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被人稱呼“同志”，是什麼時候了？_風聞

12月10日午後，我坐北京到無錫的高鐵商務座，回家去。

鄰座有位白寸頭穿軍大衣的老人。大概是兒女買的票，他對車上的許多細節不大懂，用方言問列車員：這個按鈕是幹什麼的？這個墊子是用來幹啥的？如此云云。

商務座為圖安靜，列車員慣常不在車廂裏，有事打招呼叫他們即可。那老人兩次要上洗手間，並沒叫人，獨自站起來——他站起來時，我才發現，他左手左腿似乎動不了，靠右手的四腳枴杖撐着，斜身走。我起身，扶着他：開門（移動門，站一刻即開，但他不知道，還在尋門把手）、開洗手間門，關洗手間門。等他上完洗手間了，彎腰沖水的事，我代勞了。

他很客氣，中間不停説謝謝，我遜謝幾句，彼此無事。

列車員因不在車廂裏，看到我扶老人家出來才發現，事後也謝了幾聲。

老人在滁州站下車時，我扶他到車門口。

他回頭，對我説了一句：

“同志，謝謝你。”

我這輩子第一次被人稱呼“同志”。

後來回程獨坐，細想了想前後因由，忽然覺得有點——很奇怪的感覺——光榮。

同志這詞，我從小聽。老電影裏字正腔圓的聲音，老連環畫裏剛正不阿的英雄形象。多用此語。

後來戰爭題材電視劇，對這個詞用得越來越少，而喜歡用“兄弟”之類詞的用意：的確，歷來對同志的用法，太剛毅了，所以説成“兄弟”，大概想顯得更人情味，更生動，更血肉連心。

但我外公——他出生在1929年——跟我説過，他年少時，這個詞很光榮。

“那時候，社會上流裏流氣的人，都可以稱呼兄弟；但如果被人稱呼一聲同志，就很光榮，給人的感覺就是，亮堂堂。”

的確如此。

蔣先生麾下那些稱兄道弟的江湖人，為什麼打不過小米加步槍，部分原因在於：當時基層的諸位英雄，彼此稱呼的不是“兄弟”，而是“同志”。

1946年3月5日，葉挺將軍出獄第二天，給延安發電報。延安最大的人物擬回電時，在“葉挺將軍”還是“葉挺同志”的稱呼間斟酌許久，最後如此稱呼：

“親愛的葉挺同志”。

那時候，這個稱呼，光明磊落，亮堂堂。

孫文先生遺言“同志仍需努力”，也是這個意思。齊心合力，圖創理想，不是兄弟，不是同胞，是為同志。

現在我們知道，同志這個詞，在日常口語裏，不太用了——哪怕用了，也有別的意思。這個意思如此喧賓奪主，以至於2010年，某城公交集團發佈的司乘人員“文明用語規範”中説，“同志”一詞，僅用於稱呼年長乘客，不再對年輕乘客使用——年輕人知道“同志”在口語裏有別的意思，聽着覺得怪怪的；老人家們許多卻還不太知道。

二十九年前，林奕華先生在香港創辦了一個以LGBT為主題的電影節，並將其中文名定為“香港同志影展”。他的意思，就是取孫文先生“同志仍需努力”。的確LGBT一向弱勢，需要彼此協力，為LGBT的權益鼓呼。

但喧賓奪主，反而將原有的意思給推出去了，感覺也有些奇怪呢。

現在想起來，我小學的語文課本里，有一種質樸和諧的審美：中國幅員遼闊，五十六個民族相親相愛，農民伯伯勤勞勇敢，城市居民積極向上，春天萬物復甦，夏天爛漫璀璨，秋天豐收圓融，冬天瑞雪紛紛；孩子們如何去為五保户老爺爺掃雪，如何拾金不昧，如何立志遠大，想當解放軍、科學家和護士……甚至連數學課本里，都會不經意的編些諸如“紅星農場秋天蘋果豐收，一共有30噸蘋果，問能載重2噸的3輛卡車需要多少次才能運完”，如此云云。

那是一種家族式團圓、互敬互愛、推心置腹、萬眾一心的審美。多年以後，經歷了些世情的我們，難免覺得這種氛圍消散了；然而這種質樸圓融的感情，的確曾經如此美好。久活在那種氛圍下的人，確能夠推心置腹地在日常生活中説出：“同志，謝謝你。”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那位老人家，懂得“同志”這個詞意在口語中意味的變化麼？我不知道。

一種可能是，他知道“同志”這個詞如今意味已有些不同了，依然如此稱呼我，那是令人感佩的誠摯與認可。

一種可能是，他並不知道“同志”這個詞如今意味已有些不同了，他依然生活在那個質樸的年代，相信“同志”這個詞在日常口語裏，還是那麼自然而然。

無論哪種可能，在這個時代，這份老去的光風霽月，都算是珍貴了。

當這份質樸圓融、推心置腹、日常生活説一句“同志”會讓人覺得與有榮焉的氛圍，跟着那位老人家緩緩下高鐵後，一切重回到2018年的冬日黃昏。

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這個稱呼老去了，這個稱呼流行的氛圍也老去了。

像我這種，聽到這個稱謂會感動一下子的這一代人，大概也在慢慢老去了——然而，這個稱呼，曾經是最為熱情平等、最有少年氣象、最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呀。