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迴歸19週年|張承志：從伶仃洋到揚子江_風聞

夙兴夜寐刘沫沫-2018-12-20 12:06

2018-12-20

來源：天涯雜誌

一句歌

我沒有想到，曾在離漢口一步之遙的盤龍城發掘過半年之久的我，曾在漢口和九頭鳥們一起從背後從側面扒上公交車的我——那時根本沒有想到在這座城市裏，居然有這麼大的一塊租界。

我就那樣離開了武漢。把商代的盤龍城、楚國的紀南城當作湖北的印象，順着剛開通的焦枝鐵路，離開了湖北更離開了漢口，不久從歷史系畢了業。

1980年我第一次去日本，聽到的第一個日本歌手是佐田雅志（他只使用日文假名さだまさし作藝名。中國常用的名字漢字，未經確認）。

他有一首歌，題目有些怪，叫作《弗萊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國教堂》。

把歌子寫得如同短篇小説，是佐田的厲害之處。文學性在那首歌裏洋溢，敍述了一個少女與一個歐洲人的戀愛悲劇。第一回聽過，有一句歌詞就過耳不忘——“和你相遇是在漢口”。

弗萊迪，和你相遇，是在漢口

在沿着揚子江的江畔路上，你叫住了人力車伕

弗萊迪，和你初次去過的餐館

穿過三教街，到法國租界去約會

還記得那時，我最喜歡的，三教街的蛋糕店麼

“海澤爾伍德”的老人，怎麼有那麼深的藍眼睛

他總是叼着煙斗，在安樂椅上，翻開報紙……

我多少有些震驚。“穿過三教街，到法國租界去”？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不禁想起毛主席説過的“學習歷史主要是學近代史，否則一億年後怎麼辦”——不是一句空話。我為我這發掘盤龍城的考古隊員居然不知幾十公里外的漢口、曾有過近代史的租界，不能心安。

這個心思悄悄保留了下來。

不用説，以後我不止一次又聽過佐田雅志/さだまさし的歌。對他唱到的漢口，我開始留意一分。

——早晚，我想，只要再去漢口，我要把這些都弄清楚。

去南方！一個召喚在心裏喊着。

弄清楚它非得繞一個大圈子。就像鴉片戰爭，要講第二次先得從第一次説一樣。我要一節節補課，抵達近代史的南方。

先在心裏存下漢口。我牢牢瞄準的，是香港。沒錯，就是它，那座靠鴉片奠基、至今鴉片味兒不散的城市。

虎門

中國人，一輩子裏，香港總要去一次。

從小背誦了那麼多廢話而沒有記住至關緊要的近代史年表，上過大學考古系挖過那麼多古城墓葬也沒想起來挖一鏟子屈辱近代的遺蹟——混跡知識分子，其實腦袋空空，我對香港一無所知。

打算去了，我沉吟着。我預感，發掘是無望的。

香港人，我斷定，沒有幾個願意幫你抬哪怕一簸箕土。

但是，隨着對世界的知識一天天增加；不，是世界強加於人的認識，它混合着從阿富汗到也門、從伊拉克到索馬里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強制塞入每個人的耳朵。西方為了它神聖的秩序，把地球的一半都推入了熊熊孽火。香港是這種秩序的象徵之一。身處如此歷史的時點，我對香港的興趣，漸漸不可遏制。

我的腳彷彿已經濺上海水的飛沫，我的眼睛已經看見它前後的廣州灣、伶仃洋、馬六甲、新加坡。我開始瞭解港口的類型，島嶼的位置。從摩洛哥到秘魯，我已經觀察過幾塊殖民主義興衰的土地。我對比過哈瓦那，拉丁美洲的香港。我到處邂逅了反對殖民主義的思想，從黑皮膚的佛蘭茨·法農，到阿拉伯的穆罕默德·阿布篤，從日本亞細亞主義者“突破白種殖民主義”的言説，到孫中山“亞洲民族聯合起來”的呼籲。

閲讀中遇到過林則徐留下的兩句詩。它使我心中一怔：“我無長策驅虜氛，愧説樓船練水軍。”這是他離開廣州回首虎門，走上充軍新疆的長途時，留下的兩句。

也許就是這兩句詩，預先打消了我的浮躁。它不意露出了一絲心事，我一眼窺見了烈士的意氣。我暗想自己不能隨着滾滾遊客，也去排隊瞻仰鴉片販子的豪宅，我要先去虎門：殖民主義惡魔已經蠻橫地敲門、一個古國不得已實行近海防禦的地點。

這兩句，透露了由於殖民主義駕着軍艦驕橫征服，抵抗者的海軍也正顯雛形。海軍，海軍，唯它是決勝武器。人們不知是否意識到，林則徐不僅是一個挺身而出的愛國者，而且是一個視野寬闊的統帥。如果沒有“皇上”——這中國唯一無二的當權者、這中國獨一不偶的漢奸，林則徐日夜趕造的海軍未必一定失敗。

但林則徐命定導演大悲劇。因為他頂戴的國王就是叛國者。他奮鬥，失敗，留下了閃爍魅力的個人故事，最後退出了海洋前線。

虎門銷煙廣場

第一站是虎門。

若去香港，先到虎門——這是我的計劃。無疑不易深入，所以地理的感覺是基礎。對遠離古代的我們，地理的感覺，或許是抓住潛沒歷史的繩子。

我想感覺一下古代中國人對海洋的思路。從廣州向着海，沿珠江的流向，先過黃埔，再出虎門，接着哪怕眺望一眼著名的、文天祥的伶仃洋。同時我也想從外海體會；捉摸那些從馬六甲遠來的商人、從印度滿載了鴉片的巨船、從英國開來的三十二艘軍艦與補給船的思路。像它們一樣，先停澳門，再靠香港。

三次來過廣州，只有這次才看清了它的平面。

一面瀏覽一面不由感嘆。我為林則徐，還有當年廣東軍民的決意和苦心，深深感動了。

在虎門我想起了薩英戰爭。我用二十年後（1863）日本薩摩藩在鹿兒島灣抗擊英國艦隊的故事，比較和理解虎門。

比起鹿兒島，大國風度的虎門防禦令人瞠目：威遠炮台虎踞左岸，長長的永久性工事裏，一門門巨炮虎視眈眈，對準珠江—伶仃洋航道。它的左右前後，下橫檔炮台、上橫檔炮台、靖遠炮台、鎮遠炮台、南山頂炮台，還有鼎足支撐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數不勝數。雖然不是銅澆鐵鑄，但三合土硬如石，炮羣的細節無法計算。

估計在整個虎門，清軍部署了近千門大炮。在橫檔島和虎門間的水道上，還有截斷航路的鐵鏈、堵塞河道的木排。

——嘲笑林則徐和當年清軍意識落後的觀點，是愚蠢的。攔海鐵鏈並非像精英們嘲笑的那麼可笑。日本薩摩藩在鹿兒島灣也使用了攔海戰術，差一點把英國艦隊逼入死角全殲。

在虎門的鴉片戰爭紀念館，能看到一幅珍貴的圖片。那是一艘林則徐把美國商船改造成的軍艦。應該説，那是中國海軍史上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軍艦。

林則徐依靠廣州民間、動員民兵的全民戰思想，他緊急改造外國商船為軍艦、以海軍抗敵於外海的思想，是先進的軍事思想。

薩摩藩的運氣令人豔羨。八十門炮和櫻島海峽的走向寬窄，竟然使英國艦隊的優勢一瞬頓失。雖然艦炮把鹿兒島炸成了火海，但是艦隊卻險些被逼入密佈水雷的“衝小島”死角。而虎門的水面太寬闊了，侵略者的軍艦有周旋的餘地，自衞者的岸炮卻打不了那麼遠……

如果道光皇帝和中華大國能夠堅持給林則徐以支持，新建的軍艦會在外伶仃洋開闢海戰，廣東強悍的民風也會在所有津浦島岸被動員。薩摩藩能把英國艦隊打跑，中國也沒有不能的道理。

不，道光皇帝是第一個投降者。在他的龍袍背後，援軍磨蹭着不來，奸臣卻獰笑着來了。

虎門的炮台沒有失敗，緊接的失敗在隨後的天津大沽口發生。頒旨下令失敗的，正是獨夫一人卻生殺全握的道光皇帝。他發覺事情危及了他的“朝廷利益”，獨裁就要被戰火殃及，於是猛地剎車扳舵。

一語既出，四海噤聲——天朝大國的中華，從此忙不迭地賠銀子、拆炮台、解散非法民兵。接着，換上乖巧的小人，查辦中華的赤子。

後來事，人人知。忠良被問罪，炮台被拆毀，抵抗被否決，仇敵被美化——鴉片戰爭以鴉片販子的完勝落幕，中國進入了自污與受辱的新紀元。

我搭上廣東人掙錢的小舢板，渡過半條珠江，登上了下橫檔島。

就連這小島上也是工事縱橫。三合土加沙石鑄成的地下隧道四通八達，半圓形的炮孔裏一尊尊大炮對準珠江航道。望着一旁的上橫檔島不免有些遺憾，那裏的工事更豐富，宛如一座小威遠。但上橫檔島是虎門大橋的基礎，不消説反恐維穩，現在嚴禁登島。

受鴉片戰爭刺激最深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日本咀嚼琢磨了鴉片海戰的細節，二十年後在櫻島和衝小島之間，埋伏了一個給英國艦隊的陷阱。沒準他們是受了橫檔島的啓發？我暗想。日俄戰爭時，日本就是參考美國在古巴聖地亞哥封鎖港口的戰例，沉船封鎖旅順口，然後取勝的。

若想把以威遠左右的炮台遺址全部瀏覽，如果還想把江右珠海一側的炮台也大致走走，最少需要十天時間。

這次不可能了……

沒有真正細緻的案內。當地人語焉不清，我放棄了尋找橋那邊的“義冢”。不用説我還沒有抵達鎮遠、南山頂，還有蛇頭灣炮台。既然我對虎門還不甚了了，那麼對鴉片戰爭肯定也遠沒有捉摸透徹。

我只能——透過下橫檔島上的拱洞，遠眺虎門形勢。

再坐小舢板渡海回到虎門。我順着大橋爬上威遠上方的工事。雖然已經從考古退伍，但我知道它被大橋腰斬的故事。國家工程一開，文物只能妥協：架起一個鐵板棚子，鐵板上薄薄敷一層土，再草草砌幾座清軍的營房土垣。大橋從棚子下通過，隆隆的車流，震撼着上面浸透士卒鮮血的遺址。

虎門，它是江又是海——轉目南望，前方就是外海伶仃洋。

澳門近在咫尺，香港也露出一角。

烈士們浴血奮戰，背後沒有祖國的援軍。他們不僅戰到最後一卒，甚至戰到最後一匹馬。沙角炮台立着殉死的戰馬雕像，訴説着那一刻的慘烈。

霧霾散盡，浮起的是林則徐那大將內斂的詩句：

我無長策驅虜氛，

愧説樓船練水軍。

淇澳島

登上淇澳島，是為了抵達伶仃洋。由於文天祥那首膾炙人口的詩，我一直想象着也向往着伶仃洋。這一次真的抵近了珠江口，就能琢磨伶仃洋了。

像虎門上橫檔島禁止上岸一樣，出虎門向南、坐落在江海之心的內伶仃島，也禁止百姓登島。

那我就在淇澳島上眺望。在淇澳島幾天只有一個念頭：眺望伶仃島——體制外的身份，逼迫着旅行的質量。

處處設限，人怎能達到收穫呢？

所謂孤旅，一靠膽識與知識，二靠現地的感性。一旦上路，全部感官和所有修養要立即張開觸角。這一次，既然“殖民地無信息”，我就把目標定在理解地理之上。

內伶仃，外伶仃，伶仃洋，伶仃島，這不吉的海上地名！

從珠江口到外海——鴉片躉船在暗夜黑影裏停泊的伶仃諸島，文天祥被俘、林則徐興嘆的絲綢海路，買辦吵嚷叫賣鴉片、百姓擁擠懵懂的珠江口，關天培炮彈不能覆蓋、敵艦卻得以迴旋的伶仃洋——明白這一點點，要頂着烈日，努力地走和想。若打算弄清楚那一段人、物、國、事的歷史，先要看明白這一片江、海、島、門的地理。

淇澳島鐵炮旁賣魚的攤子

在淇澳島的中心，有一個熱鬧的小集鎮。我喜歡在裏面擠來擠去，在婦女攤子的板凳上坐一會，再摸着生鏽的大炮望一陣。民風淳樸，漁民的蹦蹦車很便宜。這樣去了島上的主要角落，也看見了隱沒海天的內伶仃島。

漁民們擺開攤子，賣醃好的大魚。擁擠的海貨攤子，緊靠着一個炮台。三合土的低牆上，鑄造的鐵炮對準大海。真的，鐵炮就在鹹魚背後矗立！

集鎮入口有個石頭牌坊，刻着一幅口氣豪爽的對聯：

英軍尋死路丟盔棄甲敗兵逃

淇澳未淪亡拔劍請纓同殺敵

當時，鴉片船在虎門外左右停泊，如海上羣狼饞涎欲滴盯着廣州。躉船——英國人的海上鴉片倉庫，就停泊在淇澳、內伶仃、大嶼山一線。

海上的入侵，需要港外的踏板敷石。為了踩穩腳，虎門下方的這些島嶼，被東印度公司瞄準了。

於是，1833年10月淇澳島發生了“夷人偷牛”事件，數十名英國水手尋到村內打架。因為島要先佔，所以要給島民點顏色。

不想島民一旦為了祖宗家鄉，立即變得強悍無比。他們居然炮轟人打，淇澳島驟然變作堡壘。洋人逃跑，還綁架了一個島民又開槍打死另一個——以上的肇事過程，是東印度公司時代殖民主義的海外侵略模式。

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八年發生的淇澳島事件，是一個大事件的前兆，也是一次民族精神被閹割前的昂揚。

淇澳島的民眾喜氣洋洋。他們快活地説，英國鬼被打得夾着尾巴逃跑嘍，還給我淇澳賠了款。這條白石街，就是用鴉片販子的賠款修築的。他們説，老鄉喲，這是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打勝的唯一地方！

地方的學者咬文嚼字，説還沒找到文獻對證。但我想，廣東一線以宗族與結社關係構成內部的、廣東民間一再展示的硬悍民風，讓我們更理解了林則徐動員民間力量的原因。

白石街伸延出去，曲折有致。兩側的民居清潔典雅，座座連接起風情的集鎮。街的入口有一座上溯宋代的祖廟，暗示着理解南方的思路。

坐着蹦蹦車，我們到了島上各個崎岬。冬季的伶仃洋瀰漫着一層霧氣。但它畢竟懂得我們的悲願：終於它半開紗幔，讓我清楚地看見了——鎖住江海交界的內伶仃島。

文天祥在外海被俘，就順着我眼前的航道，帆蓬囚船，被押解着一路逆水北上大都。我曾經連續三年下江西，為着去南方修學。記得沿贛江南下那天，我竭力想看一眼“惶恐灘頭”，但是灘被炸掉了，贛水上空餘地名。

“惶恐灘頭説惶恐，伶仃洋裏嘆伶仃”，是的——地理與文學巧奪天工的對仗，只屬於真敢獻身的詩人。

此刻，霧裏的內伶仃島遠遠蹲踞着，如一塊分開珠江與南海的界石。

轉過頭來——澳門只剩一步之遙。

澳門

決定去澳門以後，我們曾向一位在澳門任教的、葡萄牙語和澳門問題專家李老師請教。剛巧在進澳門之前收到了他的郵件：

……提醒你們一下，當你們在珠海出境進入澳門時，不要忘記參觀一下關閘的西式拱門，那是目前澳門唯一帶有明顯殖民主義標誌的紀念物，但華人很少了解這座拱門的意義。

這座拱門是歷史上大陸同澳門的分界。現位於邊檢澳門一側。你們先通過拱北邊檢大樓出境，接着步行百多米到澳門邊檢大樓入境。走出澳門邊檢大樓，便能看到一座巴黎凱旋門式樣的黃色拱門。當然比凱旋門要小得多。注意拱門上的碑刻文字以及門楣上的文字，你們學過西班牙語，應該瞭解文字的意思。還有面向澳門方向牆壁上的徽記，最好照些照片。然後我再慢慢向你們解釋。

之所以告訴你們這件事，是因為你們將來從澳門碼頭出境去香港，不再返回珠海，不可能再看到拱門了。這個葡萄牙人建的建築物記錄了中國一段屈辱的歷史。然而很少有人瞭解這段歷史，亦不關心，澳門政府把它當作重點文物保護起來，撥出重金予以維護。華人亦爭相伸出代表V字的手指微笑着在它面前照相留影。至於其他的，等你們來了再詳細介紹。

李

李老師這一細緻的指點，是對全部澳門問題的點睛。

我們當然按他的指導，出了澳門的“關”後趕緊去看“門”。

擠過一羣喊聲震天的大媽旅遊團，先在那個門拍照。

解釋到了澳門聽李老師講。先列出門上的字：

這座黃門的正面，有左右兩年號、右左兩徽章、上橫一標語。門洞兩側有同樣一個年號。

我們只看懂了年號。左：1849年8月22日，右：1849年8月25日，左右差三天。門洞兩側的年號是：1870年8月22日。徽章呢，只看出左邊是一個船錨，右邊有兩個炮。

標語是葡萄牙文（LA PATRIA HONRAI QUE A PATRIA VOS CONTEMPLA），我猜得出的就是一個詞，“為祖國……，祖國在……”

等見了李老師再細問。我們拍了照，進入了澳門。

a-碼頭

到了澳門後第一件事，是尋找舊日的鴉片碼頭。

我想看見一隻鴉片船……至少想看它的錨地，我想目擊一個從印度滿載毒品穿過馬六甲海峽對準廣州的英國毒販子，想追着踏上他的碼頭。舟去錨位在，哪怕他拔了錨，我想從海水裏嗅出味道。

從黃埔到虎門，江海時光衝淘，如今已不可能看到鴉片的運輸、停泊、裝卸、販賣一切痕跡了。

但在進入香港之前，必須弄清一個佈局：鴉片躉船的前沿錨地，鴉片戰爭的攻擊基地。

珠江口上星點的小島港灣，多是鴉片船泊地和毒品批發地。它們有：內伶仃島、淇澳金星門、香港屯門、澳門內港。在淇澳島我眺望了內伶仃島，在澳門我想試試找到毒船的碼頭。

驕陽暴曬中，順着樓蘭麪館，我們到了內港碼頭。

至今那一排巨大的鴉片倉庫蹲踞着一聲不響。黃色的倉庫離碼頭很近，幾條黑色的水道圍着古舊的石頭。沒有標誌，不知改建與否。一旁，半被水浸的一座舊建築上，一排繁體字雕在門楣：“廣興泰炮竹製造廠總寫字樓。”碼頭上豎着系船的巨樁，像粗粗的樹幹，纜繩濕漉漉纏着。

它一排約有三四個，在澳門的烈日下呈着一股古色。它不會是當時的……但我忍不住想象：幾根粗粗的纜樁上，拴着黑颼颼的鴉片船。

這裏就是澳門內港。我們第二次再來內港時，在那座黃色“鴉片公棧”旁邊的柯邦迪前地（廣場）消磨了一會。指示牌上寫着：“中國史上第一個鴉片專用碼頭。”

繞到黃粉塗抹的鴉片屋，回頭再望碼頭，綠蔭遮住了海水，只有那棟跨海溝的炮竹廠寫字樓露出一角。它就算是昔日碼頭建築的替代吧，與這邊的鴉片貨棧連成一片。

我努力在心裏記下這一刻。扭轉了古老中國的身軀逼迫它削足改制的、一旦災難降臨百年流毒難洗的鴉片戰爭，就在這珠江口外的碼頭，卸下了它致人死命的炮彈。

b-魯濱遜

沒想到，澳門是個讀《魯濱遜漂流記》的好地方。

比《甲午風雲》裏的顛地早一百年、比臭名昭著的鴉片商號怡和洋行早一百年——魅倒中國的傳奇探險家，其實是個鴉片販子。“魯濱遜”，一邊謳歌着英國的騎士精神，一邊把鴉片運到了眼前的澳門內港。

大名鼎鼎的小説《魯濱遜漂流記》有上下兩部，膾炙人口的只是第一部。但作者笛福不能容忍社會對他第二部所表達“思想”的輕視，於是在第二部（《魯濱遜·古爾遜在其後的冒險》）前言裏，忿忿地宣言説：

本書第二部實際上與第一部相同，在一切方面都趣味十足，充斥同樣不可思議與令人吃驚之事件。它尚富於變化，無疑，無論對認真讀者抑或聰明讀者，都具有給人多方收益之魅力。因此，對此書進行省略版之製作，不僅乃對其價值之冒瀆，更欠妥當而且滑稽。其欲將此書縮短之人，不僅將消減其價值，亦等於對書中宗教及倫理思索從原著一掃而光。惟其此般思索，方為本書之最大美點。它們正是懷着讓讀者無限受到啓發之意圖，才加以敍述矣。

“宗教及倫理的思索”……在第二部《魯濱遜·古爾遜在其後的冒險》中，經過了連篇累牘的奇遇、海戰，冒險家宣傳着福音，他的一個核心念頭，是《聖經》對“懶漢”的譴責。

宣誓“不懶惰疲怠”，大概是英國清教徒精神的主旋律。令笛福自負的“宗教倫理思索”，先以這個概念一語道明。長旅即禮讚，漂泊即修行，一片片海，一座座島，一條條船——笛福看着地圖，一路嘩嘩寫去。

“地理大發現”後成熟的地圖是他小説的提綱：繞過好望角、經過波斯灣、轉過莫卧兒的印度，第二部的探險譚，指向漸漸對之合圍的中國、蒙古、俄羅斯。筆尖隨着時代，步步靠向澳門。

在進入澳門之前，有一次“商人”的述懷。魯濱遜曾和一個英國商人結伴同行。商人曾暢訴衷曲，説破了那個時代的本質：

我們現在所處的大地，對於擅長貿易和商賣的我們來説，實在是絕好的賺錢的好地方。如果你能在我的1000磅之上再加上1000磅，我們就能一塊兒買條船，怎麼樣，咱們趕快就去買一條喜歡的船吧！你當船長，我做商人，怎麼樣？然後一塊兒到中國去，來一次航海吧！……全世界都動起來了，骨碌骨碌地轉動着，神給我們創造的一切，不管是天上的還是地球上的，都在拼命動着呢。為什麼只有我們自己懶惰呢？世界上最懶惰的難道不就是人麼？沒有讓我們加入懶惰一夥的法律！

主人公雖再三表白説自己只是一顆漂泊的種子，只追求無限地冒險，只想實踐和宣揚基督教，但他覺得商人提案“很合我意”。面對着時代的邀請，浪漫家宣佈：

如你所説，我也在想，差不多該朝着賺錢主義轉向了。對吧？但是添上一句：那麼一來我最後會幹出什麼，你也未必能猜得出。……

魯濱遜是商人，但懷着對商人的優越感。他自定義説：“我們是貿易商但也是紳士。”（同上，第295頁）

於是筆順着地圖寫，貿易的紳士拐彎北上。他在巴達維亞（雅加達）買了一條船，穿過蘇門答臘的亞奇，到了暹羅（泰國）一帶，把一部分商品換成了“鴉片和阿力黑酒[蒙語（包括若干阿爾泰語言）中的“酒”就是alihi。日文版譯註：“用椰棗汁和蜜等製成的烈酒。”（同上，第265頁）]”，而且特別補充道：“鴉片在支那人當中被高價買賣，是當時的大商品。”（同上，第265頁）

接着，他遇到了一個漂泊海上以引水導航為業的葡萄牙老人。

葡萄牙人——這是他們的第一次亮相。

這個瘋狂地與西班牙爭雄、居然鬧得教皇把地球切西瓜一分為二的小國（1600年的教皇子午線），這個在馬六甲屠戮了古老南洋文明的強盜——在魯濱遜和新教精神進入澳門的一刻，應召一般地出現了。英國的魯濱遜，當然需要“葡人”老前輩指路：

我説，這樣的話那就按着我們的願望，請你給我們引水吧！我和他商量道，到你喜歡去的港口就行，能領我們到中國海岸最北邊的南京灣嗎？老人説，南京灣嗎我很清楚，但是你到了那裏要幹什麼呢？我説，到了那兒以後，把我們船上的貨賣掉。然後，從那裏買瓷器、白布、生絲、茶葉和絲綢。買了東西以後我打算原路返回。

這麼一來，他説：如果這樣，最好還是進澳門吧！到了澳門，我們帶着的鴉片，無疑能賣好價錢。而且，其他各種的中國貨，都能按和南京差不多的便宜價買到。……（同上，第291-292頁）

世界名著上白紙黑字：魯濱遜“船上的貨”就是“帶着的鴉片”。“我們是紳士同時更是貿易商”，是鴉片商人。

第二部《魯濱遜·古爾遜在其後的冒險》寫作的1719年，是中國第一次中央出面嚴令禁煙（雍正七年，1729）之前的十年。也就是説，遠在鴉片戰爭孽火點燃之前一百多年，一種特殊的人持續地向中國販賣鴉片。小説的問世，是那個時代“商人”和“紳士”心理的回應，小説在英國的熱銷，獎勵和煽動了針對中國的煙土傾銷。

那一種人精神昂揚。他們堂皇地把自己的慾望寫進國際法。他們“生而有權”，有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旅行的權利”：

“我們是貿易商也是紳士，而且還想看看大都會北京和支那帝國有名的宮廷。老人聽後回答説，那就去寧波吧！（同上，第292頁）”

多麼自由的靈魂和多麼合理的願望！這種心理，就是鴉片戰爭發動的基礎。

我不願大段引用魯濱遜登陸中國以後對中國那些瘋痴的醜化和咒罵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翻書，網上説“魯濱遜”的中譯本已經近百。那些諸如“裝了八十門炮的英國或荷蘭或法國的軍艦隻需一艘就可以和支那全部艦船交戰並打敗它”“只要有三萬德國或英國步兵或一萬法國騎兵大致就能粉碎支那全軍”等等——與其説是文學的敗筆，不如説是流氓的道白。

但是他對中國人的惡評，卻不能不提：

支那人是和野蠻人並無大別的未開的異教國民，……他們不過只是無知的骯髒奴隸的該受輕蔑的集團或羣集。而且隸屬於只有管治他們能力的政府。……我所説的他們的悲慘和他們的貧窮恰好一致，據我看倒是美國赤裸的野蠻人更幸福。野蠻人什麼也沒有也什麼都不貪慾，而支那人傲慢而無禮，大部分都像乞丐一般齷齪地幹活。可是又對面子排場大大關心，專門在衣服建築、也在大批傭人奴僕上顯弄。如此蠢到頂點的人再無二例，只是他們自己全然不知，徑自在全世界成為人的輕蔑之的。（“ロビンソン?クルーソー”下，第320頁）

這段話雖然惡毒，但它刺破了我們的虛榮。我厭惡但我記住了它——以它警戒自己。

香港在望了。

無疑，我的文章或我本人一旦進了香港，不少“紳士”會連連搖頭，不同意我“和野蠻人並無大別”的論調。正像殖民主義的紀元一旦肇始未見終結一樣，殖民主義的價值頌歌也在主僕合唱之中，經典金曲經久不衰。

不過，批判也沒打算跪地投降。在資本高奏凱歌的時候，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也步步成熟。它如潛行的幽靈，它梭巡着，從地理至文學。它低沉壓抑，但日益深刻。終於批判抵達了這一步：歷史的道德，逼迫經濟坦白它的道德秘密；人類的良知，要求着對笛福主義的掃蕩。

我還沒到達香港，但已聽見了聲聲的合唱。我只是站在澳門內港，目擊魯濱遜卸下鴉片。是的，就是從這些碼頭，歷史駛向戰爭和香港。也在這個碼頭上，舊書翻完了，新書尚未寫成。

c-大海圖

在澳門的功課，還有勾勒一個當年葡萄牙的海圖年表。我先想背熟這條海圖上的線：果阿—馬六甲—澳門—雙嶼—日本。

像英國在馬六甲海峽的出口營造了殖民主義的牙城新加坡一樣——葡萄牙佔據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築起了它在亞洲的橋頭堡。

略過葡萄牙的“果阿前史”，甚至略去它在美洲的暗黑秘史——與萬惡的黑奴販賣之間的關係、與骯髒的資本積累之間的承繼——這一次只觀察澳門。

葡萄牙，在它1498年繞過好望角、1510年佔領了印度果阿、緊接着攻佔了古老的馬六甲王國以後，一刻不停，1514年（明正德九年）航行到了香港屯門。他們立刻在屯頭南門“設營造銃殺人搶船”。

明政府下令驅逐。嘉靖元年（1522）水師收復屯門和南頭，同年廣東新會海面也爆發了戰鬥。這一輪在珠江口，海上霸主沒能佔中國的便宜。

但殖民主義的性格倔強。葡萄牙人掉頭轉彎，北上浙江尋覓。它探腳一試的，是寧波雙嶼港。1525年，廈門海商把葡萄牙人招到舟山雙嶼的六橫島做買賣，葡萄牙人立即在中國領土上建造了市政府還設了市長，所謂反客為主。

寧波外港是日本船的泊地——葡萄牙人通過它，想象着日本。1543年武裝的葡萄牙人乘王直帆船登陸種子島，這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鐵炮傳來”。日本武士用兩支火銃當樣本大量生產槍支，日本捲入了大量殺傷的熱武器時代。同時熱烈的傳教與嚴酷的禁教次第演出，重色塗染了日本史的一頁。

葡萄牙人、王直倭寇、耶穌會與日本、馬六甲和澳門的來龍去脈，大致如一個印度學者的梳理：

“正是通過倭寇的系統，葡萄牙才首次在1543年從寧波來到了日本。事實上他們也可能得到了著名的倭寇中間商人王直的幫助。之後十年內又有人……來到日本，最著名的是1546年由豪爾赫·阿爾瓦雷斯率領的三艘船組成的艦隊……

1547年阿爾瓦雷斯在返回馬六甲的途中，遇到了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方濟各不久就認定日本是他進行工作的合適之所，並蒐集了關於該島的許多信息，其中一些出現在敍述印度和日本的著作中。這些信息大部分是一位阿爾瓦雷斯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人彌次郎（yajiro）提供的。（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何吉賢譯，第110頁。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年）

“yajiro/亞吉羅”，即彌次郎，日本記載中也作“安次郎”（anjirou）。一般説來，他因殺人藏進阿爾瓦雷斯的船上，受了宗教的感召到了馬六甲並終於與傳教士沙勿略相遇。他對日本的介紹，導致了沙勿略最終傳教日本（據片岡彌吉“日本キリシタン殉教史”，時事通信社、1979年。第10-11頁）。

若熱·阿爾瓦雷斯，本文作豪爾赫·阿爾瓦雷斯。

那一刻日本武士尚不知“教皇子午線”，不知道東海波濤裏的國家無論明朝日本，一半已被劃歸了西班牙，另一半則賞給了聞所未聞的葡萄牙。

中國也不知道。廣東南沿的中國官員只知：十年後的1557年，澳門的灘頭晾曬着一堆貨物，旁邊是破舊的葡萄牙船。

——這就是葡萄牙在珠江口露面並晾貨澳門的大背景。對浙江福建死了心的葡萄牙人，1557年繞海又回到了珠江口。

真是倔強不過老殖民，它就是纏着不走。只有他們自己，才盡知背後的盤算。這一次在澳門採取的是屈尊軟語的低姿態：船底裂縫啦，貢品浸水啦，求塊乾燥地方，晾曬泡湯的貨。明朝心軟，借就借吧。不到一年，近萬葡人蜂擁而至。

繼果阿、馬六甲之後，葡萄牙終於在東方的海面上，鋪上了一塊敷石。

那時的葡萄牙人畢恭畢敬。他們還沒有大聲聒噪，魯濱遜式的白種優越和狂妄，還需要二百年才能卷地而起。

——現在可以打量澳門了。

這真是一處難得的絕妙寶地！一串小島連山，隔開避風的內港。一條細窄的田埂小道，連着中國的關卡。山頭可以設防置炮，濱海動土就是街區。珠江口上，山島竦峙，伶仃洋外，滄海坦途——他們欣喜地讚頌上帝，在一個小山上建起教堂，名之為聖保羅，後被中國人叫成了大三巴。

緊挨着的，是訓練神職人員、尤其培養日本人傳教士的一所學院。它已頹塌淨盡，只剩一片廢墟。遠藤周作的《沉默》裏寫過：日本天主教興盛的時候，神職人員到澳門的這所學院來進修宗教。從這座小山下海，帆船能筆直地駛回九州。

d-示威門：

1842年鴉片戰爭後，天地滄桑鉅變。

天朝大國，苟延殘喘。幾年後（1849），澳門總督亞馬喇悍然將澳門改為自由港並驅逐了中國衙門。亞馬喇為修通關門的路，掘了農民的祖墳，這下激怒了廣東強悍的農民。

天下萬事，惟祖宗大。年輕的農民沈志亮與族中親友決意復仇，埋伏在亞馬喇騎馬出遊的路上，將他刺殺。是日為1849年8月22日。

此刻已是洋人精神萬丈高揚的時候，堂堂霸主怎能容忍“支那”的暴民！三天後的8月25日，葡萄牙炮兵軍官美士基打在英國的支持下（據説英國提供了重機槍）上演復仇戲，悍然攻打關閘。結果大勝，清軍死傷眾多。

清廷重演了國家即叛國者的醜劇，將自首的沈志亮處死。被澳門人稱為“美副將”的美士基打（Mezquita，意即清真寺，這源於地名的姓氏影射着他的家族背景）一舉成名，變作了葡萄牙的英雄。

我們找到李先生向他請教。後來又多方查對，搞清了入關後看到的門上文字：

1849年8月22日，記得是那一天總督被農民刺殺。

1849年8月25日，指的是三天後“美副將”的猛將劫營。

至於1870年的8月22日或許是這座門的揭幕日？兩側徽紋，船錨是海軍亞馬喇的軍徽，兩個炮是美士基打的炮兵標誌。

葡文橫標“LA PATRIA HONRAI QUE A PATRIA VOS CONTEMPLA”，意思是“為祖國增添榮譽吧，祖國施恩於你們”——這句話用於葡萄牙海軍艦船，一句誓言和訓語。

他們至今天、至此刻都從未放棄魯濱遜式的優越感。烈日暴曬下，黃石頭門一步不退，緊逼中國的拱北關——

它不是入口的門，是一座向中國示威的碑。

e-請君置評：

還有一個尾巴，寫了它澳門遊記就算結束了。

它不合時宜，但不得不寫。它被人忘掉了，但被刻在歷史上。

是的，它就是澳門的1966年。我已經寫了那麼多年號，多得使人生厭的年表和年號，但是這一個不見正史。偏偏惟有這一個顛覆了澳門的侵略秩序，惟有這一個，警告了狂妄的殖民主義。

不如在這裏節錄一篇網絡文字（摘自網絡：《一二·三事件：總督府裏唱紅歌》）。讀着它，我只覺驚心動魄：

1966年7月，澳門氹仔島的華人居民申請修建一所居民小學。數月未獲答覆，居民決定自行施工。同年11月15日，施工遭警察阻止，後演變為衝突，34名居民被澳門警察打傷，5人被捕。

當時正值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全城暗流湧動，“一二·三事件”就此醖釀。《澳門日報》發表題為“罪證確鑿，無須調查”的社論聲援羣眾。大陸新華社及廣東電台也相繼播出了支持澳門華人抗爭的報道。

11月30日社團代表近60人前往澳督府遞交抗議書。澳督拒絕接見，社團代表們在澳督府大堂內高聲誦讀“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併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四小時後散去。

12月3日，百餘名示威者衝進澳督府。總督府命令警察制止。葡人警察動用警棍及高壓水槍驅趕示威者。示威者轉往市政廳廣場（議事亭前地），用大貨車將矗立在廣場中央的美士基打銅像拉倒，並衝入市政廳。

由於澳門華人平日多有受葡警、葡官欺凌、勒索的經歷，紛紛將此視作報仇良機，葡人遭示威者追打。澳葡政府隨即宣佈全市戒嚴。澳葡政府陸軍總司令施維納采取鐵腕措施，急調數百正在澳門度假的葡正規軍，對示威者實施鎮壓。葡軍開槍，打死8人、打傷212人。

血案發生之後，中國派出炮艇在澳門周邊水域巡弋，12月11日“卸下炮衣，對準澳門”。壓力之下，澳葡當局做出讓步，澳督下令在“一二·三事件”死難者葬禮當日，澳門葡萄牙國旗下半旗致哀。澳葡政府甚至派出警員查封了親國民黨的澳門工團總會及流亡澳門難胞總會。國民黨勢力在澳門完全瓦解，澳門已成為“半個解放區”。

1967年1月29日下午二時，澳督嘉樂庇與秘書長波治及翻譯崔樂祺，來到了澳門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對澳門中國居民之《認罪書》。禮堂的正前方牆上懸掛着中國國旗及毛澤東像，禮堂兩側牆上則懸掛着毛主席語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澳督府秘書長波治即率領澳葡政府的認罪代表團前往拱北，向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遞交向中國政府的《認罪書》。遞交儀式於拱北一座大樓中舉行，樓上懸掛着巨幅“澳葡當局必須低頭認罪”的橫幅。

至此，“一二·三事件”以中方的大獲全勝而告終。

終於要去香港了，我登上了渡船。可惜不是從澳門內港出發。

眺望着一水之隔的大嶼山，能大致判斷當年鴉片船的航路。九龍、香港、深圳以南的翠綠峯巒——進入了眼簾。

香港

在香港的幾天，參觀約會，奔波忙碌，自孩提時代就曾經聽説的香港，漸漸在視野和思索中，變成了一個朦朧的具象。

但是我不想描寫。

目擊的直感，梳理的心得，我一句也不打算寫。

雖然還想哪一天去更靠南的萬山外伶仃島，但此行已算告一段落。按我的觀察計劃，用地理的語言説，此刻我身處珠江口的南端。

好一個珠江口！……

它全然不同黃河。那種恣意滿溢半是泥沙的平緩入海口，既無舟楫之利又無避靠之地。所以漫漫的古代，黃河口，無良港。長江也不能和它相比，面對太平洋的揚子江口，直面風浪，隱蔽不足。

而珠江口吞吐百里，幾重遮蔽。它的深水石岸，彷彿處處的良港。左有刺桐城，右有馬六甲，兩側接連天下最著名的港口，位處溝通古代東西方的航道。雖然我沒能找到一個地點把這巨大的“入江”形勢一覽無餘，我還是一次次地驚歎不已——為這神奇的大江入海，為這海灣曲折、島嶼叢立、處處泊碇、魚米富足的形勝之地。

當然它也是殖民主義攻入亞洲大陸的入口。

正當江海要衝的島嶼，如澳門，若香港，一旦割據，難攻易守，可以躉泊鴉片，能夠補給軍火，是它們一意必奪的所在。

我隨着神色自信的英國人排着長隊乘纜車登上太平山頂，我擠在密麻麻的羣眾裏欣賞浮光躍金的紅船夜景。我尋找以整頓黃毒黑名義刻意拆除的九龍衙門痕跡，我躲開保安從馬路拍攝毒梟沙遜給他母親修的猶太教堂。我遠行南端的赤柱監獄去一座印度警察的清真寺，我繞到東端的鯉魚門觀察被日軍攻破的英軍海防。我擠出半小時去香港大學，本想看一座建築一眼卻看見學生跳“嘟嘟舞”。週日在九龍公園，和成羣湧進公園歇息的印尼女工一起吃香噴噴的清真便餐。臨行前夜，我摸黑去確認了拆掉又修復的女王雕像。歸途路上，一瞥大嶼山我彷彿看見了一條鴉片躉船。

——難道我會描寫這些麼？

不，正是沉默的季節。

滙豐銀行矗立在香港島正中。解説牌上沒有寫——它是由於鴉片戰爭得手奪取了這個島緊接着又攫取了上海的鉅額毒資，為了把鴉片暴利安全運回英國才成立的、一家緣起最骯髒的銀行。

不僅煙毒、從鴉片孽生的金錢，腐蝕了一個民族的骨頭。一百八十年前奮起硝煙的先行者，又倒在了金毒的笑聲裏。

當年鴉片販子的魁首怡和洋行，特別在這裏昂首闊步。它得意，在這兒的每一刻我都聽見它的狂笑。從林則徐到毛澤東，一切對它的批判都沒能成功。它的午炮，它的建築，是香港旅遊的必看景點。渣甸坊、渣甸街，“Jardines”（花園）被人説得口滑。而這個花園[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在它的社標圖案上只寫着Jardines，以西班牙語讀即“花園”]是種鴉片的，它的徽章偽稱蘇格蘭國花，其實我看惟妙惟肖是一朵罌粟——飽脹的花籽，是充斥的鑽石。

在半島酒店大廳排着長隊、等着喝標誌上流的下午茶的人龍一旁，我若大喊一聲：鴉片販子沒有遭到批判乃是民主進步的恥辱——會有什麼結果呢？

不，我不想喊那一聲，就像我不想描述香港。我只是想着魯濱遜的嘲笑：“他們自己全然不知，在全世界成為輕蔑之的。”

最大的侵略軍頭目，埋葬在一邊澳門，如今也是參觀景點，人稱馬禮遜墳場。把廣州虎門燒成一片火海、把中國拖入阿鼻地獄的英艦隊統帥施厚仁、英艦都魯號司令邱赤爾——青苔綠樹，安靜恬謐，安睡於斯。我去看時，墓石上擺放着一些黑紅綢布的花圈，估計有人在按期吊念。

我啞然。

騅不逝兮可奈何？林則徐只能默默西去。

殖民主義造成了人的深刻分裂，無論貼近享受它小康的你，或是遙遙痛恨它不公的我。

宰割之日來臨，天下孽火蔓延。天造地設的美麗島，成了貪婪魔鬼的灘頭堡。不止於此，金錢居然改天換地，奴隸更饜足於殘羹。包括革命的批判，居然都沒能打敗它——可憐的只有正義二字，流落在天涯街角，被一代代愚蠢的男女嘲笑！

在香港的滾滾人流中，我走着，琢磨着他們的神情。所謂一吐為快，其實很難實現。何況甜味的毒癮一旦侵蝕至骨，就很難再指望什麼。不，我們懷着比你們更深沉的民主夢，但彼此的基礎不同，直至簡單的常識。敍述和論説——其實還有明揚與沉默、傾訴與噤口等形式。訴説更不是放縱，我們的文化中，沒有魯濱遜的惡意。

也許，我們能做的事只是揖別——並等待天下公正的迴歸。

我儘量看了一些，當然不可能看全。

我懷着眼見為實的心情而來。我走時，帶着一點感傷。天道的懲罰居然近二百年遲遲不來，人心的受辱居然要延及子孫——即便如此我仍感謝主，沒有讓我在這緣起醜惡的富貴裏生活。雖然我擁有的話語，實在是囊中羞澀。

但是你且莫笑，新一輪對殖民主義的價值爭論，如伶仃洋最深處潛忍的海嘯，正悄無聲息地一步步發育。就人類社會的公正而言，良知的批判，尚未掀起高潮。

我只想祝福你。本來，人都被命運強制着苟活。我知道，為了求得生存，選擇否定是困難的。

人有病，天知否？

漢口

人會問：一篇寫香港的隨筆，為什麼一定要扯到漢口？

我反問：一場對母親祖國的強姦，為什麼不能只在香港一處？

因為鴉片戰爭不僅有第一次還有第二次。因為征服、掠奪、奴性以及古老精神的沉淪，不單在沿海的港口更在縱深的腹地發生。

對香港的勾勒，要在漢口結束。

像每個人一樣，終於我也遲遲知道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香港催生了上海，而漢口是上海的內陸。“上海經驗”加速了殖民者和侵略軍把面孔塗改成“貿易商和紳士”色彩的工程——既然終極目標是為了資本像羊羔一樣地錢生錢、既然鼠膽的官僚只會鎮壓人民而對洋人是恭順家奴——為什麼非要費力氣打仗、割地、管理那混亂的土地呢？

1858年的清政府已是任人糟踐。既然香港可割，既然上海可據，成串的“二線城市”如登州、潮州、漢口、南京，都以一份《天津條約》成了英法俄美四國以及後來強國的“通商口岸”。

《天津條約》中特別有一款：外國船可以自由駛入長江、外國人可以到內地遊歷經商、外國傳教士可以到內地傳教——

“內地”，這個詞語從此在歷史上閃爍，忽明忽黯。

一衣帶水的日本帝國，以它自古的中國知識，當然深諳“內地”的含義。一旦甲午戰勝，日本不僅照單通吃一個個英法栽下的樹上果子，更長驅深入內地，直抵中國腹深，甚至在“三線城市”揚子江上游的沙市重慶，都逐一闢為領館，準備長期插管吸髓。

記得那時發掘盤龍城，我們總在漢口的一個街口擠公交。我們總是渡過長江，去湖北省博物館，那時習慣了一腳扒上到站不停的汽車，卻不知沒幾步遠，便是列強的漢口租界。

廣州鴉片販子之一英商上海寶順洋行1861年到達漢口，新一版殖民史於是在漢口掀開幕布。而法國一直到甲午之後才搭日本的順風車來到，是為佐田雅志唱的“穿過三教街，到法國租界去”。

沒來前就聽説“東方芝加哥”云云。確實，這種出口秀特別適合於僅讀三行便行炒作的國人。百年前一個日本人順手寫下的“芝加哥”，彷彿是豔羨沿海改革開放的“內地激素”，不僅愈説愈順口，竟至武漢大學也拉着芝加哥大學，要按這句話結為姊妹。

我從日本下載了水野幸吉的《漢口》，瀏覽了這八百頁的鉅著。這是一個勤勉的外交官把就任漢口一年半的細密調查，發奮寫成的資料書。在前言裏，他代言日本帝國，做了日俄戰爭大勝之後的豪邁述懷：

滿洲事已決。值此劍影尚未去眼底，炮聲仍存於耳際之時，當然應試長驅以拓展利益之圈。唯其滿洲僅支那問題之一部而非其全部，最大且未決之清國問題，乃在中央支那即揚子江流域之利權角逐。惟帝國毋忘自己之運命，以圖其臨之終局解決之際，佔據最有力之議席。[水野幸吉：《漢口——中央支那事情》自序第1頁。合資會社富山房，明治四十年（1910）]

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資本侵略的兩幅嘴臉。大炮軍艦和賬本銀行——是資本運行的兩手。

跨過了1841年林則徐的虎門，又粉碎了1861年的天津大沽口，接着燒燬北京圓明園徹底捏破了清政府官僚的鼠膽後——進入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穿上了海關職員和商號大班的西服。

先對中國徹底作“社會學”調查，再牢牢扼住揚子江這條大動脈。此一番要摟緊這呆然的女體，吱吱有聲地吸血。

揚子江穿過母親的胸脯，密密的水網，是她裸露胴體的血管。沿着條條水道，遠不止漢水洞庭，一直到周口桂林其實都在數中——針頭直插九省通衢的心臟，她被惡魔攫住，枯槁而絕望。

由於資本主義被上帝選中，天下己任之感充斥胸間。天降的“運命”，甚至使一介小小領事也自信滿滿。散文家堀口九萬一出任湖北沙市領事，他諷刺地寫道：沙市清朝官員居然沒聽説剛打過的甲午戰爭。比喻“芝加哥”的水野幸吉則指出：漢口是“致中央支那死命之處”！

我沿着修繕一新的江畔大道，一座座地尋覓和欣賞。確實，殖民主義的勝利與建築美學的勝利同步。石築的大廈屹立江頭，宣佈着一種自豪的價值。

在漢口，我特別明白了俄國的茶葉經營。

怪不得我們當牧民時，喝的磚茶多打印着湖北的字樣！與龍井碧螺不是一回事——這是一種粗茶的製造、買賣、運輸的體系。俄國商人獨佔這一行，因為俄式帝國主義征服了中亞和蒙古。

我在烏珠穆沁草原上放羊時，糧本上每月有一塊磚茶的配額——雖然賣家變了，但粗飲茶的我們，依然處於這個體系的末梢！

順着歌詞的索引，穿過改了地名的“三教街”，院落幽深的法國領事館如潛伏般蹲伏。那以後，二十世紀翻雲覆雨，新興日本雖然一路突入衝到了沙市，大國夢卻在揚子江上灰飛煙滅。

佐田雅志的母親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42年來到漢口。她給海軍當打字員，時而去“海澤爾伍德”等店鋪消磨時光。她在回憶錄中説，“遇到機會就把和一個德國青年淡淡的浪漫故事，作為母親青春的一頁，講給後來長大的雅志聽”[佐田喜代子‘永き旋律：さだ家の母と子供たち’（自由國民社）2008年。頁數未核實。包括後面引文出自網絡]。

兒子寫的，其實是一曲帝國輓歌。

弗萊迪，暮色中你向着鍾劃了十字

被梧桐枯葉遮埋的那個人，簡直是一張畫

但是教堂的鐘，其實也該——為你我奏響

只是夢中的一切，就連你也一起

奪走它們的，是騰起的紅色火焰，交飛的戰鬥機

……弗萊迪，和你的相遇，是在漢口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約三十年，甲午勝後日本強置租界於漢口。1937年8月中國宣佈抗戰，漢口日僑全部回國。一年後日軍攻克武漢恢復漢口租界，後來佯作交還了汪偽政府。1944年12月18日漢口日租界被美軍飛機炸成廢墟。歌手的私人故事，就這樣翻完了末頁。

佐田雅志在大型紀錄片《長江》裏，批判了“悲慘的戰爭”。

但是他語焉不詳。我讀不出他批判的賓語——他批判的，究竟是分娩畸形兒一般製造了漢口租界的甲午戰爭？還是把日本租界一天炸為廢墟的美軍的戰爭？是把人類從那時拉入地獄的為了鴉片貿易的戰爭？還是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百年殖民史的抗日戰爭？

日本的粉絲也在網上唏噓：“歌的主人公在中國又在不是中國的‘租界’裏培養愛……戰爭是悲慘的，一句就可説盡戰爭的本質。但把它具體的説又意外的不容易。佐田的《弗萊迪》，肯定就是果敢地挑戰這種難度的一曲。”

——説《弗萊迪或者三教街》“果敢地挑戰”了戰爭敍述難度，是一種香港式殖民主義教育的結果。他們的存在，他們的“愛”，在巨大的他者面前，在一時弱勢的他者的屈辱、痛苦、貧困面前——不僅尷尬，而且輕浮。

我停掉了佐田雅志這首歌的音頻，隨手翻閲日本領事的《漢口》。第88頁他講及中醫，第97-104頁他分析漢口的開港大勢和中國內陸。第297-302頁他綜述了“買辦制度”……這是一部百科式的中國內地調查錄，必須説，內容十分紮實。

我們甚至沒有像1961年印度斷然出兵打得葡萄牙軍立即繳槍、一舉收回了殖民主義據點果阿那樣的——徹底的批判。

匪夷所思地想起的，居然又是魯濱遜的毒舌。“無知奴隸的羣集，自己全然不知成為輕蔑之的”……

陳天華當年就是不能忍受這樣的毒言惡語，一轉身跳進了滔滔的大海。今天，也許我們該把它當作鏡子，清除身上心頭的污染，每日三省，一點一滴。

這麼想着我不覺笑了：這對香港人可能太難。

因為他們抱着一個幻想。而我們卻可能——我們雖然兩手空空，但我們是思想的自由人。我們不與它媾和，惟要豐滿自己。

在漢水流淌來匯的兩江口，大樓上“江漢關”三個蒼勁大字在向我呼喚。

揚子江上，雄關緘默。我思索着，想猜出它給我的啞謎。從背後的盤龍城一直遠至蒙古草地，求知的痕跡隨人生勾勒一過。我從漢口開始，經過了虎門、淇澳、澳門、香港，又回到了漢口。

茫茫九派，極目楚天，我留戀地向南眺望。已是最後一個傍晚，靠着揚子江與漢水交匯的石岸，彷彿人在享受着休息。九龍城被毀了，黃鶴樓卻還在。我知道，學習與辯駁，都還僅僅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