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蒐集50萬封百姓書信，4000多本日記：好研究如何才能“立地頂天”_風聞

張樂天 |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

【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於2018年初，開闢“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啓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徵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本期推出張樂天教授對收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經歷的回憶。

2018年在陝北農村

我1978年秋天進入復旦大學哲學系讀本科，198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學術生涯。悠悠數十年，彈指一揮間。人民公社、社會工作、社會生活資料，三個主題詞描述出我學術道路的軌跡。其中，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的蒐集與研究是我最後的學術努力，我至今仍對此充滿着熱情與嚮往。

源起

 2010年4月上旬，我接到一個北京電話，告訴我《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被陸學藝社會學發展基金評為全國優秀著作。這是該基金成立後第一次評獎，評獎的範圍是1977年到2000年出版的所有社會學、人類學方面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這次評獎，全國評了三本優秀著作。除了我的書以外，一本是鄭杭生的《社會學概論新編》，另一本是李培林教授的一本論文集。評委會通知我到北京參加頒獎大會，並代表全國獲獎者發言。

頒獎大會上，組委會宣讀了頒獎詞，“《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一部具有社會史和文化人類學研究風格的人民公社制度史專著，作者基於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清理和思考人民公社遺產的學術關懷，以社會史和日常生活世界為視角，追蹤剖析村莊個案，整理挖掘歷史文獻，創立了外部衝擊村落傳統互動的分析模式，提出了探索性的劇場社會概念。”接着，我做了一個有點帶感情色彩的發言。

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在從北京回上海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感慨於多少年來我是體制內的人，但是我實際上有點半體制外。我自1992年拿到一箇中華社會科學基金，後來拿到過一個教育部基金，就再不申請課題了。文章也較少發表。現在，體制內的學者如此關照我，我應該為體制內、為復旦大學做點事，為這個國家做點事。

我需要做什麼呢?我想起了在做“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時瞭解到的“中國國情”。解放以後，農村從集體化到人民公社，城市的單位制，留下了大量數字、文書資料。解放以後，城市農村開展了一次次政治運動，書寫了無數文字資料。一句話，當代中國基層社會留存的資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但是，這些文字資料長期以來沒有被納入我們研究者的視野。更令人擔憂的是，隨着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這些資料在大量的消失。我想，我是不是能夠説服復旦大學的領導創建一個機構，在全國範圍內蒐集基層社會的資料?

為了説服領導，首先需要説服自己。我想象着蒐集基層社會的資料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首先，我們生活在一個急驟變化的世界，在年輕人眼裏，上一代人的生活與實踐恍如隔世。歷史與傳統被割斷，中國的年輕人幾乎成了“無根的一代”，如此下去，可能對國家與社會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因此，我們需要建設一個資料平台，讓年輕人知道他們的父輩也是充滿智慧的一代，曾經有理想、有激情、有美麗，曾經努力過、奮鬥過、奉獻過；讓年輕人知道他們的“根”在祖輩父輩們的生活與實踐中。

其次，國際社會從來都在關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國更成為全世界特別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由於我們所能提供的真實資料十分有限，外國學者常常難以準確地理解中國，更可能曲解中國。因此，建設一個真實反映中國人實際社會生活情況的資料平台十分必要。進一步説，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看中國資料需要到哈佛—燕京學社、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等國外機構去，為什麼國內不能建設一個世界最好的當代中國研究的資料中心呢?！

其三，我一直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強調廣大人民羣眾的生存狀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最終影響着社會的場景與歷史的走向。以此觀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需要花大力氣去搜集那些真實記錄尋常百姓平凡工作、日常生活的資料，蒐集那些人們如何戀愛婚姻、怎麼交往博弈的故事，如有可能，更要蒐集那些反映人們的倫理道德、心靈活動、精神世界的文字，因為這類資料、故事與文字中隱藏着解開當代中國社會歷史之謎的秘密。

這樣想着，我越來越覺得蒐集基層社會的資料太重要了，雖然我已經61歲了，這件事還是值得我去做！於是，2010年6月2日，我給當時的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秦紹德教授寫了一封信，提出“搶救資料”的命題。在信中，我除了陳述此事的意義外，還寫到，即使在復旦大學，建一個機構能夠在幾年之內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認可還是很難的，我不能保證，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收集到最好的資料，很快會受到國內外的關注。

秦書記不久就給我回信，支持我的這個建議，提供相應的經費、空間保證等等。由於校領導成員的變化，此事拖了一段時間。著名教授林尚立擔任副校長後，開始落實建立中心事項。林尚立當副校長與我一起討論，提議成立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2011年的10月8日，復旦大學正式召開會議，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宣佈成立。

2004年，下鄉調查的火車上

資料蒐集

我決定蒐集社會生活資料以後，就開始設法建立蒐集資料的通道。我曾經通過學校團學聯動員學生假期回家鄉幫助蒐集資料，難以成功。我曾經在江蘇兩個縣檔案館率先成立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分中心”，依靠檔案館的關係網絡幫助蒐集資料，結果並不理想。

當然，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得以可能的重要因素。江蘇、浙江三個地方政府的領導到復旦大學出席了資料中心的成立大會，並致辭祝賀。在資料中心成立以後，地方政府的捐贈成為中心第一批寶貴資料。

2011年10月8日資料中心成立，10月10日，我們就從復旦大學借了一輛小麪包車奔赴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鎮委書記許金夫已經與下屬五個村的支部書記打了招呼，把村裏的會計賬目、文書資料全部捐贈給復旦。我們分別走了桃園、廣福等村以後，來到鹽官鎮城北村，村裏已經把完整的檔案資料裝在12個麻袋裏。臨走時，村書記説，那個樓上有一批散的資料。我説，不管怎麼樣，散的資料我都要。大家忙着把散的資料全部裝進麻袋，拉到上海。兩年以後發生事情了，那個散的資料當中包括原來的户口資料、獨生子女資料，有人需要查閲。城北村幹部打電話來説，我們的資料都在你們那裏，你們幫助查吧。我們花了很大功夫去查，隔一段時間，鄉下又來電話了，兩次、三次。我説，這樣不行。資料中心只得把那些比較雜的資料重新裝到麻袋裏，寄回海寧市鹽官鎮城北村。

江蘇省東海縣那邊也是，資料中心剛剛成立不久，他們就送了一些資料過來。東海的資料也都是農村村級會計與文書資料。我專門與東海縣一個熟悉的領導討論，是否有可能幫助蒐集其他類型的資料，那位領導表示可以試試，但終究不行。  資料中心成立了，蒐集資料的途徑卻沒有找到。怎麼辦?

我們想了很多辦法。

辦法之一是跑造紙廠。我們當時想，很多資料不是送到造紙廠毀掉麼?在毀掉之前，我們能不能選一些有研究價值的資料留下來?我的一個博士走遍了長三角所有的造紙廠，發現這條道路行不通。原來，各單位把資料送造紙廠的時候，都有一套手續，沒有辦法把資料“攔截”下來。

辦法之二是宣傳。例如，在資料中心成立的時候，我們請了各種報紙的記者來，特別在發行量較大的《新民晚報》頭版登了這個消息。我們在每個消息下面都寫了一條，希望為我們資料中心的建設捐贈資料或者提供蒐集資料的渠道。我們最初接到過幾個電話，但實際上捐贈非常少，更沒有人提供蒐集資料渠道。我接到過一個電話，説他們爸爸媽媽原來都是一個區的幹部，爸爸媽媽都去世了，留下兩個櫥的東西沒有好好整理，想整理一下捐給我們。我想，上海兩個區幹部的資料一定十分有價值，興奮了一陣子，期待着，等待着。時間一天一天過去，終於沒有了下文！我失望了，也想明白了一件事：這類資料涉及個人隱私，想通過捐贈獲得，難。

我不得不親自去跑。我開始跑上海各種專門那種賣文物，賣雜貨舊貨的市場。2011年的12月9號，我跑到了上海小東門那邊的市場，那裏出賣郵票、債券以及舊的票證等等。我在市場裏走着，果然我看到有一個人在賣資料。我問是什麼資料？這個人説，他有1949年以前上海共青團的資料，有1949年到1952年嘉善一個郵政局的資料，有塞得滿滿一麻袋的上海某工廠1950年代的資料。我瞭解情況後發現，前兩種資料量少，價格貴，不想買。我對一麻袋上海的工廠資料有興趣。我問他那麻袋資料多少錢？他説5000塊錢。我與他討價還價，他看出我急於想要的神態，不肯降價。我決定買下來。

我在付錢前意識到：這種私人的商販沒有發票。5000塊錢，沒有發票，怎麼辦？我馬上請示校領導，校領導沒有猶豫，説買。這是資料中心來自市場的第一批資料。此後，我們還以這樣的方式買過一些資料，其中一批資料中還有一封1950年代初期一個職工給當年擔任廠長的江澤民同志的信，我看到後很高興，就憑這封信，資料的價格貴一些，也值！

但是，這樣的方式購買，對我們的財務處理來説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存在風險。根據我的建議，復旦大學主管文科的副校長召集學校紀委書記、財務處長等一起，專門為社會生活資料的蒐集制定了一個財務規定，此後，向私人購買資料就“合法”了。根據規定，只要各方簽字，學校財務就可以把錢匯給資料賣家。這個財務規定的意義重大，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可能成功的關鍵環節之一。

但是，靠自己去跑市場終究不是個辦法。在資料中心成立以後最初兩個多月裏，資料蒐集問題一直沒有真正解決。我是60多歲的老先生了，儘管看到資料蒐集進度比較緩慢，主管文科的林校長也不好催我。但大家都有點兒焦急。

事情很快有了突破。2012年1月初，我到學校裏去開會，我的同事高建秀説，他家樓下有個人看到你們的報道，對你們很感興趣。這個人是誰呢？是中國票證協會秘書長。我一聽這個人的“銜頭”，頓覺得眼前一亮，我知道蒐集資料這件事有希望了。

我很快與他建立了聯繫，他非常熱情地支持中心的資料蒐集，並且介紹了他們現存的資料蒐集網絡。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們很快建立了資料蒐集網絡。

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們需要蒐集什麼資料? 我追求資料中心的獨特性，知道不蒐集什麼，但是，我不太清楚民間到底有些什麼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我下達的指令是：凡是民間手寫的資料，我都要！因為手寫的資料，只存世一份，具有唯一性。

但是，這個指令還是有問題的。2012年春天，江西贛州有一個人打電話告訴我，贛州供銷社有四大蛇皮袋、700多斤手寫資料，我興奮極了，都沒問是什麼資料，就收過來了。打開一看，全部是贛州供銷社從成立開始一直到消亡的各種各樣的發票憑證。這些資料100年後也許十分寶貴，但現在卻難以作為研究資料。贛州的經驗使我關注資料的系統性與可研究性。

我繼續觀察、考慮蒐集什麼資料。在這期間，我最重要的發現是書信資料。我在幾批資料當中發現了北京同一對夫妻書信，奇怪的是，他們的書信都沒有信封，分散在幾批資料中。我請人仔細地把他們的書信找出來，加起來竟然多達800多封，通信時間從1961年到1987年。我抓緊時間讀這對夫婦的書信，發現書信資料特殊的研究價值。我很快發出指令，把書信資料的蒐集放在優先位置。書信的發現成就了復旦發展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的獨特性，經過七年多的努力，資料中心已經蒐集了近50萬封來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的書信。

資料中心的資料蒐集工作走上了正軌，到2018年年底，資料中心除了近50萬封書信以外，還蒐集了日記與工作筆記四千多本，蒐集了各種文書資料與數據資料多達100多萬份。

2017年夏天，我們資料中心與復旦大學圖書館合作，開始對社會生活資料進行整理、掃描、標引，並做成數據庫。到2018年年底，數據庫社會生活資料的總量已經超過50萬頁。

2010年夏天，與閻雲翔在浙江海寧鹽官錢塘江邊調查

研究與合作

我做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經驗告訴我，一項好的中國經驗研究，要“立地頂天”。所謂“立地”，就是要有最接地氣的真實資料；“頂天”，則是要與國際一流學者交流或者合作。我希望把資料中心建設成一個最好的當代中國資料平台，但我是一個研究者，不甘心僅僅做一個資料平台，更希望把資料中心做成一個人們嚮往的解開當代中國之謎的研究平台。為此，單單有資料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與一流學術機構、學者的合作機制。

2012年年初，我與洛杉磯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閻雲翔討論，是否可能與UCLA合作，建立一個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的聯合研究中心。2012年6月份，UCLA來了一個副校長與復旦校領導商談，並達成了共識。2012年的10月8日，UCLA的校長帶隊來複旦大學訪問，在復旦大學召開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研究學術討論會，同時舉行復旦大學-UCLA社會生活比較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2012年6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發佈了一個重大課題“當代中國農村基層檔案的收集整理與出版”，校文科科研處就找我了，要求我申請這個項目。我長期不申請項目，但這個項目與我的資料蒐集與研究直接相關，不能不申請了！通過項目通訊評審以後，我去北京彙報。一看專家組成員，一張張嚴肅的臉，沒有一個認識的。我開始彙報，約15分鐘以後，會場氣氛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專家們對我搜集的資料十分感興趣。有趣的是，我收集了江西省于都縣的很多檔案，正好有個專家是于都人，於是，彙報變成了攀談。彙報結束的時候，所有專家站起來跟我握手。專家組組長告訴我説，不管你能不能拿到這個國家重大項目，我們都支持你把這件事情好好做下去。我實際上蠻感動的。不久，我就正式成了這個國家哲社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

2014年，國際著名學術出版社博睿（BRILL）派亞太地區負責人姜琴女士訪問資料中心，BRILL對資料中心的資料很感興趣，但該社一直只出英文書。我告訴她，在當今世界，國際著名出版社出版中國的東西應該有幾大轉型：一是從出古代的經典轉向出當代的；二是從出領袖的、著名人物的轉向出民間的、普通人的；三是從出宏觀的轉向出微觀的原始資料；四是出從英文的轉成部分出中文的，特別是原始資料出中文的。姜女士認同了我的想法，建議每一本資料集寫一篇英文國際版導讀。不久，復旦出版社、資料中心與BRILL達成了合作出版《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長編》30卷的協議。更重要的是，由UCLA閻雲翔教授牽頭，我們組織了一個由國際一流中國研究學者組成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長編》學術委員會，確保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長編》的學術質量，提高了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的聲譽。

2015年春，在BRILL的支持下，復旦大學出版社、資料中心一起召開了一個社會生活研究國際論壇，參加國際論壇的有國際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國內幾個做當代中國研究的著名學者，如現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山西大學原副校長行龍，等等。這個國際會議有一件事情讓我感慨。國際著名學者戴慕珍是北京大學斯坦福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國學術界影響很大。我們最初請她丈夫進入國際學術委員會，並出席國際論壇，但沒有邀請戴慕珍。戴慕珍發電子郵件問我，説我能不能來參加？我説，這樣的學者邀請都難，當然歡迎來參加論壇。同時，與閻雲翔溝通以後，我們馬上把她吸收進《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長編》的國際學術委員會。

 2015年7月份，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曉虹的大力支持下，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牽頭在江蘇省吳江縣召開“當代中國社會研究工作坊”。我們本來打算開成一個小範圍的研討會，只請了北京大學張靜教授，南京大學周曉虹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金光耀、陳明明教授等少數教授。後來，會議召開前夕，南大通過微信公眾號把消息發了出去，全國各地竟然有數十人自費前來參加會議。他們中有人説，這是國內少見的高大上會議，他們參加會議，純粹是對學術感興趣，對理解中國人感興趣，對理解當代中國社會感興趣。人們參加工作坊的熱情給我很大的激勵。

2016年9月。我在教授食堂吃中飯，偶然碰到圖書館黨委書記嚴峯。我與他很熟，我們邊吃飯邊聊。他告訴我，2016年國際東亞圖書館第三屆論壇將在復旦召開，問我能不能在這個論壇上介紹一下資料中心和中心的資料。我正好為資料的整理編目傷腦筋，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推動學校投入更多經費去整理社會生活資料的機會。我當即答應了。幾天以後，我專門找嚴峯，我説我有一個想法，你看可不可以？我想在國際東亞圖書館第三屆論壇上提出一個倡議，由復旦發起牽頭成立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的國際聯盟。嚴峯覺得很好，表示支持。我們就這件事情一拍即合，我十分高興。

2016年11月11日，國際東亞圖書館第三屆論壇正式召開，我在大會上發言，由於當時“聯盟”一詞有些敏感，我提出建立“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共建共享機制”。接着，大會主席台上拉出一塊很大的白布，各個發起單位的代表共同在上面簽字。當時，北美有UCSD、斯坦福、伯克利、芝加哥、密歇根、哥倫比亞、杜克、多倫多等等大學，都是國際一流大學。國內上台簽字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等等，也都是985高校。

但在會議結束以後，學校沒有動靜，我就很急。如果學校沒有經費投入開展整理、編目、掃描等工作，我倡議建立的“共建共享機制”就會落空。我想，是否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推動學校投入。於是，我策劃召開一個“社會生活資料共建共享諮詢決策會”，希望邀請中山大學黨委書記、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山西大學副校長、上海大學副校長等等在領導崗位上的著名學者參加。經過努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得到了復旦圖書館館長陳思和教授的大力支持，資料中心與圖書館合作，正式啓動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的整理、編目、掃描、標引以及建設數據庫工作。我們通過招標先後請點通公司、超星公司進駐復旦開展掃描。在幾個月中，每天有二十多人共同工作，場面很大。資料中心主持的社會生活資料分類整理、標引工作也抓緊進行。圖書館則與數據庫公司對接，共同做好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數據庫。經過緊張的努力，資料中心、復旦大學圖書館終於在2018年9月基本完成了50萬頁社會生活資料的掃描、標引與數據庫建設，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共建共享聯盟”的正式成立創造了條件。

2018年6月，裴宜理訪問資料中心

2018年10月17日，“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共建共享聯盟”正式在復旦大學成立，國內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等14所大學圖書館正式加入聯盟，國外大學與研究機構共有9家參加聯盟，包括日本東洋文庫，美國斯坦福大學、加州聖地亞哥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芝加哥大學、杜克大學等等。會議決定聯盟秘書處設在復旦大學圖書館，侯力強書記任秘書長。隨後，根據首次聯盟會員大會的提議，經聯盟秘書處與部分發起單位磋商，推薦產生聯盟首批四個工作組組長單位，分別是：資源建設組：武漢大學圖書館；學術推廣組：南京大學圖書館；平台技術組：浙江大學圖書館&CADAL；標準規範組：復旦大學圖書館。

聯盟成立大會那天，美國斯坦福大學、UCSD、哥倫比亞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分別向我發出訪問邀請。對於我來説，這是機遇，更是挑戰。

在英國倫敦全球中國研究論壇上介紹資料中心

四、我與社會生活資料

自從我提出蒐集基層社會生活資料的建議以後，一直關注着資料的蒐集進程；每一次蒐集到資料，我幾乎都會第一時間瞭解資料的情況，覺得有趣，會打開麻袋或者紙板箱，一份份翻閲那些有點兒泛黃的紙張。想想當年馬克思怎麼做《資本論》研究的吧！真理總是躲藏在一團亂麻般的細節中，我所蒐集的資料中有着難以想象的細節，怎能不令人神往！資料中心保存着江西省九江市一個集體食品廠十多年的會議記錄，足足有半尺多高，這批材料中有詳細的工資與分配記錄，我們可能從中發現“超越主義”的生產製度，甚至可以與馬克思對話！看看那數百份來自一個地區的投機倒把案例，從這些案例中，既可能把握計劃經濟運行的“真理”，更可感受到計劃經濟的運行是何等“艱難”，以至於不可能成為長期存在的基本經濟制度。資料中心那一份“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會議記錄更吸引我不時去翻閲。那是一份來自安徽某個省級文藝單位的會議記錄，那幾年，該單位的所有領導幹部都被打倒或者“靠邊站”了，“上級”派來的軍宣隊、工宣隊掌握了全部權力。這份資料讓我們有機會解開基層單位權力運作、權力轉讓之謎。資料中心蒐集到了大量諸如此類的資料，面對着這些寶貴的資料，我既十分興奮，也不時地感受到當代中國研究的困難。中國實踐是如此地特殊與複雜，如何從中提煉出切合實際的理論是一個太大的挑戰，因為理論概括需要概念，但是，通用概念絕大多數來自西方，怎麼辦?不管怎麼樣，社會科學研究的正道一定是從中國實踐與社會生活出發，堅實地站在中國大地上。否則，那些宏大敍事的理論只能是學術“小世界”內部自我欣賞的空談！

當然，我更被資料中心所蒐集來的普通人的書信、日記所吸引。書信、日記中詳細記錄着普通中國人的觀念、思想與行為，記錄着他們對自我、對他人、對集體、對黨和國家的態度與應對策略，記錄着他們內心的糾結、苦悶、彷徨、坦然、快樂、興奮或者激動。有時，我幾乎每天都讀書信，有一年寒假，我做了數千封書信的標引！過去，我總覺得自已出生在解放前夕，1980年代末以來又一直做調查研究，應當算是“很瞭解”中國社會了。但是這些書信、日記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視域，我看到了以往從來沒有看到過的中國人、中國社會。這讓我十分高興又充滿好奇。我順着時間順序説幾點粗略的感悟吧。

最初，我被來自北京的兩組書信感動了，我從中看到了更加多樣化的、豐富多彩的中國人。一組是北京兩個搬運工人的戀愛信。這組書信顛覆了兩個流行的觀念：戀愛是小資的專屬，粗俗工人、農民沒有浪漫；浪漫是“吃飽肚子”之餘的故事。我們從書信中看到，兩個北京搬運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其中那個女的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但是，他們卻總是精心選擇帶着花朵的信紙，盡最大的可能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甚至還寫了不少文字不通卻流溢着愛的詩。更讓人驚訝的是，他們的熱戀恰恰發生在中國大地最飢餓的1960年！另一組信來自一對北京的夫婦，男的經常出差，凡出差，路上就不斷寫信，也不斷地盼望收到愛人的信。多少次，男的收到愛人的信以後，反覆閲讀，流着淚，最後，把信放在胸口，才安然睡去！過去人們總是説，與西方家庭相比，中國人結婚以後，就把注意力轉移到父親、孩子身上，把責任放在首位，而西方人結婚以後，仍保持着浪漫的愛情。這組信告訴我們，這種看法錯了，中國人也有家庭內部的愛，或許，只是表達方式有所差別。

後來，另兩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組信是江蘇省無錫郊區一個富農家庭五個兒子間的通信，從1950年代末起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數百封通信，幾十萬字；另一組信來自湖南省長沙郊區一個“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打成”資本家家庭的六個姐妹間的通信，從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近二十萬字。這兩組信為我們提供瞭解析現當代中國社會一個重要階層解放以後生存與行為方式的可能性。解放以前，中國基層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的支點不是大地主、資本家，也不是貧困的工人、農民，而是“小有財富，卻有聲望”的人，他們是地方社會秩序得以維繫的中堅，地方道德得以可能的楷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中國基層社會的基本特徵正體現在他們的實踐中。解放以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被“打倒”了，他們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中被邊緣化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行為方式幾乎成為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特徵的關鍵。他們至少有兩種行為方式的選擇：或者站在黨和國家的對立面，試圖改變生存狀態；或者部分接受生存方式，並仍然按傳統的方式行為。兩種行為方式選擇帶來的社會影響完全不同，遺憾的是，我們過去完全不知道他們的故事！現在，資料中心的兩組書信生動、具體、完整地書寫着他們在不同情況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那個被“打倒”階層的實踐圖景一幅幅在我的面前展開，真讓我欣喜不已！我注意到，他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選擇後一種行為方式。讀着那一封封時而長達數千的書信，我慢慢懂得了共產黨所以可能的社會因素，更深深地思考着當代中國社會的性質……

接着引起我興趣的是那些從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書信。讀着這個時期數萬封書信，發現兩類書信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一類可命名為“申訴”信，信中寫着自己“受冤的經歷”，或者被曲解了“參加革命”的歷史，或者在某次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等等，現在強烈要求“平反”。另一類是“揭發”信，説某人在某次運動中打過人，或者做過什麼壞事，現在在某個領導崗位上，要把他“拉下馬”。如果曾經的革命運動有着義正辭嚴的理由，那麼，湧動於社會中的“申訴”與“揭發”則成為對於革命、階級鬥爭的批判。資料中心所存的那一封封長長的“申訴”信，特別是那些年復一年反覆投寄的“申訴”信，不斷地刺激着我，令我沉思，教我反省。我漸漸意識到，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正是由於無數普通幹部與羣眾“前赴後繼”的努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如此順利！他們以大無畏的行動構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前提！

或許，我從書信裏讀出的道理還僅僅只是個人的感性發現，離開嚴謹的社會科學理論概括還有一段距離。我也十分清楚，包括書信在內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固然有許多其他資料難以企及的優勢，但也有不少缺陷，因此，我們運用社會生活資料做研究的時候，特別需要關注方法論議題。但重要的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使我們有機會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當代中國社會，認識活躍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自己。最後，藉助著名學者柯大衞先生的想象，我們可以把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研究中心所蒐集的那海量社會生活資料看成一片文獻的田野，我願意與一切樂於探索的人們一起摸索着前行，領略那裏的無限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