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人在清朝高考也不容易_風聞
叁里河-叁里河官方账号-2018-12-17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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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碟叔
清朝進士分三等，一甲進士直接進翰林院當官，日後升遷快，而且有機會當宰輔。二甲進士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三甲進士一般叫“同進士”，跟一甲二甲的“進士出身”相比，就差了點意思。
曾國藩剛好位列三甲，入翰林院無望，氣得不行，打算捲鋪蓋走人。幸好當時的翰林院編修勞崇光很欣賞曾國藩，就提攜了一把湖南老鄉，曾國藩這才入了翰林。
多年後，已經是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有天跟賓客閒聊，説“如夫人”這三字該怎麼對。幕僚李元度才思敏捷，回答，“同進士”。話一出口，曾國藩臉色一變，李元度也很後悔。同進士出身是曾國藩的心病，史書記載，他“終以不登二甲為恨。”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是個同進士。1875年，在翰林院待了三年後，周福清到江西當知縣，後被革職。被革職的原因，據説是周福清自恃翰林出身，瞧不起非科甲出身的上司，江西巡撫李文敏，被李彈劾，丟了烏紗帽。
這個出身鄙視鏈，體現出的是有清一代的官僚系統對功名的重視。當科舉成為社會流動的機制，以及進入帝國權力系統的不二渠道，考試系統的改革與運行就成了關係各方權益的重中之重，浙江作為科舉大省，為此提供了諸多案例。
1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的自序裏説過，他小時候家裏有四五十畝水田，不愁生計。到十三歲時，家裏遭了一場大變故，幾乎什麼都沒了。
變故的原因，魯迅沒寫，周作人寫了，跟前面提到的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有關。
1893年，全國舉行鄉試。那年浙江省的主考官是殷如璋。殷如璋跟周福清是同一年中的進士，兩人相識。有了這層關係，周家不少親戚找到周福清，要他幫忙遞話“打通關節”。
周福清抹不開面子，剛好自己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也參加了這年的科舉，就答應了。幾家湊了一萬塊錢，交由周福清運作。
清代為防止有人賄考，規定考官一出京城，不許會見親友，到達目的地後，還有人監督。周福清打聽到，這次考官將坐船抵達杭州，中間在蘇州稍事停留，他便帶着僕人陶阿順趕往蘇州。
到蘇州後，周福清寫了封信，信中附上名片跟需要照顧的考生名單，以及一張一萬元的支票，讓陶阿順到官船上，交給殷如璋。那天剛好碰上蘇州知府王仁堪來訪，王仁堪很識趣，沒有提及信封一事。誰知陶阿順左等右等，等不來回信，就大聲嚷嚷，似此萬金干係，豈並不給回信耶？
這一喊，周福清賄考一事徹底敗露，他在上海躲了幾天後，才到杭州自首。光緒大怒，先後五次批示，要求徹查此事。事兒查清後，刑部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説周福清有自首情節，量刑上要酌情考慮。
微妙的是，刑部的奏摺送上去的當天，光緒的批示就下來了，“周福清斬監侯，秋後處決，以嚴法紀，以儆效尤。”光緒的態度很明確，這事兒沒得商量。
光緒的“以儆效尤”，多少有點敲打浙江人的意思。浙江向來是科舉舞弊的高發地，據統計，清朝科舉考試舞弊要案一共13起，浙江4起，佔了30％，跟北京並列第一。
其實早在雍正年間，浙江就因為一起科舉舞弊案被紅牌警告過。
雍正四年，浙江人查嗣庭擔任江西省主考官，有人將查嗣庭所出試題與年羹堯一案相聯繫，説這是影射詛咒雍正，查嗣庭被革職查辦。
在這之後，雍正下令查抄查家，這一抄，發現了李元偉、楊三炯跟查嗣庭的請託書。這兩人跟查是同年進士。
在雍正看來，科舉是“朝廷取士之途”，但以“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海寧查家為代表的浙江人不僅佔據了科舉的優勢地位，還互相請託，提攜同鄉，科舉完全淪為徇私結黨的工具，長此以往，必將擾亂國政。更何況“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習以為常”。
為了清除朋黨，嚴肅考紀，雍正把打擊範圍擴大到了整個浙江省，下旨暫停浙江省的科舉考試四年。金庸先生的家族，大名鼎鼎的海寧查家也就此沒落。
説來説去，都是科舉惹的禍。
2
雖然周家查家都因科舉而家道中落，但不可否認的是，周家查家的興盛，依託的恰恰是家族在科舉上的良好表現。如卜正民所説，
“考試體系提供進入精英階層的路徑，不再需要通過跨越有特權的領域，也不再通過合法屏障對有天分的人進行限制。至少在職務上，中國的政治體系不寬恕通過身份來獲得地位的行為。”
數據也顯示科舉促進了社會流動。鄭若玲對清代7791份科舉試卷進行分析，發現進士、舉人、貢生中，上三代均無功名的比例分別是13.27％、13.41％、9.45％，平均為12.69％，
也就是説，清代科舉開放給平民上升的道路寬度接近13％。
如果嚴格按照社會階層流動的定義，只要考生獲得的功名高於其父祖輩，便可視為實現向上流動。那麼僅計父親一代，所有考生中有44.51％的人實現了向上流動；計父祖兩代，有27.66％的人實現了向上流動；若以上三代計，也有20.84％的人實現向上流動。
雖然龔啓聖通過構建計量模型發現，
“來自高級士紳家庭的舉人考取進士的概率要比平民家庭出身的高出53.7％，三代以內父系長輩的官職每提高一個等級，考生通過考試的概率增加3.6％，説明了權貴階層的複製性和社會地位的繼承性。但總的來説，由於科舉制的存在，帝制晚期的中國社會階層確實是流動的。”
於是出於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渴望，“勸君莫將油炒菜，留與兒孫夜讀書”成為了社會主流心態的反映，尤其是在文風昌盛的浙江。這也為查嗣庭案的後續發展埋下伏筆。
明清以來，浙江就是科舉大省。根據梁方仲的統計，順治至乾隆四朝以來，浙江省平均人口22124167，在17個直省中排名第四。
在浙江，一方面是龐大的考生數量，一方面卻是極其有限的錄取指標。
跟現代公共性考試不同，科舉制不單單是智力測試，更是朝廷選舉後備官僚的手段。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中，最重要的考慮就如余英時所説，
“不僅僅在於網羅最優秀的士人蔘加政府，其更深一層次的用意是讓全國各地區的士人必須平均而不斷地進入統一帝國的權力系統。”
也就是説，既要堅持“考試至上”的原則，又要照顧落後邊疆地區。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康熙五十年，分省定額錄取替代南北卷制度，按各省應試人數多少跟文風高下確定錄取名額。
這個改革對浙江並不友好。整個19世紀，各省各類中舉者總人數22491人，浙江中舉者僅有1570人，即使加上江蘇安徽的2119人，也僅佔全國總人數的16.4％，而河北一省的總額就有3561人，幾乎接近三省總和。
以康熙二十三年為例，浙江鄉試人均中式率僅為0.00233％，在17個省份中排名倒數第三。
總而言之，清代前中期科舉制度改革就是稀釋明代以來江南地區的科舉優勢地位以照顧其他地區。
於是浙江考生紛紛偽造户籍，到錄取名額較多的外省考試。例如海寧查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查嗣璉。他因為“冒籍”參加順天鄉試，中試後被除名，於是改名查慎行，並把字“夏重”改為“悔餘”，以示懺悔。
當科舉改變出身成為一種可能，文風昌盛的浙江地區產生了龐大的考生羣體，他們奠定了浙江在科舉上的優勢地位，海寧查家即是一例。
當考試製度的設計傾向於“補償性正義原則”而不是“程序性正義原則”時，浙江的科舉強勢地位被逐步消解，反而成為科舉高壓中心。而激烈的科舉競爭又催生了“賄考”、“冒籍”等舞弊手段，進一步加劇科舉的不公平。
3
哪裏有不公，哪裏就有反抗，哪怕不是以驍勇善戰著稱的浙江人。
康熙五十六年，浙江鄉試，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索泰。考試前，陳恂之子陳鈺打着父親的名義向索泰遞條子，請求關照浙江錢塘家族中的考生陳鳳墀。陳恂是索泰當年鄉試時的考官，舉薦過索泰的卷子，有提攜之恩。
在這期間，陳鳳墀的父親也砸了不少錢疏通關節，於是“素不能文”的陳鳳墀中了舉。放榜後，“杭人大怒”，憤怒的杭州考生在索泰下船時衝他扔石頭，並且把財神像移入文廟，藉此諷刺索泰見錢眼開，有辱先賢。
這事兒鬧大之後，康熙下旨，陳鈺、陳鳳墀絞監候，索泰斬監侯，放任兒子賄考的陳恂被流放關外。
像這樣反對考試製度不公的科場士變在明清兩朝並不少見，即使科場案本身不涉及關節賄賂問題。比如康熙四十四年順天鄉試，主考官閲卷草率，落卷不加以圈點。所謂“圈點”是科舉考試讀卷評定標識。
放榜後，二三十個落榜考生跑到琉璃廠，紮了兩個草人，上面標着主考官跟副考官的姓名，在九月十五日的集市上敲鑼打鼓，引來一大幫圍觀羣眾，把草人帶到菜市口當眾斬斷以表抗議。最終這兩位考官因為沒按規章閲卷，被康熙革職。
考生們對科場舞弊的抗議行動促使統治者對舞弊者從嚴處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監督作用，直到乾隆皇帝。
乾隆朝對科場士變的處理政策十分嚴厲，規定凡是地方科舉遇到聚眾鬧事的，學臣負責封閉考場，武官負責調動軍隊進行鎮壓，為首的學生斬立決，為眾的絞監候。
乾隆二十一年，浙江鄉試，主考官是莊存輿，副主考是鞠愷。莊存輿特別喜歡短文章，錄取的文章一般不超過三百字。那年有個考生叫高毓龍，沒多少墨水，聽説莊存輿喜歡短文章就隨便寫了一篇，連結尾都沒寫。
沒想到莊存輿看到高毓龍的卷子後大加讚賞，選為第一。其他人雖然覺得不妥，但也不敢爭執。放榜後有考生寫了一副對聯，“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借指莊存輿昏庸糊塗，嘲諷鞠愷不配擔任考官。
當不能用拳頭表達不滿，浙江考生只能動動嘴皮子了。
然而無論怎麼不滿，當社會流動，進入官僚系統成為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最具共性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只能依賴於科舉制來實現，那麼誰會反抗制度本身呢？
查嗣庭案的結局為我們觀察浙江科舉現象提供了一個窗口，也為這一切寫上一個耐人尋味的註腳。
雍正四年十一月，下令停浙江科舉的詔書一頒佈，曾經被康熙賜匾表彰的查嗣庭淪為了整個浙江的罪人。當地學子要求將查嗣庭凌遲處死，以此表明忠心，讓朝廷恢復科舉。朝中的浙籍官員也紛紛表明立場，與查嗣庭劃清界限。
浙江巡撫李衞迫於省內壓力，上書雍正要求將查嗣庭凌遲，查嗣庭在行刑前病死獄中。
雍正五年九月，李衞將一莖兩穗和三穗的“瑞谷”呈送朝廷，迷信“瑞兆”的雍正非常高興，不僅讓眾大臣觀看“瑞谷”，還頒佈上諭，“想來浙江省的惡習已經改了，不然不會感召上蒼，出現這樣的吉兆。”
一年後，浙江恢復科舉。
部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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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舉落第政策研究》趙蓁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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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停浙江鄉會試始末》夏衞東
《查嗣庭文字獄案與海寧查氏文學世家的衰微》張毓洲
《清代順天鄉試案研究》劉虹 石煥霞
《清朝科舉考試舞弊要案的計量歷史學分析》黃超向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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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傳承與文化霸權:1368年至1911年的寧波士紳》卜正民
《科舉對清代社會流動的影響——基於清代硃卷作者之家世分析》鄭若玲
《明清科舉制的社會整合功能——以社會流動為視角》紀鶯鶯
《科舉與帝制中國的社會流動性》趙宇恆
《The Making of the Gentry Class: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龔啓聖
《明清科舉冒籍研究》李文芝
《皇權調控與士人轉向：清代江南考據學派成因新論》王堅
《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何炳棣
《明代科舉地域平衡原則及實施考論》韓旭
《清代科舉考試競爭的區域差異——兼論其與冒籍應試問題之關聯》劉希偉
《試説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余英時
《中國歷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舉冒籍探究》劉希偉
《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羣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巫仁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