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城市化轉型——從高速度到高質量｜國情講壇_風聞

【編者按】11月12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五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廈門大學建築/經濟學院教授趙燕菁就“城市化轉型——從高速度到高質量”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主持。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副研究員劉生龍作點評。

本文根據趙燕菁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趙燕菁教授本人審定。

剛才崔老師介紹我的經歷裏，真正有點價值的就是我在地方規劃局當了11年局長。不是因為局長是什麼大官，而是因為在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中，地方規劃局恰好處在中國模式的關鍵位置，這使我有機會長期近距離直接觀察地方政府真實的運作過程。在我看來，這個過程隱藏着中國經濟奇蹟般崛起的核心密碼。

選擇今天這個題目，是基於這樣一個判斷，那就是**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問題。**好的學術不應侷限於理論自造的問題，而是應該能呼應真實世界提出的問題。“春江水暖鴨先知”，政府對真實世界的感知往往比校園更敏感，儘管他未必理解其中的原因，但是他“先知道”。

在現實中，大家都知道經濟需要轉型，但傳統經濟學裏，你卻找不到一個能描述增長方式轉變的模型。事實上，主流經濟學裏根本無法區分增長方式的差異，更遑論方式的轉型了。當“腳”和“鞋”不匹配的時候，需要改變的是“鞋”——當我們不能把變化的現實塞到不變的理論裏時，就只能去尋找能把現實裝進去的新理論。

**01.**什麼是增長？

為了提高討論的效率，先得對“什麼是增長”有一個共識。簡言之，經濟可以被視作一個個獨立的商業模式的集合。每個商業模式可以用一個最基礎的會計學公式描述——收益減去成本要有正的剩餘，Revenue-Cost=Surplus（Surplus≥r）。無論你是做汽車的、修鞋的、還是賣手機的，都一樣，只要剩餘是負的，這個商業模式就不會存在。經濟總量就是商業模式的加總。∑Ri-∑Ci=∑Si。

**每個商業模式都有可能擴張，也可能萎縮，甚至死亡。**新的商業模式不斷創立、成長。如果這些商業模式加總後，總量是在增加，整個經濟就會“增長”。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基於會計學的恆等式對經濟增長的描述已經開始和傳統經濟學發生分歧。傳統的內生增長理論的一個“微觀基礎”，就是邊際收益減去邊際成本所帶來的邊際剩餘，即**∆Ri-∆Ci=∆Si**[1]。邊際剩餘越多，增長越快。只有正的剩餘不斷積累，才能帶來新的增長。

**但現實中的“增長”卻不是這樣。**想象只有一個汽車廠的經濟，汽車廠的投入和產出正好相等，剩餘為零。然後，又建立了一個化工廠，投入和產生也正好相等，剩餘依然為零。現在要問，這個經濟有增長嗎？按照傳統經濟學，這個經濟不增長，為什麼？因為按照傳統理論，當汽車廠剩餘為零時，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化工廠根本沒有錢建。

但是現實中，化工廠建設的資本，不取決於汽車廠能否有正的剩餘——前者並不必然是後者積累的“結果”。只要兩個工廠剩餘都不小於零，經濟總量就會增加——從一個工廠增加到兩個工廠之和。 

**02.**增長的階段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恆等式裏看不出“階段”。這就需要把這個會計恆等式做一個關鍵性的改變——**把原來合在一起的增長分解為前後串連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資本型的增長，因為在這個階段的成本主要是資本性支出；第二個階段，我稱之為勞動型增長或者叫運營增長，因為這一階段主要的成本是勞動力成本。

寫成公式就是：資本收入-資本支出=資本剩餘（R0-C0=S0,S0≥0)；運營收入-運營支出=運營剩餘（Ri-Ci=Si ,Si≥0  i=1,2,3…)。

區分兩種成本不是我的發明，馬克思就把成本分為固定成本c和可變成本v。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但可惜的是，馬克思只區分了兩種成本，沒有區分兩種收益。結果在馬克思著名的剩餘價值等式（W=c+v+m）中，還是無法區分增長的不同階段。

“兩階段增長模型”就是把收益和剩餘兩項，也都分為資本型和勞動（運營）型兩個部分。一旦你把增長分別用兩個聯立的公式表示，就馬上可以發現第一個公式描述的是存量，第二個公式描述的是流量。兩個公式不能通過加總進行合併，因為量綱不同。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2個方程的6個變量分別描述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

資本收入-資本支出=資本剩餘

R0-C0=S0  （S0≥0) ………（1）

運營收入-運營支出=運營剩餘

Ri-Ci=Si   （Si≥0，i=1,2,3…） ………（2）

第一個方程描述的是資本帶來的增長，簡單説，就是一個商業模式的投資花錢階段；第二個公式描述的是運營帶來的增長，就是一個商業模式的收益階段。就投資建橋這一商業模式來説，修橋是第一階段，收過橋費就是第二階段。第一個公式所有變量都是存量，不用考慮時間；第二個公式所有變量都是流量，需要考慮時間。

兩階段模型沒有宏觀、微觀之分。用它描述家庭、企業、政府等單體對象，就是微觀模型；用來分析省、國家、全球等羣體對象，就是宏觀模型。六個變量分別構成存量和增量兩個公式。

就公式中的各變量來説：

首先是收入被分為資本性的收入和運營性收入。比如説賣房獲得的收入就是資本性收入，股票、貸款、發債等融資也都屬於資本性收入；而租房獲得的就是運營性收入，企業的利潤、政府的税收、家庭的工資都屬於運營性收入。

按照馬克思的區分，支出也分為兩項，一個是資本性支出，馬克思稱之為“固定成本”，比如企業買設備、買地，家庭買住房、耐用消費品，政府建基礎設施、教育、研發等；另一個是運營性的支出，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可變成本”，比如工廠的工資、納税、付息，家庭電費、水費、吃喝，政府給公務員發工資、基礎設施折舊、日常維護等。

相對應的剩餘也分為兩個。首先是資本性剩餘。比如建一個橋要花10個億，但是融資融了11個億，這就是資本型剩餘。第二種剩餘，運營性剩餘。比如家庭收入中支付水費、電費和其他各項日常支出後的結餘；企業付完工人工資、原材料、税收等成本後的淨結餘；政府的預算結餘等。表面上看，兩種剩餘都轉化為儲蓄，但性質是不一樣的。前者本質上是債務，後者才是真正的結餘。

**03.**階段的轉型 

當“增長”被分為兩個階段後，就可以引入“轉型”的概念了。

簡單講，**“轉型”就是一個商業模式從方程式（1）轉向方程式（2）的過程。**一個工廠建廠房、買設備是第一個階段，一旦完成，資本性增長就必須趕快轉向勞動型增長——不要繼續蓋廠房、買設備，而是趕快進入第二個階段——生產產品，開拓市場。政府、家庭也都是如此，所有的固定資產投資都要最終轉化為現金流。

一般來講，在第一階段都會高速度增長。因為只要有本事借來錢，固投的時間越短越好，一天就建起來最好，因為無論建設週期多長，只有在建設完成的一瞬間才能形成價值。這就是“高速度增長”階段的特徵。但是增長一旦轉向運營階段就正好相反，因為固定投資已經漸趨飽和，更多的投資只是浪費，而銷售的收入則越多越好，產品壽命越長越好，運營剩餘越多越好。這構成“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特徵。

傳統的理論沒有區分這兩個階段。從生產（投入）一側把資本型的收入加上運營型的收入大體得出GDP；從消費（支出）一側，把固投和日常開支加總，也可以得出GDP。在均衡的（剩餘為零）模型裏，兩個GDP是一樣的。但事實上，從兩側計算的GDP之間往往會有一個差額，如果這個差額是正的，經濟就會擴張；反之，則收縮。新古典增長理論解釋不了剩餘的來源，就把這些剩餘歸因於技術進步，加上支出一側計算的GDP被稱作“全要素增長”。

將兩階段增長模型與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進行對比，就會發現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問題所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數Y=A(t)LαKβμ，沒有把兩個不同的階段分開。公式裏L代表勞動力，K代表的是資本，前者是流，後者是量。但柯布-道格拉斯函數把不同量綱的兩個變量合併到一個公式中，暗示這兩者間存在替代（trade-off）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宏觀經濟增長模型一開始就是錯的。

下面再舉一個現實中的例子，解釋什麼是現金流型的收入，什麼是資本型的收入？假設有一個農民種地每年收入10塊錢，他的工作壽命就30年，政府徵地，按照300塊錢的標準對農民進行補償，你們認為這是公允的嗎？我們國家最早的徵地補償條例就是按照這個標準進行核算的。

但在現實中，按照這個核算方法和補償標準，在徵地後不久，就會出現失地農民的糾紛、上訪。為什麼？如果我們理解了兩階段增長模型以後，立刻就會發現，政府徵地摧毀的是一個商業模式（包括農民的主要資本——勞動技能），是現金流，但補償給農民的卻是一次性資本。**這些資本收益如果不能再次轉成現金流，農民就會被迫退出經濟協作網絡。**而農民恰恰缺少發現新商業模式的能力，就算是找到新的商業模式，也常常會被政府認定是非法的（比如“小產權房”）。

何立峯在廈門擔任市委書記時，提出過一個頗具創新的徵地補償模式——“金包銀”。所謂“金包銀”中的“銀”就是政府執政地，現有村落，政府能不拆就不拆，構成“銀裏”；然後政府把所徵耕地靠近村莊的一圈返還給農民，再用徵地補償款在這塊地上建設公寓，出租給用被徵耕地改成建設用地後招商來的企業工人，也就是“金邊”。顯然，如果出租公寓的租金收入大於種地的收入，徵用的耕地就得到了公允的補償。農民失去的是現金流，得到補償的也是現金流。

區分“資本收入”和“現金流收入”後，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商業模式只能用商業模式作為補償****”——當你徵用一個人的獵槍的時候，你只能拿魚網而不是兔子作為補償。**

**04.**兩個缺口和不可替代規則

**不同增長階段分開後，有可能出現兩個不同的“缺口”。**第一個階段是資本缺口——資本收益小於資本支出；第二階段是現金流缺口——運營收益小於運營支出。如果兩個缺口同時存在，這個商業模式根本就不會出現。問題是，如果一個缺口是正，一個缺口是負，這個商業模式可以持續嗎？或者説，可以用一個階段的剩餘彌補另一個階段的不足嗎？

**在傳統的增長理論裏，這當然可以，**只要這個商業模式加總後的剩餘是正的，可以盈利，這個商業模式就是可持續的。但在兩階段模式裏，一個階段的“缺口”是不能用另一個階段的“剩餘”作對沖的——“現金流缺口”不能用“資本剩餘”彌補，反之亦然。原理很簡單，兩者的量綱不同，此“錢”非彼“錢”，資本型的剩餘是通過金融創造的，是將未來的收益貼現，在本質上是未來的債務。

比如説一個城市修一個橋需要10個億的投資，但是融資只有9個億，政府能夠拿現金流的收入（比如税收）去補資本不足嗎？反過來，如果政府融資了11個億，剩餘1個億，橋運營每年虧損1000萬，政府可以用融資的結餘來覆蓋現金流的缺口嗎？或者，一個城市政府的財政如果無法兑付公務員的工資，可以用出售城市土地的收入發工資嗎？**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只要總體收支平衡，就是可以的。但就兩階段模型來看，這樣的做法就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更多的資本型支出意味着更多的債務和更高的利息，如果未來創造的現金流不足以償還債務（甚至利息），就會陷入龐氏循環和債務危機。

**歐洲的債務危機，本質上就是通過資本性收入覆蓋“現金流缺口”導致的結果。**歐盟有些國家並沒有創造出足夠的收入，但卻想維持和其他國家相同的福利水平，於是就用舉債獲得的資本性收入補充養老金缺口。一開始先借利息3%的債，把老百姓的福利發了；過兩天發現要還債了，沒辦法，只好再借利息5%的債，把利息3%的債還了；到期後，只好再借利息7%的債……這時債權國不幹了，這回你得先還錢，我再借你。還錢？債務國的邏輯是，你不借我錢，我哪有錢還給你！

國家（中央政府）如此，城市（地方政府）如此，企業和家庭也是如此。如果你聽説哪個企業賣房子給股東分紅，買股票還債，或者那個市政府賣地發工資，他們就已經開始步入龐氏騙局了，因為再大的存量也堵不住流量的缺口，用資本收入覆蓋現金流缺口的後果，或早或晚都會導致龐氏騙局。

不能用資本收入彌補現金流缺口，那麼能否用運營性剩餘彌補資本的缺口？實際上，傳統的積累模式主要靠的就是這個辦法。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窮？因為當時的積累全靠過去剩餘積累——節衣縮食。**這樣的積累，會越積累越窮，最後走向經濟崩潰。比如中國的京杭大運河，實際證明非常賺錢，但隋煬帝沒有成為中國首富反而丟了腦袋。這跟當年國家搞計劃經濟是一個道理，積累強度越大，經濟崩潰越慘烈。傳統的內生增長理論的微觀基礎，就是建立在邊際收益減去邊際成本有正的剩餘基礎上的。雖然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卻無法解釋現代經濟增長和傳統經濟增長最大的差異——不依賴過去剩餘的積累。

所以，兩階段增長模型的第一個重要推斷，就是**“不可替代規則”：資本缺口不能用現金流剩餘來平衡，反之亦然。**

**05.**傳統增長與現代增長

有了“不可替代規則”，我們就可以區分什麼是“現代增長”（mordengrowth）、什麼是“傳統增長”（classicalgrowth）。

**所謂“傳統增長”就是資本來源於過去剩餘積累的增長。**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資本都是處於嚴重的短缺狀態。任何資本性投入，都只能依靠省吃儉用。所以西方的大教堂動輒建幾十年、上百年，為什麼？因為教堂建設的資本來源只能依賴剩餘的積累，每年捐錢建一點。中國也是一樣，修路、修橋、修宮殿，包括修長城，都是集腋成裘。金字塔也好，大運河也好，都得靠這個辦法。當年隋文帝也不是一年就把大興城（長安）建起來的，而是慢慢將其填滿的，很多里坊裏面到了唐朝還在種莊稼呢。

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增長理論，就是建立在資本只能來源於過去剩餘的積累這一假設之上的。比如，工業之前必須有農業作為積累，依靠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進行積累等。因此，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釋傳統增長。但一旦經濟轉向現代增長，新古典理論就不再適用。那麼什麼是“現代增長”？簡單講，現代增長就是資本的積累不再依賴過去剩餘的積累，而是主要來源於未來收益的貼現。

舉例來説，現在我們知道投資修建一個橋會很賺錢，但資本需要量巨大，如果在以前，一個人幾乎一輩子也攢不夠這麼多錢，結果只能放棄。但在今天，我們先對橋建成後每天可能通行多少輛車，每天可能收多少錢，多久能回收投資做出估算。然後將這座橋的收費權抵押給銀行，獲得貸款來投資建橋，如此就可以不依靠過去積累而把橋建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資本是從哪裏來的？顯然不是來自於過去剩餘的積累，而是來自於未來收益的抵押。

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到兩階段模型的第三個公式——資本等於未來收益的貼現****R0=kRi。這個公式把存量和增量兩個公式聯繫起來，使商業模式的創造無需外部的積累，完全內生。

R0=kRi  ……………（3）

這個公式中，最要緊的就是貼現率K。所謂貼現率K就是把現金流貼現過來的能力。顯然，貼現率大小取決於信用，信用越好，相同現金流貼現過來的資本就越多。槓桿的高低直接反映了資本市場是否發達。有了這個方程，商業模式啓動的第一個方程中的第一項**“資本收益”R0就不再需要其它商業模式的剩餘提供，而是可以來自第二個方程Ri。**換句話説，資本不再依賴外部積累，而是可以內生。

大家可能都聽説過美國老太太和中國老太太的建房的故事。兩個老太太在天堂碰見了，中國老太太説我這一輩子都在蓋房子。第一個10年攢夠了錢買瓦；第二個10年攢夠了錢買木材；第三個10年攢錢買了磚；第四個10年開始……蓋了一輩子房子，現在終於建成了，但我也死了。

而美國老太太説，我第1年就貸款把房子建起來了。然後住在裏面，分年還，一年還一點，臨死前，我終於把債務都還清了。表面上看最後的結果都一樣，但過程完全不一樣——中國老太太的房子一天沒住；美國老太太房子住了一輩子。

這兩個老太太的故事，實際上講的就是傳統增長模式和現代增長模式的差異。這個差異的起點，就在於銀行“相信”美國老太太能夠還錢，越用越好，K值越高，貸款能力就越強。

現代增長與傳統增長的這個差異，即使很多經濟學大家也會混淆。比如，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其税賦原理》**一書提出一個推測：由於徵税和發行公債是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兩種主要方式。因此，政府無論用債券，還是税收籌資，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價的——政府的任何債券發行會在將來償還體現為未來更高的税收。因此，人們可支配的財富的數量與徵税的情況一樣。這個觀點被稱為“李嘉圖等價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但如果從兩階段模型來看，我們馬上就會發現李嘉圖等價定理的謬誤。因為税收是當前的現金流，發債是一次性的資本，兩者在不同階段，不能相互替代。**經濟增長是通過發債還是税收籌資，後果完全不同。**在美國老太太和中國老太太的故事裏，前者相當於發債融資（通過貸款把未來收益貼現），後者相當於税收（通過過去剩餘積累），兩者增長效果能一樣嗎？

現實中，你可以發現，依靠債券融資的國家往往是越負債越發達，而沒有欠債這些國家都是越來越窮，那些把攢下來的剩餘全拿去投資下固投的做法，最後都會導致財務崩潰。

這一點並不是很好理解。我和林毅夫教授曾在微信裏討論過這個模型。他質疑説，就算是現代金融，也必須要先有別人的“剩餘”，然後你才能“借”。**如果整個經濟缺少剩餘，你的信用再好，也不能把還沒有的財富貼現過來。**換句話説，你的債務不能內生，而只能來自別人的“剩餘”。

我思考了很長時間試圖回答“林毅夫之問”。直到最近，我才發現答案就在貨幣上——**只要有足夠的貨幣，就可以把以前由於貨幣不足被排除在分工之外的沉澱要素（勞動力、土地等）動員出來。**所謂虛擬資本並非“不存在”的資產，而是沒有辦法通過貨幣進入經濟分工的資產。

而負債本身，就是創造現代貨幣的工具。所以，現代增長理論必須同時有一個**現代貨幣理論。**現代貨幣問題不是今天的主題，我最近在《學術月刊》上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討論傳統貨幣與現代貨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翻翻。

06. 增長與危機

現在，我們就要來解釋現代經濟增長了。這張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Brad DeLong做的，他把從100萬年以前到現在的社會財富折算成2000年的財富單位後，結果發現從1750年開始，世界財富出現非常陡的增長，這一趨勢到現在還在持續。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什麼導致瞭如此巨大的財富爆炸？

我的解釋是，**歷史大分流開始於人類創造了一個把未來收益貼現過來，進行資本投入的制度。**增長因此不再依賴過去積累的剩餘。金融革命催生了巨大的資本積累，不同商業模式從傳統的序貫增長變為平行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積累階段也因此得以迅速完成。

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只有現代的增長才會出現金融危機——那是因為第三個等式貼現過來的資本大於真實實現的現金流，內生的循環無法完成。古典的增長無需第三個公式，原始資本是外生的。比如傳統方式修橋，都是拿積攢下來的真金白銀去投資。現代修橋，是使用未來收入做抵押，橋建好後如果沒那麼多車走，你欠的債務無法償還，兩階段循環無法閉合，你就只能破產——橋並沒有消失，而是沒有形成可以“被貨幣計價”的資產。

圖1 日本“一個人的車站”[2] 

所以增長失敗，不是第一個方程（R0-C0=S0，S0≥0）沒有完成，而是第二個方程（Ri-Ci=Si ，Si≥0 i=1,2,3…）沒有完成，使得第三個等式（R0=kRi）無法成立——橋是建起來了，不算成功；只有橋的收入能覆蓋投入的資本，才叫真正的成功。金融危機就是經濟無法完成內生的增長循環，第一階段無法過渡到第二階段導致的增長崩潰。

**07.**中國的經濟增長

現在我們試着用“兩階段模型”來解釋中國的城市化。

首先我們給城市一個定義：**城市就是一組公共（產品）服務的集合，或者説城市就是公共（產品）服務交易的場所。**農村和城市最大的差別就是公共（產品）服務的多寡。如果我們把“公共（產品）服務”視作一個“產品”，政府就是通過税收的方式收費，生產和提供城市公共（產品）服務的企業。

只要是企業就必須服從收益減去成本必須大於零的約束條件，政府也不例外。政府經營城市公共服務也一樣，分成兩個階段：城市化1.0階段——投資；城市化2.0階段——運營。經營成功的城市，必須是運營階段掙的錢大於投資階段花的錢。

城市基礎設施極其昂貴，無論道路、管線還是機場、碼頭……所有設施都需要巨大的投資，中國為什麼城市化長期發展不了？就是資本長期不足，靠省吃儉用積累，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本性收益R0。 

圖2 中國各歷史時期的城市化水平[3] 

這張表可以看出，春秋戰國的時候中國城市化水平就已經達到15.9%。到了1957年，過了幾千年，還不過是15.4%，基本沒有變化。中國歷史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南宋，城市化水平達到22%，這一水平一直到1984年才再次被超過。

圖3 中國歷史上的城市

但也正是從那時起，中國的城市化也像西方一樣出現了不可逆的增長，而且速度非常快。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的佔比第一次超過50%，2015年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51948平方公里，已經可以把將近80%的中國人口都裝進去了。如果把這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放到歷史長河裏考量，中國的城市增長几乎是一個垂直上升的曲線。

為何中國的城市化會出現這種陡然的增長？按照兩階段模型，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這其中的關鍵是因為中國解決了啓動城市化的初始資本的問題。解決的辦法和其它完成這一進程的國家一樣——從依靠過去剩餘積累的模式（比如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成功轉變為依靠未來收益貼現來獲取資本的現代增長模式。

現在很多人説中國城市化是由工業化帶動的。其實這兩個過程並不互為因果——**它們都是積累模式轉變的結果。**一旦創造了充足的資本，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會次第啓動。

解釋了中國怎麼解決資本不足，中國經濟增長奇蹟也就解釋一大半了。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初始資本除了源於外部掠奪，內部主要依靠以債券、股票等資本市場為主的融資模式創造。但別説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即使到今天，中國的債券市場也仍處於非常原始的階段；更不用提股票市場了，上個世紀股票市場就2000多點，到今天差不多還是2000多點（當然也造就了一批富人）。所以，在中國要解決資本不足的問題，依靠傳統的資本市場融資根本不靠譜。

**08.**土地市場建立

中國城市化的成功，來自於我們學會了使用“土地金融”。在土地財政制度（landfinance）下，房地產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在其國家都是很邊緣的資本市場。為什麼中國土地金融可以成為主要的資本來源？這就要回到著名的《八二憲法》。根據這部改革開放以後重新修訂的憲法中的“第八條”，中國土地的所有權分為兩類：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

雖然採用計劃經濟的國家不少，事實上他們的土地資產也都歸了國家，但是像中國這樣寫到憲法裏的國家卻沒有幾個。現在很多學者批判《八二憲法》第八條，但其實1982年憲法通過時，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條。為什麼？因為這一條後面還跟了一句“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條規定導致土地跟空氣一樣，成了不能交易的東西，其所有權的歸屬自然無人關注。

到了1989年深圳開始建特區，特區建設伊始，首先面臨的就是資本短缺問題。在中央財力薄弱的情況下，深圳的城市建設需要自籌資金。面臨這一難題，深圳發現毗鄰的香港政府財政資金雄厚，而其中的相當一部分資金來自賣地！彼時，香港尚未迴歸，香港的土地屬於英國女王所有，這相當於大陸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香港政府靠賣地融資把香港建設成一個發達的國際性大都市，深圳為什麼不能試一試？結果1987年土地拍賣的第一錘下去，世界上空前規模的資本市場就此啓動。

圖4 1987年的深圳土地拍賣 

後來印度覺得中國的特區發展的不錯，也想和中國學。印度曾經一口氣批了564個經濟特區，結果發展下來，效果卻差強人意。為什麼特區建設在中國很成功，在印度卻行不通？原因在於，在中國城市土地是國有的，規劃局在圖上畫一個紅線，拿去貸款，銀行就認。政府用這筆錢徵地、拆遷、七通一平……賣地，然後還給銀行，城市就建起來了。你讓印度規劃局畫一個紅線試試？銀行根本不認。因為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印度規劃局畫的那條線無法產生任何價值。

現在回頭來看，1987年深圳拍賣土地在當時是違反憲法的。放在今天，肯定要被巡視組問責。但當時並沒有，因為在改革的浪潮下，什麼都有可以試一下。到了1988年，憲法修正案對第八條重新解釋，土地所有權還是公有，不能出讓；但土地使用權可以出讓。憲法修正案的推出，使當初寫入憲法第八條的“城地國有”的城市土地立刻變成貨真價實的真金白銀了。

1990年，國家土地管理局出台了一個**《關於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審批管理暫行規定》**，明確住宅用地的使用權的年限為70年；工業用地的使用權的年限為40年；商業用地的使用權的年限為50年等。從未有哪個暫行規定能像《關於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審批管理暫行規定》一樣對國家經濟發展起這麼大的推動作用。正是這個聽上去像是一個隨時準備修改的規定，給中國創造出無與倫比的財富。

從事城市規劃工作的都對這個規定印象特別深。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地方政府財政非常緊張，政府想做點什麼都需要找中央政府，跑各部委，尤其是國家計委。1990年以後，地方政府一下變得有錢了。確切説，是有地了。很多建設都是由施工單位墊資，然後政府給塊地，這個公司再把地轉給他的債主。這時很多土地看似閒置在那裏，其實一直在並不直接需要的土地所有者手中流通。土地就好像地方政府發行的貨幣一樣，在不同分工參與者手中充當交易媒介。

到了1998年，中央啓動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存量住房全部房改，以後不再實物分房，增量需求全部到市場購買。這就相當於幾百個城市政府一下上市IPO。地方政府手中原來不能交易的鉅額資產一下子進入資本市場。開發商則像股票市場中的券商，包銷政府股票開發成各種樓盤（相當於股票市場中理財產品），購房相當於購買城市政府的股票，通過房價升值分享社會財富增長。

**2004年國務院下發“71號令”，規定，自當年8月31日起，必須採取公開招標、公開拍賣、公開掛牌的方式出讓土地。**以前都是政府到處招商，政府手中的土地處於買方市場，不同的城市政府（生產者）之間為賣地展開競爭，則開發商（消費者）坐享消費者剩餘。“831大限”是個節點，從此開發商的好日子結束了，開發商（消費者）之間為買地而展開競爭，輪到政府（生產者）坐享生產者剩餘。規範的房地產市場正式形成，土地成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資本來源。

**土地金融的結果，就是城市化的資本約束迅速消除，中國基礎設施的建設速度無與倫比。**時至今日，甚至人均GDP達到幾萬美元的發達國家，某些基礎設施也不如中國。中國今天很多城市的機場、公路、橋樑、高鐵等等的建設標準遠超出這些城市政府現金流收入所能負擔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高標準的基礎設施何以建成，目前能夠找到的解釋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土地金融的融資能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在過去的40年的時間裏，土地金融不僅為地方政府，而且為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低息的融資環境。**低息同時也意味着高槓杆、高泡沫的資本市場，以往只有資本強國才能做得到的資本創造，中國通過土地市場也做到了。廉價的資本支撐起中國空前規模的資本投入，持續幾十年的高固投GDP佔比，是歷史上所有大國不曾有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説的“土地金融”常被錯誤地説成“土地財政”。**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學教科書沒有區分兩個不同的增長階段，很容易將資本性收益R0和運營性收益Ri混淆。而在兩階段模型裏，我們很容易判定土地收益不是“財政”，而是“金融”——R0是融資（finance）而不是收入（Revenue）。

**09.**資本的勝利

常聽到有人指責地方政府的徵地拆遷，從農民手上10萬元一畝徵的地，100萬一畝賣給開發商！其實説這話完全是外行，城市土地和農民手上的土地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以廈門為例，從農民手裏徵了一塊地之後要“七通一平”，配套學校、醫院、廣場、綠化、公園、污水廠、電廠……之後才能賣給開發商。以廈門城市開發的水平，最後能賣的地也只佔總用地的22%，這22%配套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地價能和農民手中地價一樣嗎？

而且即使一個城市政府完成了“七通一平”，他還要和其他城市競爭。土地賣得出去的城市是利潤豐厚，但土地賣不出去的城市就有可能因此負債累累。對於一個城市來講，必須兩個階段都完成才叫成功，而如果只完成投資和建設，卻沒能在建成後產生税收，前期無論投入多少都是無效的。

世界的競爭歸根到底拼的是資本。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原因就在於擁有強大的資本。但今天，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居然可以跟最發達的資本大國比拼資本，這的確出乎很多人意外。**產業競爭發展到最後，首先是拼誰有更多資本，誰更能燒錢；其次拼的建設速度，誰能最先搶佔市場，收回成本。**在這兩方面，中國可以説天下無敵。而中國資本的主要來源，就是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經濟學界幾乎達成一個共識，就是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是一個敗筆。理由是從那時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路下滑，產能過剩，貨幣超發，債務飆升，房地產擠出實體經濟……然而，**如果把中國經濟放到世界格局中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的份額卻在急劇上升。**比如世界500強公司，日本從2006年的70多家變成52家，美國從170家下降到128家，中國則從19家猛增到97家。

圖5 中國、日本和美國“財富世界500強”公司數量變化趨勢比較 

有人會反駁説這其間增長快的都是銀行和房地產等行業，這些都是虛擬經濟，説明中國經濟是“虛胖”。下面這樣圖是對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個國家制造業增加值進行比較，圖中藍色曲線代表的是美國，紅色曲線代表的是日本，綠色曲線代表的是中國。從圖中可見，從2007年開始，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曲線迅速上升，2007年趕上日本，2009年趕上美國，到2015年時，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就已經接近日本的3倍！而這10年正是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的十年！

圖6 中國、日本和美國製造業增加值變化趨勢比較（1997-2015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為整個社會創造了豐沛的資本！使中國得以擺脱依賴過去剩餘的傳統積累模式，轉向依靠未來收益的現代增長模式。比如現在關注度極高的高科技行業，這些行業都是高投資和高風險的行業，即通常所説的“燒錢”行業，沒有那個民族比那個民族傻，發展這些行業，最後比的就是誰的資本更雄厚。

美國之所以對中國崛起突然出現戰略焦慮，就是因為中國雖然是個發展中國家，但資本存量正在快速接近甚至超越資本主義世界的巨無霸——美國。中國房地產市場創造的資本存量超過了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總和。更重要的是，中國房地產的泡沫比美國股市更大。千萬不要以為泡沫是壞事，信用好才能泡沫大！

所謂泡沫，就是現金流的估值，或者説貼現率。在實物商品貨幣時代，格雷欣法則是“劣幣驅除良幣”，**在信用貨幣時代，則是“高泡沫驅除低泡沫”。**美國的資本市場泡沫全世界最大，它可以在債券、股票市場上給同樣的現金流以更高的估值。這是美國經濟可以獨步全球的根本原因。現在中國創造了一個比美國資本市場貼現率更高的資本市場。

中國房價行情網站數據顯示，北京樓市的租售比為55年，即買房出租要660個月才能收回成本。而在國際上，房地產的租售比一般界定為1:200-1:300。一線城市裏，深圳的租售比高達59年，上海達到56年，廣州也要53年。廈門更是高達83年。反觀股票市場，上證指數的滾動市盈率只有11.74倍，遠低於道瓊斯指數的21倍市盈率以及印度的23倍市盈率。個股來看，截至最新，有1600多隻個股滾動市盈率低於30倍，佔比接近47%。中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高貼現率，使美國意識到在其資本市場之外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者，而且這個資本市場幾乎完全不受美元週期的影響。這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

**10.**政府的角色

但也正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的力量主要源自於房地產而非股市，所以**中國必須要通過“有為的政府”，才能讓資本進入市場，這和依賴股票、債券市場融資的傳統發達國家完全不同。**這不是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強大，而是因為在土地金融下，國有企業擁有更多的信用。傳統經濟學喜歡從效率角度論證國企強還是民企強，但事實上，如果脱離資本來源，這樣的討論並沒有多少意義。

由於資本市場落後，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資本一直是非常昂貴的，資本基本無法進入高風險、長週期但卻高收益的產業。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幫助中國第一次獲得了大量低成本的資本。由於中國的房地產是建立在政府壟斷一級土地市場的基礎上的，地方政府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核心玩家，擁有最多的廉價資本。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下，只有政府重資產，民企才可能輕資產。經濟學家們熱衷討論的“國進民退”和“國富民窮”，其實這些都是偽問題。

換言之，**中國經濟只有“國進”才有“民進”。**在中國的資本結構下，正確的做法正是需要政府重資產，無論芯片還是高鐵，只有廉價的政府資本才能承受巨大的風險；待成功後，民營經濟的輕資產再嫁接在這些重資產上。我們可以把民營經濟比喻成各種各樣的電器，它無需自建煤礦、電廠和電網，只需插到政府這個插座上，就可以輕資產運行。

比如昂貴的通信基礎設施是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等國企投資建設，馬雲、馬化騰、任正非們則利用國家公共網絡發展電商、社交和智能手機。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就好比高速公路和汽車的關係，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榮共存，各司其職。

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死死盯住中國的製造業2025？為什麼一定把中國歸入“非市場經濟國家”？這是因為按照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玩法，美國根本沒有勝算！中國“地方政府加土地金融”的市場模式，顛覆了歐美“企業加股票金融”的市場模式。由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比美國的股票市場更強大，體制又決定了美國無法玩中國的土地遊戲，只能通過規定“用手碰過的進球無效”來迫使中國放棄自己的“有形之手”。 

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外國政府也進行補貼。確實發達國家沒少扶持和補貼本國產業，只是他們的地方政府缺少中國地方政府這樣的資本生成能力，無法在資本上壓倒中國。發達國家的地方政府和中國的地方政府完全是兩回事。發達國家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幾乎完全靠税收支撐，其資本生成能力遠遠低於中國的地方政府。他們可能補貼幾個像富士康和福耀玻璃這樣的企業，但其規模完全不能與中國地方政府相匹敵。

圖7 中國紫光集團獲得的各類政府補貼統計 

高速增長的經濟幾乎沒有不負債的。根據劉易斯（1982）的分析，城市人口每年增長超過3%的國家，一定向別國貸款，因為你們國家不可能創造這麼多資本；城市人口每年增長速度低於3%的國家，一定給別的國家貸款，因為你們國家創造資本用不完[4]。中國當前的城市化速度遠遠高於美國，更高於世界其他國家，但中國非但沒有大規模舉債，中國還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這是因為中國土地金融的信用太好，創造出資本不僅自用有餘，居然還可以大量的資本輸出！

**11.**城市化轉型

回到今天主題，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成功非同凡響，甚至超出我們自己的預期。現在的問題是，**下一個40年還會這麼成功嗎？我的結論是，照搬過去的結論已經不行了。**因為中國城市的資本型增長階段已經接近尾聲，高增長必須轉向高質量。在城市運營階段，我們將面對完全不同的問題。

看這張圖上顯示，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似乎只有50%多，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這是統計數據上的偏差，但是實際上我們目前的城市建成區已經可以裝下接近80%的中國人口。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放緩都出現在城市化率達到70-80%這個水平，這是城市化的一個轉折點。由於土地金融支持了中國的空間城市化，使城市化出現一個巨大的“提前量”，中國的城市化也因此將在較低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就開始轉型。

**而一旦進入城市化2.0階段，我們面對的城市發展問題會完全不同。**城市化1.0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資本缺口，就會被城市化2.0階段的現金流缺口所取代。城市面臨的普遍困難是資本充裕卻沒有更多的投資項目，而維持城市運行的現金流會出現嚴重不足。原來是沒錢投資基礎設施，現在則是沒有錢發工資。 

在城市化的第一階段，固投增長是“好的”增長，説明城市政府的信用特別好，能融資；但進入第二階段，城市需要的固投已經基本完成。就像一個工廠廠房建好，設備裝好，再建更多的廠房並不會帶來真實的增長。城市也是如此，進入2.0階段繼續大量投資固投，帶來的增長就是“壞的”增長。 

前面已經講過，宏觀經濟學中GDP的概念是將兩階段模型中階段（1）的資本型和階段（2）的現金流型收支加總的概念，因此看不出經濟的轉型。這樣從數字看到同樣的GDP增長，可能是由“好增長”推動的，也可能是由“壞增長”推動的。在轉型階段，如果“壞GDP”減少的快，“好GDP”增長的慢，經濟轉型成功的同時，加總的GDP卻可能是減少的。

其實，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最近中央提出要將雄安建成“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雄安對標的是深圳和浦東，為什麼沒有提濱海新區？我們按照城市化1.0和2.0的標準，把不同城市按照不同的指標分別作了排序，其中的原因就一目瞭然了。

圖8 濱海新區、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的比較 

圖8是幾個新區固投佔GDP比重的對比，這一指標反映的是經濟增長中固投所佔的比重。從圖中可以看出，這一指標最高的是濱海新區，最低的是深圳，説明**濱海新區還在靠“花錢”拉動增長，深圳則已經開始轉向“賺錢”拉動增長。**後面這個表（圖9），是三個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固投的比。這一指標的數值低、意味着這個新區還處於資本型投入的1.0階段，轉型還未完成；這一比值高則意味着該新區已經轉型進入以現金流增長為主的2.0階段。

圖9 濱海新區、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佔GDP比重的比較 

圖10是深圳、浦東、濱海三個新區歷年固投佔GDP比重的變化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深圳、浦東一開始這一指標也特別高，然後開始下降，到目前深圳GDP中的大部分都是由“賺錢”構成的，固投（“花錢”）已經很少。浦東也是如此，一開始浦東的固投也特別高，然後逐步開始下降，現在浦東的GDP主要靠税收增加來拉動。而濱海新區則還在花錢，GDP中的固投佔比很高，税收雖然因為天津製造業的轉移也在增加，但資本型投入仍沒有完成。

圖10  濱海新區、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歷年固投佔GDP比重的變化趨勢

**12.**增長轉型

回到前面的兩階段模型，從高速度進入高質量的城市應該如何轉型？簡單講，就是兩階段模型中的6個變量——3個變量要增加，3個變量要減少。

資本公式中的三項：（1）**融資收入R0要減少。**因為投資需求C0下降，融資需求也會相應減少。此時，如果在賣更多的地下固投，如果找不到有價值的投資，只會導致政府現金流缺口擴大。（2）**固投C0要減少。**特別是要減少那些資本支出大卻不能帶來效益的項目的投資，比如地鐵；在這一階段要儘量避免建那些大量消耗現金流的高標準公共設施，比如音樂廳和體育館等。此時，固投下降帶來的經濟增長放緩不是壞事，不僅不應受到指責，還要加以表揚。（3）**資本剩餘S0可以增加。****但一定不能用增加的資本剩餘直接來彌補現金流缺口，**而是要把這些資本剩餘投入到能產生現金流收入的項目，比如投資獲得的分紅，這些分紅才能被用來作為現金流的補充。

當然，這裏不是説固投越少越好，而是要尋找更有效率的固投替代傳統的低效率的固投，即**用“好固投”替代“壞固投”。**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政府投資的重心要從基礎設施轉向勞動力，**勞動力成本越低，企業的成本就越低，城市創造的現金流才有可能越多。

接下來的問題是，城市政府要怎麼投資勞動力呢？這其中的關鍵在於降低城市門檻，就是解決新增勞動力的住宅問題。正如前面所述，即**通過政府重資產來幫助勞動力輕資產進入城市。**這就需要設計好的住房供給制度，創造“好的固投”——“先租後售”的保障房，既能降低勞動力的住房成本，又不會帶來政府大規模的負債。

**運營公式中的三項：收益項Ri和剩餘項Si當然是多多益善，但支出項Ci則是越少越好。**支出節省，就是收入增加，在這個階段再增加固投來拉動的GDP都是自欺欺人。比如同樣是大運量交通，廈門的BRT看上去很low，但運量比廈門唯一開通的地鐵一號線還高，運營成本卻遠低於地鐵，極低的票價就可以實現運營收支平衡。這和發達城市每年預算支出動輒幾十、上百億的地鐵支出形成鮮明對比。

需要強調的是，**運營剩餘Si越大越好。**發達國家追求平衡預算，是因為他們的地方政府是服務型政府，其本質就像中國的物業公司。而中國地方政府是發展型政府，兩者預算的邏輯完全不同。每個家庭不會在年底為了實現預算平衡而把錢突擊花掉，而是要儲蓄起來。政府也是一樣，預算一定要結餘。那些平衡預算的政府，稍微遇到危機，就必須負債，赤字運行，進而危及城市財政的可持續性。

**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型的過程，危機出現是大概率事件。**隨着中國人口增速下滑，城市化進程放緩，大量開發區甚至城市會供給過剩，有些城市可能會面臨財政破產危機。正如在手機、汽車、互聯網等行業興起之初，大量投資湧現，最後存活下來就那麼幾家。城市政府的運行邏輯和道路相同，最後只有少數超級城市或城市羣可以在城市競爭中生存下來。

面對轉型，我們要做的不是怎樣避免危機——直白講，**想通過去槓桿避免危機一定是徒勞的。**我們正真需要研究的是怎樣應對危機，使得兩個階段模型以最小的代價完成轉換。

在這裏還需要特別澄清一下所謂的“過剩產能”的概念。現在一提到“過剩產能”，人們就會認為是生產了一堆無用的“雞肋”。**其實這些表面上無用的產能，完全有可能成為新產業的資產。**一個汽車廠倒閉了，那塊地和廠房可以用製造變壓器；摩托羅拉倒閉了，分散出來的人才成了中國IT產業的中堅力量；鐵路、電報、光纖都曾帶來過巨大的資產泡沫，但分別為物流、通訊和互聯網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過剩產能”不過是放錯了地方的資產。**“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的確拉高了政府負債，但也創造了大量資產。**這些資產比如高鐵，對中國經濟的真正效果，可能是現在我們還看不清楚的。只要債務處理得好，這些現金流轉化過程中失敗的資產，都有可能會成為另一個新的商業模式的初始資本。

**在這個轉型的階段，“有為政府”扮演着非常關鍵的角色。**危機來臨，政府一定要出手，美國人教給我們的和它自己做的完全是兩回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IMF救助危機的條件，就是政府借的錢不能用來救助企業，而是隻能用來還債。可當2008年美國自己金融危機發生時，美國政府第一個反應就是直接救企業。為了結束“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央行甚至直接進入股市。實踐證明這些做法是有效果的。

**13.**結語

中國的城市化轉型並不孤立，現階段全世界都在開始從資本型增長轉向現金流增長。過去幾十年出現的所謂的大量資本過剩，就是資本找不到對應的現金流，虛擬找不到對應的實體。所謂虛擬經濟，就是基於未來估值的資本性收益R0的經濟；而實體經濟，就是基於現值的現金流Ri的經濟。迴歸實體，重返現金流，是大勢所趨。

**川普政策的大背景，就是美國經濟的“再工業化”。**所謂“再工業化”就是經濟發展從虛擬重新回到實體，從資本型增長轉回現金流型增長。川普今天和全球打貿易戰，其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現金流重新流回美國。

大家不理解川普為什麼總和中國過不去？**其實川普不只是光懟中國，他也懟美國自己的公司，包括像亞馬遜這樣的公司。**很多人感到很奇怪，像亞馬遜這樣的企業，川普為什麼不喜歡？大家如果站在政府角度，一看就知道川普為什麼不喜歡亞馬遜了。

當美國經濟轉入現金流階段，亞馬遜的發展對美國政府的財政幾乎沒有多少貢獻。過去九年裏，亞馬遜市值高達4600億美元，可公司納税多少呢？14億美元！對比同時期的沃爾瑪，雖然市值只有2500億美元，但納税高達540億美元，你説川普喜歡誰？2016年亞馬遜的營收1360億美元，但全球納税卻只有區區的4.2億美元！你可能會説亞馬遜雖然沒給美國政府繳税，但卻給股東帶來了140億美元的分紅；可比一下沃爾瑪，人家同一時期給股東分紅2290億美元！

阿里巴巴就是中國的亞馬遜，一年交360億的税，幾乎一天一個億。而且阿里巴巴還不是像亞馬遜那樣自己賣貨。實際上，亞馬遜是非常成功的高科技企業，只是一直無法從資本型增長轉向現金流型增長——1.0階段的好企業到2.0階段就變成壞企業。

圖11 中國、德國、日本和美國製造業在GDP中所佔比重 

在金融革命的階段，中國是落後國家。什麼小國都可以欺負中國，因為中國的資本生成能力差。戰爭不行，工業化、城市化也不行，因為這些都需要有強大的資本生成能力。現在，全球經濟轉型，前隊變後隊，當經濟轉向現金流型增長，中國的機會就來了。因為現金流最主要的創造者——製造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是世界最高的，高達37%；而作為對比，美國目前的製造業只佔其GDP的11%，其中大部分還是軍工；日本的這一比值是20%，德國稍好一些，在25%左右，但這些國家都比不上中國。當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比賽的時候，只要我們自己不犯大的錯誤，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謝謝大家！

[1]保羅·羅默（Paul M.Romer，2016）認為，基德蘭德和普利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82）提出的真實經濟週期（RBC）模型依賴於兩個恆等式：第一個恆等式將通常的增長核算殘差定義為產出Y的增長率與生產投入指數X的增長率之差；第二個恆等式是貨幣數量方程。

[2]在日本北海道旅客鐵道(JR北海道)石北本線上，有一個叫“上白滝”的車站，由於乘客太少虧損嚴重，JR北海道曾計劃關閉這個車站。但發現還有一名女高中生，需要每天乘坐這列火車上下學，便專門為她保留了這個車站。3年後女孩畢業，“上白滝站”終於關閉，結束了多年虧損的局面。“一個人的車站”的運行和關閉闡釋了兩階段增長方程所表述的資本型增長和現金流型增長的循環。

[3]資料來源：趙岡，《中國城市史論集》，新星出版社，2006.

[4]阿瑟.劉易斯，《國際經濟秩序的演進》，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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