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的兩次山西行_風聞

【吳強   作者為福建龍巖學院中央蘇區研究院講師】

眾所周知，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譚其驤先生以其三十年時間之久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這一鴻篇鉅製和培養了一大批歷史地理研究的後來者而蜚聲海內外。

筆者出身歷史學，雖不是歷史地理專業，但求學期間即已知先生大名。前幾年在山西高校工作時，課餘喜搜地方文獻、鄉黨故事以及一些已故學者、知名文化人與山西之間的淵源。説來也巧，近來在為另一篇文章蒐集材料時發現譚其驤有一篇題為《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應山西省史學會之邀在山西大學所作報告的記錄》（以下簡稱《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的文章發表在1981年第2期《晉陽學刊》。從副標題不難判斷，譚先生改革開放之初曾來過山西，而以下文字也由此引出。

圖 | 1930年暨南大學畢業照，中為譚其驤先生。圖片來自《長水永澤：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

首先需要究問的是，譚其驤一生之中來過幾次山西，上述來晉講學是否乃唯一一次。據其生前高足葛劍雄教授所講，譚其驤自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所寫的日記“一天不缺，最為完整”（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頁）。

換言之，如能看到這些日記內容，當能對譚其驤在晉期間的活動有一個更為詳盡的瞭解，但由於目前已經出版的《譚其驤日記》一書只包括“土改日記”（1951.10.27—1952.02.05）、“京華日記”（1955.02.11—1956.08.22，1956.10.12—1957.01.13）和“文革日記”（1966.05.06—1970.12.31），改革開放年代的日記內容則付之闕如，尚待公佈，因此也就只能根據其他一些相關資料對於譚其驤此次來晉略事鈎沉，儘管這還很不完整。

在譚其驤的諸多學生中，葛劍雄對乃師生平和學術的介紹可謂不遺餘力，由其所編的《譚其驤先生年表》（以下簡稱《年表》）可謂縮減版年譜。若以1949年為界，逐條比對《年表》，並輔以同為葛劍雄所著之《譚傳》，可以確定的是，譚其驤在1949年前確未來過山西，和山西學術文化界的交集不太多，這或許也和他當時的學術和生活重心在北京、上海和杭州三地有關。相比之下，1949年以後，譚其驤的主要工作就是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

正因為此，也才有更多機會在全國各地進行有針對性的實地考察和參與各種類型的專題會議，同時也利用考察、會議的間歇與所在地學術界人士進行廣泛討論，交流信息和交換意見。當然，對於地方上的文史研究者來説，能夠聆聽譚其驤的報告或講座本身就是一種榮譽，意味着至少已經進入當地學術“圈子”，無疑有助於自身的學術進階。

圖 | 譚其驤（圖片來自網絡）

《年表》中所記自1969年《中國歷史地圖集》編圖工作恢復之後的第一次外出考察活動定格在1975年5月，譚其驤在這一年隨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考察敦煌和新疆。7月，前往承德參加北部邊疆省區文物考古工作座談會，作《對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和邊疆的幾點看法》（也是他在這次會議中的發言稿，後同名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11期）。1976年9月，參加復旦大學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1977年，前往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進行歷史地理考察。

如再算上校內指導學生，不難想見，譚其驤“文革”結束前後的行程非常頻密，一定程度上或也加重身體負擔，導致其在1978年2月1日突發腦血栓，住院一年有餘，自此便半身不遂。1980年，前往北京出席中國史學會代表會，其後西進太原出席《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擔任副主編和《歷史地理》分冊主編，該辭典也是1979年全國史學工作會議所決定的重要項目（《中國歷史學年鑑》編輯組：《中國歷史學年鑑》（1979），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頁）。這是現今所能找到資料中第一次記載譚其驤到山西，也還是和作為其老本行的歷史地理有直接關聯（葛劍雄：《譚其驤與工具書》，《辭書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3頁）

1981年，譚其驤二度入晉。先是在5月出席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7月出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首次評議會，並被批准為改革開放後首批博士生導師，隨後去太原參加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作《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資料不可輕信》報告，被列為《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地方史志學術討論會學術論文與經驗材料總目》首篇文章，後於《中國地方誌通訊》（現名《中國地方誌》）1981年第5、6兩期連載，可見大會對譚其驤到來及其報告內容的重視程度。

筆者查找有關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的資料得知，成立大會召開於1981年7月25日—8月1日，地點即在山西省城太原，且首屆理事會的暫設聯絡處也設在太原，首任會長為山西籍歷史學家梁寒冰，譚其驤和方國瑜、張中、侯仁之、傅振倫、廖沫沙等六人被選為該會學術顧問。除譚其驤之外，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傅振倫、湖北省方誌館副館長朱士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等人也在這次會議上先後做了學術性發言（可參見《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地方史志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編：《地方誌工作文獻選編》，方誌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頁）。

圖 | 書《中國歷史地圖集》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也就是在留並（太原古稱幷州）期間，譚其驤還接受山西史學會的邀請，在山西大學作了一場專題報告，這也就是本文開篇所提到的《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地點在今天的山西大學。時任山西史學會會長為著名地方歷史專家、同時也是中國史學會理事的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郝樹侯（1907—1994）先生。之所以會講這樣一個題目，估計主要也是和在山西有關，聽眾絕大多數都是本地人，肯定得考慮受眾的熟識度。況且，當時已經是改革開放時期，如何利用歷史資源服務於經濟建設成為各地文史學者的思考“熱點”，而譚其驤所研究的歷史地理學正好就具備這個功能。

翻看這篇文章，首先給人感覺文風與報告的性質很吻合，並不符合時下所通行的學術規範，也與譚其驤其他一些艱深之文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與譚其驤同輩的諸多老先生在1980年代大多采用類似今天學術講座的形式來闡發觀點，筆者較為熟悉的世界史學界前輩吳於廑先生也是如此。

就內容來説，此文主要是回顧了山西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扮演的重要角色，“曾經有過好幾次，山西在全國，至少在黃河流域，佔有突出的地位，其重要性有過於今天的山西”（譚其驤：《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晉陽學刊》1981年第2期，第2頁）。接下來，譚其驤就從遠古時代開始談起，他認為春秋時期和戰國初期、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大一統和唐宋五代、明清之際晉商的興盛都是歷史上山西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表現，並進一步總結“山西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是歷史上的分裂時期”（《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第6頁），這主要和山西相對於周邊河南、河北和陝西關中地區而言的居高臨下地勢，且歷史上在山西建立地方割據政權的又多為少數民族，民風極為強悍，戰鬥力也很強之故。

然而在文章末段，譚其驤回到現實，不忘提醒在座：“今天的山西不可能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因為全國統一，再也不會分裂了；山西也再不會成為黃河流域農業上的重心了，因為和平時期高原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總比不上平原優越。但是山西今後還是會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的，因為山西煤最多，鐵很多，發展重工業的條件是很優越的。隨着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山西煤、鐵工業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在全國經濟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第8頁）

近年來，雖然整個山西都在想着怎樣發展經濟，如何面對“後煤炭時代”，但譚其驤的這番話表明不僅是中央政策規劃和山西官民自身的定位，外界對於山西建國後——尤其是20世紀最後20年的印象除了煤鐵這些“硬件”之外再無其他，似乎只要按時按質做好煤鐵供應即可。畢竟是學者，譚其驤的評述相對還是較為中肯、平實的，而他的內中深意也不言自明——當一個地方完全依賴天地之所賜時，儘管一定時期內不無輝煌，但其衰敗是必然的。

斯人已逝、時移勢易，包括譚其驤在內的文中所提學者皆已作古，當年的聽講者大多也應到了古稀之年。作為今人，紀念之外更要活出自我，敢於面對當下棘手難題。如同譚其驤文中所説，自1981年以後的30年間，山西的發展路徑確實是“一煤獨大”，重點發展煤化工業，但老天爺似乎跟山西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而35年之後再來回看譚其驤的這篇文章，心中更多的是一份沉重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