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做比較並得出孰優孰劣的人，最終只能證明自己眼光狹隘_風聞

今天這個日子，原打算寫個長篇評論文章的——關於“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之間各類爭執的一點個人淺見，但是這兩天太忙，遂無奈作罷，只能看以後是否有空去撰寫了。

不過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時間點，不稍微寫點什麼也説不過去，於是就有了下面這篇臨時用手機撰寫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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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老生常談的“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之間孰優孰劣這個話題，幾乎任何時候都能看到有人為這個起爭執。

有的人非得證明“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之間存在根本矛盾，或者非要爭一下“前三十年”的路線對，還有的人堅持只有“後四十年”的路線對，諸如此類的“口水爭論”數不勝數，每天都在吵，讓人不厭其煩。

這個話題上，我、阿心還有阿卡，我們三個人的看法大體上是一致的，即這個爭論本身就在邏輯上不應該存在。

或者説，無論任何時候出現像那樣規模與力度的積極意義變革，都沒有必要非得跟過去的任何一個階段強行做以比較。

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隨時根據自身情況與外部環境做出調整，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像有一句老話説得那樣，“計劃沒有變化快”。

若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完全如一開始那樣按部就班，就能做好，那隻怕我們人類社會現在就已經進入“大同”了。

套用阿心經常説的一句話，“吃到第六個饅頭吃飽了，不止是因為第六個饅頭，還因為前面五個饅頭”。

我們應當肯定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意義與正面價值，也應當合理批判每個歷史階段的問題與謬誤。

這絕非“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態度，我想説的是——即使做出批判，也應該遵照與考慮到歷史背景與時代環境。

若是強行以古人的標準衡量今人，那麼人人都是“大逆不道”。

若是隻用今人的標準來評判古人，則會讓各自的祖宗都顯得“蠢”。

國家與民族的前進是這樣，人類文明的發展亦是如此，都是累積性的。

“前三十年”也好，“後四十年”也罷，他們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與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是每一代人中搏殺出的最勇敢也最有智慧的那一批精英，所共同定下的決策與共同實施的產物。

如果一定要比較這兩個歷史階段，應當發現的是：互相認同大於互相矛盾；互相成就大於互相針對；互相努力大於互相拆解。

“前三十年”給了“後四十年”以底氣，“後四十年”保護並延續了“前三十年”的成果。

最後，如果還是不能理解這兩個之間強烈的“遞進關係”與“因果邏輯”，那麼我個人給大家推薦一段歷史，請大家去了解：

1974年10月13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長沙，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共同商議國事。

在同年的12月26日，即毛澤東自己81歲生日的那天，他與周恩來兩個人一起，在當天深夜敲定了一份意義重要、影響重大的決策。

這個決策，史稱“長沙決策”。這份決策的具體內容，筆者這裏不做贅述，想了解的讀者可以自己上網查一查具體內容，便可知曉。

注意，這份決策的推出，距離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還有整整四年。

看完這部分歷史內容，你就會明白我所説的“遞進關係”與“因果邏輯”是什麼含義了。

“改革開放”，是那一代決策層的共識，是“前三十年”之後施政方向的必然選擇，什麼時候轉變當時的政策方針，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更不要説，開啓“後四十年”的那一代決策層裏，有許多人都是在“前三十年”裏也一樣身處決策層的。

任何拿這兩個歷史階段來做比較，並得出孰優孰劣的人，最終只能證明自己眼光狹隘，缺乏長遠視角下的思辨能力。

每一個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裏，都充滿着無數的必然性與徵兆。

過去如此，以後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