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國故事（6）黃巾之亂的定性-誰是正義？_風聞

本章將對漢末的“黃巾之亂”作全面的系統性分析。在話題開始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整理前文的內容。

在靈帝劉宏有效執政時期：172-183年間。

東漢帝國的戰爭主要是對外（鮮卑），對異族叛亂，對宗教叛亂。沒有漢人的農民起義。

天災是不可抗力，東漢帝國基本上都有賑災行動，沒有發生過饑荒等人道主義災難。

至於官員腐敗、土地兼併、流民等問題並不是劉宏執政時的特有現象，而是東漢帝國自開國起就持續並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

我以為，如果靈帝拿這份“成績單”去和順帝、桓帝去比較，這可比他們強太多了。所謂“民不聊生”引發“黃巾之亂”的論調找不到足夠的史實依據，難以讓人信服。

説到“黃巾之亂”，我們無法避免且必須面對另外一個問題：黃巾之亂算不算農民起義？

大陸史家為政治服務，將黃巾之亂定性為農民起義，以此刻畫出“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革命推動歷史進步”的畫卷。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第二節：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我以為，毛主席的舉例中唯獨黃巾不算農民起義。

看看建國初出版的描述“黃巾起義”的書籍，裏面的內容大概是“殘暴的皇甫嵩、狡猾的朱儁、英勇無畏的黃巾軍戰士、悲壯的張角三兄弟”，相信大家體會到什麼叫“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我在前文對“土地兼併”的問題做了簡單分析。究竟太平道教徒中有多少人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我們無據可考，只能想當然地認為：這中間肯定有。有多少？不知道。

大家請看張角在起事前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種充滿宗教氣息的口號，可沒有表達出對土地分配有何種政治訴求。

至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率軍在兗州討伐黃巾軍時，黃巾軍將領寫信勸降曹操，寫到：聽説曹操你過去在濟南為官時，曾毀壞神壇，如此你的“道”與我們太平道是相通的。當時的你似乎懂“道”，如今怎麼卻又迷惑了呢？漢廷的氣數已盡，我們太平道則順天而立，這是天命，不是你的能力所能抗衡的。

陳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看看，自張角起事後，八年過去了，黃巾軍還是在宣傳“天之大運”這種君權神授論，卻仍然沒有提出對土地、生存及利益劃分等方面的政治訴求。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真正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太平道教徒中的比例必然不高，大陸史家將黃巾之亂定位成“農民起義”的理由真是太牽強了。

我認為，對黃巾之亂最準確的歷史定位應該是：宗教（邪教）叛亂。

封建時代的老百姓迷信鬼神，某些別有居心的人使用一些裝神弄鬼的手段就可以讓信徒們死心塌地的賣命，這叫“假託天意”。陳勝和吳廣策劃起義之前也用“學狐狸叫”、“魚腹丹書”的手段使同伴們堅定反叛的信心；而太平道教主張角則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種口號也是昭示自己將能順天命而得天下。

結果呢？張角當年就病死了，“黃天”也沒能立起來，經過二十多年亂世後，倒是“三國鼎立”了。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宗教起義太多了，近代還有“太平天國”，也被大陸史家包裝成了“農民起義”和“革命軍”。天王洪秀全把基督教“本土化”，玩起了“上帝附身”的把戲【在基督教教義中，附人身的是魔鬼，也就是異端邪説。】，這種神棍式的作風真不知道算哪門子“革命”。

往後還有“義和團”，他們除了會“請神上身”之外，還會“神功護體”和“刀槍不入”；就這樣一羣憑藉愚昧信念的人向西方列強宣戰，竟然還得到腐敗的清政府認可，這種荒唐事最終釀成了全體中國人的悲劇和災難。

就這樣的一幫愚民，還被包裝成“愛國者”和“革命的先行者”，這是對歷史、對民族極不負責任的解讀方式。

封建迷信救不了中國，只會讓中國人永遠落後於世界文明發展的腳步。范曄在獄中遺書中也談到自己寫《後漢書》的目的：“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我覺得，這句話應該成為所有讀史之人的座右銘，因為讀史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明白“得失”，這與唐太宗李世民説：“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是一樣的道理。

時至今日，我看過一些歷史寫手的“大作”，開篇就寫某太祖皇帝出生時的種種“異象”，實際上，作為一個具備科學常識的現代人，怎麼可能相信這些無稽之談？已故台灣作家柏楊在評史時，將史書中這些段子統稱為“鬼話”。這些歷史寫手們，連鬼話都信，還能指望他們能寫出什麼好的見解來呢？

誰是正義？

大陸史家寫黃巾軍，將其塑造成“正義之師”，而地方上的世族被描述成“貪婪、罪惡的地主階級”，説的好像世族一貫欺壓百姓，百姓加入黃巾軍就是為了“鬥地主，分田地”似的。實際上，我們去看史料，就會發現：普通百姓對黃巾軍避之不及。

陳志《程昱傳》：黃巾起，（東阿）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逾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

看看，黃巾軍起事後，官民扶老攜幼逃到山上躲避黃巾軍。

那麼，世家會被普通百姓所憎恨嗎？以前文談到“土地兼併”所涉及的集團中並沒有明寫世家在地方聚集財富，這大概是史書是士人所寫，他們自然不願意提及自己家族積累原始財富的事之故，但我們用腳趾頭都能想到：大部分人誰不愛財？不是有“君子愛財，取之以道”這句俗語嗎？

在漢末，不愛財的士人就成了名士，而故意裝作清高，沽名釣譽的士人，則是為了“養名”。例如袁紹從濮陽回鄉時車馬眾多，即將進入汝南郡界時就遣散車隊，改坐一輛車回家，他是懼怕本地名士許劭“月旦評”的威力。

範書《許劭傳》：初，（許）劭與（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月旦評：漢末時，汝南許劭、許靖在每月初點評本地士人得失。

東漢初名士向長的後人向栩，年輕時就非常輕狂、荒誕，甚至在市集裏乞討，而不肯當官。後來朝廷任命他為趙國相後，他卻換上嶄新的車馬前去赴任，至此，世人懷疑向栩之前荒唐的行徑是為了“養名”。他到任後也沒幹什麼實事，甚至不去辦公，以至於官舍中都長出了野草來。我想，這樣的沽名釣譽的昏官想必也不是當地百姓之福吧！

範書《向栩傳》：後特徵（向栩），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脱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真正清高的士人自然會得到社會認同。

例如，建安三年（198年），曹操攻破下邳，誅殺呂布，允許下屬隨意瓜分呂布軍中財物，大家紛紛滿車滿載，只有袁渙僅拿了數百卷書和口糧，大家聽説後，都覺得十分慚愧，曹操也因此看重袁渙的人品。

陳志《袁渙傳》裴注引《袁氏世紀》：時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呂）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慚。渙謂所親曰：“脱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破鄴城，沒收了審配等人數萬家財。等再攻破南皮後，派人查抄王修的家，只有不到十斛的谷和數百卷書，曹操聞而嘆之：“士不妄有名！”。

陳志《王修傳》：太祖（曹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閲（王）修家，谷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曰：“士不妄有名。”

由此可見，在漢末，至少還是有這麼一批能夠得到世人尊重的名士。“世族與地方百姓的矛盾”也遠沒有“豪族+官僚與地方百姓的矛盾”那麼嚴重。以至於在黃巾之亂時，地方百姓甚至去投奔當地世族尋求避難。

範書《袁閎傳》：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袁）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卿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汝南郡的百姓就跑到袁閎的鄉里避難，而黃巾軍也對袁閎表示敬重，約定不去侵犯。

範書《儒林列傳》：黃巾賊起，過（孫）期裏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原來連黃巾軍都尊重地方名士，兩者之間並無仇恨。

陳志《任嘏傳》裴注引《任嘏別傳》：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任）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

——賊寇聽説任嘏之父任旐的名號後，便放棄侵略本地。

範書《鄭玄傳》：（鄭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獻帝時，漢末大儒鄭玄從徐州返回老家青州高密縣，途中遭遇數萬黃巾軍，當黃巾軍得知是鄭玄返回，都在路邊跪拜，並約定不去侵犯高密縣。

此外，還有地方世族、名士在戰亂之時，出錢出糧安撫本地百姓的史料：

範書《劉翊傳》：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劉）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中。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

範書《蓋勳傳》：時人飢，相漁食，（蓋）勳調谷稟之，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者千餘人。

陳志《常林傳》：（常）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常）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

陳志《楊儁傳》：（楊）儁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儁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儁皆傾財贖之。

範書《張儉傳》：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張）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原來在戰爭、饑荒面前，個別名士和普通百姓並沒有利益衝突，甚至唇齒相依，共渡難關。

至於黃巾軍的殘暴行徑，如上史書所列，均是概述。若去尋找細節案例，倒是也可以找到一些。大致內容就是黃巾軍劫掠百姓，殘殺無辜，姦污婦女這類暴行，和賊寇沒有兩樣，跟“正義之師”更是沾不上邊。

例如陳壽的《益部耆舊傳》中就提到，益州黃巾軍攻佔巴郡閬中縣時，劫掠婦女為人質，其中有三名普通婦女為了免受侮辱，選擇跳水自殺。

《太平御覽·卷441·人事部八十二》引陳壽《益部耆舊傳》：“巴三貞”者，閬中馬眇新妻義，西充國王玄憤妻姬，皆閬中人也；閬中趙蔓君妻華，西充國人也。姬早失夫，介然守操。中平五年，黃巾餘類延益州，賊帥趙蕃據閬中城，構迫衣冠，令人婦女為質，義、姬、華等隨北入城。後賊類爭勢，攻破閬中，時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義、姬、華隨類出城走。傳聞後賊，或構略婦女，於是三人自度窮迫，恐不免於據逼，乃相與自沉水而死。鄉黨聞之，莫不感傷，號曰“三貞”。

同樣，《輿地紀勝·卷162·渠州人物》中也有類似的兩則故事：縣吏趙璝之妻趙姬聽聞黃巾侵入縣城，便和女兒趙英在家中自殺；百姓趙萬在避難途中被黃巾軍士兵所殺，士兵欲趁機姦污其妻，其妻不從，以身體撞入長矛而死。

《列女傳》記載：揚州吳郡許升的妻子呂榮，被黃巾賊陳寶用刀威逼，呂榮誓死不從，慘被殺害。

我在這裏説這些悲慘的故事，不是想證明“因為黃巾軍非正義，所以政府軍就是正義”，而是説：在戰爭中，百姓永遠是最可憐的羣體。吹捧任何一方為正義，都是非人道的論調。

戰爭始終是殘酷的，雖然黃巾軍中有因愚昧而盲從的教徒，但更多的還有被挾持的百姓，最終也因戰敗而喪生。

如皇甫嵩在廣宗之戰，斬首三萬，被趕入河中淹死五萬，婦女兒童全被俘虜；隨後，皇甫嵩在下曲陽之戰，又斬殺十餘萬人，將屍體在城南筑成京觀。無怪乎有人稱皇甫嵩“殘暴”了。

範書《皇甫嵩傳》：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係獲甚眾。

範書《皇甫嵩傳》：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京觀：將屍體堆積成山，封土成丘。

這場讓中原百姓的蒙受戰爭災難的罪魁禍首就是張角，這個邪教頭子為了一己私慾，引發浩劫。張角雖然覆滅於中平元年（184年），但其歪理邪説流毒難除，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後，史書上才沒有了黃巾軍的記載。

我認為：把張角美化包裝成“替天行道的英雄”，又把黃巾之亂前一個“沒有饑荒”的東漢帝國醜化成“腐朽墮落、勢必被推翻”的封建王朝，這是顛倒黑白，對歷史真相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