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多少個如果，一戰才不會發生？_風聞

羅婞/文

 新民説iHuman 

1914年8月，戰火燃起。英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懷揣着愛國熱情和帝國情結，為戰爭委員會兢兢業業地做着宣傳工作。

不僅如此，他還鼓勵自己唯一的兒子約翰參軍。這個僅17歲的年輕人從小接受“好男兒應當報效祖國”的教育，並不缺乏參戰的勇氣。但因為高度近視，他兩次應徵都遭到拒絕。吉卜林四處託關係，利用自己的名聲和威望才把兒子送上了戰場。

約翰很爭氣，不久後就當上了軍官。然而，在18歲生日的第二天，約翰在一場戰役中失蹤。這給吉普林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原本支持戰爭的他，開始反思自己對戰爭的狂熱，之後創作的不少作品都體現戰爭創傷、瘋狂與死亡。

“假如有人問，我們為什麼在戰爭中失去生命，那是因為我們的父輩欺騙了我們。”約翰失蹤兩年後，吉卜林仍然沒從喪子之痛中解脱出來，他帶着悔恨為兒子寫下這樣的墓誌銘。

1918年11月11日，德國簽署了停戰協議，槍林彈雨終於停了下來，迎來和平的世界卻已是滿目瘡痍。**戰爭造成的總傷亡人數超過3500萬。**在英國，有90萬和約翰一樣為國捐軀的烈士，尤其不乏年輕的精英——在一戰中，從軍的牛津與劍橋大學生有1/4陣亡；同為戰勝國的法國，則有135萬人犧牲。

一代人的繁榮被摧毀了。取得勝利的英國，戰後國債由6.5億英鎊激增到74.35億英鎊，從“世界銀行”變得債台高築。遭遇失敗的同盟國狀況更加糟糕，最先宣戰的奧匈帝國，直接從一流國家跌為三流國家；德國在戰爭後期，已經民不聊生。

推動一戰的決策者，也多命運悲慘。正式停戰前兩天，德國革命爆發，皇帝威廉二世隨後發佈退位詔書，流亡荷蘭；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更為不幸，一戰徹底摧毀了他的聲望和搖搖欲墜的沙皇制度，沙皇夫婦和他們的五個孩子被秘密警察趕到地下室用機關槍集體處決。

不論對民眾還是統治者來説，這都似乎是場得不償失的戰爭。“為什麼要進行一場毫無好處的戰爭？它有何意義？”一戰結束已經過去百年，但這兩個問題，仍然縈繞在許多歐洲人的頭腦裏。

一戰真的不可避免？

長久以來，當年的決策者都深信一個觀點：“一戰必然發生。”

1914年7月，戰爭爆發前幾天，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告訴秘書，自己感到“一種超乎人力的命運力量高懸於歐洲和我們之上”。他在後來總結道，“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唯物主義”是導致大戰發生的原因，這也是最為經典的一戰決定論解釋之一。

德國總參謀長小毛奇對宿命論的相信程度更甚於首相。他在1905年時就預感“戰爭那可怕的頭顱在獰笑”，9年後，他帶着對德國悲觀的一戰前景辭去總參謀長一職，但仍堅持戰爭的必然：“戰爭，演示了文明時代如何相繼出現，以及各個國家如何實現其在世界發展中的命定角色。”

在回憶錄中，英國的政治家們也在不斷強調“宿命”的到來。在當時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筆下，戰爭被一股巨大的、非人的力量推動，是一場政治家無力控制的“颶風”。對英國參戰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感到自己是被“驅趕進戰爭的洪流”，他在大戰爆發次年曾表示，自己在1914年7月危機期間有着強烈的無力感。在反覆的自我追問和折磨中，他得出“自己無力決策”的結論。

“許多人認為一戰不可避免，一部分原因在於1914年，相關國家的決策者堅稱戰爭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或是一把被火星點燃的乾柴，”英國國王學院戰爭研究學院教授、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研究員裏查德·內德·勒博向本刊表示，“他們只是想以此減輕戰爭爆發中自己應負的責任及內疚感。”

正是為了批判這種“戰爭宿命論”，勒博撰寫了一本帶有假設性思考的著作：《假如斐迪南大公還活着：沒有一戰的世界》。

對已發生的歷史進行假設性思考，聽起來像是追尋一個註定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或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然而，事實上，和勒博一樣追尋歷史另一種可能的學者不在少數，他們將這種思考方式稱之為“反事實歷史”。

“它（反事實歷史）告訴我們，人是不受任何歷史束縛的生物，能遵照自我意願做出決定。”歷史學家、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理查德·埃文斯在《歷史的另一種可能》中寫道。

“（反事實歷史的意義在於，）幫助我們反思一些習以為常的事情。”書評人維舟接受本刊採訪時也認為，“如果回到歷史場景去看，你會發現其實歷史有不同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待一些事情，要更加慎重。”

正是出於這些想法，嚴肅的學界，才會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一百多年前，試圖尋找歷史的其他可能。

“（在1914年）大戰本是不可能，因為沒人想開戰。”勒博説，1905年到1913年，歐洲曾發生過五場局部戰爭，最終都以和平方式解決了。

“從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遇刺到大戰最終爆發的37天裏，一些事本可能不同。”歷史學家、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瑪格麗特·麥克米倫也持同樣觀點，她也是勞合·喬治的曾孫女，“要説一戰不可避免，就是忽視那些決策者説‘是’或‘否’的關鍵作用。”她告訴本刊，“即使在斐迪南大公被刺殺後，戰爭也是可能避免的，但隨着時間推移，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

假如斐迪南大公還活着

在1914年之前的20年裏，歐洲共有五位國家元首相繼遭到暗殺，但都未引起如斐迪南大公遇刺這般大的震盪。“這場刺殺徹底改變了維也納原本平衡的權力格局，”勒博解釋道，在奧匈帝國的上層中，作為王儲的斐迪南大公是最堅定的和平派，但一場原本不可能成功的刺殺，最終殺死了這個人。

 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蘇菲應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總督波提列克將軍之邀，對薩拉熱窩進行國事訪問。動身前，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在勸他放棄此行。薩拉熱窩在1908年被奧地利單方面吞併，同樣希望將此地納入領土的塞爾維亞對此感到十分受辱，而且，薩拉熱窩民間也瀰漫着強烈的不滿情緒，這對奧地利皇室來説，無疑是一個危險場所。

在很多人的勸説下，斐迪南認真考慮過推遲旅行的可能性，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對此也表示支持。然而，波提列克的副手擔心大公取消訪問後，自己會受到總督懲罰，因而極力向斐迪南力陳繼續前進的必要性。

這趟行程對斐迪南來説，不無誘惑。除了履行職責外，歷史學家A·J·P·泰勒認為，大公去薩拉熱窩還有愛情的驅動——他和妻子蘇菲貴賤通婚，皇帝雖然同意了這門婚事，但要求他們的子孫永遠不能繼承皇位，而且蘇菲也不能在公共場合坐在斐迪南身邊。

唯一的例外是當他展示軍事能力時。因此，斐迪南最終決定繼續這趟行程，視察波斯尼亞的部隊，這樣他就可以和妻子並排坐在敞篷汽車裏。

6月28日，是斐迪南和蘇菲結婚14週年紀念日，也是塞爾維亞的國家節日維多夫丹節。大公夫婦一早從薩拉熱窩火車站出發，計劃乘坐一輛敞篷汽車先去附近一個軍營視察，再去市政廳。通常而言，遊行的主要車輛中應當帶有六名受過專門訓練的安保人員，但實際上，當時只有三名當地警察。

之後的事情人們都知道了，先是一對刺客用炸彈行刺未果，接着，大公接受建議，決定改變路線。但這個決定卻沒傳達給司機，他仍然按照舊路線行進。結果，在一個十字路口，坐着敞篷汽車的大公夫婦意外遇上了揣着左輪手槍的刺客普林斯。後者當即扣動扳機，蘇菲當場死亡，喊着妻子名字、傷心欲絕的大公則在送醫後不治身亡。

1915年，英國維克斯有限公司的兵工廠裏，兩名女性工人正在製作炮彈殼（@ 視覺中國圖）

這場最終成為一戰導火索的刺殺行動，充滿了如此多的偶然，以至於後來者不免一次次地假設，假如斐迪南大公取消自己的薩拉熱窩之行，或是再次僥倖逃過第二次暗殺，結果會怎樣？

很可能，這位致力於改善與俄國關係、和德國皇帝有着深厚私人交情的王儲就能繼續保持自己武裝部隊的影響力——避免交戰。

斐迪南遇刺後，奧地利鷹派人物驟然得勢。斐迪南原本打算在回到維也納後，將好戰的陸軍元帥康拉德·赫岑多夫解職。結果，他死在薩拉熱窩，而這位好戰的元帥則不斷向失去侄子、悲憤不已的老國王渲染復仇情緒，推動對塞爾維亞的戰爭。

同樣悲憤的還有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對於赫岑多夫提出的“必要戰爭”，他表示同意，但也坦陳對於結果不太有信心，甚至戰爭尚未打響，他就開始考慮失敗的問題了。“如果我們必須面對失敗，”他對赫岑多夫説，“那我們也要體面地失敗。”

假如德國更謹慎

辭退俾斯麥後，威廉二世一度並未貫徹前者“以俄為友”的原則，也沒有積極延續於1890年過期的俄德《再保險條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隨後立即與法國結盟。

對此，威廉深感後悔。當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登基，他立即積極行動起來，想方設法彌補自己犯下的過錯。他用英文寫了許多信給尼古拉，抬頭“最親愛的尼克”，署名則是“你親愛的朋友威利”。

 威廉二世一直想通過這種聯絡，重新拉近與俄國的關係，同時把俄國推離法國。他幾乎就要成功了——儘管沒能離間俄法，但他和尼古拉二世簽下新的條約：俄德雙方在一方受到攻擊時，有義務相互支持。可惜的是，當沙皇把條約帶回俄國後，驚恐萬狀的大臣們指出，這代表着拋棄盟友法國，紛紛阻止條約生效。

威廉二世和他的首相，都不希望發動一場波及全歐洲的大範圍戰爭。“歐洲戰爭不可能給我們帶來太多收益。征服強勁的斯拉夫人或者征服法國領土不會使我們得到好處。”霍爾維格就曾表示，德國應該避免“輕率地挑起的戰爭，即使大勝了，也會對國家產生副作用”。

1918年11月11日，同盟國的軍官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從大廳的鏡子中觀看《凡爾賽條約》的簽署（@ 視覺中國圖）

儘管不想招惹大國，但強大的德國對小國的局部衝突並沒有那麼在意。尤其是首相霍爾維格，斐迪南遇刺之後，他和外長戈特利布·馮·賈高在威廉二世開出“空頭支票”，即德國保證無條件給予奧匈“忠實的支持”一事上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德國）存在一個嚴重的誤判，”勒博分析道，他們以為，即便德國支持奧匈帝國，俄國也會袖手旁觀。讓他們產生這種誤判的原因是，1909年，德國曾支持奧匈帝國侵佔了塞爾維亞的領土。當時塞爾維亞不斷向俄國發出支援其宣戰的請求，但當德國表示將出兵支持奧匈帝國後，俄國告訴塞爾維亞：“我國軍隊尚未準備妥當，現在無法作戰。”

這段過往與一戰前的狀況非常相似——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有爆發戰爭的危險。“德國以為，只要奧匈帝國行動夠迅速，就能一舉佔領塞爾維亞。那時，俄羅斯人又只能默然接受現實。歐洲戰爭不可能發生，德國又能從中受益。”勒博向本刊説道，“他們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對現實視而不見”。

現實是，“迅速佔領塞爾維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時，德國還未開發出“閃電戰術”；更巧的是，此時正值夏天，奧匈帝國的軍隊中，近一半士兵都在過“收穫假”——回農村老家割麥子，直到7月底才會歸隊。

7月28日，奧匈帝國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兩天後，奧匈帝國和俄國發起戰爭動員。渴望戰爭的德國總參謀長小毛奇得知這個消息後激動不已，戰爭部長埃裏希·法爾肯海恩在29日立即請求動員。

後來，很多分析者認為，威廉並不是真的希望與俄國開戰。因為恐懼和慌張，他在電文上的批覆屢屢爆粗。“他要的是更大的權力，更高的聲望，尤其是要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更多的權威，而且只想用恐嚇別國而不是攻略別國的手段以遂其圖。”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寫道。

甚至到最後一刻，他都在想要不要撤回戰爭動員令，但他的將軍們拒絕執行。而且，英國最終也沒有給他保持中立的信號。威廉徹底心灰了，一連串的誤判，讓他徹底別無選擇了。他對小毛奇説：“現在你可以為所欲為啦。”説完就去睡覺了。

假如“和平力量”沒有缺席

儘管對於德皇來説，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總動員決定難以置信——尤其在俄國國內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德國駐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萊斯也一口斷定，再三向政府保證：俄國畏懼革命，不會打仗。

但是，俄國並非威廉想象中的“病貓”。日俄戰爭後，沙皇對軍隊進行整頓，打擊營私舞弊，肅清無能之人，頗有成效。不論是法國還是英國都一致認可，背靠驚人的資源、潛力和財富，俄國的實力日益強大。

法國很清楚地明白盟友俄國的重要性，曾在1911年將陸軍部總參謀長迪巴伊派往俄國交流，向俄國的總參謀部灌輸“必須奪取主動的作戰影響”，接下來的幾年裏，法國又通過各種渠道陸續加強俄國“殊死進攻”的信念中——兵敗滿洲里後，俄國渴望謀求振作，一改軍力孱弱的形象。

事實上，對德國“打還是不打”，法國政府內部也分為兩派。其中，和平陣營裏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1911年至1912年間在任的總統約瑟夫·卡勒。他曾促進法、德間的關係，甚至在另一場與德國的衝突中，暗中與德國談判。雖然他因此而下台，但隨後擔任財政部長仍很有發言權。

就在斐迪南遇刺的前三個月，《費加羅報》公開了卡勒和其夫人間的書信，寫那些信時，卡勒還處於第一段婚姻中，他的夫人還是情婦身份。羞憤的卡勒夫人帶着槍來到《費加羅報》，殺害了負責此版的編輯。而陷入這場風波里的卡勒，則不得不離開內閣，這使得對德友好的力量大大削弱。

“如果1914年7月時，卡勒還留在內閣，情況很可能不同。”歷史學家麥克米倫認為，“他不僅會對反德情緒濃厚的時任法國總統產生影響，還可能改變整個內閣的傾向。”

重要“和平力量”的意外缺席，也在俄國發生。深得沙皇夫婦信任的神秘主義者拉斯普京，也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曾在1913年成功阻止尼古拉二世參與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然而，他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後兩週，也遭遇了一場刺殺——一位精神失常的婦女指責他引誘少女，把刀刺入他腹中。儘管倖存下來，拉斯普京卻不得不呆在西伯利亞一家醫院靜養。

“距離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完全沒發揮出平時那種影響力。”麥克米倫認為，要是拉斯普京在聖彼得堡，情況會不同。

假如1914年，卡勒仍然是法國財政部長，拉斯普京沒有受傷，尼古拉二世很可能不會在7月30日發起總動員，並對德國的最終通牒置若罔聞。

“俄國的戰爭動員幾乎是避免戰爭可能性最終消失的節點。”勒博告訴本刊。不過，在麥克米倫看來，儘管到這時候，避免戰爭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微弱，但仍然存在——那就是英國最終參戰與否的決定。

假如英國不認真對待那張“廢紙”

直到1914年7月29日，德國首相霍爾維格還在努力爭取英國，提出只要英國中立，願意保證法國、比利時以及荷蘭的領土完整。

英國內閣中，反對貿然參戰的聲音也很強大。正因如此，受到約束的首相格雷在7月時，沒有對法國做出任何承諾。然而，德國8月3日向法國宣戰、8月4日取道中立國比利時的行為，讓英國陷入了擔憂和恐慌。

國土安全是一方面的考慮，而1839年——一戰爆發前半個多世紀，英國曾在《倫敦條約》上簽字，保證中立的比利時國土安全。德國入侵比利時，顯然令英國認為，他們應該履行在合約上的承諾。

英國的這種做法讓德國完全不能理解，在他們看來，這已經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8月4日傍晚，英國駐德大使向他遞交了立即撤出比利時、否則宣戰的最後通牒，霍爾維格對此憤怒不已：“英國與德國交戰，僅僅是為了一張保證比利時中立的‘廢紙’，叫人簡直不能相信。”

如果英國真的如德國一般，不認真對待那張“廢紙”，最終決定不參加戰爭，一戰能夠避免嗎？

在勒博看來，“歐陸國家間的大戰仍然會爆發”。然而，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未曾發生的歷史》中，卻做出一個大膽假設：儘管戰爭會爆發，但代價會小得多。

在弗格森設想的那個平行世界裏，由於英國未加干涉，德國的戰爭目標會完全不同。由於戰爭目標更為適度，德國會很快贏下戰爭。不過，德國不會“吞併他國”，而是成立一個“歐洲合眾國”——這個想法，德皇威廉二世在戰前也提起過。

德國駐比利時大使對這個願景有過更為具體的表述：“為了趕上美國強大、封閉的經濟實體，英國和俄羅斯帝國應當加入一個實力相當、包括所有歐洲國家、由德國領導的經濟集團”。這與現在的歐盟建立目的、性質都是如此相似。而且，現在歐盟的核心，同樣是德國。

弗格森還指出，沒能參戰的大英帝國將存活下來，在20世紀繼續保持“超級大國”的地位，而不至於淪落到僅僅成為德國主導下的聯合歐洲的一部分。

沒有一戰的世界

反事實歷史主義者們普遍認為，在一個沒有一戰的美好平行世界裏，沒有世界大戰，和平將成為主流。在勒博的設想裏，英國和德國的海軍軍備競賽最終以談判方式結束。英國率先對軍事預算進行削減，並鼓勵法國效仿，美國也願意進一步減少在武裝軍備上的支出，這一點將得到歐洲主要國家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他們樂於眼見軍費開轉到其他社會開支中去，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福利。

對於法國人來説，在普法戰爭中丟失的阿爾薩斯-洛林的迴歸逐漸變成一種浪漫的期待，但隨着時間流逝，沒有人會支持冒險或是復仇戰爭。

當然，那些因為戰爭而出現的新技術、新思潮（如種族平等、男女平權），也可能會因此推遲出現，甚至不會發生。

即便是最理想的反事實歷史主義者也不會否認，即便沒有一戰，人類也不一定迎來一個完美世界。相反，歐洲仍有陷入混亂和局部革命的可能。在德國和俄羅斯，反君主制的革命仍然會發生。

雖然人們對沒有一戰的世界存在不同的設想，但很多反事實歷史學者都同意一個事實：如果一戰未發生，二戰隨之也不會存在。

“沒有一戰的失敗，德國就不會感到沮喪和挫敗，”理查德·埃文斯在《歷史的另一種可能》中寫道，“也就沒有了後來的希特勒和‘二戰’，沒有了1939至1945年間歐洲戰場上的大規模廝殺，沒有了毒氣室，也沒有了納粹大屠殺。”

弗格森也在《戰爭的遺憾》一書中寫道，如果沒有一戰，那個即將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會“在維也納賣風景畫度過自己的餘生”。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Vista看天下》

● 參考資料：

《八月炮火》，芭芭拉·塔奇曼著，新星出版社

《歷史的另一種可能》，理查德·J·埃文斯著，中信出版社

《未曾發生的歷史》，尼爾·弗格森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假如斐迪南大公還活着：沒有一戰的世界》，裏查德·內德·勒博著

《重鑄大英帝國》，詹姆斯·亞當斯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