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親歷中美危機較量第一線，讓美認錯賠償，避免以牙還牙_風聞

編者按：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佈《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40年彈指一揮間。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聯合澎湃新聞，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本期對話人物為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何亞非。

何亞非的外交履歷十分豐富，他曾在聯合國機構任職，又從事過對美外交，這使他對美國有比較客觀全面的認識，對中美關係發展也有深入的體會。

發生在世紀之交的兩起中美危機——“炸館事件”與“撞機事件”——恰好都被當時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的何亞非“趕上”，還有其他許多日常的多邊、雙邊外交工作經歷。

這些年在外事工作中他體會到：以從戰略高度着眼未來，既堅持原則、又尋求解決問題的精神來審視和處理中美關係和其他雙邊關係、多邊問題至關重要，這使中美度過了一些困難重重的事件乃至危機，推動兩國關係經歷風雨仍能保持向前發展；而面對未來，中美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都需要秉持“大國胸襟”，互相學習，互相尊重，不衝突、不對抗，只有這樣才能跨越分歧，實現合作共贏。

何亞非（資料圖）

回看中美關係40 年

採訪組：1972 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及之後的中美建交對您的個人生活軌跡和事業發展有何影響？

**何亞非：**我在外交部工作時，從作為軍控司副司長參與中美之間的談判，到去中國駐美國使館工作，後來回到部裏工作，有不少時間從各層面處理中美關係問題。

處理多邊問題時其實也涉及中美關係，比如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期間，我主要處理聯合國政治事務，特別是安理會相關事務，但與美方打交道是工作的重要方面，畢竟美國是個大國。從駐美使館回到外交部以後，於2002年開始擔任美大司司長，接觸和處理中美關係問題就更多了。

從外交角度看，無所謂個人事業。外交無小事，始終在黨中央的堅強英明領導下展開工作，是國家大事。中美關係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點之一，對我來説，做好對美外交既是工作所要求，更是作為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應盡的責任，所以我一直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從未有懈怠。

對美工作需要深入的研究兩國關係，更需要對美國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種問題有深入的瞭解。習近平主席要求積極開展大國外交，其中中美關係十分重要，因為中美兩個大國在世界上如何相處、中美關係能否處理好，不僅關係着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關係到整個世界的未來，特別是亞太的未來。

採訪組：中美關係40 年來風起雲湧，經歷過友好“蜜月期”，也出現了許多摩擦和危機，您如何評價40 年來的中美關係？

**何亞非：**中美關係40年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曲折和風浪，甚至經歷過一些危機，正所謂合作與鬥爭如影隨形，是“硬幣”的正反兩面。在過去40年裏，兩國的合作始終佔主流，鬥爭後繼續合作，合作中會有摩擦，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關係。所以，40年兩國關係的總體趨勢是合作，是向前發展的。

隨着兩國關係的發展，中美交往逐年增多，舉例來説，現在就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當然現在特朗普政府開始限制一些學習的領域，這不利於兩國的長遠合作。經貿合作是兩國關係發展最明顯的領域，兩國貿易額從建交時不到200億美元，如今超過每年6000億美元；雙向投資也不斷增長。美國500強公司在中國大都有投資，隨着中國進一步開放，兩國經貿合作的前景看好。

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關係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現在，美國方面不顧中美的共同利益，採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中美經貿關係會造成嚴重傷害，美國應該三思而後行。中國的態度很明確，我們希望中美經貿關係繼續發展，但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水來土掩，兵來將擋。

中美關係的複雜性還在於兩國在多方面截然不同。中美之間的歷史不同、文化傳統不同、信仰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中美40年來能夠有長時間的合作，並在合作與鬥爭交替中保持了合作態勢，是因為雙方戰略上有契合點，有共同利益。當年尼克松訪華是因為雙方都有應對前蘇聯的考量，因此交往大門重新打開。後來，雙方的利益格局拓展了，合作的基礎和空間就更大了。

採訪組：除了建交之初共同對抗蘇聯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有哪些因素驅動着中美兩國走向合作？

**何亞非：**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的需要減少了。兩國開始尋找新的戰略支撐點。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融入全球化和現有國際體系的步伐明顯加快，中國憑藉艱苦奮鬥和全球化大潮成為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重要一部分。有人説，中國是世界工廠。不管如何評價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世界上很多商品確實都在中國生產，而且是第一大生產國，但中國經濟依然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

中美貿易逆差長期存在的問題比較複雜，主要是雙方經濟結構和市場規律所決定的。中美兩國在經濟上有巨大的合作需求，有利於推動世界大市場的形成；中國和美國處在全球價值鏈、生產鏈不同的位置，互補性較強。這就是兩國合作新的支撐點，也就是過去經常説的，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當然，這40年兩國一些摩擦、戰略認知不同也不時有所顯現。小布什總統時期，美國已經開始醖釀把中國列為美國主要競爭對手。後來，國際形勢的變化出乎美國意料。“9.11”事件迫使美國調整其戰略優先順序。原來，美國把大國威脅列在第一位。由於恐怖主義襲擊美國本土，美國自然就把反恐調整為美國面臨的首要戰略威脅。當時小布什總統在演講中説，現在全球主要大國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可見，當時美國對大國關係的描述和認知與現在不太一樣。

這種情況延續了將近10年，美國因“全球反恐戰”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當然伊戰美國還有別的戰略意圖。兩場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由於美國長期放鬆金融監管，放鬆對資本的管制——這當然也是美元資本輸出的強烈需求——導致華爾街點燃了世界金融危機導火索。這是一場非常嚴峻的、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而且產生於美國本身，對它打擊很大。

換言之，21世紀頭十年，中美有加強合作的共同需要——反恐、大國合作、應對金融危機等。我當時是中國G20事務協調員，在20國集團這個平台上，中美兩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防止危機蔓延——首先是為了防止美國金融體系的崩潰，繼而防止可能導致的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進行了密切的合作，為G20的整體合作奠定了基礎。

採訪組：近年來，美國戰略界對華態度發生了較大轉變，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何亞非：**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是兩面或者是兩手的，即合作與制約交替。只是2010年前後美國對華政策制約的一手開始突出起來，出現了不少雜音，如“轉向亞洲”、“亞太再平衡”、TPP等等，美國再次反思對華政策。特朗普政府執政已近兩年，美國這一輪對華政策的辯論和反思，對中國似乎有了“新的認識”，或者説對中國有了一個新的戰略評估。

美國過去一直希望通過經濟全球化把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經濟體系、金融體系，以推動中國政治制度沿着美國希望的軌道轉變，使中國成為“又一個美國”。這可以説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思想。中美建交後八屆美國總統大致上都是按照這個戰略來設計對華政策的。現在美國的戰略評估認為，美國這個想法有誤，對華政策不成功。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在美主導的國際體系內經過短短40年迅速發展起來，適應了國際規則，克服了很多困難，走完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之路。然而，不管是融入全球化，還是參與全球治理，中國始終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同時確保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既保持國內社會和諧、政治穩定，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美國想，怎麼會這樣呢？這不是美方所希望的結果啊？特朗普上台後，2017年底、2018年初相繼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新的《國防授權法》等戰略文件，以及特朗普和其決策核心圈的納瓦羅等高官，把中國連同俄羅斯等一起定義為將對美全球經濟利益、安全秩序、治理體系、霸權地位形成挑戰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當然，這只是美國戰略目標的表述，迄今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政策。

理性看待美國對華態度轉變

採訪組：結合您長期從事對美工作的切身經歷，您如何看待美國現在對華態度的變化？

**何亞非：**1998年到2002年，我在中國駐美使館工作，這一段時間正是美國戰略重點調整期，即從大國威脅調整到“全球反恐”。其實，美國當時已經傾向於把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只是反恐成為首要戰略目標後，美國戰略重點作出了調整。

從美國遭到2001年“9.11”恐怖襲擊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核心利益——即美元體系、金融體系受到重大挫傷，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作用顯現出來。比如“9.11”事件後，中國領導人很快發去慰問電，表示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在反恐問題上是站在一起的，中國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從長遠中美關係出發，為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在反恐和維護世界金融體系等問題上與美國進行了合作。

這些年來，特別是2010年以後，美國的戰略重點轉向亞洲，提出“亞太再平衡”，這是對美國總體戰略的再次調整。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最有動力的地區。美國認為，要保持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在金融體系、全球化、全球治理中保持領導地位，必須更加重視這個地區。

面對中國發展壯大，看到中國力量日益增強，美國深感擔憂和焦慮，加上意識形態等傳統的偏見，從中得出了一些負面的結論，導致現在兩國關係出現下滑的情況。然而，這些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冷靜觀察。在當前風雲變幻之際，這尤為重要。我們要做最壞打算，往最好處努力。

採訪組：中美經貿關係的繁榮發展長期以來在維護兩國總體關係的穩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兩國經貿摩擦越發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干擾因素。這是為什麼？

**何亞非：**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還未加入WTO時，美國國會每年需要通過決議，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MFN），否則中國的商品就很難進入美國，因為關税會很高。當時，無論是支持中國加入WTO，還是每年遊説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商界都發揮了較大作用。

有一個詞叫“敲門行動”，意思是美國商界、企業家去敲國會議員辦公室的門，找議員談話和遊説。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外資特別是美國資本在中國獲利良多，而且他們看到中國的發展潛力巨大。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的“雙贏、多贏”格局給兩國總體關係向前發展提供了動力。

現在，美國政界、商界的看法有一些改變。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即同時發揮政府調控作用和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中國的發展模式在提高市場作用的同時保持政治經濟體系的穩定、社會的穩定，這是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不斷摸索出來的，既是中國的發展方向，也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

但是美國政商界現在似乎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認為美國對華政策不成功，或者抱怨中國變了，於是對中國發展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美國現在做的是要“修改遊戲規則”，以增加中國發展的難度和成本。TPP其實就是這麼一個例證，雖然特朗普上台後就退出了TPP。前一屆美國政府曾公開表示，美推進TPP就是不想讓中國參與新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這怎麼行得通呢？也不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隨着中國的發展壯大，自然而然地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利益，在國際體系裏有自己的地位，發出中國的聲音。這其實是對現行國際體系的有效補充和改進，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有助於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但是，在美國眼裏，中國卻是在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挑戰美國在高科技、軍事等方面的主導地位和美元體系。

採訪組：美國商界的對華態度是否也因此變得消極了？

**何亞非：**從美國商界來説，我認為他們仍然是支持中國改革開放，支持中美兩國發展互利共贏合作關係的，因為美國在中國的資本，通過投資和貿易等渠道希望繼續在中國廣袤的市場獲利。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給予外國企業一些特殊的政策。現在，中國國情已經改變，中國經濟逐步地走入正軌，法制和法治明顯改善、逐步完善。這也是多年來美國企業對中國的期待，即希望得到同樣的國民待遇。現在對美國企業來説，中國企業強大了，與他們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他們的感受與過去可能不太一樣。

中國企業自身發展壯大使其競爭力提高。中國的高鐵、製造業（特別是裝備製造）與美國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原來這種競爭比較少、不明顯，因為中國大多是中低端產業，美國主要是中高端產業。現在中國開始向全球產業鏈中高端邁進。這種情況下，美國企業會感到壓力，但這並不是説美國企業在中國就不獲利了，只是競爭會多一些，這很正常。

中國繼續擴大開放的決心和努力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習近平主席最近代表中國宣佈了一系列新的開放措施，包括金融的開放，其開放領域和力度擴大了很多。美國企業應該有充足的信心在中國繼續發展，與中國和中國企業共同成長，繼續實現雙贏。

現在不能下結論説，美國企業不支持中國發展了，因為這其中有很多複雜的因素，除了以上所述，他們還會受到美國強硬派的影響等。從業務、企業經營、供應鏈配套來説，中國還是他們的投資首選。中國的投資環境穩定，相關配套、零配件供應、物流配送都很強，中國還是最好的投資目的地。我們要全面地看待這個問題。

​親歷中美危機管理

採訪組：1999 年發生了美國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炸館事件”，您當時在駐美大使館擔任公使銜參贊。是否參與了相關的危機處理工作？

何亞非：當時鬥爭激烈。針對“炸館事件”，美國堅稱是錯用舊地圖導致的，這個説法根本不可能成立。中方不能接受美國這種説法。美國飛機從本土密蘇里空軍基地起飛，飛到歐洲後對中國使館精準轟炸。要不是當時大使已經離開，否則也會遇難。這場轟炸不可能以“使用錯誤地圖導致誤炸”來解釋，但美國不肯承認，所以當時陷入了僵局。

記得事發後，有一次大使應對方要求會見奧爾布萊特國務卿。她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兩人來使館，不希望有記者在場。美方表示轟炸有錯，但是不肯承認這是美方有意所為，説只是誤炸。當晚美方來談這件事情的時候，被問及是否願意見中方記者，美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希望會後從使館後門走。中方回答説使館沒有後門，只有正門。後來奧爾布萊特被中方記者提問時神情尷尬，因為美方所作所為確實違反了國際法。

最後，經過中方反覆嚴正交涉和艱難談判，美方雖然不肯承認這是其主動所為，但還是在國家層面認了錯，並同意向中國做出賠償。這涉及很重要的國際法原則，美國最終認錯並進行賠償，是一個主權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造成傷害後必須要做的，表明正式承認錯誤並將擔負違反國際法的法律責任。

當時的反美遊行

中國這個問題處理得很好，首先是堅決維護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第一要求美國認錯；第二美國必須賠償。做到這兩條證明美方的所作所為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犯罪，犯了法就得認錯、賠償。

中美之間這樣的較量有過一些，但是在處理了這些事情以後，並沒有影響總體中美關係的向前發展。由此可見，大國之間遇到問題或者是危機，特別是中美這樣的大國，要有大國胸懷和冷靜處理的能力。處理大國關係時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坎坷、波折，既要毫不動搖地捍衞主權、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要顧全大局、向前看。

採訪組：2001 年“南海撞機”事件發生時，您在華盛頓擔任駐美大使館公使，參與了中美外交一線交鋒。我們是怎樣度過了這場危機？

**何亞非：**同美國交涉的時候，中方一直説，為什麼美國偵察機每年要增加那麼多在中國沿海的抵近偵察飛行？也許可能沒進入中國領海，但這是把中國作為敵人來對待，是冷戰思維和行為，目的顯然是要偵查、截獲中國的情況。這就好比天天在別人家門口執刀徘徊，雖然沒有進人家家門，但本身就構成威脅。

美國辯解説，美軍是在公海行動，是合法的。中方對美方講，假如中方也派很多的飛機天天在加利福尼亞沿海地區偵查，美國會有何感想、會做何反應？恐怕就沒這麼簡單了。

兩國常會發生一些摩擦，如果處理得不好，確實有可能發生衝突。“炸館事件”和“撞機事件”這兩次就是這樣，如果堅持以牙還牙，你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可能局面難以逆料。

中國人是講原則，也講道理的，只要對方在國際法範疇內承認錯誤，依法賠償，這説明已經承認犯了錯，承擔了法律責任，兩國關係就可能在新的基礎上繼續往前。如果美方一而再、再而三，那麼兩國合作的基礎就會被破壞，中方必將作出強烈反應。

就美軍飛機抵近偵察而言，中國必須保持警惕，採取相應措施。對中方的這些立場，美國經過這些年的摩擦和鬥爭，已經很清楚了。

採訪組：您對於處理中美關係中的敏感問題有哪些心得體會？

何亞非：作為一名外交官，體會很多，大的方面暫不講。有一點是，中美兩國的思維邏輯和處事方式不同，這個不同來自於雙方文化傳統的不同，文明基因的不同。美國奉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兩元對立思維邏輯。中國文化講“和而不同”，即希望在有不同觀點或者不同看法的情況下，找出共同點，求同存異。

我2002年從駐美使館離任時，曾接受當地採訪，問在美國4年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説，撇開兩國戰略層面的問題不談，中美文化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也許造成了不少誤判與誤解。文化的不同往往導致兩國官員、民眾看待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不同。雙方在文化文明方面應該採取相互學習、相互寬容的做法，而不是想着“文明衝突”，要理解兩國文化和思維方式不同可能產生的困難，要努力克服這些看來不是困難的困難。這樣才可能產生相互寬容、和平相處的大國關係。

採訪組：能否舉例説明文化差異如何影響兩國處理問題的方式？

何亞非：確實雙方有時溝通起來有困難，譬如中美之間對人權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美國把政治公民權利放在第一位，而中國講人的基本權利首先是生存權、發展權。這符合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為什麼中國政府幾十年來這麼重視消除貧困？這就是中國重視人權的表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取得的減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普遍稱讚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任務70-80%是中國完成的。

每個社會有不同的歷史經歷，對個人的權利、集體的權利、社會的和諧有不同的做法。美國有時會要求中國“放人”，理由往往與所謂人權有關。要知道，這些人都是違反中國法律、經過正常中國司法程序的。美國可以不贊成中國的法律，但是沒有權力干涉中國司法。中國也不贊成美國的一些法律，但中國從來沒有因此干預美國的司法，美國當然也不能這麼做。然而，美國認為其司法制度可以“統管”，有所謂“長臂管轄”一説，並經常藉此干預別國內政和司法。

採訪組：您對未來的中美關係有怎樣的期許？

**何亞非：**中美兩個大國之間打交道，就是要努力建立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原則的新型大國關係。

“不衝突、不對抗”講的就是雙方需要和平相處，不能相互為敵，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對此雙方應該樹立共識，即雙方不應該對抗，對抗對兩國都沒有好處。

接下來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第一講的是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第二是尊重對方的文化、對方的發展模式、對方的政治社會制度等。同時，還要尊重對方的文明。正如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的，世界上文明沒有優劣之分、高低之分。伊斯蘭文明也好、西方文明也好、中華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好，都有自己的強項，要相互融合、相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