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把這款遊戲做成一本《當代男同圖鑑》_風聞
触乐-触乐官方账号-2018-12-18 20:16
作者:劉淳 來源:觸樂(chuappgame)
黃高樂想用一種通俗易懂的形式,傳授大家不知道的東西——“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玩家產生共情。”
面對家人的質問,是繼續隱瞞,還是最終出櫃?
在《A Gay’s Life》進行到一定階段後,遊戲將拋給玩家一個兩難的抉擇。這個堪稱遊戲當中最為重要的決定,將直接導向不同的故事分支與結局。
相親、直婚?跟家人出櫃?這是遊戲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這款在畫風、交互上類似《Florence》的遊戲,是今年9月發佈在橙光平台上的一款免費遊戲(http://www.66rpg.com/game/1175832),遊戲以互動小説、動態漫畫的形式,讓玩家從主角凌浩的視角出發,去體驗一箇中國男同性戀可能會經歷的一生。
在《A Gay’s Life》講述的這段故事中,凌浩經歷的心動、暗戀與相戀,與大多數異性戀者並無二致,但因為個人取向的特殊性,又面臨着這個羣體獨有的困境。通過玩家在關鍵節點上所做出的選擇,遊戲在共13.7萬字的劇本里,設計了9個不同支線和結局,展示了一份相對不為人知的生活狀態。
這樣一款偏嚴肅的同性戀主題遊戲,在完全沒有得到官方推薦的前提下,僅僅依靠口口相傳以及大V推廣,長期盤踞在橙光平台人氣榜的前列,不僅收穫了同志(同性戀的民間説法)羣體的好評,也在不少異性戀中取得了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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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高樂萌生製作這個遊戲的想法是2017年夏天,那會他看了中國台灣地區的同志題材電視劇《孽子》,今年4月,又第一次讀完了李銀河的著作《同性戀亞文化》。
他驚訝地發現,自己以前從沒在理論高度審視過:為什麼同志圈子的人會是這個樣子?
就黃高樂個人觀察來看,儘管同性戀20年前就已經去病化,被移出了精神疾病一欄,但同志的社會能見度依舊很低,“不少同性戀者仍然有一種內化的自我憎惡與病恥感”。
黃高樂在中南大學讀本科時,在同志公益這塊非常活躍,在長沙市嶽麓區疾控中心當志願者的那段經歷,讓他注意到年輕一代對嚴肅的科普與公益宣傳不以為意,更享受娛樂性的“輕文化”。
陸續讀過一些社會學著作後,黃高樂想把自己消化的這些抽象的學術觀點,做一次公益性的科普,讓同志羣體更深刻地瞭解自己及這個圈子。
《A Gay’s Life》最早的定位是一本疾控中心的宣傳手冊,“就是疾控用於科普與宣傳、普通人拿到手看都不想看的宣傳冊”,黃高樂覺得需要找到一種更為通俗易懂的形式,“加一點能讓人看進去的娛樂”。
這到最後就變成了以遊戲為載體、圍繞主角凌浩而展開的成長故事。
已經畢業工作、身為一家長孫的凌浩,情感狀況自然成了家人親戚關照的對象。在這種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掙扎中,凌浩面臨着是否向家人坦白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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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5章的出櫃作為分界線,《A Gay’s Life》明顯劃分成了兩部分,前期是懵懂狀態下對自我身份的摸索,後期是抉擇之後的不同人生走向,貫穿始終的是一個代表“自我認同”的分數系統。
這個系統從20分開始計算,每到遊戲裏一個關鍵的地方,玩家都要根據個人傾向,選出自己認可的那個選項。比如,遊戲中描述凌浩明確自己喜歡同性後會有什麼感覺,給出了 “很有負罪感與愧疚感”“應該能矯正治療一下”或“沒什麼大不了的”幾個選項,這些選擇累計起來,以加減分的形式直接作用於最終分數。
遊戲進行過程中不時會出現這些選項,玩家選擇將直接影響左上方的數值
自我認同的分數高低,會直接決定後續出櫃環節的成敗,進而影響後續解鎖的劇情。
完成認同且順利出櫃的話,遊戲劇情將進入戀愛分支,玩家要從3個不同類型的對象中選擇其一進行交往;相反,就基本上只能走向悲劇的結局,可能是迫不得已選擇騙婚,可能是被家人送去電擊所扭轉治療,也可能是看破紅塵歸隱佛門。
出櫃這個“對中國同志非常重要”的議題,是黃高樂構思整個遊戲時找到的切入點。他注意到身邊很多同志朋友並不介意在學校或工作場合出櫃,但他們對於在家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真實形象非常謹慎。
人們到底在害怕什麼?黃高樂在王晴鋒的《同性戀研究:歷史、經驗與理論》裏找到了答案。
“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迫害同性戀的宗教土壤,唯一的問題在於這與傳宗接代的家文化相悖。”黃高樂總結。如何化解這個看似難以消除的矛盾,他在遊戲中沿用了書裏給出的辦法:“回家”——通過向最親近的家人出櫃尋求情感支持以實現在社會上的立足。
“出櫃審判”環節堪稱整款遊戲的劇情高潮,選擇向家人出櫃後,遊戲將轉入類“逆轉裁判”的質問反駁環節。親戚以輪番圍剿的形式拋出12道質問,玩家要在20秒時間限制裏快速作答。選擇正確即會讓對方的立場有所鬆動,錯誤的話將傷及自身,降低認同分數。
玩家將針對這些質問快速回復,按照黃高樂的説法,每個選項代表不同的語氣與態度。在這個環節裏,最開始選項是設計成從右往左飄的彈幕形式,黃高樂借鑑《方根書簡》《死印》等遊戲,最終實現成了現在這樣
面對長輩常見的誤解、疑惑、逃避與拒絕,玩家要在曉之以理的基礎上兼顧動之以情,而在一些特定的問題上,黃高樂故意動了手腳,無論選哪個選項都將不起作用。
這個框架同樣是黃高樂從王晴鋒的書裏取來的,書裏面將父母的接受過程分為5個階段:否認、憤怒、商討條件、悲傷鬱悶,最後平和。他按這個思路模擬長輩的應對方式,再結合貼吧、論壇大量的出櫃案例,最終實現了這樣一個讓不少玩家心跳加速、緊張冒汗的環節。
“這個遊戲其實所有觀點都來自社會學,來自學者對同性戀羣體的觀察與解讀。”黃高樂希望藉助遊戲對出櫃過程的展現,為同志提供一種正向、有效的出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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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出櫃這個核心議題,在設計遊戲的分支劇情時,黃高樂採用了一種符合學術規範的思路,力圖概括一箇中國同志的全部可能。
“這些故事不是我憑空腦補、閉門造車想到的。”黃高樂説,“遊戲的每一個橋段,你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類似的參照,或是在社會學專著裏找到相關的調研。”
李銀河在其著作《同性戀亞文化》中闡釋同性戀的成因,交往方式的不同、對待婚姻的態度等一系列議題時,呈現了不同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故事,黃高樂參考書裏的這個脈絡,提取了一個大概的故事分支。
黃高樂希望把遊戲做成一個同性戀者圖鑑。“你可以把它叫做《北京男同性戀圖鑑》。”他説,“同志羣體方方面面都涉及一點,我希望它全面,但不要特別深厚,儘可能保證劇情的完整性。”
遊戲最開始設計了11個結局,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精簡成了現在的9條分支劇情,有2條故事線直接被剔除,一個是凌浩“深櫃”到底孤獨終老,另一個是私生活混亂染上艾滋。前者是因為這些對象主動放棄發聲,無法得到文獻資料的支撐,後者則是相關話題尺度較大相對敏感,反覆考慮之後進行了取捨。
基本的故事框架有了,黃高樂開始填充細節,他從現實新聞、友人經歷,以及自己在特定階段時的感悟中截取素材再融入遊戲,北京同志中心、同性戀親友會等組織文獻資料裏的訪談、記錄也為他提供了不少幫助。
遊戲中支持凌浩的奶奶的原型,是新聞“中國好外婆”裏的主人公。這位90歲的奶奶公開力挺外孫的取向,還嘗試説服自己女兒、女婿也去接受;遊戲中,凌浩媽媽去公園撐起彩虹傘為兒子徵婚的那段劇情,對應到現實中,是同性戀親友會里的家長在上海人民公園替孩子“徵婚”的新聞。
出櫃成功並得到父母支持後,後續支線將會解鎖徵婚劇情
在出櫃失敗後的“矯正治療”線裏,凌浩的那段心理獨白也源自現實,北京同志中心曾發佈過一份《中國同志心理健康調研報告》,末尾附了兩個曾接受扭轉治療的匿名調查者的訪談。
這種在故事上“取之於生活”的處理方式,讓遊戲獲得了不少“真實”“感人”的評價。
“沒有脱離中國語義環境,同時還能做到非常感人。”黃高樂很欣慰最終能實現這樣的效果,整個團隊在開發時也一直有個原則:保持克制與理性,拒絕刻意的煽情。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先後考慮過日漫和寫實畫風后,製作組最終採取了與《Florence》類似的插畫畫風,除了畫起來速度快,這個風格也不流俗。
“如果遊戲的定位是同志的話,或許會選擇另一種更寫實的畫風,劇情上也可以更感性。”黃高樂説。
遊戲中唯一稍顯矯情的部分是,凌浩少年時期探索取向划船行進的那段夢境,那段過場充斥着各種有所指涉的藝術意象,從大衞的雕像、達利的時鐘,到維納斯女神。
這段划船而過探求自身的夢境,是遊戲中最浪漫的一個場景
美術繪溪指出這部分有些“用力過猛”,黃高樂覺得這是為了表現凌浩那段時間懵懂、朦朧的狀態,兩人商量過後最後還是把這個遊戲裏的情緒小高潮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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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組建一個小團隊並把遊戲做出來,對從小就夢想着製作遊戲、現在在北大念應用計算機博士的黃高樂來説,這一切得益於橙光遊戲平台的幫助。
“我最關心的不是用什麼引擎,而是目前正版授權的圖片與音樂成本太高,價格低廉甚至免費的素材對我非常有幫助。”黃高樂最開始用《橙光文字遊戲製作工具》製作遊戲,就是看中了橙光遊戲背後的免費素材庫。
大四寒假那會,黃高樂在橙光上做了一個仿製熱門相親節目的遊戲《非橙勿擾》,遊戲一下子在網上火了,他與橙光合作成了簽約作者。
2018年5月,橙光發佈了一項“金橙製作人”的遊戲招募計劃,黃高樂寫好《A Gay’s Life》的立項書交了上去,編輯回覆:可以試試,但不一定會收錄。
也是通過橙光遊戲平台,團隊其他成員陸續加入,狗人繪製場景、雁行疏設計交互、繪溪負責CG,黃高樂還邀請土龍為遊戲演奏了4首古典音樂。
遊戲開發過程中,狗人跟雁行疏因個人原因中途退出,只有繪溪全程參與。在央美學動畫的繪溪,一週就能畫好七八張CG,還為劇本提供了不少建議。
跟《Florence》一樣,遊戲裏設計了許多互動小遊戲,用以替代一些基礎的敍事內容
接下來半年時間裏,黃高樂每週會花大量時間查文獻、寫劇本,有時候一天能連續工作12小時以上。他和團隊每週會有一個固定碰面時間,大家經常一塊待到晚上10點以後。黃高樂將新寫好的劇本告訴團隊,其他人據此定下人設、場景、分鏡,他再根據效果反過來豐滿劇情。
黃高樂之前玩過《Florence》,他覺得這款遊戲高明的地方在於:全程沒有文字,只通過交互設計就能喚起共情。《A Gay’s Life》借鑑了它的形式,但“故事差別很大”。“《Florence》是講一個大家達成了共識的故事,我們的遊戲是傳授大家不知道的東西,”黃高樂説,“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玩家產生共情。”
“《Florence》是通過純交互、單線敍事的手段,來喚起玩家曾有過的感同身受的戀愛體驗,我們的作品希望通過故事與分支劇情,向讀者介紹一個他們可能不曾瞭解過的羣體,”黃高樂説,“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玩家產生共情。”
最終,《A Gay’s Life》甚至“驚動”了《Florence》原作者、《紀念碑谷》主設計師王友健,雖然看不懂中文,他通過外媒記者向黃高樂表示,自己很高興有人借鑑《Florence》的形式講述自己的故事。
王友健在推特上表達了自己對《A Gay’s Life》的好奇,黃高樂知道後也特別高興,他説,那種感覺就像是“我寫了一篇論文引用了他的成果,還得到了被引用者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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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y’s Life》在網上走紅之後,眾多好評聲中,也出現了一些批評的聲音。
這些意見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後半程故事性開始走弱,部分支線還掉書袋式地塞進了大量議題,呈現上又顯得淺嘗輒止;二是可供選擇的可能過少,只有一條線會導向好結局,暗含的意味是“唯有出櫃才是正道”。
關於第一點,黃高樂説,他不只是想在遊戲裏呈現一種現象,他還想為大眾科普現象背後的成因,除了劇情中的議題轟炸,這些其實也反映在了穿插遊戲當中的詞條、貼士上。
遊戲裏面的這套詞條、貼士系統,很像一個關於同志知識的小百科
“如果我不在遊戲中加這些線的話,總感覺遊戲不夠完整,很多深入的東西沒辦法傳達給想看的人。”黃高樂表示,8章後的劇情主要是面向同志玩家的,這些學術分析對同志羣體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另一個原因是時間有限。《A Gay’s Life》的製作週期預計半年,可是團隊到8月份才完成“出櫃審判”章節,3個男主的感情線當時還沒有着手製作。黃高樂很着急,又不想之前的伏筆派不上用場,最後索性“破罐子破摔”,在保證故事線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將大量密集的知識點鋪到了後半程。
關於第二點的處理方式則帶有黃高樂的一點私心:“我在這條線後面加一個最好的結局,是因為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樣做對大家的自我認同、對提升整個社會包容度是有好處的。”
黃高樂在故事分支的設計上有自己的一套價值判斷標準。在這套標準中,唯有獲得足夠自我認同、順利出櫃,才能迎來自己的幸福人生。遊戲中,如果選擇不混圈的話,自我認同分數會降低,原本設想的形婚線也被刪除,換成了同直女的騙婚線,這些設計正是基於上述這套價值判斷標準。
“作為遊戲製作人,我永遠沒有辦法討好所有的玩家。但是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態度,表明我是支持出櫃的,不建議深櫃。我反對矯正治療,我反對騙婚,不建議形婚,支持婚姻平權。‘掩飾’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冒充’是我堅決反對的。”黃高樂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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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高樂在生活中從不掩飾自己的同志身份,他在社交媒體上的過分活躍,有時還會受到同類“太過高調”的批評。在他看來,這都是因為自己的“脱敏”工作做得好。參照遊戲中的自我認同分數系統,“我自己的人生階段基本上都是加分項”。
黃高樂
黃高樂小時候朦朦朧朧對同性產生好感,中學跟同學談論自己喜歡的男生,到高中時因為同學説漏嘴被公之於眾,在班級面前被動出櫃。自那以後,向身邊人出櫃對黃高樂而言是個很自然的過程,他覺得自己算是比較幸運,“沒有遇到主流社會的歧視”。
“作為一個順利出櫃的同性戀者,我有義務把我的體驗告訴大家。”但這不代表黃高樂鼓勵所有同志無視條件盲目出櫃,“我並不是想強迫所有人出櫃,而是希望讓他們做出自己的選擇,只要他們的選擇沒有傷害到其他羣體。”
“我以我的視角寫了這個故事,但我不可能講完所有人的故事,我希望生活在不同環境背景下、持不同觀點的人,也用自己的作品來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
他們的故事可能與黃高樂的幸運經歷不同,可能充斥着歧視、排斥與霸凌,但在黃高樂看來,重點在於要自己主動發聲。“我想做這樣一個號召**,**我可以帶一個頭,希望大家出來講。”這是黃高樂站出來的原因。
他也希望《A Gay’s Life》可以成為對當下同志羣體生存狀態的記錄與見證,與此同時,遊戲中並無悲情且相對正向的劇情處理方式也是希望給大家帶來一些動力。
“我們的作品其實對未來有一種美好的希冀。我希望同志羣體玩完遊戲之後不要失去希望,家長看到後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接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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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10月份的最後一次精修後,《A Gay’s Life》的更新暫時告一段落。
黃高樂計劃春節的時候推出一個番外,講的是好結局中凌浩帶對象回家的故事,在這之後,還可以讓凌浩奶奶當主角,講講她年輕時的故事。他一直覺得遊戲探討的話題其實可以繼續向外拓展,加入更多有關性別平權的議題。
黃高樂還計劃進一步“精修”遊戲,並且增加多語言的支持,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希望遊戲最終能以完成品的形式登陸App Store或Steam
上個月,中國台灣地區舉行的反同婚“公投”最終通過,台灣地區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可能遭遇挫折,但放在整個中國的視角去看,黃高樂對於中國同志的未來依舊持樂觀態度。
他以視聽協會的《審核通則》將同性戀列入性變態一事舉例:“其實早在2012年版的《審核通則》裏,同性戀就被列入了性變態,為什麼大家去年才意識到這個問題?”
黃高樂的理解是:“以前大家都不認為這個條例有問題,社會對同性戀羣體的支持或理解程度偏低,同性戀者即使不滿也沒有能力去批駁。現在這種變化恰恰説明,我們的社會更加包容,大家更有平權意識了。”
“社會的確是在慢慢進步的,現在就看同志自己努不努力了……勇敢的人越多,願意出櫃的人越多,這個過程就越快,如果大部分人都選擇觀望,或者説都想要搭順風車,這個過程會無限地慢,可能還會停滯不前。”
正式跟父母出櫃,黃高樂也是借這次製作遊戲的契機完成的。
因為之前做過預出櫃的鋪墊,黃高樂知道父母其實早有所察覺,製作遊戲的過程中他就想“冒一次險”,他先是跟父親挑明,父親沒有太大反應,後來又跟母親坦白,母親也很順利地接受這個事實,只是執意要看他對象長什麼樣。
“我原本期望的是父母的反應能給我一些靈感,讓我把這個遊戲做得更好,結果他們的反應非常平和,沒有任何高潮。”他半開玩笑地説,“這個櫃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