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軍託我給您帶句話：為什麼得天下的不是日偽和國民黨？發動羣眾才是勝利之本！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黨人碑的熟人茶館）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除了革命與戰爭，還是一部災荒與抗災的歷史。

河南人民命苦，水旱蝗湯，紛至沓來，“湯”是人禍，有兵燹，有匪患，咱們暫且不提，今天要説説“蝗”。

身兼科學家和政治家雙重身份的徐光啓，曾經講過：災荒的三大誘因，水旱蝗中，最要命的當屬蝗災。“地有髙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裏間草木皆盡，或牛馬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者也。”同樣是減災抗災，蝗災更考驗的是集體的行動力和組織力，所謂“必藉國家之功令，必須羣邑之協心，必賴千萬人之同力一身一家，無戮力自免之理。”換言之，如果身處戰亂，國家瀕臨崩潰，基層組織建設形同虛設，不管你怎麼折騰，都是無法抗拒的災禍，剩下的只有等死！

蝗災為患中國幾千年，《三國志》遊戲裏都有表現

著名的治蝗專家陳家祥教授，曾在1935年有個統計，説我國自公元前707 年至公元1935 年間共發生蝗災796 次，平均每隔3 年發生1 次。另一位農業昆蟲學家吳福楨先生，則從北宋開國的公元960年到1935年，做了另一個統計，他認為：其間共發生蝗災619次，平均五年發生兩次。其中有63次為單獨突發之一年，而有102次為連續發生兩年以上者，每次發生的連續時間約為5.5年。

傳統上認為中國最早的蝗災紀錄，發生在魯桓公五年（公元前707）秋。實際上《詩經》和更早期的殷墟甲骨文中，都有蝗災的記載。豫北的河南人民，跟蝗蟲打交道的慘痛教訓，起碼在商王那裏，就有不小的心理陰影。一到夏秋，商王就非常緊張，對於蝗災，他們無能為力，只能不斷占卜和祈福。當然我們知道，然而這並沒有什麼卵用。

1942是中國的大災之年，飽受日寇蹂躪的河南，又遇旱魃，加上此前的花園口決堤釀成的大片黃泛區，湯恩伯部隊的竭澤而漁，禍不單行的是蝗災接踵而來。首先是黃泛區發現蝗蟲，但當地幾無統治秩序，國民黨和日偽政府對此也不上心，初期基本沒做什麼工作，老百姓缺乏教育，以蝗蟲為神蟲的老腦筋作祟，於是沒多久遮天蔽日的蝗蟲就起來了。

花園口決堤造成的黃泛區，是1940年代華北黃淮蝗災的根本原因

先遭殃的當然是黃泛區，扶溝縣誌説當時“飛蝗遮天蔽日，由北向南入扶溝境。遇見禾苗，驟然落下，蠶食葉片，咬斷嫩頭。一棵穀子，從頭到頂，爬滿蝗蟲，吃的只剩光桿，再飛到別處，蟲災造成絕收。”

接着蝗蟲飛過黃河，到了第二年，蝗災已經擴及河南全省，開始禍害晉冀魯豫大片地區。較之去年，勢頭更猛。

親歷過這次蝗災的老人回憶，説當時蝗羣下落比下鵝毛大雪還要密集，好像天地間都充滿飛蝗，房子和整個村莊猶如用蝗蟲修成一般，地裏莊稼被全部吃光，就是現代化的大型收割機也無法與蝗蟲比速度、比干淨。

中國飛蝗分佈圖

我黨的太行區不斷收到地方專員的報告，今天讀來儼然是美國災難片範兒：

“所發現者皆是幾十里長、十來裏寬的面積，就密度而論更是驚人，一落地莊稼地皮枝葉都看不到了，相隔十幾米，人們彼此不能辨認。”

“最為嚴重的都進了村中家裏，羣眾在做飯和麪時，須有一人趕螞蚱，否則即跳到面盆裏，人有時從炕上向下攆、向屋外攆。”

“都是幾畝大，一片一片的不漏地皮，人往中經過即碰腿碰的不能走，若立在地裏用腳一撲，鞋上立即成泥。”

著名版畫家李樺的代表作《蝗災》

蝗蟲多到什麼程度呢？當時也有抽樣統計，説有的村子一腳能踏住45個，有的一鞋底打了78個，隨手一把抓了25個。

而這意味着什麼呢？

一隻蝗蟲每天可以吃掉和自己相同重量的食物，而無數只蝗蟲組成的“軍隊”，一天就能輕鬆吃掉相當於2500人食量的農作物。以河南林縣（今林州）為例，一天之間，3個村子的125畝遭災。一個半月不到，7個區（相當於今天的鄉鎮）共損失麥子19926畝，吃光9138畝，咬壞10788畝。

1943年是林縣遭受歷史上罕見的大早災的第二個年頭，蝗災如此嚴重，加上日偽頑的騷擾搶糧，如果擱在國統區，整個社會就要崩潰了。即便是在我們的根據地，也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老鄉們有的坐在田邊嚎哭，有的指着蝗蟲咒罵，有的乾脆把牲口放到地裏，讓牲口把蝗蛹、麥苗一起吃光。懸樑自盡的有之，跳井自殺的有之，甚至分食人肉的也有了。

俄羅斯的蝗災現場，鋪天蓋地的蝗蟲，一家一户的小農經濟無法面對

然而，我黨不是南邊的國民黨，那時的我黨不愧是時代的先鋒，愣是靠着深入羣眾、發動羣眾和嚴密的組織紀律，打贏了這場蝗蟲阻擊戰。

其實剛開始，我黨也沒有經驗。抗聯老革命出身，美國留學回來的農林局長張克威同志，提議用化學藥品對上白糖治蝗蟲。可問題是日偽頑對我們進行封鎖剿殺，化學藥品和白糖，都是緊俏物資，顯然不靠譜！

最初，因為一家一户的小農生產，常因甲家捕蝗，乙家反對，怕把蟲子攆到自己地裏而發生爭吵、打架，甚至鬧出人命。有些人乾脆聽天由命，有人還散佈螞炸是“神蟲”，是天降災禍，在劫難逃。這個多説兩句，那年月科教不昌明，面對蝗災，別説老百姓了，有的村幹部和鄉村教師也參與迷信活動。組織起來剿蝗吧？又有人認為給別人打蝗蟲太吃虧。在這種情況下，縣委和縣政府抽出大批縣、區幹部，深入鄉村進行廣泛的動員，用事實教育羣眾，告訴羣眾必須組織起來，形成合力，擰成一股繩，才能消滅蝗蟲。

蝗蟲是農業農民的大敵，自然也是我黨我軍的大敵

別小看基層幹部的付出，根據地還好説，也就辛苦一些，有的地區比如附近河北武安，區委書記在距離鬼子炮樓不足五里的村中，領導打蝗40天，這可是提着腦袋滅蝗抗災！

要想消滅蝗蟲，就得組織全縣人民齊上陣，可沒有組織紀律，那就是一盤散沙。縣、區、鄉都成立了指揮部，縣農會主席任全縣總指揮。各村成立剿蝗大隊，並按照不同人的特點，抽出少數精幹人員組成偵察隊，青壯年組成突擊隊，此外還織織了老年隊、婦女隊和兒童團。偵察隊負責偵察，掌握蟲情，突擊隊是剿蝗的主力，機動作戰，老、幼、婦全體動員，軍政商學齊上陣，村與村、區與區還要開展剿蝗競賽。

讓老百姓廣泛參與消滅蝗蟲，在平常年景都實屬不易，何況是大饑荒的第二年？所以黨員幹部要帶頭，黨和政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從外地調入大量小米，同時所有公務人員和部隊，包括劉師長和鄧政委，每人每天節約一兩口糧，作為刨“螞蚱蛋”的獎勵糧、代賑濟。羣眾每刨一斤蝗卵，當場兑換小米一斤，有的地方甚至是五斤。這樣一來，連會走路的幼兒和常年大門不出的老人，都投入了刨蝗卵的戰鬥。

蝗蟲和其幼卵，根據地滅蝗效果遠超日偽頑的關鍵就在於組織羣眾挖蝗卵

林縣的具體情況，文史資料裏沒説，但附近幾個縣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7歲兒童趙銀山、趙來子經常自動遠征十餘里刨蝗卵，60多歲的趙志祥和他兩個小孩也挖卵125斤。11歲的宋小六被稱為“挖卵能手”，別人一天挖1斤，他卻能刨2斤多，所以經常在他背後跟四五十個人，學習他的挖法。

羣眾發動起來了，就要讓他們貢獻出來自己的聰明才智，羣眾有的是高招，有的是創舉。在梯形地帶運用“簸箕陣”，在河灘石縫和山坡草深的地方運用“改進陣地圍剿法”，其他還有“羅圈陣”、“長蛇陣”、“響鈴戰術”、“火把戰術”、“游擊戰與運動戰配合”、“複合式陣法”等。

百里長的防線上，各村互動，大家擺開陣勢，飛蝗在天上飛舞，人們在地上搖旗吶喊，敲鑼打鼓。山頭上設立的瞭望哨輪流站崗，蝗蟲一落地，立刻鳴炮聯絡，羣起轟打。經白天不斷襲擊、轟趕，飛蝗精疲力竭。黑夜降臨圍殲戰便在各地同時展開。田間、山上、河邊，到處都撒下了天羅地網。幾萬人的隊伍就像軍隊打仗一樣，按着事先規定的信號有秩序地前進、後退、分進合擊。在梯形地帶，採取三面包圍的隊形，把飛蝗壓縮到堰根，在後面用火燒死。在平坦地區，使用一字長蛇陣的隊形，慢慢向前推進。陣地對面沖天的煙火，擋住了飛蝗的去路，飛蝗最後被殲滅在火牆跟前。只有落在莊稼葉上的飛蝗，既不能打，又不能燒，於是又創造出一人掌燈，一人捉的“星火陣”。

1951年人民空軍派飛機支援皖北羣眾滅蝗，這背後不變的是黨魂軍魂

人民羣眾的創造力和戰鬥力，一旦迸發出來，那股勁頭真不是蓋的。羣眾發現鳳凰山是蝗蟲在當地的老巢，全縣組織了一萬餘名羣眾，將方圓二十多里層層包圍追剿，連鑽到石縫土洞裏的幼蟲都被挖出或用泥土封死，徹底犁庭掃穴，使其不能擴散危害。

而且傳統的小農意識也放下了，區裏鄉里互助會戰，還組成滅蝗兵團到鄰縣支援戰鬥。比如林縣、安陽組成聯合剿蝗指揮部，在兩縣邊境擺下“羅圈陣”，大圈裏面套小圈，把蝗蛹圍得風雨不透。有的敲鑼鼓，有的掌火把，有的手執鞋底劈劈啪啪打。往上竄的蝗蛹被燒死，往下竄的被打死。掩埋隊把燒死、打死的蝗蛹掃向溝內掩埋。不到一個月，蝗蝻基本被消滅了。

同期蝗災也危害了日偽的華北統治區，人家的預案和處置辦法，出台的比我們早，而且還請的日本專家，看起來層層抓落實，貌似很不錯。但問題是他們依靠的不是羣眾，而是上下級的官吏，到了最基層的村層面，就變成村長征集民眾進行治蝗。這麼幹的結果，自然是“轟轟烈烈走形式，紮紮實實走過場，認認真真哄羣眾，天花亂墜做總結。”

齊白石的蝗蟲寫生稿，蝗蟲曾給那個時代的普通中國農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比如1943年10月17日至1945年8月20日，津海道公署劃撥給青縣（今屬河北）3萬元治蝗專款。這點錢用於全縣兩年的治蝗工作，本已杯水車薪，而更令人詫異的是，在支出清單中竟然沒有一分錢是用於購置治蝗藥品、器具的。3萬元治蝗專款，主要被用於會議差旅費、宣傳費、招待費，其中會議、差旅費16324元，佔54.41%，宣傳費10417元，佔34.72%；宴會、洋車等招待費3259元，佔10.87%。道署來視察治蝗的領導，出入坐洋車，花去洋車費230元。更有甚者，民眾煎熬於蝗災之中，治蝗委員會卻在蝗災區大排筵宴，招待下來檢查工作的領導和採訪滅蝗經驗的各路記者。僅此一項，就從治蝗經費中開支招待費770元！

而河南的國統區情況又如何呢？

不能不説不重視，首先宣傳上很給力，省政府設定了專門的防蝗宣傳週，規定宣傳週期間，各級政府要逐級召開治蝗大會，還要組織人員深入鄉村，進行巡迴宣傳。省內各級報刊，必須每天都有治蝗專區，刊登相關新聞和各種消殺辦法。

其次是建立治蝗情報網絡，從縣建設科長通到鄉長、保長，要求村裏發現蝗災後，保長必須於三小時內報告鄉公所，並發動全保民眾立即捕殺；鄉里則須在一小時內報至縣政府，並派員到蝗發地帶督促撲滅；縣裏也須一小時內電告專員公署及省政府，並於三小時內派員到現場督促滅蝗，同時省府亦應派員赴該地指導督促滅蝗。

但問題是這些看起來很完美的東西，在執行層面，又有多大效果呢？當然《河南民國日報》上的效果非同凡響，連篇累牘的領導高度重視，千餘萬斤的滅蝗數字，我差點就信了。但問題是到了1945年河南國統區發生蝗災的縣份又大幅躥升，這裏面的原因何在？想必讀者朋友們能想到。

行文至此，我突然覺得：這不就是我黨全民抗戰路線和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根本區別嗎？打蝗蟲跟打鬼子是不是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