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抗戰歲月_風聞

林語堂的抗戰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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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錢鎖橋的新作《林語堂傳》最近由新民説·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他在國內大學講座的精簡版，試圖從整體上考察林語堂在抗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澎湃·私家歷史

近年來抗戰話題很熱，學界研究有很大進步，媒體也很關注。我也湊個熱鬧，講一個人的抗戰故事——他的戰場主要不在中國；他用的武器不是彈藥，而是一支筆，一支寫英文的筆——希望可以擴展我們審視抗戰的全球視野。

我個人非常贊同中國抗戰歷時十四年，而不只是八年。中國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世界史也應如此寫。可惜，世界史歐洲中心主義還是根深蒂固，不僅認為“九一八事變”不是世界大戰的起點，“七七事變”也不算，都説“二戰”是1939年至1945年，中國人也跟着説。起碼可以説廣義的抗戰十四年，狹義的抗戰八年。“九一八”的時候林語堂在英國，次年回國後創辦《論語》等刊物，在文壇掀起一股幽默清風，這都是廣義抗戰背景下的產物。特別有兩篇調侃時任日本外相廣田君的小品，那真是奇文。

但這裏還是講狹義的抗戰階段。這又可以分三個階段：“七七事變”到珍珠港事件美國參戰，再到盟軍諾曼底登陸，再到兩顆原子彈結束戰爭。三個階段的焦點、議題都不一樣，我這裏只講前兩個階段。

我們知道，林語堂因《吾國與吾民》一書在美國一舉成名，他的書商兼朋友華爾希、賽珍珠夫婦邀請他赴美。1936年林語堂一家赴美后又寫了另一部更為暢銷的書《生活的藝術》。我們先看一下戰時林語堂的足跡：

1936年8—1938年2月：美國，紐約（1937年8月，古巴度假）1938年3月—1939年7月：法國，芒東鎮/巴黎1939年8月—1940年3月：美國，紐約1940年5月—8月：中國，重慶1940年9月—1943年9月：美國，洛杉磯/紐約1943年9月—1944年3月：中國1944年3月—1948年7月：美國，紐約

林語堂本來打算在美國待一兩年，寫一本哲學書，即《生活的藝術》，如有可能的話再到歐洲住一段時間。現在抗戰全面爆發，書還沒寫完，但林語堂決心已定：回國投入抗戰。當時林語堂的美國朋友華爾希、賽珍珠等人對這種“愛國熱忱”非常不以為然，認為在這個時候，他應該留在美國，向美國人講解中國，以此為中國發聲。還有讀者主動給出版商寫信，詢問林語堂的去向，是否安全。

但林語堂不聽，堅持要親身回國參戰。《生活的藝術》寫完出版後，他便離開紐約，試圖經歐洲返國。結果在歐洲滯留了一年，撰寫小説《京華煙雲》。次年8月，歐洲戰場烏雲密佈。林語堂在巴黎待不下去了，又轉回紐約，處理《京華煙雲》的出版事宜。次年3月，林語堂安排好以“普通人”的身份，全家一起乘海輪迴國。可當時林語堂已經是國際知名作家，媒體追蹤他的一舉一動——一到重慶就有媒體報道，躲避日機轟炸的照片立即被登出。蔣介石和宋美齡也馬上接見他，從此他們保持着通信聯繫。

林語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慶躲避日機空襲，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語堂長女林如斯。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林語堂就自己應以何種方式抗戰求助蔣宋。他們明智地決定：到美國為抗戰發聲，比在重慶躲炸彈有用得多。於是林語堂又回到美國，作為中國的“民間聲音”，雖然是以“蔣介石侍衞室官員”的身份拿的外交簽證。

我們可以從林語堂在抗戰期間扮演的不同角色來看這一個人的抗戰：

第一，林語堂是個“記者”，給《紐約時報》等美國報刊撰寫時事報道，第一時間通報中國情況，闡述中國的“民間聲音”。第二，林語堂在美國的成功在於推介中國文化，被譽為“中國哲學家”。抗戰全面爆發後，他運用其文化資本，用藝術手法（小説創作）呈現中國人的抗戰形象，同時着重闡釋一個“現代中國”。第三，他是一位後殖民批評家，號召運用中西智慧共同創建一個新的文明。第四，擔當“國師”的角色，給蔣介石建言。第五，擔任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給中美兩國老百姓做信使。

一、戰時記者“七七事變”後不久，全球媒體聚焦中國戰事。8月《生活的藝術》完稿，林語堂到古巴度假，《紐約時報》發電報追來約稿請他談談中國時局。《紐時》的意思是要這位“中國的哲學家”談談中國人會如何運用自己的哲理坦然接受被征服的事實，或許將來再在“文化上”做功夫。林語堂和《紐時》反覆來回電報，最後一口拒絕，堅稱這次中國人會戰，哪怕是用自己的身體去堵敵人的槍口。給出的理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中國人民的士氣、蔣介石的領導，以及打持久戰中國擁有遼闊疆土的優勢。在此際，中國有林語堂這個“民間人士”在《紐約時報》發聲，其作用真是金不換。

林語堂自“九一八”以來，一直是主戰派。他並不是不懂“中國有長程哲學，卻沒有短程炸彈”，但他認為，一個民族的精氣神更為重要，戰爭的輸贏並非完全由炸彈的數量來決定。因為沒有炸彈，便使勁壓制民族主義情緒，不如放開一搏，用空間換時間，打持久戰，“只要戰爭打成僵局，中國就實際上贏了。”但這需要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的犧牲，敢於“堅壁清野”，才能耗得住。當然，外援也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林語堂還在重慶時，便給《紐約時報》發了一封快報，揭露日機轟炸的殘忍。林語堂説，這些轟炸顯示“日本人竭盡全力要摧毀中國人的財產、讓中國人膽寒”——他們達到了前一個目的，但沒有達到第二個目的。星期二上午，轟炸後的濃煙未消，林語堂上街逛了一逛，看到有商鋪已經在街上擺出瓷器在賣。林語堂寫道：“這兒擺的不是中國的瓷器，而是中國人的膽量。”他確信：“戰爭一定會贏，靠的就是這種中國膽。”

為了爭取美國輿論，林語堂經常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紐約時報》寫信，比如就美國不斷給日本輸送原油一事便寫過好幾次，以表抗議。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間曾有秘密高層會談，美國倒向日本並非不可能。林語堂為此大聲疾呼。林語堂及時向《紐約時報》寫信，以“一箇中國普通老百姓——他現在是遠東最重要的個體”的身份，闡述“中國的民間意見”。林語堂警告，日本此時的談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賣行為都會遭到四萬萬中國人的唾棄，他們在這場戰爭中已經付出了無法想象的犧牲。華盛頓的外交家最好清楚瞭解這一中國民間立場，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國，一切方案都會無效。

1941年11月25日，美國書籍銷售商協會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在紐約阿斯特酒店舉辦“讀書與作者”午宴，林語堂應邀作演講。林語堂在演説中説，他感到很“困惑”，中國的抗戰究竟是不是為民主或民主國家而戰，“因為此時民主國家都還沒決定到底要不要戰”。林語堂告誡，日本人説的話、日本天皇籤的字和希特勒説的話和籤的字一樣可靠，美國必須準備好和日本開戰。“林語堂明確表示，美國已處於和日本交戰前夜，他敦促美國人不要再三心二意，而是要接受這個冷酷的事實。”

林語堂1941年在紐約“讀書與作者”午宴上發言。台北林語堂故居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天，林語堂受邀到亨利·盧斯夫婦家參加午宴。盧斯當然一向支持中華民國。盧斯的傳記作者斯旺博格這樣描述當天午宴時賓客聽到這一突發新聞時的情景：

參加家宴聚會的包括希恩、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林語堂博士、考爾斯、凱斯和《生活》雜誌的桑代克。下午兩點半，主人和二十二位嘉賓各就各位，午宴開始。盧斯家有個家規，吃飯時不接任何電話。然而，吃甜點時，有個電話打進來，管家覺得此事非同小可，便把信息寫在紙上，放在小盤裏遞給餐桌上坐着的盧斯夫人。她看了一眼，隨即用湯匙敲了敲玻璃杯。

“所有孤立主義者和姑息者，請聽着，”她説，“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

現場一片騷動，驚訝，大家都搶着去聽電台、打電話，想獲取更多細節。賓客中只有一人神情鎮定，一動沒動。林語堂先致歉—他得把甜點吃完了，然後説：“瞧，這種事早就註定的啦。”

二、“中國哲學家”

林語堂在美國以“中國哲學家”的形象為美國中產階級讀者闡釋“中國智慧”而家喻户曉。抗戰全面爆發後，林語堂利用這一文化資本，竭力闡述一個“現代的中國”，以糾正《紐約時報》那種中國人只會“哲學地”接受日本統治的觀念。

《吾國吾民》1939年再版時，林語堂寫了一篇長文——《新中國的誕生》，作為該書第十章，莊台公司還同時發行單行本。該文一開始便提出核心問題：“我們古老的文化能夠拯救我們嗎？”林語堂的回答非常乾脆：不行，“只有現代化會救中國。”“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走向現代。‘現代性’不請自來，”林語堂如此解釋抗戰之前中國的現代化過程。

林語堂特別強調，當代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文明”，而是一個民族/國家，愛國主義情感高漲。

日本的武器彈藥、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中國，但日本要征服的是一個現代的、具有強大的民族認同感的中國。日本政客揚言要用坦克擺平反日情緒，林語堂譏諷道：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想用武力來掃除某種情感。

為了突顯中國老百姓在抗戰中的愛國精神，林語堂還特別指出中國抗戰中“最振奮人心的場景”——戰時大合唱。

當時最為流行的一首歌叫《義勇軍進行曲》，聶耳作曲，田漢填詞，林語堂把它譯成了英文。當然，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國歌。

要把“文化中國”和“戰時中國”兩個迥異的形象相結合，並不是件易事。林語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國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儉、可親可愛來襯托日本軍隊的殘酷和野蠻。於是，他創作了兩部史詩式的抗戰小説：《京華煙雲》、《風聲鶴唳》，用藝術的形式，從文化的角度，為中國抗戰搖旗吶喊。

《京華煙雲》扉頁寫道：“本小説寫於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謹此獻給英勇的中國戰士，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為我們子孫後代的自由，而戰。”但小説並不是直接描述戰爭本身，而是着重描繪戰爭的現代歷史背景。用長達八百多頁巨幅勾勒出現代中國的圖畫，強調新舊文化的現代轉型，以調和多姿多彩的中國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戰爭場面之間的緊張。

小説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從傳統型到現代型，或介於兩者之間，從激進叛逆的黛雲到古典優雅的曼娘。曼娘是傳統女性的典範，一生恪守舊的禮俗，但小説的情節安排賦予曼娘一個關鍵作用——由她來決定中國該不該進行抗戰：

“你覺得中國應該和日本打嗎？”木蘭問道。“如果像這樣發展下去，還不如打一仗，”曼娘説。“怎麼能讓阿軒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木蘭記得她爸説過：“你問曼娘。如果曼娘説中國必須戰，那中國就會勝。如果曼娘説中國不能打，那中國就會敗。”“你認為中國可以和日本一戰？”木蘭又問道，一個字一個字説得很慢。“不管中國願不願意，都必須去戰。”

好了，曼娘把話説了！

抗戰一打就意味着中國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犧牲，而小説中曼孃的死正是這種犧牲的悲壯象徵。

另一部小説《風聲鶴唳》，其文學歷史價值在於：該部小説第一次紀錄、揭露並譴責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語堂指出，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遷移”的原因並非戰場上的恐怖（諸如空襲炸彈或槍林彈雨），而是由於日軍攻佔南京後那些喪盡天良的行為。

林語堂進而把日軍的大屠殺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張獻忠四川大屠殺相比擬。林語堂評介説，兩者都極其瘋狂、極其變態，不過有一點不同：張獻忠“沒有一邊屠殺老百姓，一邊還嚷着要建立‘新秩序’。他殺別人，也清楚知道自己會被別人殺掉”。

三、後殖民批評家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中國的抗戰局面完全納入世界大戰格局。可是中國戰場並沒有受到重視。二戰實際上也是二十世紀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纏鬥，除了西家的法西、東家的普羅，還有“白人”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以丘吉爾為代表。林語堂稱之為“現代病”，對此集中火力猛批，並希望戰後東西方能夠共建一個“新文明”。

此時，林語堂在國際舞台上為印度獨立大聲疾呼。

如果印度人不能獨立自由，他們為什麼要為英殖民者賣命——難道是為了自己繼續被殖民統治？林語堂指出，這場戰爭已經使殖民邏輯變得十分荒唐，他呼籲英國人“別再自欺欺人了”。

1942年8月6日，林語堂和眾多名流參加於紐約市民會議廳舉行的集會，引用美國曆史説：“甘地是個傻瓜，因為他要爭取的就是華盛頓為之奮鬥的——為他的國家從英國獲得自由和獨立……對印度的不公就像以前英國對美國殖民地和愛爾蘭殖民地的不公一模一樣。現在美國人自由了，他們忘了沒有獲得自由的民族對自由有多麼嚮往。印度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德國人和日本人都公然宣稱自己的種族歧視政策，但如果我們認為“只有納粹才有種族優越感”，那也是一種幻覺。林語堂希望美國能夠帶頭喚醒全世界，為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搖旗吶喊，只有如此，“這場戰爭才會逐步轉變成為道義和精神原則而戰，‘種族優越感’也就遲早會消滅。”

1943年9月，林語堂被選為美國印度聯盟名譽主席。林語堂給聯盟主席辛格（J. J. Singh）致信接受這一“非同尋常的榮譽”，並再次闡明其對印度的立場：

我堅信，印度的自由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因為印度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不可分割。這個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被奴役。

我知道印度有自己的民族問題和困難，就像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但我要每一個印度人都有為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的自由。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的政治自由的機會都被剝奪了，這是何等的羞辱。這是你們要爭取的首要權利——解決自己問題的權利，如果你們得不到這個權利，其他權利對你們來説都是沒意義的。我無條件支持印度的自由，我願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立場。

1942年美國聖誕季節書市推出林語堂選編的《中國印度之智慧》一書，大為暢銷，一時出版社都沒有紙張來印，因為戰時美國有紙張限額。林語堂的“東方智慧”讓當時美國變得“洛陽紙貴”了。

林語堂自己卻認為《啼笑皆非》乃其最重要的作品。該書嘗試讓東方智慧作為資源，對戰時政治以及由“科學唯物主義”（特別是所謂的“地緣政治學”）統領的西方文化現代性展開批評。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興起，白人征服了全世界，那是“因為白人有槍，亞洲人沒有”。丘吉爾可以不讓印度獨立，但丘吉爾擺脱不了報應。假如西方精英和決策者拒絕承認這種歷史潮流，那麼，林語堂説得很直白：他們就是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播種，那將是一場恐怖的、白人對全世界有色人種的大戰。

當今世界急需一種和平哲學，可是在二十世紀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林語堂稱之為“道德上的惡性腫瘤”。“所有導致戰爭的根源——權力平衡術、強權邏輯、貿易、種族歧視——一個不少，原封不動。”二十世紀西方文化把人理解為經濟人。和平的問題，或者説為什麼無法思考和平的問題，就是起源於這種經濟至上思維模式。

當今世界沒人談和平哲學，國際關係領域的主流話語只講霸權和武力，美其名曰“地緣政治學”，林語堂稱之為“偽科學”、“血腥地球學”。

“地緣政治學”正是納粹的指導思想，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正是詮釋德國地緣政治學大師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教授的理論。但豪斯霍弗爾其實並不是地緣政治學的創始人，這個“榮譽”要歸英國人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林語堂驚訝地發現，在1942年，這個臭名昭著的納粹意識形態居然是最受美國大學教授歡迎的理論，並通過他們深深影響美國公共輿論和政策。

林語堂稱這種地緣政治學為“道德賣淫”，和納粹意識形態如出一轍，對世界和平遺害無窮。針對地緣政治學赤裸裸地崇尚強權邏輯，林語堂請出老子給與反擊。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中國印度之智慧》“中國智慧”部分有一長篇“引言”，以一段詩文結尾，對弗洛伊德主義竭盡諷刺挖苦，並呼籲東西文明相會共建新文明：

我們的心靈和身體再也沒有隱私；這幫精神歷史的學者撕掉了我們身上的遮羞布，戳破所有神秘，把我們赤裸裸、戰戰兢兢的靈魂丟進灶房間，把廁所變成了公共畫廊；他們讓愛情祛魅、讓浪漫之酒變酸，拔掉傲骨的羽毛，讓其在光天化日下赤裸人類神聖的內在心靈，被拋出神殿，代之以臭烘烘的利比多。人性的概念被顛覆、被糟蹋。屁股從人體中打掉，支架不住；必定得垮。現代知識已經支離破碎，在其廢墟上一個新世界必須重建，必須由東西方共建。

四、“國師”

林語堂第一次回國後和蔣介石、宋美齡建立了個人關係，有信件顯示，林語堂是最早策劃宋美齡訪美的。他曾寫信敦促宋美齡接受訪美邀請。

美國參戰後，整個策略是歐洲優先（先救英國），蔣介石派了熊式輝將軍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赴美參與同盟國的戰略策劃，結果被冷落，基本無所事事。林語堂在美國作為中國的民間發言人發聲，但對國民政府當時的外交非常不滿，而時任駐美大使是胡適。林語堂在給華爾西的一封信中發泄自己的不滿：

……就是整個曹錕時代北京政府的心理在作怪。宋子文在中國誰都不怕得罪，可是在美國那樣謹小慎微，生怕得罪美國政府，哪裏敢把中國當成平等的同盟國，只顧着到處磕頭，只是搞定了三十架飛機（還是明年才能交貨），那個千恩萬謝啊。我們的外交家在這裏慷慨儒雅，而我們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在付出自己的生命，我們坐在這兒唱高調兒。我每次和人講起這事，往往一下就火冒三丈，控制不住，甚至當着夏（××）的面也大發雷霆。美國在許可證制度下每月給日本輸出成千上萬噸原油，卻忽視中國，到底是誰的責任？為什麼中國會被遺忘？胡適敢抗議嗎？如果我們自己把自己當成被殖民的人，那也不要怪別人把你當成殖民地的人，這些人就是被閹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結。要是中國人自己不能擺脱這種心理，不以平等者自居，那有誰會平等待你呢？和人民太脱節了，就是這些人的糟糕之處……我知道我在這個星期天《紐約時報》上寫的區區小文已經要得罪胡適了，可我管得了這麼多？我相信，你和賽珍珠可以做點功夫，比中國人自己做效果要好多了。我們可以做個遊戲，你去試試，讓胡適或宋子文做個公開呼籲，給中國多要幾架飛機。你還不把他們嚇死。

於是林語堂直接給蔣介石上書，第一次上書後得到蔣的鼓勵，“請多指教”，於是他又寫了幾次，主旨就是要擺脱被殖民心理，進行“革命外交”，扮演了“國師”的角色。比如，林語堂“指教”道：外交就是“布迷陣之道”，宋子文要訪美，他應該先路經莫斯科轉一下，即使他在蘇聯什麼事也沒有。

五、文化使者林語堂在美國不是高談闊論中國哲學、儒家智慧，而是真正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這裏舉兩個例子。

1941年1月20日，美國羅斯福總統第三屆任期宣誓就職，國家廣播公司（NBC）為此做了一個特別節目“全國萬眾一心”，邀請包括林語堂在內的幾位國際知名人士共同探討。面對千千萬萬美國聽眾，林語堂如此説：“今天我們慶祝美國的民主盛典，我能想到的最恰當的頌詞是：孔子兩千五百年前夢想的民主與社會公義正在今天的美國逐步實現，一個和平、自由、人人享有公平正義的夢想。”

1943年9月22日，林語堂離開美國第二次回到戰時中國，走之前，他上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做節目，向聽眾説再見，並同時盛邀美國聽眾以個人名義給中國人寫信，以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由林語堂把這些信親自帶到中國。林語堂的呼籲得到美國聽眾熱烈的響應，他收到很多來信，最後帶了六百封到中國。以下挑選幾封信的段落，以見證中美關係史上罕見的“民間親善交流”。

馬里昂·阿爾特曼（Marion Altman）：

……我們只能希望這個多災多難的階段馬上就會結束，我們可以在較為和平的環境中發現對方。我們時刻心繫你的同胞。我們也會力盡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請轉告他們……

約瑟夫·古德伯格（Joseph Goldberg）：

……你回到你的祖國後，請告訴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們心連心、肩並肩。中國應該做的（等他們能做的時候）是：派一些學者過來，在我們的學校、大學和公共機構給我們講解中國文化，多給我們講一些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約翰·萊利 (John H. Riley）：

請把我的名字也寫上。等你回到中國後，請去看一下我的兒子，他叫弗朗西斯·萊利（Francis X. Riley），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尉。你告訴他他老爸説的：給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們加倍償還他們給中國人造成的痛苦。我兒子現在在中國幫助你們的宏偉大業。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錢鎖橋 著

1895年，林語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歲時離開故土，畢其一生，輾轉旅寄。在國內，考究語言，創辦報刊，為當時文壇一開“幽默”新風；在國外，針砭時事，引介東方，以獨有見地詮釋“吾國與吾民”。

這部傳記，筆路延綿，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軌跡，尋繹其生平，藉以重新發現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更欲還原出兼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

魯迅、胡適、林語堂，他們的精神遺產，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知識思想資源。而林語堂留贈後人有形及無形的一切，將對新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別有深遠的啓發意義，亦為跨文化交際與互動帶來嶄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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