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讀懂了義烏，也就讀懂了中國的改革開放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港股挖掘機”

0 大時代與好時光

改革，開放，牽一髮而動全身，並非一蹴可就。回望過去四十年，身處曾經“最不可能地帶”的浙中義烏，卻是在一路走富、走強、走大，併成為小商品世界中心。

義烏的四十年，是小商品累積出來的大時代，是小人物奮鬥躍升的好時光。歷史的長河中，有人順勢而為，有人矢志堅守，但無論以何種姿態，都既行走在時代的脈搏上，也隨即塑造出這脈搏的模樣。

作為今人，四十年來回頭望，唯有品味，學習，思索，繼續前行。

1 四十年

1978年夏天，電影《紅樓夢》在義烏上映。已經十年沒看過古裝電影的義烏人如獲至寶，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工作人員忙得一塌糊塗，即便每天連排五場，現場依然座無虛席。

然而觀眾們也並沒有完全過癮，100多分鐘的電影完結後，總有些鏡頭和情節叫人回味不已，若要再看一遍，能不能買到票且不必説，看完之後還是空空如也，好不苦惱。

彩色版《新紅樓夢》1962年公映，1978年重映

就在此時，有眼尖的人注意到，影院門口看自行車的小孩在兜售印有“寶黛釵”的相片，叫價一張一塊。仔細看過後，居然是《紅樓夢》的照片和明信片。這在當時既是稀罕至極的寶貝，又非常契合大家剛看完電影的心情。

因而，這些照片極受歡迎，沒過多久便一搶而空。

歷史的轉輪開始指向義烏。可能是改革開放那年“最早的小商品商人”自此登上舞台——看自行車的小孩只是“代銷”，TA的貨來自一位27歲的農村婦女：何海美。

何海美是義烏第一批個體户，同時也是第一批“萬元户”。

選擇做“生意”其實是她的無奈之舉，由於自己是農村户口，就算嫁給了在副食廠上班的城市丈夫，她家的小孩還是沒法上户口，她自己更談不上找什麼工作補貼家用。

賣劇照相片並不是她嘗試的第一份買賣，在此之前她幹過好幾樣活，包括給人做衣裳，結果縫紉機頭還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人給“割”走了。

由於彼時政策尚不明朗，此前已被“盯上”的何海美還不敢自己露面，她只能找看車小孩這樣“目標不明顯”的合作伙伴，幫忙銷售。

電影《紅樓夢》在義烏放了三天，刨去洗照片的成本和給看車小孩的分成，何海美淨賺三十幾塊——跟丈夫那時候一個月的工資相當。

嚐到甜頭的何海美開始引進更多的劇照品類，也學着自己去翻拍製造，起早貪黑去更多的地方偷偷售賣這些小物件。生意越做越大，到1981年時，她已攢夠了5萬元，挖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子。

時鐘往後撥整40年。

2018年冬天，27歲的阿富汗青年Rabbani在自己義烏市金茂大廈的辦公室中看着微信上的家庭小視頻。

在中國的生意今年已經差不多了，他計劃在元旦之後機票便宜點就回一趟老家。

視頻中裝修温馨、窗明几淨的伊斯蘭風格大房子是他今年4月份在老家買下的，“180平米，用我自己的錢買的“他用中文強調。

Rabbani在老家的大房子（視頻截圖）

Rabbani 2016年底到的中國，父親是當地一個普普通通的雜貨店老闆，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在阿富汗，已屬中產一層，他要來中國義烏，一是經朋友推薦一起來開外貿公司，二是單純想自己賺錢養家。

義烏果然沒叫他失望，很快他和朋友便開拓了在英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客户，貨物都銷得不錯，尤其是中國產的老鼠粘，在英國特別受歡迎，一單提成可達10%。

可能唯一的麻煩是被公認為“最難學語言”的中文，不過仍架不住Rabbani勤奮好學，到2017年四月份，他已能相對自如地應對市場上的聽與説，從此連助手和翻譯的錢都省了。

Rabbani是在義烏居住與工作的上萬名外商之一，如果按中國的習慣劃分，他就是一個道地的90後。只是這個90後滿腦子都是他的生意和賺錢，注意到義烏的國際物流特別發達，Rabbani打算從老家回來後多往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當地市場跑跑，再為自己拓一拓客户羣體。

下一步的打算，他是想讓父親乖乖退休，“每天只管睡大覺就好了”。

改革開放40年來，從賺到5萬塊的何海美，到買了大房子的Rabbani，在中國浙江義烏市，時間之河靜靜流淌，經過了無數的個體，也經過了無數的故事。

2 雞毛飛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就在何海美三天賺到丈夫三十天工資之後不到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1979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在各地農村試行，《草案》明確指出：“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不得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取締”。

一個新的時代正在緩緩拉開帷幕。

義烏經商曆史悠久，素有“雞毛換糖”的傳統。

據《義烏縣誌》載：“早在清乾隆時，本縣就有農民於每年冬春農閒季節，肩擔‘糖擔’，手搖撥浪鼓，用本縣土產紅糖熬製成糖餅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門換取雞鴨鵝毛、廢銅爛鐵，以取微利。”

義烏民間行商習俗經多年演變，逐漸形成“敲糖幫”。新中國成立後，“敲糖幫”雖逐漸萎縮，但並未徹底絕跡。由於人多地少，每逢春節前後，仍有不少義烏農民挑擔外出，風餐露宿，翻山越嶺，搖着撥浪鼓，“雞毛換糖”。

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東風漸起，商品經濟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凍，手工製品、農產品慢慢擺上了集市……

位於義烏東部的廿三里鎮於是出現了廿三里集市。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發組織的。按照傳統，逢“一四七”上午九點到十一點開市。不過，現在是叫集市，在當時也只是供銷社中間的一塊空地，與四分之一個足球場一般大。人們提着籃子、揹着布包，在這裏交易所需之物。

廿三里集市一角（翻拍自義烏檔案館）

由於是羣眾自發組織的，規模始終也沒有多大，何海美、陳萍（紐扣大王）、馮愛倩等老一輩義烏企業家都曾在此擺攤。

不過事情並非一開始就一帆風順，直至發生**“農婦與縣委書記之爭”**的故事。

改革開放初期，許多政策的施行在地方上一度面臨兩難的境地。當時，義烏縣政府對小百貨經營態度是“上面沒有開口，農民經營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意思是：“明管暗放”。

説白了，有些人還是怕犯“方向性”的錯誤。

 “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簡稱“打辦”）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例證，包括馮愛倩、陳萍在內的第一代經營户，都有過東躲西藏、和“打辦”鬥智鬥勇的經歷。

然而作為5個孩子的母親的馮愛倩，顯然需要承受更大的壓力。

1982年5月，受夠了氣的馮愛倩鼓足勇氣，在義烏縣委旁邊的理髮店門口堵住了新任縣委書記謝高華的路。

帶着委屈與氣憤，馮愛倩忘記謝高華是衢州人而是用義烏方言責問他為什麼政府不允許農民擺攤？在得到謝的提示後，她又趕緊換成普通話説了一遍。

“老百姓吃不上飯就得找當官的。今天你同意我要擺，不同意我也要擺！”

撂下這句話，馮愛倩邊往外走（跑）邊哇哇地哭了起來。

馮愛倩的“斗膽直言”給了謝高華極大的衝擊。

這位時年51歲、已有3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人做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聽取農婦的建議，繼續在義烏開展市場調研，並最終拍板——開放小商品市場。

除此之外，他還破天荒地做了承諾：出事我負責。

謝高華（中）召開工作會議（圖源：浙江在線）

1982年8月25日，專為設立新市場而組建的義烏縣稠城鎮整頓市場領導小組，發佈了一則《通告》，明確宣佈：

將於當年9月5日起，正式開放“小商品市場”，一個在稠城鎮湖清門，另一個在廿三里鎮。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由此誕生。

彼時，十幾張手抄的《通告》沿街張貼，滿大街都是圍觀羣眾，場面頗為壯觀。前來報名登記擺攤的人更是絡繹不絕，幾乎把當時的整頓市場領導小組辦公室圍了個水泄不通。

市場開放當日，有口述史記載：

“當1982年9月5日湖清門稠城鎮小百貨市場正式開業時，沒有鑼鼓喧天，沒有彩旗飄飄，沒有領導在現場露面。數以百計的商户在露天的場地裏默默擺着攤，彼此心照不宣。”

（義烏稠城小百貨市場，圖源：中共義烏市委宣傳部）

歷史從來不會自吹自擂，很多時候當我們回到現場，反而會對遠不夠宏大敍事的靜默感到訝異。

而就是這樣一種心照不宣，讓改革突破層層重圍，邁出了實質性的關鍵一步。

電視劇《雞毛飛上天》有句台詞流傳很廣，似可作為最佳註解：

“雞毛很賤，但是它養活了我們的祖祖輩輩，雞毛也很輕，但只要有點風，它就能飛上天。“

3 五代更迭

謝高華在義烏只做了兩年書記，卻成為義烏人熱愛至今的老書記。他冒着“丟掉烏紗帽”而拍板的“興商建縣”方針被沿襲至今，已演化為義烏何以成為義烏的核心靈魂。

1982年9月16日，國務院決定將160種小商品價格正式放開，實行市場化調節。

1984年10月，謝高華在全縣鎮鄉黨委書記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興商建縣”（義烏撤縣建市後改為“興商建市”）的發展戰略，指出要“以貿易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城鄉一體化，興商建縣”**。30多年來，這個發展戰略仍在被一以貫之。

1986年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報道《開發民間市場，帶動農村企業，義烏“興商建縣”變富步伐快》及評論員文章《大興民間市場》，是為中央黨媒對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最高肯定。

隨後，10月29日《浙江日報》刊載《這裏是小商品的世界》；11月1日《中國商業報》刊登又章《江南市場的一顆明珠一一記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

讚譽紛至沓來，更迭永在延續。

義烏小商品市場，從1982年的稠城小商品市場算起，36年間，歷經五代更迭，其間8次搬遷、10餘次擴容，既邁步向前，也風雲不斷，有悲有喜，亦有悲中見喜。

如今已麻煩纏身的“浙江女首富”周曉光，便是在1985年選擇結束流浪生涯，回到老家嫁給了同樣做繡花樣的虞雲新。婚後，兩人拿出所有積蓄，在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裏買下一個攤位。

若要追溯，那便是明星企業“新光集團”的前身了吧。

曾一度廠房佔地達400畝的“拉鍊大王”陶海弟，也是在80年代擺攤實踐中，發現拉鍊的巨大優勢，於是重點經銷拉鍊，成為義烏最早的拉鍊經營者之一。

陶海弟和他的拉鍊產品

人稱“世界吸管大王”的樓仲平，亦於1991年回到義烏，開始考慮找一個穩定的行業安身立命。正好彼時義烏第四代小商品市場“篁園市場”剛建成，樓仲平拿到了一個日用百貨攤位。

樓仲平工作照 攝於1997年

在時代面前，人人機會平等，同為“義商代表”，樓仲平與陶海弟的不同命運軌跡，常叫人嗟嘆不已。

與幾乎所有最開始在義烏髮家的企業家一樣，樓仲平的生意也是主打薄利多銷策略，畢竟一根吸管只賣0.8分錢，去掉原材料、工人、設備、運輸成本之後，純利潤大概在10%，也就是一根吸管就賺0.08分錢，100根吸管賺8分錢。

利潤雖然極薄，但樓仲平的“雙童”工廠，每天生產出來的吸管至少有20噸，薄利多銷便成了致勝的法寶。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在陶海弟的拉鍊生意之上。

歷史也彷彿商量好的一樣，做拉鍊生意的和做吸管生意的，都先後意識到了品牌與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也隨之誕生了偉海拉鍊與雙童吸管兩大自主品牌，並都擁有自己的產研團隊。

命運的分叉口出現2006年到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

樓仲平悶頭研究，從情趣化、功能性、娛樂化三個方向做了創新設計和發明，並申請了專利。到2009年11月17日，第一批37項專利獲得通過。

陶海弟則被傳並不滿足在拉鍊方面的成就，尤其是當看到身邊的朋友都介入房地產業之後……而與其在拉鍊行業的成功不對稱的是，陶海弟在房地產領域的表現並不如意。

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連鎖影響下，陶海弟面臨資金鍊短缺的問題，雖幸得有關部門相助勉強過關，但此後“錢”的問題一直困擾着昔日拉鍊大王。

2014年，國內房地產行業終結了高增長態勢，一些區域房價下行。已在房產領域糾纏許久的偉海拉鍊再次遭遇危機。由於窟窿太大，這次陶海弟未能脱局。

與此同時，坐擁諸多專利、始終專注主業的樓仲平卻迎來最好的時光。

直到2018年吸管行業迎來革命之年，歐盟、日本、韓國多個市場禁用塑料吸管，國內也在有意跟進之時，“雙童”在2006年研發的一款澱粉基材料生產的“可降解吸管”，卻意外大賣。

在接受“正和島”採訪時，樓仲平這樣形容這款12年前的“老”產品的熱銷程度：

“1個月賣出過去12年的總和還要多，訂單已經排到12月以後。”

4 勇立潮頭

浙江省義烏市委常委、副市長多佳曾這樣梳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歷程：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初，義烏率先建立小商品市場，也就是第一代“馬路市場”。

各地湧現出各類市場後，義烏市場轉型發展為第二代批發市場，成為全國小商品流通中心。

第三代市場以商帶工，發揮商貿資本雄厚、市場信息靈敏等優勢，發展與市場關聯度高的小商品加工業。

第四代市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義烏大力發展國際貿易，向全球出口小商品，逐漸形成以國際貿易、洽談訂單、商品展示、現代物流等為主的新型業態。

如今的第五代市場，初步形成了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融合、線上貿易與線下貿易融合的新局面。

也門裔商人賀丹（中文名）便是在第四代市場勃興之時來到的中國。

賀丹今年33歲，2005年到中國，已於2014年取得俗稱為中國“綠卡”的**《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從20歲的楞頭小夥到如今的中年大叔，賀丹用13年在中國立業、成家、撫養子女。

如今最讓他操心的，除了偶爾滯留中轉港口的貨物，就是已經在讀3年級的大兒子的學業了。

賀丹工作照

賀丹出生在一個商人世家，父親在也門當地做水泥生意，一心希望下一代能潛心學業，“最好讀到博士學位”，因此2006年當還在華南理工大學讀研究生的賀丹提出要輟學做生意時，老先生無法保持淡定。

“讀到的學歷會讓你受用終身，會一本萬利的好生意；現在出來做生意，你有賠本的風險。考慮好了再跟我説。”撂下這句話後老先生氣呼呼地掛斷電話。

三天後，賀丹回電：還是選擇做生意，您不知道在中國機會是有多好。

或許商人的基因本身就是代代相傳，站在2006年的廣州，賀丹敏鋭地嗅到了中國外貿大發展的大機會。

當年底，懷揣湊來的10萬塊人民幣，賀丹從廣州來到義烏，花一萬多租了一年的房子，再用五千多請中介幫忙對接公司註冊、執照等事項，拉線上網、電話開通，摸清去市場的路線，憑藉學生時代積累的人脈，不出一個月就開出第一單，即便是與人合作只能分傭，也淨賺10多萬。

如果歷史會配對，它一定會把1978年在影院門口數着鈔票喜極而泣的何海美，跟2006年五愛小區盯着賬户餘額發呆的賀丹串聯起來。

兩個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不同信仰不同教育背景的年輕人，在同一片國土同一場改革同一個市場同一座城市中收穫了相同的人生躍遷。

由於誠信經營、勤勞肯幹，賀丹的外貿公司在2012年底貿易額首次過億，並在之後以這個狀態保持至今。

2014年拿到中國“綠卡”之後，他開始慢慢培養自己融入這個國家。各大衞視台輪番播放的“抗日神劇”，他回家後也會看，兒子寫作業的語文題，他也會主動去幫忙“檢查”。

從去年開始，賀丹將一套中國“最暢銷”的書籍作為自己的枕邊書：《毛澤東選集》。一次偶然的機會，賀丹從朋友處得到“毛選”的阿拉伯語版本，自此便迷上了這位“偉大的中國老人”。

2018年12月的一個普通夜晚，在一家人聲鼎沸的土耳其餐廳中，賀丹談及自己的“毛選”讀後感：

“他很智慧，喜歡他看待問題的方式，教會我許多，無論是做生意，還是做人。“

5 爭渡 爭渡

2018年7月15日，空氣中瀰漫着緊張又歡樂的氣息。其實要到北京時間的當天夜裏11點，熱鬧刺激的世界盃才將迎來最終決賽：傳統勁旅法國隊迎戰實力遜色不少的克羅地亞隊。

是“貴族”法國順利奪冠，還是黑馬克羅地亞一路“黑”到底？鑑於本屆世界盃已發生太多“奇蹟”，在比賽開始之前，人們不得不認真起來，各種技術分析帖充斥着論壇、微博，和朋友圈。

決賽前幾個小時，一張微信聊天截圖不脛而走，突然成為朋友圈“爆款”，不少看到的人都下意識地“轉將”起來。這張截圖，內容直指馬上就要開始的決賽：

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講，這種沒頭沒尾的東西，是互聯網生態裏最“水”的信息之一，只是在這個時候，卻因為連續出現了同一個關鍵詞，變得可信度陡升。

記性沒有很差的人，大都還記得兩年前，就是這個關鍵詞成功“預測”過一次影響全球至今的大事件：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如您所見，它便是“義烏”， 相信有那麼一瞬間，在球迷和吃瓜羣眾的眼裏，義烏已然站在了**“世界之巔”**，不然社交網絡上也不會有那麼多人開玩笑説：

是否考慮建立一個“義烏指數”？因為它實在是“太準了”。

網友的話自然是一句玩笑，不過現實中，義烏的確有它的指數——“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也的確簡稱**“義烏指數”**。

該指數由浙江工商大學統計科學研究所和現代商貿研究中心、恒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研發，於2006年10月在“2006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上正式對外發布。

不必太謙虛地説，在小商品領域，義烏確實站在了“世界之巔”，而且這項成就在12年前就早已達成。

在2018年，義烏早已坐穩我國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寶座，在不少官方和非官方的場合，“世界小商品之都”這個美稱也常見諸報端。

從浙江省貧困縣，到世界小商品之都，義烏的40年，毫無疑問是無比勵志的40年。

這40年的義烏，像極了一個資質平平的少年，他已知自己絕非天選之子，又窮又不漂亮；但他知勤勞，像何海美那樣有機會就死命抓住；知爭取，像馮愛倩那樣就算會捱罵也要斗膽一言；知擔當，像謝高華那樣敢於喊出“出事我來擔”的豪言；知專注，像樓仲平那樣忍受寂寞潛心做好自己的產品；知審時度勢，像賀丹那樣及時看到時代的浪潮並義無反顧地入場。

義烏的40年，豈非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進程的縮影，更是中國融入全球化、影響全世界的縮影？

每一個在義烏工作與生活過的人，都曾或多或少被這座城市的氣息打動過幾回，事實上打動他們的，豈非就是他們自己？

一位義烏本地的青年女作家在其新近一篇題為《爭渡》的散文中這樣寫道：

“這枯荷雖然看起來毫無生機，厚厚的淤泥下卻孕育着勃勃生機，一有機會便會噴薄而出。”

在為旁人解讀時，她這樣概括：

“如果説義烏人在雞毛換糖中找到了發家致富的渡口，那麼爭渡就是義烏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永恆的主題，不斷進取，不斷創新。”

——竊以為，把以上**“義烏”全都替換成“中國”**，不僅毫無違和感，效果還明顯會更為通順。

權以此文，獻給2018每一位還在為美好生活不懈奮鬥的中國人，40年來，一如既往的、勤勞勇敢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