東在哲學領域的對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毫無疑問，尼克松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他非常尊重毛澤東。他引用毛澤東詩詞，“好像是引用聖經經文一樣。”(特里爾：《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第440頁)。他也像周恩來一樣，稱毛澤東為“主席”，並説“因為讀了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他對毛澤東的尊重，毫無疑問的是他看到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過去那種“一盤散沙”的局面不復存在。他不是沒有覺察到當時中國國力還不夠強，人民還生活在物質匱乏中的情況。比如他們在參觀過程中發現過中方特意安排了衣着鮮麗的羣眾“演員”，市場的“繁榮”也不時露出破綻。但是，尼克松更着眼這個國家的未來。特別是當他發現一夜之間，為了他們參觀長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長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掃乾淨時，他對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由衷地歎服了。他肯定明白，有了這種動員組織能力的中國，不管是遇到外部壓力也好，還是內部自己的失誤也好，都擋不住發展壯大之路。2005年，尼克松之女訪問中國，她感慨萬千地回憶他父親1965年説過的話：“二十五年後，中國會成為世界工業巨頭之一。”“我父親在那個時候已經預見到了中國的未來。”因此，無論是1972年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還是1976年的第二次，一直到1993年的最後一次，尼克松對中國的發展始終充滿信心。

　　基於這種認識和判斷，早在在中美雙方商議接待方案時，美方就儘量尊重東道主的意願。中方提出在中國境內旅行時必須乘中方提供的專機，坐中國提供的專車，美方破例答應了，這也是美國至今唯一的一次破例。美方提出要自己安裝地面衞星接收站時，中方為維護中國的自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國也同意了。特別是反映這次訪問的最終成果的聯合公報，美方開始覺得是“被審判了”，但經過再三溝通，雙方終於達成一致。公報發表後，在國際上引起轟動。前法國總理富爾直言不諱地説，這是北京“外交上的巨大勝利”。2013年，美國學院派歷史學家瑞貝卡·卡爾寫道：“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在上海簽署的這份《中美聯合公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意外收穫。”(瑞貝卡.卡爾：《毛澤東傳》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264頁)

　　徐中約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指出：“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大構想相當靈驗，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和第三世界的代表獲得了在聯合國中的永久席位，並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國家元首和領導人絡繹不絕地來訪。北京成了國際交往的一個樞紐。中國不再孤立，它已經成功地打破了蘇聯和美國的包圍。中國再一次進入國際大家庭，這一次不再是一個虛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地位優越、備受尊敬的大國。”

　　雖然1972年的中美關係解凍並沒有很快實現中美建交，但這個突破改變了國際關係的基本格局。中國的外交活動範圍從此擴大到整個國際舞台。同時，中國的這一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它與當時“左”的意識形態嚴重背離，是此後一系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從經濟的角度看成績顯著，中美貿易額由1971年的不足500萬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億美元。由中美貿易發展帶動的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新局面的開拓，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92年2月，上海舉行紀念中美聯合公報發表20週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認為，中美關係的解凍導致了二次大戰後支配世界舞台四分之一之久的兩極結構變成了三角關係，導向中國對外部世界開放，並日益成為積極參與世界經濟的一個因素，導向東亞在世界政治中所佔分量的不斷增大。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年那次改變世界格局的大外交所產生的歷史性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原載：《新華文摘》2017年第4期 作者：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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