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國民黨為何袖手旁觀？_風聞

四川自古就是地震高發區，這和四川位於巴顏喀拉板塊和華南板塊的交界處有關，兩大板塊之間的斷裂層始終是制約四川很多縣市發展的一個大問題。

山腳下的成都平原

地震預測的難度眾所周知，人工干預地震的形成目前來看也不現實，所以從古至今，地震災害總是會給川人帶來巨大的損失。在預防難以實行的大背景下，事後的救援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生活在今天的四川人有解放軍和各地誌願者的幫助，生活在新中國之前的受災川人又當如何呢？

這些亂入的人在瘋狂暗示什麼

民國的四川地震處置歷史可能是一個不遠的殷鑑。

四川：地震大省

今天的四川省囊括了東西兩大部分，分別是四川盆地的主體和青藏高原的東部，也就是漢地和藏區兩大主要片區。但無論文化形態如何，這兩個部分的地質條件都不太穩定，地震非常多見。

四川省會成都正位於

盆地的西側，高原進入盆地的要道所在

整個四川境內竟有多達6條地震構造帶，其中甘孜—康定地震帶和理搪地震帶是兩大強震構造帶，曾經引發過無數烈度極高的地震，給四川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損失。

但也是很多人的家

甘孜—康定

魯克亮、劉瓊芳等通過對四川各地方誌的統計，發現了明清直到民國的近代四川，震災數量是逐漸上升的。尤其是到了民國，震災的密度甚至已經超越了過往危害更大的水旱災，成為了排名第一的四川自然災害。

北京西山鷲峯地震台

中國自建的第一個地震台

然而這樣的基礎設施在

那個年代全國也找不到很多

終整個民國時期，四川共發生了67次4.5級以上的地震，平均半年多就是一次，而同時期發生的水旱災也不過才分別30和20次，甚至比國祚將近300年的清代地震數量還要多。

這其中，又以川西藏區的地震密度和強度更高，在數量上就佔了全川地震的80%以上。受災最多的道孚、乾寧、康定、馬邊等縣，清至民國都發生了10次以上的地震，可謂是超級重災區。

川西多震動

而地震也從來不只是一場震災那麼簡單，往往伴生有大量併發性災害，水旱之災甚至病蟲害往往會接踵而至。尤其是在山地廣佈的四川，地震伴生有泥石流、滑坡、崩坍、洪水、火災，造成的損失甚至比地震本身更大。

肉眼可見的可怕

比如1933年8月25日，茂縣疊溪鎮發生 7.5級地震，一分鐘之後古城就被震塌了。附近的龍池山上有大量石頭被震落，滑入岷江中，沿途徹底摧毀了古城中的建築物，近300座古建築除城隍廟以外連遺蹟都不可尋了。而這些石頭還在岷江中形成了一座小山包，嚴重影響了岷江的流動，很快就為當地帶來了更加令人觸目驚心的次生災害。

山高谷險

地震發生數小時後，岷江被截斷處水位開始上漲，很快吞沒了沿江的村鎮。除疊溪外，松坪溝、蘆花、黑水、小姓、大寨等都受災嚴重，10裏外的沙灣驛堡正逢清真寺集會，聚集了大量周邊信徒，全部未能倖免，死亡300餘人。

岷江生成了堰塞湖，下游的成都平原便也不能倖免。上漲的江水溢出河岸，衝潰堤壩，在多個村鎮間漫流，毀橋30餘座，民眾死傷更是不計其數。

下游要小心了

如此地震在清代到民國時期的四川，算得是家常便飯。僅僅一年之後，在茂縣和汶川就又發生了一場規模相近的地震。上一場地震的善後工作還沒有完成，下一場地震就趕到，使得當地民不聊生，謠言四起，甚至出現了盜匪橫行的局面。

汶川已經算平地比較多的地方了

（已經是山區的出口處了）

面對如此危局，民國政府又會怎麼做呢？

救災的常規措施

因地震不可控，且受災面積往往巨大，歷朝歷代對地震災害都非常重視，有比較完備的賑災措施。而到了最晚期的王朝時代清代，對地震災害的補償和賑濟工作已經有了相當的規範。

善後的第一步當然是發放救濟金、減免税負。比如乾隆年間對康定大地震的賑濟規範是：“照例每瓦房一間給銀一兩，草房一間給銀五錢，壓斃人口大口每名二兩，小口每名一兩，分別散給。”以體現皇上的仁慈愛民之心。

《神探狄仁傑》裏賑災劇照

但這是盛世皇帝才能給出的大手筆，到了清後期，內外交困的皇帝已經沒有這麼多錢了，光緒皇帝的定額是“每户給谷二石”只按人頭給糧食，比起發銀兩的可是要差遠了。唯一的一點錢是用在了支持宗教工作身上，給重傷的喇嘛一人發了三兩銀子。

隨之，為了恢復生產，朝廷一般會下令以工代賑。比如光緒五年川甘之間發生地震，橋樑崩塌，皇帝就委派幹員前往“確估城垣、道路、橋樑工程，督飭災民分路次第修築。”這樣既能讓災民拿到工資，又能儘快修復被破壞的基建設施。

另外，在古代王朝，災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舉辦宗教儀式，祈求鬼神消災。光緒時代的這次地震之後，四川總督丁寶楨就上了一道自我檢討的奏摺，説自己“奉職無狀，招致災異”，然後帶領下級官員“在昭覺寺焚疏自責”，彰顯決心。

其實熟悉晚清歷史的都知道，丁寶楨在四川勤政廉潔，民眾擁戴，地震和他毫無干係。而他和同僚們的祈願顯然也沒有起作用。

《蘇東坡》中賑災場面

到了民國時期，救災的措施仍然是這麼些，但效果反而變差了。

比如剛才提到的1933年疊溪地震之後，四川省政府立刻上報南京，請求撥款100萬元，糧食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6000~8000萬元。按説不多，但南京政府手頭緊張，竟然沒有批。

1910年疊溪城內“居民樓”

無奈之下縣政府只能四處奔走，號召募捐，從各處弄到了數千銀元，糧食購買力價值今天的20萬元左右，賑濟全縣災民顯然杯水車薪。這也不是疊溪一家的苦惱，1923年道孚地震、1936年馬邊地震、1941年理塘地震，國家撥款都非常有限，只能靠地方政府募集幾千大洋的捐款維持災民生活。

而由於中央政府對川西棄之不顧，傳統的災民基建項目也沒有能夠很好地落地。疊溪地震一年後，四川省政府好不容易湊齊了12萬銀元，組織災民重修水利。結果受益地民工不過500人，而且幹了三個月就解散了。

能從成都把人送到上游就不錯

恢復基礎設施的成本則更高

比之古代王朝的處置措施，民國時期倒是有一個好。那時的地質水文專家經常出現在災後的現場，這比動用巫婆神棍高多了。

仍然以疊溪地震為例，震後成都水利知事公署、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國立四川大學、世界紅十字會等機構都派員參與現場調查。根據現場勘測情況，專家撰寫了《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併成功疏導岷江水流。省政府還在疊溪設置了一個水利知事署，指導當地工作。

茂縣境內近年仍頻發山體塌方

這也差不多是當時唯一值得稱道的善後措施了。

官方拒絕賑災

民國時期的四川地震救濟如此令人失望，原因很多。

首先，無論是北洋政府時期還是蔣介石南京政府時期，收税力度和財政支出之間始終找不到平衡，中央政府確實是缺錢的。對他們來説，這些錢需要用的刀刃，顯然不是賑濟邊緣地區的山民，而是應該用於鞏固權力、消滅政敵。

劉文輝、楊森、鄧錫侯

民國時期“川軍三雄”

等到了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央政府自身難保，更顯困頓，越發沒有錢用於賑災了。

其次，當時的國民中央政府只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即使到了蔣介石時期，南京的力量也不過是眾多大軍頭中比較出眾的一個，地方勢力和中央之間有着深厚的戒心和矛盾。中央不想管地方上燒錢的事，地方也忌憚中央影響力的滲透。

只有當國民政府向西一路退至重慶時

才真正掌控四川盆地

並以此為資源基地支撐長期抗戰

而在四川，情況則更為特殊，自晚清以來大大小小的軍閥無數，帶上當時的西康省，是全國範圍內政令最不統一、戰亂最頻繁的地區（雖然戰爭烈度並不高）。這一地區最後勉強統一，是在劉湘戰勝了劉文輝之後，在此之前，各方都並不希望中央政府介入內戰，影響四川的統一進程。

比如疊溪地震之後，蔣介石曾經動過賑災的念頭，但是劉湘只要錢，不要救援隊，讓南京感到不滿。最終的結果就是錢和人都不來了。而劉湘手下的軍隊也忙於征戰，對地方政府的呼救愛答不理，沒有發揮軍隊服務民眾的作用。

我有過賑災念頭的 

第三，由於川西山區交通不便，通信斷絕，情況又相當複雜，外界力量無法及時干預。有時候甚至連報道都無法做到。比如1919年的道孚大地震，華文報紙一概不知，最後是英國人主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第一個發現了災情，這才引起了全國關注。

卻仍然不慌不忙

種種原因導致了當時由官方主導的救災手段非常不得力，受災的四川羣眾只能在哀鴻中接受親人死難、家園坍塌、交通梗阻、疫病流行的結局。即使開展自救，也往往來不及和死神賽跑，結局悲慘。而他們在山裏的哀嘆，連成都都沒有人能聽到，更無論全國。

有錢人都在城裏自在

和國民政府懶政形成對比的是，民間團體的行動往往及時。

在地方政府的組織下，士紳、商會、宗教團體等經常能快速反應，向災區派遣代表發糧慰問，並組織災民進行重建。而這些民間在大城市的機構，則代行地方政府的功能，奔走募捐。1923年道孚地震、1933年疊溪地震、1936年馬邊地震、1941年理塘地震中縣政府那緊巴巴的幾千大洋賑災款，大部分是民間團體送來的。

1937年9月

上海華洋義賑會在菏澤救災

但民間社團畢竟力量有限，能夠起到的救災作用不大，災區仍然是受苦的人多。

如今的四川仍然地震頻發，近年來全境各市都有過地震的記錄。比之民國時期的先人，如今災區羣眾已經能夠得到及時的救助和妥善的安置，無論是國家撥款還是社會募捐，數額都遠遠高於百年前，救援力度也不可同日而語。

可惜再多的救助也彌補不了他們失去家園和親人的痛苦。我們只能感嘆人類的科技仍然不夠昌明，然後像當年的丁寶楨一樣，為四川祈禱，希望地震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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