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道格：美國新國際格局中必須給中國一席之地_風聞

2018年12月17日 09:52:44

來源：澎湃新聞網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作者：葉君

包道格對中國的認知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孩提時代。在賓夕法尼亞一個小城長大的他，小時候經常去家旁邊的傳教士培訓學校游泳。學校漂亮的中式建築外觀引起了他的好奇和興趣；也正是在那裏，接受亞洲語言文化教育的傳教士們一遍一遍地對他説：“你一定要去中國，去中國！”

作為在越戰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美國青年中的一員，包道格也因為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中國這個“敵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説：“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謎題，讓人着魔。一旦陷入其中，就難以自拔。”大學期間便開始專攻中文和亞洲文化的他，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走上了中國研究之路，其職業生涯也長期以中國為中心，一度成為華府高層對華決策幕後的一員要將。包道格參與並見證了中美外交風雨的諸多歷程，對兩國關係的未來，他也有頗多期許。

中美建交伊始，一個美國外交官在北京的見聞

澎湃新聞：1980 年您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對當時北京這座城市印象如何？

包道格：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是1980年6月15日第一次來到北京。對我而言，那段歲月充滿了美好的回憶。我喜歡拍照，相機鏡頭下的北京城非常漂亮，這裏的人民也很上照！他們懷着一個開放的心態，對外界充滿了好奇。我記得北京的衚衕裏經常能看見賣爆米花、磨剪刀的小販，很有意思！

我在哈佛的老師費正清20世紀30年代曾在北京生活，他在回憶錄裏描寫了老北京的生活樂趣，1980年我在這裏也體會到了這座城市的魅力。

澎湃新聞：那時中美建交剛滿一年多。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對人民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包道格：中美建交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一開始還不那麼明顯。要説對當時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我覺得是恢復高考，這讓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獲得機會重回課堂。社會上突然湧現了一大批有才識的年輕人，有的去了英國、有的去了美國，當然也有很多在中國的大學裏重新學習深造。我和很多這樣的青年有過交流，他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包道格曾在里根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美國青年外交官，您對中國官員的印象如何？

包道格：那段時間我接觸比較多的是冀朝鑄，他畢業於哈佛大學，英語説得非常棒——或許比他的中文還好！他後來幾次擔任中國駐外大使，還曾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我們當時剛剛從一個聯絡處轉變為一個大使館，卡特政府非常堅定地鼓勵美國代表團訪華，所以我們一年365天幾乎天天都有接待任務。冀朝鑄作為中國官方代表，經常要設宴款待美國來的客人。北京烤鴨雖然好吃，連吃50頓也要膩了，可冀朝鑄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吃！

冀朝鑄，還有另一位官員，韓敍（他後來也擔任過中國駐美大使），他們能力都非常強，人也很好。當時中國官員中有過國外留學、生活經歷的人還相當少，所以他們這些人肩上的擔子很重。

澎湃新聞：您在大學期間就學過中文，瞭解過中國的歷史文化。首次來華的親身經歷有沒有加深您對中國研究的興趣？

包道格：**當然，這段經歷很有啓發性，愈發加深了我對中國的熱情。**當年，我去爬過泰山、峨眉山，還去過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名勝古蹟。這些地方不僅有着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藴，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也曾書寫篇章，讓我對中國幾個世紀以來的文化脈絡和歷史沿革有了直觀的體會。讓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次騎着自行車去居庸關。那裏的一處塔洞壁中有一塊古體文字碑，其中包含兩種已經失傳的文字。我在讀研究生時學到過，但還是頭一次親眼看到。這是這兩種文字留在世上僅有的痕跡，石碑鐫刻下的還有中國的古老文明。我之所以很早就選擇研究中國，一大原因就是被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

追憶白宮歲月，與兩國領導人的親密接觸

澎湃新聞：您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長達7 年，直接參與美國亞太政策的制定，和里根、老布什總統過從甚密。您是如何向他們提供對華政策建議的？如何評價兩位總統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的作用？

包道格：我是里根總統第二任期後期才進入國安會的。我認為里根總統在推動中美關係方面最大的成就，一個是1982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另一個是他1984年的訪華之旅。我當時只是參與了一些基礎文案工作，並沒有直接陪同總統，發揮的作用不大。

**要知道，里根總統在競選時也打過“反華”牌，他曾表示當選後要和北京斷交、恢復與台關係。從結果來看，我覺得，與其説是里根改變了中美關係，不如説是中美關係改變了里根。**他當選後，國務卿黑格等人紛紛建言，試圖改變總統對中國的看法。里根後來也改變了立場，1984年贏得連任後馬上訪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見，里根也逐步認識到他的仕途命運和中國的命運是緊密捆綁在一起的。

1974年，50歲的老布什作為第二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到達北京。老布什與他的妻子芭芭拉騎自行車經過北京天安門。

澎湃新聞：那麼老布什總統呢？

包道格：**布什總統上任後的第一年，兩國關係急轉直下。**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應對這一問題。早在中美建交之前，**布什總統就曾於70年代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都飽含深情，他希望儘可能地維護中美關係。**但是隨着蘇聯解體，美國國內對中美關係的定位產生了巨大爭議，兩黨中都有反華聲音，尤其是民主黨中很多人企圖瓦解兩國關係。最後的結果是，政府各層對華合作項目資金鋭減。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和國會抗爭。雖然布什總統維護中美關係的決心非常堅定，但那一兩年還是非常艱難，鮮有成效。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我們終於迎來了重建兩國關係的契機。

澎湃新聞：您提到了鄧小平，對他印象如何？

包道格：我有幸和多位總統和世界領導人有過直接接觸，老實説，大部分領導人也不是那麼有趣的。鄧小平不一樣。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79年他作為副總理訪美，那是中美建交後的一大盛事。華盛頓的冬天很冷，天空中飄着雪，我記得我當時陪同卡特總統、鄧小平副總理等人一起在白宮花園裏參加典禮。在歡迎儀式快結束前，兩位領導人和在場的記者和觀眾都進行了交流。**但他們中和觀眾目光接觸最多、直接交流最豐富、最煥發光彩的不是東道主美國總統，而是鄧小平！在此後和他的會談中，我發現鄧小平是一個非常幹練、高效的領導人。**他雖然年紀大了，聽力也不好，但是非常善於掌控全局，非常有主見，目標明確，總能使會談富有成效。他個人魅力很強，雖然個子不高，但給人印象深刻，讓人敬佩。

見證台海風雲，“新三角”需要“新思維”

澎湃新聞：您從2002 年開始出任美國在台灣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到2006 年卸任，這期間雖然台海風雲不斷，但總體上來説，台灣問題的穩定促使中美關係相對穩定。您覺得您在其中發揮了多少作用？

包道格：我在台灣的任期從一開始就不順利。當時，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內都有不少人抵制對華關係，希望由“親台”人士擔任這一職務。我到台北的第一個週末，陳水扁就在民進黨集會上提出了所謂的“一邊一國”論。我們對此毫無準備。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陳水扁促使我們改變了工作作風。我上任後，制定了一套輿情繫統，定期向華盛頓彙報台灣動態和民意變化。美國和台灣“斷交”後，台灣在美國的受關注度大幅下降，很多人都不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必須要改變這種狀況，所以我發動在台協會員工們檢索、翻譯、彙編相關新聞資訊，讓華盛頓掌握台灣社會的真實現狀。幾年下來，美國政府得以對台灣形勢有了更客觀的認識，在制定對台政策，尤其是向陳水扁施壓方面，也更有據可尋。

澎湃新聞：2003 年温家寶總理訪美時，小布什總統發出反對台灣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投”舉動的最強硬聲明，稱美國“反對任何來自中國或者台灣意圖改變目前現狀的單方面決定”。這是您給出的建議嗎？

包道格：我沒有直接參與撰寫總統的聲明，但是我可以説，如果不是我及時定期向華盛頓彙報台灣社會的真實情況，美國總統就不會發出這樣的聲明。也正是從我們上報的信息中，華盛頓方面才瞭解到台灣島內，台灣人民中就有不少人反對公投、反對陳水扁，這不是中國大陸單方面的態度。我覺得建立一套系統的彙報制度，向我的政府提供公開信息和內部情報，對決策制定者是很有幫助的，我對此也感到很驕傲。

澎湃新聞：或許也正因此，您曾經受到台灣某些媒體的強烈抨擊，這有沒有使您動搖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

包道格：從來沒有。被人攻擊或謾罵當然不是什麼愉快的經歷，但那些惡意中傷我的人並沒有客觀的事實根據，他們這樣只是自找難堪。而我有足夠的數據、信息來支撐我的觀點，我也得到了總統強有力的支持，所以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有一次我和常駐華盛頓的在台協會主席意見不合，在總統面前爭論了起來。最後，總統對我説：**“我不喜歡含糊其辭。你去告訴陳水扁：我不僅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完全反對‘台灣獨立’。”**所以回到台灣後我就約了和陳水扁見面，我把總統的話告訴他，他聽了之後怒不可遏，説：“台灣不是你們的州，也不是他們的省。台灣不會被邊緣化，也不會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他當時的觀點。後來他因為貪污洗錢被起訴判刑時，他卻説“説到底台灣不過就是美國的第51個州”，他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聽命於美國。所以你看，他的觀點和立場一直在變，取決於怎麼樣説對他最有利。

澎湃新聞：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您覺得台灣會如何影響中美關係的未來？

包道格：我覺得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避免使之成為徹底顛覆兩國關係的敏感因素。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們總體上還算成功，沒有因此產生大的正面衝突，但是我們也經歷過幾次危機。

我們正在經歷全球局勢的重要轉變。冷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格局已經發生變化。現在俄羅斯仍然希望施加影響，但國力基礎已經減弱；歐洲變得更趨於內向化發展；中東仍然處於巨大動盪中；中國在慢慢崛起，印度也有可能緊隨其後，新的國際格局架構存在諸多變數。**過去的一套戰略思維已經不適用於今天的世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必須給中國一席之地，我們必須讓俄羅斯規矩起來，我們必須讓歐洲更有擔當，也許我們也能找到改善中東亂局之策。這一切不是美國僅憑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我們也不是一蹶不振，我們仍然能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面臨着一個新的三角關係，因此政治家們和外交家們都需要好好思考，如何避免台灣問題在新形勢下成為中美衝突的誘因。

小布什總統任期內，包道格曾出任美國在台灣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中美未來合作，亟需尋找新的粘合劑

澎湃新聞：尼克松總統曾説：讓中美走到一起的是防範蘇聯威脅的共同需要，而能讓兩國關係維持下去的是經濟合作。但現在我們面對着貿易不平衡等問題，經貿競爭尤其激烈。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包道格：尼克松總統的話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是對的，但已經不適用於當下的兩國關係。我在政府任職時，每年的一大工作重心就是保護中美貿易關係。根據美國的法律，我們有“貿易最惠國”一説，每年要通過立法更新。1989年之後，國會對中國態度非常強硬。每次我們都要展開激烈的爭論，告訴他們：如果不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不僅會損害美國本土企業的利益，也不利於讓中國加大力度參與國際經濟事務。這一問題幾乎每年都是一場惡戰，直到2000年國會通過了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的法案，此後中國也順利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確實如尼克松總統所言，經貿關係一度是維持我們關係的粘合劑。但是現在，經貿關係已經開始成為我們的重大分歧點。**過去，如果中美關係發生了危機，商界人士還有可能跑去遊説，要求國會保護兩國關係，但現在不太可能了。我們正在失去維持兩國關係的粘合劑，或者説基石。

澎湃新聞：那現在有什麼領域可以成為新的粘合劑嗎？

包道格：恐怕還沒有，我們需要尋找新的合作點。奧巴馬總統曾提出中美合作與競爭共存，他曾試圖在環境保護、第三世界危機治理、難民和人道主義救援等領域尋找中美之間新的合作點，但並不成功。我們可能尚未找到新的粘合劑，但我們必須學會允許中國在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強大起來——因為這勢不可擋。**美國在繼續維護亞太地區利益的同時，不能讓中國的崛起成為兩國的衝突點。**這不僅是在亞太地區的競爭，完全可能在未來幾十年成為全球性的競爭。

澎湃新聞：中美建交40 週年之際，正值特朗普總統執政第三年和習近平主席第二任期的第二年。您覺得對兩國領導人來説，是否存在歷史或戰略機遇，為中美關係的未來勾畫新藍圖？

包道格：我認為有。正常情況下，我認為美國總統、國務卿或者國家安全顧問會在40週年之際推出一些加強雙方未來合作的大綱領，但在特朗普政府內似乎沒有這樣的人。所以這個重擔就落在了中國頭上。習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講話充滿自信、雄心勃勃，我希望中國會將這份自信和雄心運用到處理國際事務上，推出為外部世界所接受的方案，因為在我看來，這不會出自華盛頓方面。

澎湃新聞：2013 年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説：今後10 年是中美兩個大國是和平共處還是走向衝突的試驗期。現在時間已經過半，您現在如何評價兩國關係的未來？

包道格：我認為過去幾年形勢並不好。奧巴馬總統提出過“亞太再平衡”戰略，我把它叫做“NATO”——並不是因為這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有什麼類似之處，而是因為政府“只説不做”（No Action Talk Only），不僅沒有促成什麼實質性的變化，反倒讓中方認為美國在刻意遏制中國。實際我們只是一味地抱怨，但在處理南海、朝鮮半島、東海問題等方面沒有成效。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我們要找到方法讓兩國領導人一起討論如何讓中國崛起的同時不損害美國的利益，在新形勢下我們怎樣處理與盟友和鄰國的關係。我認為我們需要大戰略大思維。

澎湃新聞：您會給兩位領導人提什麼建議？

包道格：**我覺得我們應該開誠佈公地加強交流，比如在朝核問題上，近五六年來中美頭一次做到了如此坦率地交換意見。**美方總是誤以為中國能解決朝鮮半島的一切問題——這導致了一些錯誤的政策方向，製造了不必要的緊張局勢；中國總誤以為美國試圖在半島問題上給中國製造麻煩，來制衡中國的發展和影響力。雙方高層需要進行更好的溝通，要敢於正視我們的意見分歧，找到更好的應對之策。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美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嗎？

包道格：我並不認同這一觀點，我覺得這一概念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今世界。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會輕易陷入戰爭。當今世界的問題不少，但最大的問題不是中東的反恐戰爭或種族鬥爭——雖然很不幸的是，這些在未來幾十年會把我們長期牽扯進去；最大的問題也不是朝核問題——我認為我們能用傳統的遏制和威懾途徑或找到新的辦法來解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避免讓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周邊國家產生的影響損害美國的利益，如何避免誘發中美軍事衝突。如果我們能做到這點，我們就能迎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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