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割地”、天津土皇帝、深圳直選,改革開放40年的三個隱秘故事_風聞
智谷趋势-智谷趋势官方账号-新中产的首席财富顾问。微信500强。2018-12-19 10:42
◎智谷趨勢(ID:zgtrend) | 城中最昕震蓉
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的畫卷。
橫亙在十億人面前的鐵幕,慢慢消解。那些充滿朝氣的力量,從初生,到草莽,再成主流,蓬勃發展,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這裏邊,有很多我們不為人知的隱秘故事。有的人,在歷史進程的驚濤駭浪中翻船泯滅,也有的人,舉着改革先鋒的火把破浪前進,為後來人照亮方向。
每一個過去,都暗含着我們的未來。
01
海南洋浦風波
80年代末,深圳經濟特區搞了七八年後,鄧公認為,中國是時候搞一個比深圳更大的特區了。
天大的機遇來到海南面前。這顆南海明珠,其地理、面積、資源等條件與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差不多,如果能把海南搞上去,不就可以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嗎?
然而,彼時的海南只是一個光禿禿的破島。工農業總產值50多億元,財政收入不過4億元,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壓根沒法支撐起它的野心。
那時中央財政也沒錢,只能向外找法子了。
恰好,海南建省籌備組有兩個重要的主力。一個是從廣東調任過來的許士傑,一個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元老梁湘,兩人誓要讓海南成為另一個神話。他們不是複製深圳模式,而是準備向新加坡學習,“引進外資,成片承包”。
1988年5月的一天,許士傑來到資本滿天飛的繁華香港,找到最大的建築商熊谷組,雙方達成一致協議——海南以每畝地2000元的價格,把洋浦交給熊谷組成片開發,租期70年。
洋浦戰略位置優渥,靠近東南亞,又有深水港和豐富石油資源,只要把這個棋子搞好,海南整個盤子可能就活了。
當年6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框定了即使現在看來仍很大膽的三個“自由”:
資金進出自由;
境外人員進出自由;
貨物進出基本自由。
這個獨一無二的大紅包,讓這個30平方公里的地方“比特區還特”。
藍圖畫好了,資金來源也基本解決了,然而,事情的後續發展遠遠超出了許士傑的想象。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土地租借方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其股權構成部分為:於元平17%、李嘉誠17%、日本熊谷組37%。
37%的日本血統成為了眾矢之的!
歷史上,中華民族最慘痛的記憶,可能要算是昔日小弟帶來的生靈塗炭,以及半殖民地統治下的百年屈辱了。
1989年3月,一位北京來的高級官員,在海南實地考察整整12天后,連夜撰寫了一份發言報告,痛批海南的“割地行為”。
在他眼裏,中國本土又將出現相當於舊北京內、外城三分之一面積的,長達70年的外國租界地,洋浦有引狼入室,開門揖盜之嫌。
隨後,兩百多位政協委員聯名遞交提案反對,似乎一旦租借,洋浦就會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成為黃賭毒盛行的法外之地。一些學生還上街抗議,大聲呼喊“聲討海南賣國”、“還我海南”的口號。
儘管鄧公批示認同這一模式,但是以土地換資金的舉措觸發了大眾的痛點。洋浦的開發不可避免地拖延,直至三年之後,中國結束左右之爭,洋浦經濟開發區才真正落地。
這一拖,就讓洋浦模式徹底失去了先發優勢。
原本準備在洋浦投資的各種大公司、大財團、大項目,幾乎全部轉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東新區。浦東一躍而起,而海南則錯失了歷史機遇。
縱觀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從封閉鎖國,到睜眼看世界,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鉅變。這頭沉睡的東方雄獅逐漸甦醒,日益改變着舊有的世界格局。
在大國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中華民族共同的集體記憶,始終是我們處理與外界關係的底色。這種隱秘心理,有時候會像一個契子般打入了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韓關係、中朝關係,影響着中國與世界的走向。
中國與外部的關係,改革開放40年第一個核心命題。當前中美之間發生的故事,依然在延續這一命題。
今天,中國政府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作使命,決定了下一個四十年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承轉啓合。
02
天津大邱莊神話
天津大邱莊,曾經是一片鹽鹼之地。
70年代,這裏靠天吃飯,窮得連附近的女娃都不敢嫁進來。短短十數年後,這裏就成了老百姓頂禮膜拜的“首富村”,三千多個村民,每個人的年收入均超過高級幹部。
這個神話的締造者,叫禹作敏,一個身材瘦削的半文盲農民。
從道路的命名(百億道)就可以看出大邱莊的野心
他本人的座駕是國內罕見的奔馳600,當時全國只有兩台。
這個4400人的村落,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整個村子富得流油,每家都建立起了別墅洋房。
1977年,他當選為大隊書記。望着這片不毛之地,他明白即使分產到户,每個人也只能分到一畝鹽澤地,還會窮得響叮噹。只有搞工廠,才會有出路。
此時距離十三屆三中全會還有一年。中國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他就突破禁錮,大膽奉行“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把一個農業社會的村子,硬生生攛成了工業社會。十年間,大邱莊辦起了二百五十六個小工廠,每年千萬的利潤,滾滾而來。
禹作敏很會鑽空子,也“敢於”蔑視規則。他給一些國家幹部塞“信息費”,以獲取市場信息;他給駐地大邱莊的工商部門、公安人員、法院人員開工資,換取免税優惠和保護傘……
在80、90年代,指標即一切的體制才剛剛塌了一個角,中國還處於一片混沌不清之中,很多法律建設尚未完善,膽子大的狂人反而更容易闖出一片天地來。
他們在灰色地帶遊走,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從而獲取“能人”光環。而那些還沒弄明白時代是怎麼回事兒、急於脱貧致富的農民,一看有了帶頭人,紛紛歸順,一呼百應。
兩者相互交織,在後來的大邱莊迸發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強人政治。
他在村口蓋起一座牌坊,命令所有訪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車,換乘大邱莊的迎賓車,儼然是古代皇宮門前的“下馬碑”。
他在村裏修築了九龍壁和九龍飯店,追隨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蹤影。
他對來考察的官員説:“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
有人説,大邱莊沒有法律,禹作敏就是王法,一條條辦公室內發出的指示好像是御令聖旨。
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他成了主宰一切的土皇帝,而所有服從於他的村民,則可以獲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儼然一個北歐式的存在。
不過,生也權力死也權力。這個作風專橫的鄉村能人,最終還是栽在他自己身上。
1992年12月,當全國各地都在被“南方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時候,地處北方的大邱莊一片蕭蕭寒意。
一位外來人被懷疑貪污公款,禹作敏私設“公堂”,命令下屬將其關起來審訊,毒打7小時致死。事後老爺子包庇罪犯,把前來辦案的警方關了起來。
後來,400名武警開赴大邱村,禹作敏一聲令下,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集體大罷工,上萬名農民拿起棍棒鋼管鎮守村莊,他甚至組織3萬人到縣城you行……與法律對峙註定是要自我毀滅的。1993年4月,禹作敏被逮捕,而後服安眠藥自殺。
自此,大邱莊陷入了沉寂。
人雖然走了,但禹作敏現象並未消失。社會對能人的迷信,對規則的漠視,今天仍給我們的社會運作造成一絲齟齬。
此後各個地方也都出現了能人現象,比如曾主政宿遷和昆明的仇和。敢於闖雷區的能人,或許能夠凝聚一股力量,打破發展的枷鎖,創造出一個個亮眼的奇蹟。但建立在蔑視規則上的成績,終究只是沙子上的高樓。
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曾説過,“改革之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一些無法無天的人開闢出來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無法無天才能真正地成熟”。
下一個四十年,該是制度代替梟雄的時代了。
人治與法治的關係,是改革開放40年第二個核心命題。
03
深圳蛇口經驗
第三個故事關於深圳。當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復興,從蛇口開始。
1979年,蛇口工業區批准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重要實踐,由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完成。
他叫袁庚,一位土生土長的深圳人。
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被無端關押在秦城監獄5年半的袁庚終於出獄。隨後,他擔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長,多次陪同領導出國考察,走過歐美那麼多發達國家,他深刻感受到中國的落後。
在深圳,他站在一江之隔的灘塗上,遙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被兩地的落差震驚得久久不能平息。
這邊,是頻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大逃港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那邊,是東方明珠,亞洲的驕傲。
搞情報出身的他,嗅覺靈敏,消息靈通。自他從國家領導人手中“接到”這片36平方公里的土地起,他就深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會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在袁庚擔任蛇口工業區總指揮期間,蛇口推出當時極為大膽的改革舉措,比如超產獎勵、工程招標、人才招聘、住房改革、按勞分配、社保制度等。如今看來平常的動作,當時在全國有破冰意義。蛇口真正成為中國改革的風向標。
1979年,蛇口工業區在碼頭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超產獎勵制度。
1980年,蛇口工業區中瑞機械工程公司在全國率先實行工程招標,打破了以往以領導意志為轉移的分配傳統。
1982年7月,袁庚率先引入外資,成立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南山開發……
有些老幹部們參觀完深圳特區後,回去後放聲痛哭,説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邪路。可見當時的思想禁錮之大。
改革,是一個隨時可能掉腦袋的事情。但他説“大不了再回秦城”,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創造了24個全國第一。
除了經濟方面,蛇口改革最為人稱道的是在配套制度改革上極具前瞻性——
第一個進行民主選舉、第一個實行人才公開招聘、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
在蛇口這個“實驗室”中,袁庚衝破了當時的兩大禁區: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實操第一人。
他要求《蛇口通訊報》刊登批評領導人甚至批評自己的文章,讓權力受到監督制約;他廢除傳統的幹部任用方式,用一人一票的方式產生蛇口管委會,這是中國第一個經過“直選”產生的地區領導機構……每一項舉動,無疑是冰天雪地裏的一聲春雷,石破天驚。
40年過去了,如今的蛇口早已不是灘塗,但袁庚創造的“蛇口模式”中所藴含的改革先鋒精神,仍在改變着中國。而他也成為了改革開放40年表彰的傑出貢獻人物。
這個精神,是過去四十年的元點,也是下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
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係,是改革開放40年第三個核心命題。改革的勇氣,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貴而稀缺的,即使是今天。
洋浦風波背後反映的中國與外部的關係,大邱莊現象反映的人治與法治的關係,蛇口改革反映的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係,在未來的改革開放路上依然是關鍵問題。
正如今天大會所言,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
偉大的進程“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幹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