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百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考察_風聞

  自1840年起，西方列強開始侵入中國。中國在日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同時，也被捲入了世界的近代化進程。一批有識之士隨着國門的打開，開始認識世界並作出種種努力，力圖改革時弊，尋求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獨立。這些實踐活動，構成了中國人民近代以來探索社會改革活動的歷史長卷。考察這段歷史，能夠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改革開放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

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主張“師夷以制夷”，希圖依靠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來增強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藉以抵禦外侮。然而晚清帝國巨大的惰性並沒有被第一次鴉片戰爭所消除。戰後，但朝廷大員到普通民眾，大部分人很快就忘記了戰爭所帶來的創痛。林則徐在其雜記中記載：“和議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的首都被英法聯軍攻陷，加上太平天國運動的巨大沖擊以及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親身體驗到了“洋槍洋炮”的巨大威力，這才下定決心，向西方學習，開始成規模地引進西方先進技術。1861年1月20日，咸豐帝發佈上諭，決定設立南北口岸通商大臣。其中，南洋大臣負責管理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的通商事務，北洋大臣分管煙台、天津、營口等地的通商事務。自此，清政府以“自強”為口號，開始興辦洋務，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改革運動。

此次改革的目標，首在“強兵”，在引進西方技術的內容上，以軍事技術為主。作為改革開始的主要標誌和重要成果，一大批軍事工業先後得以興辦。1861年，曾國藩創立安慶軍械所，是為近代第一個軍工企業。1863年，李鴻章接受英人馬格里建議，籌劃建立了一所西洋炮局，後李鴻章調任兩江總督，該炮局遷往南京，改稱金陵機器局。1865年，江南製造總局在上海成立。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除上述3家外，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還成立有天津機器局、廣州機器局和山東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共計21家軍工企業。同時，洋務派領導人還運用西式方法訓練軍隊，引進大量的西方軍事顧問人員，參與中國的軍事建設。在創辦軍事工業和建立新型軍隊特別是創建北洋海軍的過程中，為解決資金不足、原料燃料供應以及和專業技術人才等問題，一批民用企業和軍事學堂開始興起。其中，興辦的民用企業主要包括航運、煤礦、金屬礦、電訊、鐵路、紡織、冶煉等方面40餘家；興辦的學堂包括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翻譯機構和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廣東水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等軍事技術教育機構。1888年，北洋海軍建成，成為當時號稱亞洲第一的鐵甲艦隊。這也成為洋務派所推進的改革運動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洋務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並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清政府的國力，使這個在太平天國運動後已經搖搖欲墜的帝國一度充滿生機和活力。

毫無疑問，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首的洋務派創建近代新式軍事工業，仿造外洋炮船，培養新式人才，其直接目的是希望依靠技術上的進步來改進和提高清政府的國防力量，以維持和加強清政府的統治。這些人最初以為，通過創建軍事工業和訓練新式海陸軍，就能達到與西方國家相抗衡的目標。然而，在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他們意識到，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的背後，是強大的經濟實力。為此，他們開始主張採用近代經濟設施，興辦近代民用企業，以圖自強。李鴻章在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時認為：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主要是由於貧窮；西方國家領土幅員不如中國廣闊，每年財政收入之多卻很驚人，無非是由於它們開採礦產，徵收鐵路、電報、郵政等税；衡量目前的時勢，中同如不早圖變化，仿照西方的設施，那末，以貧交富，以弱敵強，必將產生嚴重後患。儘管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的物質技術，為中國進入近代化奠定了物質和技術基礎並使近代中國在社會結構上貌似已經實現了近代化，然而，洋務派的階級屬性以及興辦洋務的目的決定了他們的改革運動只能止步於近代物質技術層面。他們無法、也不可能使中國真正走上近代化的發展道路。有學者通過分析軍事現代化與國家其他方面的關係的基礎上指出，作為洋務運動重要內容的軍事重建計劃儘管產生了一代儒將，這些人有能力引進先進的軍事財政和供給方法，鋭減常備軍的規模，改善軍隊的素質，使軍事裝備現代化；但重建計劃又是失敗的，它證明要使現代化的軍隊適應儒家的秩序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軍事現代化要求清政府願意進行的改革走得更遠，發生更大的變化：在階級結構、價值體系、賦税制度、帝國行政制度的組織原則等方面發生基本的變化。也有學者認為，洋務運動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引進科學技術和創辦新式企業，即改善生產力，卻根本不去出動封建的生產關係極其上層建築，任何真正的社會改革都是一個系統的工程。而洋務派的改革只是淺嘗輒止，長期停留在比較低層次上，沒有進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終未能發展成為一次社會改革運動。

二  

1894年中日甲午之役，中國慘敗，洋務派引以為豪的北洋海軍慘遭覆沒。割地賠款的巨大恥辱強烈的刺激着當時的人們，促使他們思考：為什麼洋務運動進行了這麼多年，泱泱大國在東瀛小國面前卻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於是，戰後中國社會上下再次瀰漫着“改革”之聲，無論是激進者，保守者，面對戰後中國的困難，都趨向於改革。各種大膽的思路開始出現，而對於傳統的懷疑和對歷史的批判，也越來越激烈。

甲午之後以“維新”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活動與之前的洋務運動頗不相通。自強時期，洋務派基本上遵循了“中體西用”的原則，雖然求新求變，但尚相信中國道統，中國的文化不可變，因此他們的“求新求變”僅及於器物層面。而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已經開始相信精神文化層面亦必須改變。他們較自強運動派更相信西學，視其為國家民族求富求強的“萬靈丹”。維新派認為，當時的中國國民“皇權”思想嚴重，缺乏近代國民意識，因此，開始興辦報紙、創立學會、設立學校和引進西方民權學説，希望以此來宣傳西方文化，陳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弊端，促進國民覺醒。同時，維新派上書光緒皇帝，希望政府支持其改革主張以便付諸實施。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變法上諭，從政治理念和社會制度兩個層面來改造晚清朝廷。由於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保守勢力的反對，維新運動僅進行百日便告失敗。但變法所主張的選拔人才、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經濟改革等內容卻逐漸為人們所瞭解和接受，並形成一股巨大的社會浪潮，推動着晚清這艘巨大卻破舊的航船前行，加速了帝國瓦解的速度。此後，清政府實施“新政”，廢除科舉，實行“預備立憲”等活動基本上都是按照當年維新派的思路來進行的。

儘管維新派的改革運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但維新運動更為重要的貢獻在於在思想文化上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創造了條件。維新運動對西學的大肆宣揚，使得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被摒棄，為大規模攝取西學奠定了思想基礎；其結果，引起了對傳統思想重新評價和徹底清算的浪潮，“中體西用”的文化模式和儒家文化價值觀被完全拋棄。著名思想史學家葛兆光教授在分析這一思想界的巨大變革時寫到：當本來就因為由滿足建立而缺乏漢族文明認同的有缺陷的政治權力已經在“堅船利炮”下失去天然的合理性的時候，當本來就並不獨立的宗教在天地翻覆的時代並不能夠起“收拾人心”的時候，當歷史傳統中就過於偏向人文學而缺乏技術知識和使用意味，知識在這種全球競爭的時代已經不能支持國家與民族的自信心的時候，痛感體用皆無的中國知識階層很容易引出“反傳統”的思路。如果將維新變法運動看成是反思和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開始的話，那麼“五四運動”則可以看成是這一運動的巔峯。

發端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新青年》雜誌為平台，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發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猛攻。以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為代表的五四精英紛紛撰文，痛陳中國傳統文化之詬病，主張“全盤西化”，即以西方的制度、價值觀和文化來重新構建新的中國文化，以此達到拯救中國的目的。這種希望從思想文化層面解決問題的思路，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獨創。當時的知識精英之所以不約而同產生這樣的想法，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對於變化劇烈的時代表現出了不適應性，而這種不適應性又激發了更多的否定傳統的衝動。從洋務派否定經濟和技術層面的傳統文化，維新派否定政治理論和社會制度層面的傳統文化，革命派否定“皇權”，反傳統一步步擴大化，到新文化運動演變成一種靠否定傳統文化來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説，以思想文化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是中華民族在其現代化的道路上，經受了一系列明顯的挫敗之後興起的思潮。其特點是以文化革命為宗旨的總體革命的總動員。其精神動力，卻是來自當時從西方覓得的新經。當時的人們認為，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和現代化是不相容的，不打破這個價值系統，中國現代化就無法實現；西方近代文化和現代文化，是我們改選相揚棄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參照系；拒絕這個參照系，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就不可能打破。

綜上可以看出，甲午之後，到“五四運動”，中國思想界進行了激烈的交鋒。由甲午戰敗所引發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懷疑和對西方文化推崇的思潮開始在中國社會內部產生並愈演愈烈。有學者在分析這種反傳統傾向時指出，反傳統主義是一種激進的、革命性強的偶像破壞論，它的矛頭不僅針對具體問題相具體的人，而且譴責了傳統文化的所有接受者。“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鬥爭貫穿於從甲午至五四之間二十餘年並以“反傳統”的勝利而告終。這種“反傳統”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顛覆為前提，反映了當時從學者精英到一般民眾對國內動盪政治環境的不滿和對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強烈期盼。有人認為，中國新文化運動，自始就不是—項單純的書齋中的革命，而是終究要與社會變革的脈絡相通的社會行為。以思想文化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實際上卻是社會革命的意識形態準備。

三  

五四之後的中國，軍閥派系林立，中央政府缺乏對地方軍閥的有效控制，地方軍閥之間相互爭權奪利，導致民不聊生，中華大地四分五裂。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28年蔣介石統一中國，隨後開始致力於國家建設。1931年11月，中國國民黨四全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家建設的基本方針，提出：發展農業經濟以作發展工業的基礎，調整金融包括中央銀行向地方發展，向地方延伸鐵路、完備鐵路網，建設水利，中央統一、調整税制，開拓邊疆，為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教育”計劃完善大學、專門學校、師範學校、社會教育，充實農村教育，計劃實施義務教育等。南京國民政府各項建設由此展開。在此過程中，為提升改革和提升國民品質，使國民在思想狀態上具備現代化的特質；另一方面，為統一全體國民的思想，為抗日做好準備，蔣介石發動了為期10餘年的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一次集會上宣佈發動新生活運動，成立了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他自己自任會長。發動這一運動的目的，用蔣介石的話來説，就是“以勁疾之風，掃除社會上污穢之惡習，更以薰和之風，培養社會上之生機與正氣”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自任總會長。此後，國民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該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至1936年，有20個省成立了省“新運會”，南京、上海、漢口、北平四個院轄市成立了市新運會，有1355個縣成立縣“新運會”，此外還有鐵路“新運會”14個，華僑“新運會”19個。抗戰全面爆發後，抗日御侮成為新生活運動的主題。運動各項實際工作基本上都是為抗戰服務，如組織傷兵慰問組、醫務委員會、戰地服務團、傷兵之友社等，提供各種戰時服務，並開展節約獻金運動、進行抗日宣傳等。1939年以後，新生活運動實際上大部分融入了國民政府發動的另一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

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目的，用蔣介石的話來説，就是服務抗戰。他説：“我從前倡導新生活運動……就是鑑於國家的危險，要大家有應付非常事變，擔當非常責任的準備……這新生活運動的精神力量，就是我們民族抗戰最大的武器”。客觀地説，蔣所發動的這一運動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然而，由於國民政府內部腐敗現象蔓延，在民眾中喪失公信力，因此，運動所要求民眾的“正氣、清潔、樸素”，民眾根本不信從。胡適在運動開始不久後就指出：“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隻可以引起一種揣摩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一般的國民黨員對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與方法“都沒有一體領悟、切實做到，更不能以身作則”。因此，新生活運動可以説是蔣介石對於改造中國國民精神狀態的嘗試，但由於運動本身在內容上的缺陷以及當時社會政治條件所限，這一努力不會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四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此後，社會主義建設開始蓬勃發展，生產力得到解放，新中國到處呈現出勃勃生機。正當新中國各項建設逐漸步入正軌、實現快速發展的時候，由於中蘇決裂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當時鬥爭形勢判斷的失誤，階級鬥爭取代發展生產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旋律，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至文革結束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

文革結束後，以鄧小平、葉劍英等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幹部羣眾為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引導人們要“準確的完整的”理解毛澤東思想，從而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改革開放方針的確立及實施奠定了思想基礎。1978年之後，中國國家領導人李先念、華國鋒、鄧小平、汪東興等先後出國訪問。在訪問過程中，這些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發展有了比較直觀的瞭解，強烈感受到了中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這種認識構成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內在動力。1978年7月6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專門研究如何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速度問題。與會同志紛紛提出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建議。李先念在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主張。同年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講道：“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各條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脱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全會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使黨的指導思想和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開始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或半封閉到對外開放；從固守成規到各方面改革的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不但將在中國掀起一場徹底改變貧困落後面貌的革命，而且還將在世界範圍內突破已經落後於時代、日漸僵化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舊模式、舊理論，開創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新理論。從此，黨和國家進入了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任務的歷史新時期。

改革首先在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土地經營權的問題。然而，改革的重點在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上。在初期的試點過程中，改革主要圍繞企業擴權試點；試行經濟責任制；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等幾個方面來展開的。接着，開始創辦經濟特區，先後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與此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相應展開：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設立了書記處；強調了黨內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改變了權力過分集中、以黨代政等問題。1982年9月1日，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行動綱領，明確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黨的十二大，標誌着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展開。期間在經歷了一系列如社會供求矛盾、價格改革受挫以及1989年的政治風波、西方國家的“制裁”等波折後，國內一些人士一度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產生了疑慮，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主張。針對這一現象，鄧小平奔赴中國南方一些地區開展調查研究，並在南巡過程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明確提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認清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在堅持“三個有利於”標準的前提下，大膽地進行試驗；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去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等六個方面的內容。這些談話內容，在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深刻回答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此後，改革開放事業得以繼續順利進行並取得偉大成就。

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和其實際所取得成就看，改革開放無疑是社會主義中國在20世紀尋求自我拯救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際，國內許多學者都對三十年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事業所留給世人的啓示就是：改革別無選擇；改革沒有坦途；改革充滿希望。有學者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面臨着腐敗猖獗、貧富分化、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問題，仍需要過大關。還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現有的發展方式難以包容和應對已經或將要出現的矛盾與挑戰，因此，改革開放仍然很重要；當前諸多深層矛盾的化解，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深化改革，新形勢下，需要在關鍵領域改革和體制建設與創新兩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五

如果以大歷史的眼光來看，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一切社會改革活動都可以看做是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富強所進行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儘管最初是被動的被捲入近代化進程，但是在過程中，中華民族開始覺醒並主動地通過改革活動來尋求獨立富強。每一次重大的社會改革活動，都是發生於國家和民族處於重要歷史關頭。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改革不僅表達着人們對過去和現狀的不滿，更是寄託了對改革所可能帶來的美好未來的期待。後一次的改革總是在前一次改革成功或者失敗的基礎上繼續前行，從而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改革活動的歷史長卷。從這個意義上説，1978年的改革開放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尋求國富民強的必然選擇，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而對於當代中國來説，這一選擇，關係着關係着13億中國人民的福祉，關係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關係着社會主義中國在21世紀的走向，生死攸關，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