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奧勒談“納粹嗑藥史”：毒品也許是獨裁政府最好的權力手段_風聞

2004年，德國作家諾曼·奧勒（Norman Ohler）第一次來到中國，彼時他剛剛完成自己的“城市三部曲”，《代碼生成器》《中心》和《黃金之城》，正在尋找下一本書的主題。結束中國之行後不久，奧勒在柏林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朋友的一段奇遇給了他重要的靈感。這位友人在曾經東德一間公寓的衣櫃裏發現了一個生產於上世紀40年代的藥瓶，包裝上印着藥物的名字“柏飛丁”（Pervitin），而它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冰毒”，友人看後一驚，為什麼在當時會有一種類似“冰毒”的藥物在市場上合法流通。這位極具冒險精神的友人，本着對德國製藥產業的信任，吃下了幾片40年代的柏飛丁，他這樣向奧勒描述服用後的感受：吃下第一片之後，整個人突然變得異常清醒。吃下第二片後，感到心情好極了，想要演奏音樂，放聲歌唱。吃到第三片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在服用一種強效毒品。

這一偶然的發現揭開了歷史塵封的一角，奧勒和友人都意識到，柏飛丁在第三帝國的流行是一個絕佳的選題。奧勒最初打算創作一本有關納粹和毒品的小説，但當他開始到德國各地的檔案館查閲資料時才發現，歷史本身比虛構更加有趣，於是有了這本出版兩年就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國暢銷的非虛構作品《亢奮戰：納粹嗑藥史》。2018年12月，時隔14年後，奧勒帶着這本非虛構代表作再次來到中國，並在北京與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就這本書的內容展開了對談。

任劍濤指出，奧勒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納粹的意識形態戰實際上是毒品戰，這為我們重新去理解納粹德國的歷史提供了一把鑰匙，同時也啓發我們去反思現代城市、現代工業、現代戰爭以及現代性背後的隱秘問題。奧勒則談到，納粹德國最主要的問題不是毒品，而是不自由，對於一個獨裁政府來説，毒品或許是最好的權力手段，可以為受其擺佈的民眾“提神”，同時將異族、異文化與“癮君子”“危險的毒販”畫上等號，納粹德國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這種圍繞管制藥品的權力技術今天依然在發生作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整理了書中和對談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全民嗑藥：**反毒品的納粹德國何以成為冰毒之國？

早在歌德寫浮士德的年代（19世紀初），德國藥劑師弗里德里希·塞爾杜納就發現，從罌粟中提取出的濃縮汁液（也就是鴉片）有很強的麻醉作用，也可以緩解疼痛。後來，他從鴉片中分離出了關鍵成分嗎啡，在此後的短短几年間，各大藥廠紛紛開始批量、標準化地生產嗎啡，這也是德國製藥業繁榮的開端，製藥巨頭默克公司就是在這時起步的。1987年，拜耳公司用從柳樹皮中提煉出的有效成分合成了乙酰水楊酸，這種藥後來被命名為阿司匹林並迅速風靡全球；幾乎在同時，德國拜耳公司又研發出了一種著名的藥品，二乙酰嗎啡，這是人類歷史上的首款人工合成毒品，它的商品名稱是海洛因。當時，海洛因是一種用於治療頭痛的藥物，甚至被配製成小兒止咳糖漿，如果寶寶肚子痛或睡不好覺，父母就會拿出海洛因給他吃。依靠着這些暢銷藥品，化工、製藥業在19世紀末成為了德國的支柱產業。

一戰的失敗給德國帶來了重創，因此，無論是在身體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德國人對這些藥品（毒品）的依賴都愈演愈烈。為了償還鉅額債務，政府加印貨幣，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到1923年秋天，42億馬克的價值僅相當於1美元，這時，全社會的道德底線也像紙幣價值一樣一落千丈。既然輸掉了戰爭，索性一切都隨它去吧。柏林搖身一變，成為了歐洲的冒險家樂園。據統計，1928年，僅柏林一地，按處方合法出售的嗎啡和海洛因就多達73公斤，可卡因更加氾濫，只要花點錢，就可以輕鬆買到。這樣的德國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個在我們印象中乾淨、嚴謹、循規蹈矩的國度，其實一直是毒品之國。

而對魏瑪時期全民嗑藥現象批評得最猛烈的就是納粹黨。他們大肆抨擊“猶太共和國”的道德淪喪，並且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議會民主制和開放多元的城市文化的反感。同時，納粹對這一狀況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在他們看來，合法的毒品只有一種，那就是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納粹黨一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自己的綱領，向民眾描繪出一幅理想社會的圖景；另一方面則通過火炬接力跑、授旗儀式、羣眾集會和公開演説等方式，製造一種集體狂歡，這種宣傳手段，從本質上與毒品的原理無異。納粹仇視毒品，因為他們想取而代之，奧勒在書中這樣寫道。

1933年奪取政權後，納粹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將魏瑪共和國的享樂文化剿殺殆盡，毒品被徹底禁絕，因為在一個只有元首一人擁有誘惑權的體制裏，任何其他“誘惑品”都沒有存在的空間。納粹出台的與禁毒相關的法律包括：允許在封閉機構內對吸毒者實施強制戒毒，時長可達兩年，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戒毒期可以無限延長，經鑑定戒毒無效的人，會被押送至集中營；醫生一旦被發現吸毒，將被吊銷行醫執照；禁止毒品依賴者結婚等等。此外，納粹開展的禁毒運動從一開始就與建立國家監控體系的計劃捆綁在一起，法律規定，公民一旦發現親屬和朋友中有人染上毒癮，必須立即上報。

激進的禁毒運動還與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分不開。當時被很多德國人奉為聖經的《神奇的毒藥》一書中寫道：“毒性最強的永遠是那些來自外國和其他種族的迷惑物。”納粹黨種族政策部公開宣稱：猶太人的本性就是依賴毒品的，大城市中的猶太知識分子都喜歡藉助可卡因和嗎啡來安撫其“躁動的神經”，猶太醫生四處兜售嗎啡，嗎啡癮在猶太人中十分普遍。在納粹的宣傳下，猶太人和毒品變成了有毒並且有傳染性的統一體，共同威脅着德意志的安全；而禁毒運動中的甄別對象也從癮君子轉向了所謂的“劣等種族”。

反猶宣傳的兒童讀物將猶太人比作毒蘑菇

而在二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毒品“柏飛丁”，確實是在納粹治下研製出來並廣泛流行的。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一種名為苯丙胺的藥物十分走俏，當時它還屬於合法興奮劑的範疇。德國的泰姆勒藥廠嗅到了商機，決定投入全部資源研發苯丙胺。1937年，泰姆勒藥廠成功研究出了甲基苯丙胺的合成方法，其藥效遠勝於苯丙胺，這就是後來的“柏飛丁”。

1938年初，剛剛上市的柏飛丁的廣告鋪天蓋地地貼滿了柏林的大街小巷，它被奉為一種萬能的靈丹妙藥，不僅可以緩解血液循環不良、情緒低落、抑鬱，還能治療女性的性冷淡，人們甚至宣稱，柏飛丁可以起到“穩定體制”的作用。“我們生活在一個高能耗的時代裏，肩負的任務之重、責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某醫院的主任醫師這樣寫道，但柏飛丁可以幫助人們緩解負面情緒，讓“裝病的人、不願工作的人、整天牢騷不斷惹是生非的人”都順利融入勞動者的行列。

柏飛丁成為了納粹德國這個高歌猛進的業績社會的標誌。市場上甚至還出現了含有甲基苯丙胺的小顆粒，每塊中的含量是14毫克，幾乎是柏飛丁藥片的五倍。這種“提神美味”廣告語是“媽媽的小幫手”，它可以讓家務變得輕鬆，甚至有控制食慾、減輕體重的功效。奧勒寫道，柏飛丁與時代精神如此合拍，簡直是久旱後的一場甘霖。它實現了獨裁體制在個體身上的順利運轉，它就是藥片形式的納粹主義。在意識形態宣傳和藥物的雙重作用下，1930年代末的德國陷入了全民嗑藥的狂歡之中。戰爭也在此時一觸即發。

柏飛丁

**二戰中的毒品：**閃電戰就是冰毒戰

在戰爭中，柏飛丁等一眾毒品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奧勒在對談中提到，戰爭前期助德國所向披靡的閃電戰，其實就是毒品戰。卡爾·馬克思曾説過，存在決定意識，但在希特勒看來卻恰恰相反，他相信士兵的意識能戰勝一切，德國是必勝的。1939年秋天，德國佔領波蘭之後，希特勒認為當務之急是要乘勝追擊，攻佔法國，但事實上，當時德軍並沒有任何勝算，軍方高層當時就曾密謀過推翻希特勒的統治，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此時進攻比利時西部，德國會像輸掉一戰一樣輸掉二戰。

1940年2月17日，希特勒和兩名瘋狂的坦克部隊將領——隆美爾和曼施泰因——共進了早餐，他們向希特勒回報了一個大膽的進攻計劃：翻越地勢艱險的阿登高地，趁敵不備，從英法聯軍背後發起進攻。希特勒完全被這個閃擊計劃説服了，他相信時間決定成敗，德軍在裝備上的劣勢可以靠速度和意識補足。但這一計劃成功的前提是，突擊部隊必須日夜兼程，一刻不停地行軍，並在三天之內到達法國境內。希特勒認為德國士兵有這樣的能力，他們可以憑藉強大的意志做到不眠不休，時刻保持旺盛的戰鬥力。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一個人縱使有再強的意志力，也不可能三天三夜連續行軍，這時候，柏飛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紀30年代末，柏飛丁在德國已經非常流行，時任普通生理學和軍人生理學研究所所長的蘭克是最早將柏飛丁應用於軍事領域的人。在1940年2月制定作戰計劃到5月實際發動戰爭期間，蘭克在陸軍當中越來越受歡迎，他被邀請去做了多次關於甲基苯丙胺的講座，還編寫了一份柏飛丁的簡介，作為德軍專用的藥品説明書。

在正式發動進攻之前，德軍訂購了3500萬片柏飛丁。服藥之後，士兵可以很長時間不用睡覺，攻擊性也會增強。奧勒談到，當英國人為他們的士兵提供茶和麪包，法國人為他們的士兵提供紅葡萄酒（當時的法國士兵每天可以領到一升紅葡萄酒），而德國士兵得到的卻是柏飛丁，在某種程度上，戰爭的勝負不僅是雙方人數、裝備、戰術的較量，也是藥物的較量。

士兵在連續17天無休無眠的閃電戰後的酣睡

任劍濤指出，閃擊法國的成功讓本來迷信意識形態的希特勒感受到了柏飛丁的威力，這使得毒品成為了發動戰爭機器的必需品。1944年12月，納粹戰敗崩盤的前夕，海軍總司令決定做最後一搏。5000名平均年齡只有十五六歲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組成了一支敢死隊，他們登上倉促打造的魚雷艇，吃下為這一行動臨時生產的藥片或可卡因口香糖，在沒有一絲光亮的深海里潛行幾天幾夜，潛艇裏逼仄狹小，士兵在裏面幾乎轉不開身，衞生環境也十分糟糕。為了驅散睏意，很多士兵甚至會一次性吞下攜帶的所有藥片，幾天幾夜都無法入睡，還有很多人產生了嚴重的幻覺，或在被俘後對航行路線完全沒有任何記憶。奧勒在書中寫道，這支靠興奮劑支撐的海軍敢死隊，是當時德軍狀態的真實寫照：曾經所向披靡、意欲征服世界的鐵軍，在戰爭末期變成了一羣苟延殘喘的殘兵敗將。而這最後的“精英部隊”，也不過是一些被強徵硬拉來的年輕人，靠藥物才被激發出了最後的潛能。

**癮君子希特勒：**從街頭運動領袖到暗堡裏的元首

在任劍濤看來，奧勒在書中提出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意識形態戰實質上是毒品戰。它讓我們看到，儘管意識形態的宣傳可以令人心潮澎湃、鬥志昂揚、戰鬥精神迅速勃生，但精神鴉片的效力終究是有限的，很難長時間維持人的亢奮狀態。任劍濤談到，他曾讀過盜印本的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讀完的感受是，自己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書比讀這本書更累，因為書中的每一句話都是以感嘆號作為結束。照常理來説，一本書中必須要有頓號、逗號、省略號、感嘆號等等，讀起來才會有抑揚頓挫的節奏，而在讀《我的奮鬥》時，會感覺被希特勒那種亢奮的情緒擊中了靈魂，但在讀完之後，則會有一種嚴重的疲勞感。

在二戰結束70多年後，德國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史學派，他們認為，如果希特勒不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也許是德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元首，很多普通民眾也開始懷念納粹德國時代，認為那時候經濟繁榮，人們都很有追求、很有幹勁——希特勒甚至在任內實現了零失業率，這樣的經濟業績是很難達到的。任劍濤認為，《亢奮戰》一書中揭示的歷史真相讓修正主義史學派的荒謬無所遁形。事實上，毒品為維護納粹德國的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士兵們靠柏飛丁（也就是最早的冰毒製品）保持戰鬥力，在納粹的高層中間，濫用藥品的現象也極其普遍，到了戰爭後期，柏飛丁都不足以應對他們的工作壓力和狂野追求，很多人開始轉而求助於藥效更強的複合毒品。

希特勒本人也不例外，在《亢奮戰》裏，他的嗑藥史被作為“病人A”的個案研究呈現。任劍濤指出，希特勒從早期的街頭運動領袖、最具煽動性的演説家，到後來暗堡裏不見天日的元首，這中間經歷的變化是巨大的，也與他長期的毒品、藥品依賴有很大的關係。奧勒在書中也談到，1930年代的希特勒很注意經營自己的公眾形象，把自己打造成禁毒鬥士和禁慾主義者。他身邊的親信説他不抽煙、不喝酒、只吃青菜、不近女色，連咖啡都不喝。“一戰結束後，希特勒把最後一包煙扔進了多瑙河，從此再沒有沾染過任何的不良嗜好。”

希特勒檢閲部隊

但在奧勒看來，希特勒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癮君子”，他是一個性格自卑的人，希望得到他人的認可，他最初的“癮”針對的就是追隨他的一幫“信眾”。當他站在50萬人面前，這些人呼喊着“Heil Hitler”的時候；當他從窗前走過，許多年輕姑娘激動得暈過去的時候——儘管他長得並不帥——他的“癮”就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對他來説，民眾的崇拜就是最強效的毒品。

但一切在1941年夏天發生了變化，當時德軍在蘇聯遭遇了第一次失敗，從此，令希特勒上癮的第一種“毒品”喪失了效力。1941年冬天，情況更加惡化，大量德國士兵在西伯利亞的寒冬裏受凍卻得不到冬衣，德國國內的每個家庭幾乎都受到了戰爭的波及，這時已經沒有15萬人站在希特勒面前高呼他的名字了。事實上，從那時起，人們就已經不再能看到希特勒在公開場合露面，他將自己關在暗堡裏，整天面對那些焦頭爛額的高層將領，前線失利的消息接二連三的傳來……1941年冬天也是希特勒開始注射強效鴉片類製劑的開始，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納粹想要創造超人，但最終還是難以克服人性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