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不應忽視台灣貢獻_風聞

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官方發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表彰改革開放傑出貢獻人員的決定》，授予于敏等100人改革先鋒稱號；同時，為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持和幫助，還向阿蘭·梅里埃等10名國際友人頒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這兩份名單包含國內外方方面面的傑出人士，他們的事蹟也代表着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走過的道路。但比較尷尬的是，無論是100人的改革先鋒名單還是10人的改革友誼獎章名單，卻都沒有出現台灣人士。唯一與台灣有關係的是林毅夫，但考慮到他早已入籍中國大陸多年，且主要成就都在中國大陸取得，外界在看待林毅夫時，一般都不會將之視為一般意義上的台灣人。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港澳地區有五位知名人士入選，分別是馬萬祺、王寬誠、陳馮富珍、曾憲梓和霍英東，其中四人都是早期就投資內地的知名商人，為大陸經濟發展和慈善事業做出卓越貢獻。而在海外友人中，也有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入選，作為海外華人，李光耀不僅推動了新加坡對中國的投資，而他本人也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了諸多重要意見和建議。

必須承認的是，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投資大陸的主力軍主要是港、澳、台、僑四大來源，換句話説，台商與港澳企業家一樣，都為大陸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果這次表彰了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華人，那實在沒有理由忽略台商。

事實上，早期大陸經濟仍然相對落後，加上國際環境惡化，外資一度不願意投資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恰恰是台商衝破當時台灣當局的種種限制，紛紛借到香港和海外，前往大陸投資興業，並形成了“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的發展模式，直到現在仍然是台商投資大陸的主要模式，併為大陸外貿的快速增長髮揮了重要影響。要知道，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大陸還未與國際市場接軌，過去都是通過香港中轉，後來又藉助台灣已經開闢的海外市場，得以真正走向世界經濟舞台。

截止到2017年底，結合兩岸經濟部門公佈的統計數據，台商投資大陸的總金額已經超過2000億美元，僅次於港商。另外，如果考慮到很多台商仍然在以港資、外資名義投資大陸，實際投資金額恐遠不止此數。另外根據商務部公佈的數據，在國內出口排名前十位的港台外資企業中，台商就佔了一半，而郭台銘的富士康公司更是大陸最大的外貿出口企業。不僅如此，台商的投資還創造了一批經濟發達城市，比如廣東的東莞以及江蘇的崑山市，後者已經連續多年位列全國百強縣之首。而河南、山西等省，台商的外向型投資企業也貢獻了出口總額的70%以上。

另外，大陸改革開放受益於台灣的遠不止於投資領域，事實上，大陸在改革思路的借鑑上，也曾得益於早期台灣學者、官員的經驗分享，而大陸許多產業和技術領域的發展，也曾獲得台灣的積極協助。在兩岸開啓交流的最初階段，許多台灣學者和退休官員在前往大陸訪問時，都會受到大陸各級領導幹部的接見，在會面過程中，雙方不僅會討論兩岸關係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台灣客人都很熱切的分享台灣的發展經驗，希望對大陸的發展貢獻台灣智慧。前段時間台灣知名人士沈君山過世，筆者又找來他的回憶錄《浮生後記》來讀，這本書就特別提到，當年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在晚年想方設法向大陸介紹台灣發展經驗的往事，從中也可以感受到老一輩在台灣的中國人那份熾熱的愛國情懷，早已跨過了兩岸的政治分歧。

實際上，大陸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以及工業園區政策，很大程度上也都來自於東亞發展型經濟體的過往經驗，其中台灣當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大陸先後成立了諸如台商投資區、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台灣農民創業園，海峽兩岸產業合作示範區等一系列產業合作園區，並設立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漂綜合試驗區等區域合作區，都是為了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同時也有助於大陸自身的改革開放和產業發展。

不僅是台灣的學者和退休官員對大陸發展發揮了重要影響，台商的重要性也可與位列名單的港澳企業家相提並論。諸如王永慶、郭台銘、蔡衍明、嚴凱泰等知名企業家，都對大陸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許多影響了大陸幾個世代的著名品牌，諸如統一、頂新、華碩、HTC，甚至比港商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當我們迎來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時刻，也應該紀念乃至感念台商以及台灣各界人士曾經作出的貢獻。誠然，隨着大陸的崛起，以及兩岸實力差距的逐漸拉開，台灣面對大陸時，能夠做出的貢獻已經越來越少，在產業合作領域，台灣也只剩下面板產業等少數幾個科技類行業能夠繼續保有領先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人在看待台灣的時候，已經逐步顯露出優越感，而近年來大陸惠台政策的陸續推出，更讓人看到台灣的發展機會只能依靠大陸。

但是，這也並不意味着，就應該忘記過去台灣人的貢獻，恰恰相反，飲水思源反而有助於兩岸同胞心理距離的拉近，也讓台灣民眾能夠感受到大陸對待台灣的善意和誠意，這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無疑也是好事一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