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割地”、天津土皇帝、深圳直選，改革開放40年的三個隱秘故事_風聞

◎智谷趨勢（ID：zgtrend） |  城中最昕震蓉

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的畫卷。

橫亙在十億人面前的鐵幕，慢慢消解。那些充滿朝氣的力量，從初生，到草莽，再成主流，蓬勃發展，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這裏邊，有很多我們不為人知的隱秘故事。有的人，在歷史進程的驚濤駭浪中翻船泯滅，也有的人，舉着改革先鋒的火把破浪前進，為後來人照亮方向。

每一個過去，都暗含着我們的未來。

01

海南洋浦風波

80年代末，深圳經濟特區搞了七八年後，鄧公認為，中國是時候搞一個比深圳更大的特區了。

天大的機遇來到海南面前。這顆南海明珠，其地理、面積、資源等條件與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差不多，如果能把海南搞上去，不就可以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嗎？

然而，彼時的海南只是一個光禿禿的破島。工農業總產值50多億元，財政收入不過4億元，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壓根沒法支撐起它的野心。

那時中央財政也沒錢，只能向外找法子了。

恰好，海南建省籌備組有兩個重要的主力。一個是從廣東調任過來的許士傑，一個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元老梁湘，兩人誓要讓海南成為另一個神話。他們不是複製深圳模式，而是準備向新加坡學習，“引進外資，成片承包”。

1988年5月的一天，許士傑來到資本滿天飛的繁華香港，找到最大的建築商熊谷組，雙方達成一致協議——海南以每畝地2000元的價格，把洋浦交給熊谷組成片開發，租期70年。

洋浦戰略位置優渥，靠近東南亞，又有深水港和豐富石油資源，只要把這個棋子搞好，海南整個盤子可能就活了。

當年6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框定了即使現在看來仍很大膽的三個“自由”：

資金進出自由；

境外人員進出自由；

貨物進出基本自由。

這個獨一無二的大紅包，讓這個30平方公里的地方“比特區還特”。

藍圖畫好了，資金來源也基本解決了，然而，事情的後續發展遠遠超出了許士傑的想象。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土地租借方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其股權構成部分為：於元平17%、李嘉誠17%、日本熊谷組37%。

37%的日本血統成為了眾矢之的！

歷史上，中華民族最慘痛的記憶，可能要算是昔日小弟帶來的生靈塗炭，以及半殖民地統治下的百年屈辱了。

1989年3月，一位北京來的高級官員，在海南實地考察整整12天后，連夜撰寫了一份發言報告，痛批海南的“割地行為”。

在他眼裏，中國本土又將出現相當於舊北京內、外城三分之一面積的，長達70年的外國租界地，洋浦有引狼入室，開門揖盜之嫌。

隨後，兩百多位政協委員聯名遞交提案反對，似乎一旦租借，洋浦就會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成為黃賭毒盛行的法外之地。一些學生還上街抗議，大聲呼喊“聲討海南賣國”、“還我海南”的口號。

儘管鄧公批示認同這一模式，但是以土地換資金的舉措觸發了大眾的痛點。洋浦的開發不可避免地拖延，直至三年之後，中國結束左右之爭，洋浦經濟開發區才真正落地。

這一拖，就讓洋浦模式徹底失去了先發優勢。

原本準備在洋浦投資的各種大公司、大財團、大項目，幾乎全部轉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東新區。浦東一躍而起，而海南則錯失了歷史機遇。

縱觀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從封閉鎖國，到睜眼看世界，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鉅變。這頭沉睡的東方雄獅逐漸甦醒，日益改變着舊有的世界格局。

在大國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中華民族共同的集體記憶，始終是我們處理與外界關係的底色。這種隱秘心理，有時候會像一個契子般打入了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韓關係、中朝關係，影響着中國與世界的走向。

中國與外部的關係，改革開放40年第一個核心命題。當前中美之間發生的故事，依然在延續這一命題。

今天，中國政府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作使命，決定了下一個四十年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承轉啓合。

02

天津大邱莊神話

天津大邱莊，曾經是一片鹽鹼之地。

70年代，這裏靠天吃飯，窮得連附近的女娃都不敢嫁進來。短短十數年後，這裏就成了老百姓頂禮膜拜的“首富村”，三千多個村民，每個人的年收入均超過高級幹部。

這個神話的締造者，叫禹作敏，一個身材瘦削的半文盲農民。

從道路的命名（百億道）就可以看出大邱莊的野心

他本人的座駕是國內罕見的奔馳600，當時全國只有兩台。

這個4400人的村落，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整個村子富得流油，每家都建立起了別墅洋房。

1977年，他當選為大隊書記。望着這片不毛之地，他明白即使分產到户，每個人也只能分到一畝鹽澤地，還會窮得響叮噹。只有搞工廠，才會有出路。

此時距離十三屆三中全會還有一年。中國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他就突破禁錮，大膽奉行“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把一個農業社會的村子，硬生生攛成了工業社會。十年間，大邱莊辦起了二百五十六個小工廠，每年千萬的利潤，滾滾而來。

禹作敏很會鑽空子，也“敢於”蔑視規則。他給一些國家幹部塞“信息費”，以獲取市場信息；他給駐地大邱莊的工商部門、公安人員、法院人員開工資，換取免税優惠和保護傘……

在80、90年代，指標即一切的體制才剛剛塌了一個角，中國還處於一片混沌不清之中，很多法律建設尚未完善，膽子大的狂人反而更容易闖出一片天地來。

他們在灰色地帶遊走，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從而獲取“能人”光環。而那些還沒弄明白時代是怎麼回事兒、急於脱貧致富的農民，一看有了帶頭人，紛紛歸順，一呼百應。

兩者相互交織，在後來的大邱莊迸發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強人政治。

他在村口蓋起一座牌坊，命令所有訪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車，換乘大邱莊的迎賓車，儼然是古代皇宮門前的“下馬碑”。

他在村裏修築了九龍壁和九龍飯店，追隨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蹤影。

他對來考察的官員説：“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

有人説，大邱莊沒有法律，禹作敏就是王法，一條條辦公室內發出的指示好像是御令聖旨。

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他成了主宰一切的土皇帝，而所有服從於他的村民，則可以獲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儼然一個北歐式的存在。

不過，生也權力死也權力。這個作風專橫的鄉村能人，最終還是栽在他自己身上。

1992年12月，當全國各地都在被“南方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時候，地處北方的大邱莊一片蕭蕭寒意。

一位外來人被懷疑貪污公款，禹作敏私設“公堂”，命令下屬將其關起來審訊，毒打7小時致死。事後老爺子包庇罪犯，把前來辦案的警方關了起來。

後來，400名武警開赴大邱村，禹作敏一聲令下，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集體大罷工，上萬名農民拿起棍棒鋼管鎮守村莊，他甚至組織3萬人到縣城you行……與法律對峙註定是要自我毀滅的。1993年4月，禹作敏被逮捕，而後服安眠藥自殺。

自此，大邱莊陷入了沉寂。

人雖然走了，但禹作敏現象並未消失。社會對能人的迷信，對規則的漠視，今天仍給我們的社會運作造成一絲齟齬。

此後各個地方也都出現了能人現象，比如曾主政宿遷和昆明的仇和。敢於闖雷區的能人，或許能夠凝聚一股力量，打破發展的枷鎖，創造出一個個亮眼的奇蹟。但建立在蔑視規則上的成績，終究只是沙子上的高樓。

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曾説過，“改革之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一些無法無天的人開闢出來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無法無天才能真正地成熟”。

下一個四十年，該是制度代替梟雄的時代了。

人治與法治的關係，是改革開放40年第二個核心命題。

03

深圳蛇口經驗

第三個故事關於深圳。當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復興，從蛇口開始。

1979年，蛇口工業區批准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重要實踐，由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完成。

他叫袁庚，一位土生土長的深圳人。

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被無端關押在秦城監獄5年半的袁庚終於出獄。隨後，他擔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長，多次陪同領導出國考察，走過歐美那麼多發達國家，他深刻感受到中國的落後。

在深圳，他站在一江之隔的灘塗上，遙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被兩地的落差震驚得久久不能平息。

這邊，是頻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大逃港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那邊，是東方明珠，亞洲的驕傲。

搞情報出身的他，嗅覺靈敏，消息靈通。自他從國家領導人手中“接到”這片36平方公里的土地起，他就深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會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在袁庚擔任蛇口工業區總指揮期間，蛇口推出當時極為大膽的改革舉措，比如超產獎勵、工程招標、人才招聘、住房改革、按勞分配、社保制度等。如今看來平常的動作，當時在全國有破冰意義。蛇口真正成為中國改革的風向標。

1979年，蛇口工業區在碼頭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超產獎勵制度。

1980年，蛇口工業區中瑞機械工程公司在全國率先實行工程招標，打破了以往以領導意志為轉移的分配傳統。

1982年7月，袁庚率先引入外資，成立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南山開發……

有些老幹部們參觀完深圳特區後，回去後放聲痛哭，説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邪路。可見當時的思想禁錮之大。

改革，是一個隨時可能掉腦袋的事情。但他説“大不了再回秦城”，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創造了24個全國第一。

除了經濟方面，蛇口改革最為人稱道的是在配套制度改革上極具前瞻性——

第一個進行民主選舉、第一個實行人才公開招聘、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

在蛇口這個“實驗室”中，袁庚衝破了當時的兩大禁區：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實操第一人。

他要求《蛇口通訊報》刊登批評領導人甚至批評自己的文章，讓權力受到監督制約；他廢除傳統的幹部任用方式，用一人一票的方式產生蛇口管委會，這是中國第一個經過“直選”產生的地區領導機構……每一項舉動，無疑是冰天雪地裏的一聲春雷，石破天驚。

40年過去了，如今的蛇口早已不是灘塗，但袁庚創造的“蛇口模式”中所藴含的改革先鋒精神，仍在改變着中國。而他也成為了改革開放40年表彰的傑出貢獻人物。

這個精神，是過去四十年的元點，也是下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

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係，是改革開放40年第三個核心命題。改革的勇氣，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貴而稀缺的，即使是今天。

洋浦風波背後反映的中國與外部的關係，大邱莊現象反映的人治與法治的關係，蛇口改革反映的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係，在未來的改革開放路上依然是關鍵問題。

正如今天大會所言，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

偉大的進程“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幹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